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了一辈子也没搞清楚居委会主任是哪一品官。说它是大官,实在不像。这个官管什么呀?不就邻里之间鸡毛蒜皮,七姑八大姨,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小事。很多公务都是主任穿着拖鞋,披着睡衣现埸办公给解决的。这官是世界上最不像官的官,最没有人想当的官。如果说它是小官,您倒又错了,它是中央四级政府直属单位,是直接读到红头档的一级组织。居委会管辖的范围,少说也有几千户居民,与军队比,至少是个司令,与企业比,不是总裁还会是什么?可在司令、总裁的眼中,居委会主任算个什么东西。那年,瞿阿姨当上了居委会主任,工资一百二十大毛!

瞿阿姨本是革命群众,是执行政策的积极分子。这次能当上主任,主要是她在外交战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表现突出。瞿阿姨说这个主任是用命换来的,那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事情是这样的:听说美国总统尼克森要来访问中国,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可是政治生命中的头等大事,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总统要来看看咱们的新中国,看看中国人民经过文革洗礼后的新面貌,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朝拜来了。我们怎么反映新面貌?光看一个样板戏是不够的,所以中央发了一个红头文件,一定要把环境卫生搞好,搞得好上加好。里弄里卫生比较差的当属垃圾筒莫属。虽说是政治生命中的大事,比吃饭、睡觉、娶老婆更重要,如果政治生命死了,人活着就没啥大意思了,但老百姓在这件政治生命中的大事中作不出什么直接具体的贡献,那只能拿这个髒垃圾筒开刀。瞿阿姨是一马当先,又是洗,又是刷,洗了一遍又一遍,涮了一次又一次。如果你穿着的确凉在垃圾筒上打个滚,白衬衫上保证一尘不染,比垛菜板还干浄。只见白白的石灰水,黑黑的铁皮盖,上面再写段猩红的最高指示: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玩意无论远看还是近看,怎么看怎么舒服。瞿阿姨洗这个垃圾筒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上级领导也带了好几批人来参观过这个垃圾筒,并发了号召,要求全区的垃圾筒都要向这个看齐、学习,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国外交史上的伟大胜利,瞿阿姨更是呕心沥血,一天二十五小时、一星期八天的守在旁边,守住共和国的一座丰碑。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问过美国的垃圾筒有这么干浄吗?美国的总统会来看这座垃圾筒吗?没人问过不等于没人想过,瞿阿姨睏得连眼皮都睁不开时倒的确想过。

瞿阿姨是里弄为数不多无产阶级,瞿阿姨说是她运气好。当年她父亲又做生意,又娶小老婆,又抽大烟。抽着抽着,生意倒了,老婆跑了;抽着抽着,奇迹发生了,当她父亲把家中最后一分钱也化成白烟时,瞿阿姨迎来了谁比谁更穷的新时代!瞿阿姨解放后打心底里感谢她的父亲,是他把他们由资产阶级带到了无产阶级,是他把他们由不革命带到了革命。钱和觉悟、忠诚成了反比,当瞿阿姨家中四面徒壁的时候,她的觉悟、忠诚无疑是最高的,她甚至看不起高尔基和保尔。柯察金,他们还有牛奶面包吃,而她家早就揭不开锅了。

