张起:当安魂曲洒过诗酒江湖【华西上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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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6-12-03 张起 华西圣约

I 哀恸的人有福了

以前我如此描述我的学生时代——“如果就宏观来讲,参见《飞越疯人院》;如果就微观来讲,参见《荒野求生》中“狼与狼”的霍布斯丛林。”后来我在《圣经》中大受启发:我的学生时代从宏观上讲是出埃及;微观上属于流浪在旷野。总之就是个没能进迦南的孤魂野鬼。我觉得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我的童年,我的战国时代。

从3岁到13岁,我就在离家一墙之隔的学校上学。当医生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把上至校长,下至体育老师都发展成了他的线人和分身。生活在无缝化监控、网格化管理的“G20模式”中,让我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像小兵张嘎一样展开敌后工作。如何与父亲及父亲的分身打一场又一场的“谍战”。在那个“贵诈力而贱仁义”的战国时代,我从来就不喜欢背那些唐诗宋词、四书五经。我最熟的是最实用的《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三十六计》。以至于在诗词孔孟都抛到九霄云外的成年后,烂熟于胸的兵法却依然朗朗上口:“兵者,诡道也。以正合,以奇胜。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因为只有玩好了兵法、打赢了谍战,才有可能去看我喜欢的书,干我想干的事。这是一切的前提。再后来,当我看到《93国际大专辩论会》,就疯狂地爱上了辩论,看了一堆的《雄辩术》。李敖、柏杨、龙应台都成为我心中的榜样。动机其实很简单,我需要他们的精神资源建构一整套离经叛道的歪理邪说。“孙子曰:兵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古往今来,又有哪一场较量不需要首先建构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呢?或许儿时的经历会开启之后的人生模式,如今每每扮演狗头军师的角色时,我都觉得这是冥冥中被注定的——战国时代。

我对教育体制是绝望的,读了12年语言,居然不会写诗填词。而那是小学毕业就应掌握的修辞术。学了那么久的历史,居然没有开阔的视野去反思过去、关照当下并展望未来。学了多年的政治、思想,居然没听说过《联邦党人文集》和《常识》。我们做了一堆变态的理科习题,背了一堆谁也不相信的哲学政治。每次大考之后,我们用焚书来表达被“坑儒”的愤怒,用毕业时砸下的暖水壶来表达对怀揣理想、热情而来,却被默默地削圆、磨平、抛光后的绝望。然而真正让我毛骨悚然的,是在书店看到的《班主任兵法》。当教师也在开始研究兵法的时候。孩子们还能《飞越疯人院》,还能《荒野求生》吗?他们还有能力出埃及吗?儿时唱的“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在小侄儿口中已经变成“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当教师开始研究兵法的时候,孩子们就只能宣泄恐怖主义情绪了。我发誓绝不让我的孩子进入这样学校去修炼兵法,玩谍战。他应该去领受真正对心灵有意义的智慧。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

梁任公曰:“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那是不是若少年玩兵法,则国之战乱将至呢?我们的拆迁、征地、维稳、我们的南海争端、彭州石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奥运的兴奋剂、王宝强的离婚诉讼。这不都是在玩兵法吗?这不是战乱吗?这不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贵诈力而贱仁义”的战国时代吗?我们今天真的身处在一个和平年代吗?我怀疑!

直到那一天清晨,当第一次坐在华西人文学院的课堂里时,我在朋友圈留下了如下的文字:“小呀么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千秋邈矣独留主,百战归来再读书”。前一句童心未泯,后一句饱经沧桑。不知谁能体会这略显神经错乱的两句话中,包含着多少次荒野求生的曲折,多少场恶战归来的哀鸣。又包含着多少如游子归家般的安慰与释放。
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之所以今天写出来,是因那经上记着的话真实地临到了: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5:4)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126:5-6)

II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江绪林自杀的那晚,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个周末。当时正与哥们三文鱼佐清酒,过着闲适的小资生活。自从来到成都,本就懒散的我懒散得更加无耻。那份怀揣着家国天下、豪气干云的激烈壮怀,渐成了逍遥自在、山水佳人的婉约诗怀。然而当我从朋友圈满屏的追忆与伤怀中得知他就是那个2000年在北大校园中点燃11盏烛光的人时,胃一阵的抽搐,好半晌才打起精神——“老板,来两瓶二锅头!”

