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文革中，我们几个朋友爱在新南门一家名叫“清和茶楼”的茶铺喝茶。
一天，话题不知怎么转到“天才”，于是纷纷笑说遇到的那些个自封或旁批的天才人物。
“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仅我们这点点可怜的社会阅历，碰到的天才真还不少。于是一友故作惊讶地道：“天啊！从九眼桥到新南门才四分钱公共汽车，居然出了几十个天才！”
几十年来，每每思及白水，便要想到“天才”以及那天有关天才的种种庄语谐言。
那么，就从“天才”说起罢。
我第一次听说“天才”二字，那是我尚在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低年级来了一位代课老师，姓李，三、四十岁，穿一件当时已十分少见的兰布长衫。他代课时间并不长，却留下大得惊人的名气。所有学生都称他为“天才”，因为他留下了一首他自己作词作曲、受我们喜爱，很有味道的《豆腐歌》。歌词如下：
黄豆黄豆尖尖，
磨子磨子圆圆。
大豆腐，卖大钱，
小豆腐，卖小钱，
不推豆腐
——就莫得钱。
曲调是纯儿歌的，简单、易唱而且还好听；这许多年过去了，依旧记得。后来，听教我们音乐的老师郑矮子说，写诗谱曲对李老师说来简直是“小菜一碟。”
其实李老师住家离我家并不远，就在安顺桥头一侧，我时常都要碰到他的。我总是用十分崇敬的目光打量这位总是乐呵呵的，总是有点邋遢与怪异的音乐天才。
1964年，我意外地认识了住在安顺桥头另一侧的另一位更大的音乐天才——季康。
他同我读一个小学，比我低两级。我们小学紧邻音乐学院，音院所有小孩全读我们小学。所以我们小学“音乐苗子”特别多。而音院附中的学生，据说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我们小学。
我那时也特别喜欢音乐课，加之本嗓子好，颇得音乐老师郑矮子的垂青，表演节目，总是派我领唱。于是心中常沾沾自喜，以为音乐天赋特强，一心想读音院附中，将来好当“艺术家”，教同学们羡慕死。可临到毕业，郑矮子却没有推荐我。（所以至今仍耿耿于怀，直呼其为矮子也。）
但季康却被郑矮子推荐了。
1964年，他从音院附中毕业，赋闲在家。据他说，他的成绩名列前茅，主要是因为成份不好，未能留校深造。后来得知，还有其它原因：
他在音院附中读二年级时，曾习作《小海军进行曲》，获全国优秀奖，并灌制了唱片。——作曲小天才横空出世，一片赞美，几成“校宝”。谁知三年级时，与不学无术、教政治的班主任不和，遂作《春雨》一曲。因他们班主任是个跛子，而《春雨》的语言乍听起来，仿佛春雨绵绵，垂柳微动，燕儿翻飞，萍开蛙跳。可仔细一听，又分明描摹一个子在泥泞中吃力行走，有点滑滑稽稽的景况。因此全班哄堂大笑。他们班主任开始还蒙在鼓里，经人点醒，遂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作曲小天才任性胡闹，自食恶果，成了拥权者的眼中钉，不挨整才怪！那时他情绪低落，几乎天天都在锦江边徘徊唱歌。我喜欢唱歌，跟他也算同学，也算邻居，也就自然认识了。并很快成为“怀才不遇”的知心朋友。
当然曾虚心地向这位天才请教过不少音乐知识，受益非浅。我曾把我63年为雪梦谱曲的《白雪恋》和自己填词作曲的《捣练子》很不好意思地请他“斧正”。而他居然毫不客气地说：“要不得！”并当场将这两首歌词按他的理解即兴哼唱了一遍。——那光景就有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下子变成了白雪公主。我强烈地要求（几乎是哀求）他把他哼唱的曲记下来，可他整死不干。从此，我再也不敢作什么曲了。
那时，因我的几个文学好朋友都离开了成都（邓垦去荥经当道班工，徐坯去会东当炊事员，明辉去云南修路），唯有寡言的张基又住在城北，而叶子老师又离开了人世。所以我同季康常在一起，唱外国歌，读外国小说，“绞得很粘”。
谁知65年他参加工作去了渡口（攀枝花市），先还通通信，后来也就淡远了。
文革武斗时，他躲当地武斗逃回成都，成天无所事事，老朋友又开始往来。一天，邀到他家，刚进门，就被墙上一张山水横幅所吸引，便仔细欣赏起来。他问：“你猜画此画者有多大？”我慢条斯理、边想边说：“看这用笔之老道，技巧之纯熟，加之这手字，比我这个练了几年书法的字好过十倍。我估计莫得八十都有七十。他狂笑道：”我说十个有十个都会猜错，果然。告诉你罢，才十七岁！“我先头回答是有意夸张了点，估计年龄不会太老，否则何必猜呢。但一听才十七岁，也确实太出我意料，着实吓了一大跳，脱口而出：”真是天才！“音乐天才这才笑着说：”稍等一会儿，他就要来，约好了的，专门向你引见。你们恐怕摆得拢。“
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国画天才——云朗。正如季康估计的一样，我同这位天才一见如故，颇多共同语言，艺术鉴赏、见解往往不谋而合，相互以为“知音”。于是友情迅速浓烈，真有点儿“一日不见兮，如隔三秋”的味道。这样一晃就是数月。
有天，早到茶铺的云朗见我来后激动地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新近认识了一位文学天才，正想介绍给你。他现在在他同学家玩，我去喊他。”
约莫过了十多分钟，他领着一位黑壮但很儒雅的青年回来。介绍完，握了握手，我们就开始东拉西扯地摆起了龙门阵。