当尼克森总统喝了几瓶中国茅台回到白宫已经睡了几大觉的时候,坚守在垃圾筒旁的瞿阿姨不免有些失望,就算你是美国总统,给个面子也得来看一看,虽然脸上咱们恨美国人,可心里……嘿,怎么说呢?历史留住了瞬间,却代表着永远。多少年后,垃圾筒的事早被人们忘得一干二浄,连瞿阿姨自己都怀疑这是她干的吗?不过她觉得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就应该干些不需要知道结果的事,上面怎么说,我们怎么干,连怀疑一下都是动摇我们的忠诚,是种犯罪!没有这种忠诚,这么伟大的一埸革命是无法成功的。瞿阿姨一直想加入组织,据说这是最神圣的理想。可她不敢,她知道她属于无产阶级,但不属于纯无产阶级,纯无产阶级连一条内裤都是向别人借来的,有时还借不到。她没到那个份,她属于亚无产阶级,底色是红的,刷上红漆会更红,底色是黑的,即便是刷上红的,迟早也会褪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红的颜色不断地加红,加红,直到黑色被别人忘却。有天晚上,她管辖内的一户居民发生了口角,还动了手。作为主任的瞿阿姨一头蓬发赶到现场,她的确是真心的,希望每家每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过日子。瞿阿姨已经无法统计处理过多少次这类的家庭纠纷,这就是她的工作,她的责任范围。可这一回有点小小的意外,一只开了口的茶杯飞到了瞿阿姨的脸上,口子不大,血到不少,但是效果极为震惊,血象火山喷发的岩浆,慢慢地往下滴,流到鼻孔处,不时会形成一个个气泡,吓得这家人赶快送瞿阿姨去医院,可瞿阿姨用手拉住门槛坚定地说:“不!如果你们再吵,我就死在这儿。”

红色是一种标志,红色是一种象征,红色江山是用鲜血染成的,红色的后代是从血里走出来的,红色会给人带来一种恐惧,红色又会帮助一些人从中得到快感。瞿阿姨脸上的血迹停留了好多天,远看象鬼,近看还是鬼,可她不管,照样扫弄堂,通阴沟,写黑板报,继续走街穿户,访贫问苦宣传党的好政策、好方针。有人劝瞿阿姨,这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老百姓也受不了,有谁把献上自己生命和鲜血直接写在脸上的。瞿阿姨可不这么想,她觉得已经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力气都花在这事业上了。有时她也感到累得不行,快顶不住了,她想用实际行动来认同这个组织并加入它。可这个组织好象并不在乎她,天天在进行考验,却迟迟不见结果,甚至听说她这样出身的人,只能算一代红。她想她可能和出生的年代有关系,如果象董存瑞、黄继光只用一秒钟就决定英雄还是狗熊,那比现在无休止地考查不知好多少倍。瞿阿姨是当上居委会主任那一天就把申请书放在袋里,多少年了,揉得比大便纸还绉,可瞿阿姨还是没敢把它交出去,这次的确是个机会,但直到脸上的血迹全部褪去,那东西还在袋里!

有些事情瞿阿姨的确也闹不明白,她除了怀疑自己的忠诚外,还怀疑自己听觉和视觉出了毛病,那天在居委会读盖着红印的中央文件,读着读着,瞿阿姨的手开始发抖,心里开始发毛,说什么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好过了,可精神污染了,污染主要标志就是有了答录机。道理很简单:在当时,有答录机一定有磁带,有磁带一定有邓丽君,有邓丽君一定有《何日君再来》,有《何日君再来》一定是盼日本人再来,盼日本人再来一定是盼做亡国奴,盼做亡国奴一定是不要社会主义,不要社会主义一定是精神污染……。吹毛求疵,形而上学肯定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咱们祖宗没那么蠢,但吹毛求疵,形而上学肯定是在中国被推到历史前所未有高度的。因为中国人太爱它了,它可以无中生有,它可以颠倒黑白,它可以似是而非,它可以把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一个自己也不知道是人还不是人的人!

瞿阿姨家也有一台答录机,答录机也有磁带,磁带中也有邓丽君,也有《何日君再来》。瞿阿姨打心里喜欢她的歌,听了十年吵吵闹闹的样板戏,瞿阿姨觉得邓丽君的确唱得好,歌声和脸蛋一样,永远是那么的甜,那么舒服。别说瞿阿姨,千家万户哪一个人不喜欢她,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人们看到外面精彩世界,最早的人是小邓(丽君),而不是老邓(小平),瞿阿姨想想真得有道理。可中央文件放在你的面前,白纸黑字,字字真切,句句真理,它可代表政府,代表法律,代表意志,难道政府错了?不会吧,瞿阿姨又否定了自己,政府什么时候错过,让你说话没错,不让你说话也没错;要你生十个、八个没错,要你只生一个也没错;吃大锅饭没错,饿死你也没错;斗地富反坏右没错,斗天斗地斗自然也没错。这次政府要斗答录机,想想也不会错。瞿阿姨心里自然也彆扭,唱几首歌就能把长城唱倒,国家唱垮?这红色江山也未免太“豆腐渣”了吧。