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江绪林的名字。但关于那11盏烛光的传说,却在大学时代每年仲夏各个“走邪路”的BBS上流传。他照片中形容枯槁的脸;他博客里士大夫情结幻灭后的绝望;他遗书中临别时的胆怯,他绝望中对耶稣的呼喊。他的纠结、呐喊、彷徨与挣扎,刺痛着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灵魂。就像一群饱受折磨的病人,对一个病友选择自杀时同病相怜的理解与物伤其类的悲痛。他的死与其说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倒不如说是诱发了集体性精神抑郁症的群体性事件;与其说是在表达对江绪林的哀思,倒不如说是表达对自己苟延残喘的悲鸣。那个死去的江绪林敲打着每一个活着的江绪林们的灵魂——我凭什么要活?凭着歌舞升平中荒诞的欢乐还是寄情山水间绝望的麻木?

那一个月我消沉到几乎无法工作,满脑子闪烁的是杂乱无章的话剧片断。话剧中江绪林的灵魂不断地遇到一个又一个的鬼魂。有汨罗江边的屈原、纵酒吟诗的李白、义无再辱的王国维、横刀天笑的谭嗣同、《猛回头》的陈天华、面朝大海的海子、客死异国的刘宾雁……虽然江绪林认出了他们,并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但鬼魂们却并不领情,不光否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还都坚称他们名叫江绪林。在一连串的诘问、质问、反问甚至是激烈的辩论之后,最后都无可奈何地承认,江绪林就是他们,而他们就是江绪林。江绪林从惊讶到失落,从嚎啕大哭至绝望麻木,在舞台上如孤魂野鬼般游荡,并喃喃自语地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舞台的背景是阴森的,灯光是黯淡的,然而那些辩论的台词却无比清晰,异常犀利。灯光更加黯淡 ,舞台寂静下来,渐渐响起了《二泉映月》,那凄厉的二胡拉得人心如刀绞。之后是《十面埋伏》,一阵急促的琵琶搅得人心神不宁……

后来江绪林还遇到奥古斯丁、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艾略特、伯格里、富能仁的灵魂。也与他们展开一大段的辩论和对话,舞台渐渐变得温暖而光明。但奇怪的是除了悠扬的古典的交响乐和赞美诗歌,我却什么也听不见。那“上主啊,上主啊”的凄冷呼喊。渐渐地融化在柔和而温暖的圣歌之中……

半年之后,在华西人文学院《基督教与音乐》的课上,在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中,我找到了这半年来那苦苦等候中久违的像阳光般温暖的话语: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象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彼前1:24)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雅5:7)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前1:25)
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赛35:10)”

III 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

那些天里,祷告是无力的,越祷告心越乱。在这个彷徨与挣扎的春天,江绪林死了,我却盼望着复活。因为与江绪林共同浪迹在那个“不服从的江湖”,所以才有物伤其类的哀愁。“江湖事,江湖了”是处理江湖纷扰的宪法原则。我谋划着去旅行,去游历访友,诗酒江湖。我在复活节的前夕递交了辞职信,结束了来成都后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在朋友圈留下了一封“文艺”的辞职信。一如两千年来的诗词歌赋,“文艺”一直在故作优雅地掩饰着那些或因惆怅而婉约,或因落拓而疏狂的灵魂:
莺飞春三月,少城逍遥郎。
生命中不光有奋斗与职场,还有诗歌和远方。
手捧着圣经,在永死的城市流浪。
却追逐着,那得复活的天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神的恩典总是比我们所求的更为丰盛!恰逢赵兄夫妻等人驾临成都,阴错阳差之下由我顶替作人兄与之出游。原本两三天的行程最后变成半月有余,仓促间我甚至都未及备好换洗衣物,便开始了江湖游历。

两位兄长当年一为绝食委总指挥、一为纠察队总指挥,之后坐了几年秦城居士,其经历都颇为曲折传奇。一路上豪情满怀、诗酒天涯。听兄长调侃着当年的经历与血气,也回顾这27年来的点点滴滴。这当中有激情燃烧时浓如烈酒的家国天下的理想,也有烟火熄灭时黯如灰烬的诗酒江湖的绝望。有过意气风发的奋起,也有过借酒浇愁的神伤。然而人生如羁旅,辗转似飘萍。在传奇般的波澜起伏之后,又不约而同的将盼望的目光指向了永恒的天国。一位兄长是兼职传道人,此行最终会到怒江为傈僳族的教会史、为富能仁的生平采写资料;另一位任执事,正鼎力支持石门坎《伯格里传》的事工。那一路上我们的车里播放着赞美诗歌,细叙着心路历程。翻过云蒸霞蔚的雪山,驶过芳草萋萋的草地,也跨过了波涛滚滚的大渡河。胸中沉郁之气日渐疏阔。思绪如那话剧中的情景,渐渐融化在车内柔和而温暖的赞美诗歌之中……