他并不善于言谈，甚至还有一点儿拘谨；又不抽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差不多谈了一个多小时，才起身道别。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当然并非什么“文学天才”，跟我们差不多，“好学”而已。不过其涉猎之广，为我们所不及；跟其同龄者（十八、九岁）相较，似显得特别老道与成熟。
据他讲，他从小跟他父母学英语，十多年来未曾稍辍。几年前拜了西门一位专授琵琶的老师学弹琵琶及古乐理，拜了一位解放前曾打过金章的武术师学武术及气功，还拜了西门一位著名的玄学大师学《周易》。
他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供职于西南最大最权威的建筑设计院。在我们这些贫民窟长大的街娃眼中，他属于“有钱人子弟”，虽不同于“高干子弟”，但毕竟有些先天的距离。我那时就边听边想：“要是我家有钱，我还可以杂学庞收，八方拜门求师呢！”所以对他的“老道与成熟”并不太以为然，反倒有点儿小视之：我觉得他之所学过于超前，有知识用于生存，很现实也很庸俗的一面（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只要英语好，能往‘天堂’跑”）；也有虚得没边，乾坤坎震、宫商角征、任吐督纳一类根本跟穿衣吃饭扯不到一块的一面。
他所学太杂，精力时间有限，所以认识他后，见面并不多。加之他学习有老师指点，而我们靠自己的“悟性”，靠朋友间抒观感、摆读后来影响与借鉴，对交流的需要不一。
我那时十分迷新诗，尤其沉迷于创造自己独特的派别；可又寻不到合适的文学理论中的什么主义来“标榜”或“挂靠”。于是干脆自嘲为“茶铺派”。因为贫民窟家中有客厅者极少，故多喜在公共客厅——茶铺里聚会交谈，办事娱乐。我们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在茶铺里休息、聚会、谈天说地、评古议今，也在茶铺里读书、写作。——我的许多诗就是在茶铺头写的。可我们感觉舒适方便的茶铺，他就感到别扭与难以适应。而我第一次被邀他家作客，面对客厅的落地玻窗和一尘不染的红漆地板，（平生第一次）坐在皮沙发上，拘谨得就太难受了，只想匆匆逃离，交流的兴致早泡了汤。我与他也作过几次长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沿锦江散步。他谈得最多的，是《周易》，什么“对立统一”，什么“否极泰来”，什么“数理逻辑”，什么“莱布尼茨”……我才破天荒地晓得《周易》是本极深沉极深沉的哲学书，是天下一切道理最本质、最核心的基础的基础，决不是什么算命先生的东西。而我，则讲些尝试派、文研会、创造社和新月社一类。晓得他喜欢英诗，也讲些受英诗影响很深的徐志摩以及翻译了不少英诗，却穷愁潦倒、自杀身亡的朱湘。——他的话令我深沉，我的话则令他沉重；但都是对方所不曾感受过的，故听来也觉津津有味。后来干脆通信，且双方都觉这形式好处多多。所以，他的来信越来越长，我的回信也越来越短不了。差不多又是不约而同地把写信当作了写文章，洋洋洒洒，陈言务去，志在渊博。我甚至为了回信，必须赶看好多书，且必须把我的思想观念先理出个头绪出来，把能够“引经据典”的名人名言背得滚瓜烂熟。
69年，他分配工作去了甘孜。由于通讯不再安全，信写短了，也泛泛了。
70年，我下乡到了盐源，并很快结了婚。我所有的朋友我都未写信告知此事，仅告诉了他。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他一封超重很多的厚信和四十元汇款。（这可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呀！）厚信里除了一纸短函外，全是他的诗，约有三、四十首。其中有些是赠予我的，尤其是《赠砚冰》，情真境高，令人感动。
为了回报他，我也给他回了一封三十多页的长信。对他的无私资助，我并未表示过多的谢意，而是一反常情，将他的诗来了一番全方位的评论。——我始终以为愈是挑剔，愈见友谊的珍贵；愈是夸奖溢美，只说好不说坏，愈是对不住朋友。
谁知此信对他“打击”太大，完全出乎我的初衷。后来他说：“经你一评，我再也不敢写什么诗了。正如当年音乐天才季康‘打击’自以为也有点音乐天份的你。”
我无言以对。但心里却充满了内疚、悔恨与遗憾。因为他在我眼里，的确极富诗歌才华。他的诗显露出中国新诗中少见的华兹华斯式“逍遥”的哲学韵味，超乎我们“茶铺派”远矣！
74年，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读了重庆大学。毕业后，又读了三年硕士研究生。留校一年后，好不容易才转回成都；受聘于他父母所在设计院，当了一名普通资料翻译员。因所学专业不对口，后自学电脑，终于可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了。八十年代初，有幸留学美国，而一去再也不回来了。
自我下乡到他出国的这十余年里，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层次，除了彼此感受到对方依然在不懈努力外，友谊真可谓“淡如水”。而现在，我们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除了也尚能彼此感觉到对方依然在不懈地努力外，友谊真可谓“渺如水”了。
但我一直很怀念他，怀念这位偶然走进“茶铺派”的天才诗人——白水。
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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