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瞿阿姨几十年养成的政治惯性发生了作用。她找答录机的拥有者,也就是她的儿子进行了谈话,“最近中央发了红头档,说为了清除精神污染,邓丽君的歌就别放了,好吗?”“你敢!”“妈妈做主任的有难处,不带头怎么能行,那么能否把声音放得轻点?”“你敢!”“求求你了,要听到外面去听,到马路上去听,到外国去听,我的小祖宗,好吗?”“你敢!”“要是不依,我砸了这答录机。”儿子揣起答录机放到了瞿阿姨手中,一字一句:“你,敢!”

这埸运动在瞿阿姨的记忆中是最短命的,只有二十几天。瞿阿姨活这么大,经历过的各种运动,可谓不少,一般运动的形式瞿阿姨闭着眼睛也能想的出来:第一发档,第二发社论,第三总动员,第四总有人跳楼、吃药、吊房樑、开煤气,第五揪后台,第六运气好的话平反,以前说过的不算,咱们重新再来。周而复始,掉脑袋的命不好,活下来的感谢政府的英明伟大。和儿子谈完话后,儿子推开窗户,加大音量,非邓丽君的歌不放。阿姨真是焦急得不得了,自己家的工作做不好,有什么脸去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原先瞿阿姨想得好好的,只要儿子不听了,她就可以挨家挨户去宣传不要听靡靡之音了。先礼后兵,下一步她就要带人动真格,抓邓丽君了。可是,就二十八天,这埸运动搞不下去,瞿阿姨怎么都想不明白,政府居然连个运动都搞不到底。她一个星期躺在家里没去居委会,她真的感到失望,一旦这个社会失去了运动,失去了人斗人,人整人、哪里还有什么动力,社会还能前进?还要我们这些干部干什么?

瞿阿姨快退休了,这和她儿子有关。她儿子书没念好,觉悟低,讲话又没水准,看上去就像和打砸抢的人生出来的,一点不像瞿阿姨,永远忠诚什么,热爱什么,还总想这辈子能在共产主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为了这个梦,瞿阿姨可以说是奋斗终身了。但有时心里隐隐作疼,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讨厌这美好的理想,包括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儿子推开窗,扯着让全世界都听得到的声音:“歇歇吧,别再当什么主任了,中国少了你们这些主任,天下太平。你以为天天搞运动,天天整人就是爱政府,就是爱国?呸!中国全被你们这帮爱国的人搞要吃没得吃,要穿没得穿,该死的死了,不死的也快了。”儿子朝窗外吐了一口痰,又咽了一下口水,继续骂道:“你当我做你儿子光荣,算了吧,人家都说你妈得了政治运动狂燥症,看见文件就犯病,自己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别再运动了,回家躺着,国家还有救,还算运气好的,这病没遗传!”

儿子的话瞿阿姨一句都不赞同,可这个主任是没法当了,瞿阿姨意识到自己的美好政治前途就毁在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手里,她从心里无法与这一代人苟同,他们对革命,对理想既不憧憬,也不冲动,他们只爱自己,不爱社会。儿子甚至说只要和他妈或者比他妈更大的官的话,他一概不听,因为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即便说了,从来不做,即便做了,也和说的不一样。瞿阿姨觉得儿子是没有希望的一代,是垮掉的一代,是根本不珍惜政治生命的一代。她退休了,没有什么命可以让她革了。但儿子毕竟是儿子,他从心里知道他妈妈要什么,知道她需要各种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启动她的机能,调节她的情绪。这种亢奋不知明天是否要进天堂,还是地狱?如果,你在晚年扭转她一生执着的追求,打破心中的幻想,这会造成多大的痛苦,就像鲁迅所说的长期关在黑屋子里的人突然见到光明一样,对身体是绝对有害的。

能使人镇静的药片就放桌上,精神病医生坚持要瞿阿姨吃下去。儿子说,别吃了,不吃或许还能多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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