2016年4月21日摄于泸沽湖畔

2016年4月21日摄于泸沽湖畔。作者供图。

车行驶在江湖,心已神游天外。江湖真的真实吗?江湖真的美好吗?江湖何以成为历代书生的精神慰藉呢?“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对于范仲淹、苏轼来讲,江湖是虚幻的庙堂;庙堂是真实的江湖。“保国安民,替天行道。”对于宋江、李自成来讲,江湖是英雄的庙堂;庙堂是奸佞的江湖。“大丈夫当如此也。”对于刘邦、朱元璋来讲,江湖是今天的庙堂;庙堂是未来的江湖。“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对于台湾的蓝、绿两党来讲,江湖就是纷扰的庙堂;庙堂也是纷扰的江湖。总之江湖是未成熟的庙堂,庙堂是已成熟的江湖。我们哪里是爱江湖?我们分明是爱庙堂!在哀怨的诗篇中,在婉约的词调里。我们不难发现诗酒江湖只是虚拟的精神慰藉,家国天下才是实在的抱负情怀。我们没有贵族阶层,没有政教分立的社会结构,所以也就更没有独立于王权,精神上断奶的知识阶层。诗酒江湖的狂纵大概就成为了失意书生替代家国天下的精神奶嘴。

诗酒江湖的豪情之中,夹杂着多少酸涩的记忆。更待与何人说的千种风情之外,又包含着多少良辰美景虚设的孤独与今宵酒醒何处的惆怅。江湖上赛诗斗酒,是失意时的雅致,庙堂中追名逐利,是得意时的务实。诗是江湖中人的名,酒是江湖中人的利。然后在挥洒才情之时虚拟庙堂的情怀,在狂纵豪饮之中麻醉仕途的失意。这样日子,一过就是两千多年。这27年只是这两千年间沧海一粟的缩影。日光之下无新事…虚空…捕风……

在泸沽湖畔,在美丽的江湖边上,兄长装好了一路随行的十字架,我们留下了这一张照片。那一抹霞光映衬着十字架,给这昏暗的江湖撕开一抹亮色。我默默地祷告,感恩这天赐的旅行,感恩这真实的临到与医治,更感恩在那一抹温暖的亮色之中,天国的霞光轻轻洒过江湖的盼望……

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诗39:4-7)

IV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从江湖归来又临仲夏,每当此季,江湖中都颇为焦躁不平。今年成都更甚,美女诗人失踪了。“铭记”酒坊被端了。就连为自高于市井小民,与官场、商界麻将鼎足而立、三分天下的民主麻将。也变成“一缺三”,凑不齐角儿了。江湖中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都有些先知的气质,总能在每年盛夏体察到深秋的肃杀与萧瑟。然我此时心中却没有往年的喧闹与焦躁。只因即将开始的人文学院的课程,隐隐的牵起心中的欣喜与盼望。

除了想学习如何以属灵的眼光来理解传统的人文学科,我更想亲身体验一下基督教古典教育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我眼中,欲观国之兴衰,必先观民之文教;欲观民之文教,必先观师之诚正。教育从来就是一个民族的缩影,而教师恰恰又是教育的缩影。这群教师究竟要培育出什么样的“天国”公民,这是我所好奇的。坦率地讲,在这份好奇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深深的顾虑和不信任。毕竟,我想把家安在这里。也想托付一份对将来的盼望。我深知前路的曲折,争战的艰险。但就算终会成为倒毙在旷野的孤魂野鬼,我们也应该为那些进迦南的人备好那所学校。

混迹人文学院之中,打望一张张鲜活的面容。感受着如沐春风的清新。首先冲击我的,并不是学院式的高言宏论,反而是家一般的氛围。教室里的冰箱、茶点,休息室中如家般温柔的陈设,同学灵修时彼此的问安。倒让我这习惯了课堂外老死不相往来,寝室内兄弟阋于墙的人反而显得局促不安。恍惚间,感觉像是已然置身家族传说中的旧日私塾一般。感性上的温暖、舒适让我忘记了以理性的工具来评估和分析这所人文学院。在这所温馨的学院里,我仿佛找了那梦中用理性不断寻求,但却从未触摸、经历过的学堂。教育并不是训练,也不是灌输,而是基于渴慕真理的灵魂相互间的碰撞,位格间的相互影响。良好的氛围是教育的前提,而这样的氛围是以伦理关系为前提的。只有在正常的氛围下,才能培育出心智建全学生。过度的商业化、行政化都无疑是对教育的异化,对学子的戕害。那些多年来的困惑和伤痛,多年来的思考和追问。在那一刻以这种春雨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找到了具体的答案。比任何的长篇宏论都要更为真实,更为透彻。

在课堂上提刁钻古怪的问题,在课后与大家讨论分享。我不断地察看、甚至是刺探老师的,学生的风貌。在一次次的晨更中,在每一次的爱宴里。因着这样的氛围,因着这些饱含着信仰和理想的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我渐渐地放下那份饱含顾虑的审视。我知道这就是我所求的,甚至比我所求的更为丰美。我不禁遐想:一百年后若有人整理这段历史。这所刚刚孵化出来的人文学院,大概就是这个时代的“五月花号”。这些年龄、学历、背景都千差万别的学生。大概就算是基督教古典教育的黄埔一期吧。他们不成熟,可是拓荒者清新刚健的精神又哪需要成熟?他们太简陋,可是君子居之又何陋之有?一支人马的精神气质往往奠定于他们的开创者,行为模式往往也形成于他们的第一代。从他们今天的言谈举止之间,我仿佛看到了10年后,他们在教育领域开枝散叶的兴盛。我也仿佛看到了20年后,他们在文化领域上攻城掠地的强悍;我更仿佛看到了50年后,他们对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氛围,润物细无声般温柔的更新与祝福。就仿佛当年的燕京、齐鲁、金陵、东吴、之江、圣约翰、华西、湘雅、协和。他们是这个时代被上帝所兴起的最为难得的异类,能有幸恬列其间鉴证历史的荣耀感在我心中激荡澎湃。

记得那个早晨,在江信大厦熟悉却又新鲜的教室里,温柔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屋内,洒在身上。心中漾起的点点涟漪。我在朋友圈留下:“小呀么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千秋邈矣独留主,百战归来再读书”。我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诗84:1,2,4)

V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

由重庆回成都,身上带着江湖中的酒气,但口中依然干渴。一进高铁站我就冲进超市买水喝。没想到竟遇到阿飞和晶晶,我们现在算是同学。我高呼:“人生何处不相逢!”阿飞的回应依然是那腼腆文气的微笑,而活泼干练的晶晶则报以热情问侯。阿飞和晶晶都有着颇为传奇的人生。阿飞从北大退学,后在立人乡村图书馆任总干事。晶晶则是80年代计生恶政下的漏网之鱼,在玉树震后当过志愿者。共同的气质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记得5年前立人大学、立人图书馆在令人窒息的文教氛围中重新点燃了多少自由澎湃的灵魂。“立人”背后彰显出大陆公民社会的兴起,反应出游荡百年的思潮在民间的生根发芽。一时间“立人”成为承载着几多知识分子希望的舆论符号。然而稚嫩的“立人”又哪里能够承受那些澎湃的灵魂所卷起的舆论和风浪。“立人”被解散了,如同被解散得支离破碎的中国社会一样。“立人”的际遇在那夜深人静之时勾起了多少江绪林们的惆怅。

如今的英强、阿飞以及立人的团队中,有不少致力于基督教古典教育。或负责人文学院的教务,或在归正学堂当老师。其实这次去上课,不光是这所圣约人文学院以及其中的课程,这群人也是我所好奇的。我好奇他们如何渐渐将眼光从地上转移到了天上,也好奇他们如何理解基督教古典教育。

我笑着问阿飞夫妇:“你们是不是都打算去归正学堂当老师?”

“我看到你在学院上课,是不是也想来当老师?我们学校很缺男老师的。”阿飞眼神中露出欣喜的光芒,急切地反问我。

“我?!不行!不行!我太江湖了”从我的回答中,我分明看到了阿飞的失望。
“混迹江湖多年,我哪里适合教书?一身的匪气!会把孩子们教坏的!”我挠着头尴尬地继续补充。我抢着付帐,但身上的零钱却只差一元,等掏出钱包之时,已经被晶晶抢先了,这让我更加尴尬。上帝早就预定了我今天的尴尬,也预定了广播中的催促,我趁机落荒而逃……

当我坐上那班只比阿飞和晶晶早发10分钟的高铁时,内心中升起的尽是忧愁和不安。忧愁的是无法面对那如芒在背的失望眼神;不安的是那眼神正在离我仅10分钟的地方,以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来追捕我。此时才惊觉自以为的落荒而逃,其实是逃不掉的,因为祂必审判……

阿飞的事业也承载着我的寄托和盼望,那是进迦南的预备。然而当阿飞邀我去当老师的时候,我满脑子都闪烁着“青灯黄卷,了此残生”的清寂生活。我舍不得婉约的诗,舍不得浓烈的酒,更舍不得慷慨高歌的江湖。与其说我太江湖,不如说是我太爱江湖。与其说我太江湖气,不如说是我太沉迷于诗酒江湖氛围。然而我真的是太爱江湖吗?江湖对我来说究竟是虚拟未来的庙堂?还是替代家国天下的精神奶嘴呢?恐怕都是!我太爱这个世界,爱肉体的情欲、爱耳目的情欲、更爱今生的骄傲。爱到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天国永恒的盼望。

一百年前柏格理、富能仁那批宣教士,他们本可有世俗中的锦绣前程,却人往低处走来到这云贵边陲的穷乡僻壤。他们本可跻身英国的庙堂,却来到这比江湖更荒凉的地方为上帝拓荒。在两个未曾开化的民族中,宣教、办学、兴医。他们整整改变了两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他们当年的辛劳,至今仍然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他们所见证的十字架的仰望,也影响着阿飞和英强。而百年来那些“宏大”的伟业、“时髦”的主义和“激昂”的理想,却已成虚空,已是捕风,皆付笑谈中。

我不安地瘫坐在飞驰的高铁内,脑子又开始闪烁那关于江绪林的话剧。我饰演的江绪林在和阿飞、英强饰演的伯格里、富能仁争辩。好像争辩中说,“假如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用生命爱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基督”……

在人文学院的日子里,我常琢磨“立人”和“圣约”有什么联系呢?渐渐地脑中浮现出 “知天命,尽人事” 六个字。是的!若没有那创造万物的自有永有的“天”,又何来高于地上万国万邦的“天道”?若这“天”不成为世间的主宰者,又何来基于“天道”对治理这地的万物之灵降下的“天命”?不能知天命,又何以尽人事?没有超然于世的精神与智慧,没有先于太初之前创造万物的位格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岂非一句空话?若没有以超越天地、时间的绝对存在为信靠,作为个体意义的人又凭什么独立于世俗的权势、利益、文化之外,继而宣称其有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和尊严?没有先在的神法赋予世间万物以合理性,那些基于自然法所推导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岂非痴人说梦?没有这些基于自然权利所建构的顺天应人、天赋人权的世俗层面的政治哲学,士大夫们喊了近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岂非胡说八道?立人的前提是先要立神,只有在信仰中被立定的人生;在真道中流淌出来的人文教育。才有可能通过“立己”而“立人”。然而两千年来士大夫都信奉“未知生而焉知死”,把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今生的骄傲之上,却从来没有追问过,如果我们不明白“天”,又何以去定义“人”?我们不知道天上的“永生”,又凭何去规划地上的“今生”?我们未知死又焉知生?我们不知道在永恒中信靠神,又凭何在世俗中能立为人?我们一边无神,我们一边吃人。
英强、阿飞一定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然后渐渐将眼光从地上转移到了天上,投身基督教古典教育。他们在寻根,寻找那立人之根。因为没有建立在信仰磐石上的所立之人,必然会走向支离破碎的残缺人生。这支离破碎的残缺又与地狱何异?两千年来在庙堂上经世济民的情怀或江湖里寄情山水的诗赋中,循环地记录着一个个豪放、婉约、佯狂、装疯的灵魂,这难道不是精神上往复轮回的支离破碎?这难道不是文化宿命中的无间地狱?

“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现在我依然忧愁,为那情欲和骄傲,为那不可摆脱的罪性而忧愁。但我知道这份忧愁已经和数月前辞职之时有了完全不同的向度……

在人文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同学们唱着赞美诗,说着彼此祝福勉励的话,讲述着这些时日的心路历程。他们即将投入基督教古典教育,去跑那当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我突然有了不甘于坐在台下的冲动。虽然我不知道此生上帝最终会将我安放在哪里,但若阿飞再次问我,大概我会回答:“如果可以,我愿意试试。”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约16:22)
你们亲眼看一看吧!我劳苦不多,却获得了最大的安宁。(德训篇51:35,次经)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赛66:13)

VI我们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历史不仅是史料的堆砌,更依赖于史观的剖析。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话讲,就是用“理性之光”去穿透尘封中的史料,通过“哲学的历史”去窥视那指向永恒的绝对精神。当我看到人文学院的课程表时,最让我好奇和兴奋的莫过于历史课。我很好奇以基督徒的“理性之光”如何理解中国近代史,我更好奇《基督教与中国古代史》会怎么讲?近代史还可以拿教会史料充数,古代史怎么讲?若不能超越于哲学性的“绝对精神”,从天堂的云端看见地上的深渊,如何能打动世间苟延残喘的江绪林们的灵魂?若不能自圆其说,凭什么在地上的国、必朽的城之外,有那天上的国、长存的城?若不能将之显明出来,又凭什么说跳广场舞的“毛左”是荒谬的?“新儒家”的民国粉是荒唐的?乃至于我们做了几千年中国式的千秋家国梦都是荒诞的呢?罪人岂能拯救罪人,虚妄又岂能胜过虚妄呢?

两千年来,我们都以庙堂来寄托那个千秋家国梦。有个英明的皇帝,或者正直的丞相,再或者有个虚拟的江湖侠客,来扶大厦之将倾。一百年来,我们给这份寄托改了个名,称为“体制”。然后既希望于有个开明的党主席,或者亲民的好总理,再或者虚拟一个为民请命的反对派,来挽狂澜于既倒。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任何对传统的否定都一定是由传统因素进行的选择性执法。的确,“体制”是一个最方便的靶子。但是,人们回避了一个前提:“体制”是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不幸砸中了中国?还是从这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土,结什么样的果。

在傅国涌老师的近代史上,我们看到在启蒙与救亡互搏的泥潭之下,是早已溃败和支离破碎的社会。在清廷的昏溃之外,是短视的士绅,是愚昧的国民。是一个朽坏到不能支撑任何良性变革的社会。所以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都走向了最坏的选择。如果社会准备好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就不会无人问津,中体西用就不会大行其道。如果社会准备好了,谭嗣同赴刑之时,就不会遭受愚昧的鸡蛋。秋瑾就义之血,就不会成为人血馒头的原材料。然而日本却准备好了,《海国图志》人手一本,供不应求、价格涨4倍,前后15版,脱亚入欧成为全民共识,然后明治维新、甲午之战……我们甚至可以说两个民族,两个社会对《海国图志》的态度就决定了两个国家各自的道路和命运。然后我们又从另一个视角看到,工业文明与传统产业的冲击,海上贸易对于民间文化的浸润。基督教会对于社会的重建与更新。洋务运动之下的工厂、商行的兴起,现代教育,医疗的奠基。在这风潮之中日渐苏醒的中国社会,孕育出抬眼看天下的一代,这群百年前的80、90后,成为中国20世纪上半页中各领域搅动风云的力量。

自古以来,我们没有社会,只有虚拟出的江湖;我们也没有民间,只有碎片化的宗族。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不是制度的先进、不是庙堂英明、更不是经济的腾飞,而是社会的成熟与民间的活力。当社会是健康成熟的,作为配套工程的政治与商业想不成熟都难。一个溃败和扭曲的社会土壤断不可能支撑起任何良性的变革。

然而成熟的社会,有活力的民间如何可能呢?是依靠经济?科技?还是德先生?赛先生?抑或是启蒙?主义?近现代以来的世界,于现代性的狂飙之中,亢奋的民众与激昂的精英共同推动了一次次的政治革命、社会运动、文化改良。在各种主义的搅动之下,都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悲剧。恰如核弹的冲天火光后,是比中世纪更加惨烈的黑暗。近代以来的中国,像一个火星四射的夜店,充斥着或江湖或庙堂、或立宪或革命、或姓资或姓社的欢客。他们吸了忽左忽右名曰“主义”的大麻,磕了姓资姓社名曰“思想”的药丸后,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高言大义,在名曰 “滚滚历史洪流”的夜场中狂躁地宣泄。在狂舞虚脱之后,是行尸走肉般的绝望和麻木,是无论从微观的灵魂、社会,到宏观的国家、文化,都如无根的浮萍东流西浪、支离破碎的中国。昔年走上街头的热血青年,最后也泡成了酱缸中的蛆。有良心的会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青。”没良心的会嚷“Too young,Too simple,Too naive!” 百年来一次次“主义”的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无论是经济、科学、主义、启蒙或者民主,理性主义在地上的所有实践,最终都走向了现代化的破败与后现代的虚无。都无法构筑那不朽的城,都无法成为那安稳的国,无法支撑起那份那长存的盼望。最终都只能走向江绪林的绝望……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象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在尉陈老师的《基督教与中国古代史》中,我领略了斯宾格勒“文明季候论”的神韵——从天上看见深渊的洞见。在“文明季候论”中,无论是何种民族形式、何种共同体形态,都逃不出大宇宙的生命节奏。一个个的朝代与文明,如同春夏秋冬的天时,恰似生老病死的宿命。这别样的史观强烈地冲击着我固有知识体系,几乎破碎并重构了我之前所有的对历史的分析框架和认知工具。这是超越了经济、科技、制度、文化等等唯物(理性分析)史观之上的唯心(精神分析)史观。在这样的史观之下,历史中每个朝代的兴亡,每个文明的盛衰都不再是理性工具中冰冷的历史宿命,而是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性的奋起与沉沦。各种文明、各个朝代,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大宅门》、《乔家大院》的家族史一样被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些“家族”的萌芽、兴起、鼎盛与衰败,固然逃离不了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精神气质才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这精神气质决定了这“家族”在萌芽之时武德刚健的拓荒精神;也决定了在兴起之时如何看待奋斗、看待教育,进而如何看待人生的目的;还决定了在“家族”鼎盛之时如何看待今生的骄傲、看待财富与权力、看待社会、如何保持昂扬刚健的开拓精神、如何看待穷乏的人;更决定了在“家族”衰败之时如何看待过去的辉煌、当前的处境,并在昔日的灰烬中重新燃起拓荒的精神。哲学的尽头是神学,精神的源头是信仰。这先知般的精神气质早已超出了哲学的范畴,指向那超验的绝对精神。而这超验的绝对精神又怎么可能不是从信仰中流淌而出?不是在信仰里薪火相传的呢?若迷失在今生的骄傲里,不追求超越今生的永生,若不放下地上的短暂的富贵去追寻天上永恒的荣耀。我们又怎么能够世代相传这份有着馨香之气的精神气质呢?“富不过三代”的老话对于犹太人并不适用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因此“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又哪里是什么舍己奉献、艰辛付出?这分明是白白的占便宜、受恩典嘛!

一个朝代,一种文明又何尝不是如家族般的兴衰沉浮呢?今天的欧洲如同老迈的绅士,在IS这个青春期的流氓面前瑟瑟发抖、束手无策。我们不难看到欧洲的文明已至深秋,支撑这个文明的信仰早已衰落。我们也能从迪拜挥金如土的奢侈中看到一个民族正在由鼎盛走向衰败;并能从特拉维夫的低调简约中看到这个富裕程度并不输给迪拜的民族正在蓬勃兴起之中。我们不难从《海国图志》的境遇中发现,那时中日两国,一边是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一边是野心勃勃正青春年少。我们还能看到,犹太民族在流浪了2000多年后,短短几十年就在以色列创造出了种种经济、科技的奇迹。中国人通常将之归因于勤奋和教育,然而犹太人却相信这源于上帝的拣选和他们的信仰。反躬自省这100多年来,我们这个相信勤奋和教育的文明古国,却早已从灵魂到肉体都支离破碎,满地荒凉。

家族、城市、国家、历史就这样在文明季候论中成为了有机的一体,被赋予了有生命力和精神性的整体性解读。从精神气质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的春季,自汉唐繁华的盛夏之后,就进入了哀婉惆怅的秋季,而今天我们的光景恐如齐秦的一首老歌——大约在冬季。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在灰烬中,寻找开拓者清新刚健的精神气质以及仰望其背后的信仰。在课堂里,我突然想到了《圣经》中以色列国随着以色列民的信仰而沉浮兴衰的记载。对于之前“成熟的社会,有活力的民间如何可能”的追问,在《基督教与中国古代史》的课上,我终于寻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不寄托于或左或右的主义,也不希望于麻木之后的躁狂,而是追逐超越世俗眼光之上的信仰……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来13:14)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林前15:51,52,54,55)
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4:11)

VII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语言的尽头是什么?无论漂泊于旷野,浪迹于江湖;或者沉浮于宦海,争斗于庙堂。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语辞去彰显正义,用正义去遮掩谋算,再用谋算去解决问题。然而通过语辞所建构的秩序中,有多少鲜矣仁的巧言令色,又有多少套路深的阴诡算谋呢?慷慨激昂的高言大义之中,又有多少打动人心的馨香之气呢?当我越来越精通逻辑、修辞;善于演讲、辩论的时候,这样的虚无感就越发地强烈?既然或左或右的主义、理性和思想最后都走向破败与虚无,那么以此为基础所推导出的正义就不是虚无?哲学的尽头是神学,那语辞的尽头是什么呢?

在颜新恩老师《基督教与音乐》的课上,我们探寻了在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之外,各民族的文化源头中碎片化的“残存启示”。音乐在各个民族之中,其源头都是宗教性的。周公制礼作乐,是以祭祀活动而衍生的社会制度。而音乐恰恰是天与人沟通的媒介。《礼记.乐记》有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可见儒家文化的源头并非基于血亲伦理的政治哲学,恰恰是源于祭祀活动的制礼作乐。而《礼记.乐记》之中也颇为唯心主义地把国民的精神状态与国运的兴衰联系了起来:“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然而,由于《乐经》亡佚于秦火,《六经》只余其五。故无论是从《四书五经》还是从“制礼作乐”的角度讲,儒家文明都先天地缺失了那来自天上的声音,而只关切地上的秩序。然而当世俗之城架空了上帝之城,人生就只有包装成“爱与哀愁”的劳烦愁苦,而缺乏源自天上的对残缺世界的属灵的忧伤;当关注今生超过了盼望永生,音乐中就只有装扮成“婉约”的关乎醉生梦死的情欲,而没有因属天的信仰所散发的指向永恒的馨香。缺乏了对灵性的滋养,或许必然会走向吃人的道德主义。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然而仅就诗与乐而论,两千年来又有哪一首不是“花下销魂,月下销魂”的情欲;“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情欲,和“当年万里觅封侯”的骄傲?两千年来在勾栏酒肆的曲令中,在秦淮红楼的歌舞里,记录着中国文人在欲海情波中浪荡,在庙堂江湖间惆怅的诗文,可曾有一首是指向了“天地之序”?可曾有一首是“由天作”的天上之音? 对比《圣经》中那指向永恒天国的《诗篇》与深受其影响的西方文学。中国的诗与乐显得那么的散乱,那么的支离破碎。两千年来哀以思、其民困的亡国之音,仿佛也印证了《礼记.乐记》的预言——我们今天从灵魂、肉体、伦理,以及家庭、社会、国家的支离破碎。那些屈原的、李白的、王国维的、海子的,以及那些死去的,或者仍然活着的江绪林们的哀嚎。难道不是最正常,最符合逻辑的事情吗?

在《基督教与音乐》的课上,颜老师的平和质朴的气质让我们如沐春风。而他的幽默诙谐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挑战与反思。改革宗教会比较侧重理性和严谨,却不太重视音乐对灵性的塑造,然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一首接一首的古典音乐里,摇碎了江湖里水中的夜色和山光。灵魂的静水被搅动,灵性的涟漪一层层散去。那颗冰冷而理性的石心渐渐地温润了,连绵不绝的音流,直教人欲循着声波的轨迹,驾生命的小舟“归去”。谁能忽视“终极关切”?音乐是上帝治愈我们灵魂伤痛的另一种良药。用最有力的声音去召唤世人——尘世短暂,勿忘永恒。

当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的旋律响起,夜空澄静的海面上洒满幽幽淡淡的月光,缓缓的潮汐忧郁地翻转,偶尔在夜风中泛起微微的波光。夜空的静寂里,波涌着一股悲怆的生命动感。歌声涓涓汩汩,婉如山林间清泉,在两旁铺满厚厚苔藓的光洁石板上流淌。音乐是深沉的,然而并非单纯的哀怨。只是不再是一个自怜的婉约派,这里的音乐是对复活以后永生的渴望,而不是对死亡的哀悼。代之以春天一般的温馨。

这音乐并不回避人间疾苦,而是在基督的受难事件中,人的忧郁被安慰了,而且在更大的盼望中温暖了人生的苦楚。《德意志安魂曲》不是献给亡灵的,而是写给因着生命的亡故而哀伤的人。不是写给死去的江绪林,而是写给活着的江绪林和苟延残喘的我们。因着这首曲子,我的心得安慰,我的灵得平安。
我重新抬起头颅,坚定直视前方。故人已经上路,而留下的我们该相互搀扶着走向未尽的人生。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神秘的东西牵引着我们,向未知或迷茫的远方隐去,带走我们的虚妄与梦想……
阿门!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14:13)

感谢圣灵一路的安慰与带领,这也算是这半年来的见证。

张起
於成都 华西圣约人文学院
2016年感恩节

【编者按:张起弟兄,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会友,华西圣约人文学院2016级基督教人文课程证书班学员。】

文章来源:华西圣约·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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