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

序言

共产主义,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站在今天看昨天,就连我们自己都纳闷:对于一个如此凶残丑陋的怪物,当初我们如何竟会热诚地追求它?波兰作家希皮奥斯基悲哀地说:“下一代青年人对我们这一代的痛苦经验一点也不会理解。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只是为‘愚蠢’二字作了注脚。”

这的确是愚蠢,但又不止于是愚蠢。此其一。第二,从共产神话中脱身,不过是克服了愚蠢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并不等于愚蠢本身的终结。所以,不论是为了过去,还是为了未来,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后人,我们都有必要认真地清理这一段历史。也许,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种种观念、倘从人类思想史着眼,其中并没有多少新颖原创之处,但我们获得这些观念的那一经验过程,却堪称独特而弥足珍贵。因此,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很可能倒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这不同于自传,因为它只涉及到与思想观点发展变化相关的那些个人经历;这也不同于论文,因为它只谈到了这些思想观点的产生缘由而没有对之进行学术性的论证。我决定采用问答的体裁。这可以使我更自然地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而且也可以使文字来得更轻松些。事实上,我写作此文的诱因之一,正是来自于和几位朋友的数次彻夜长谈。

一、性格与命运

问:我们似乎应该循例从童年谈起。你是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他的一生命运都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

答:我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他的性格形成至关重要,但对于他整个一生的命运的影响就不一定那么重要。不错,有句谚语说:播种性格,收获命运。但我记不清是谁讲过,在古代,是性格决定命运;在现代,是政治决定命运。譬如说“老三届”——我属于“老三届”——这个词之所以成为一个含有丰富的社会学意义的专有名词,就在于这批人都有着一段极为相似的命运。两个人初次见面,一听说彼此都是“老三届”的,立刻就有种亲切感,因为它意味着双方有着一段十分相似的漫长记忆。至于你是男是女,是出身平民还是出身干部,你们之间的个性是如何不同,反倒没什么关系。在党中央那里,我们都只不过是它的分类统计学上的抽象数字而已。面对着这种全权主义政治,个性差异的意义实在是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问:你这说的是遭遇,不是命运。命运还包括了人对遭遇的反应。所以有相同的遭遇,不等于有相同的命运。

答:我很赞成你对遭遇与命运所作出的细致区别。不过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被卷进一股汹涌的洪水时,有的人奋力挣扎,有的人随波逐流,但他们终究都同样地被洪水冲走。最令人恼怒的就是这种无力感。一般人所说的命运或宿命,就是指不论你做出什么努力都无法改变其结果的那种情势。我是说,极权统治试图否定人的个性,而曾经一度它做得很成功。

二、戏与诗

问:但是对于人生,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不是你的被洪水吞没,而是你的奋力挣扎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命运。

答:这种奋力挣扎多半只发生在内心世界,很难表现为某种显着可见的外在行为。象鸭子凫上水,暗底里使劲。所以我认为,为了把握我们这一段人生经历,重要的不在于看一个人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他追求过什么;不在于他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他想了些什么。我们这代人有着太相同的故事,因此我们每个人就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只是发生在自己的心里,所以它不成其为故事。

问:可是不少外国人、不少台湾人、香港人都说,你们大陆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

答:外人是这么看,我们“内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敢断言,假如说迄今为止,大陆人还没有写出几部特别有力度的作品,就在于作家们还太习惯于讲故事。我们的那段历史,主要不是外在活动的历史,而是内在精神的历史;它不是一部很有戏的戏,它是一首很是诗的诗。

三、无知的幸福

问:那我们就谈诗吧,遇到有戏的地方再说说戏。黎安友教授写道,你的童年“贫苦不堪”。

答:这是他的印象,不是我的原话。我五岁那年,父亲被当局处死,母亲又谋不到职业,一家人的生计当然不乐观。黎安友的印象大概是由此而来。不过母亲本来有几间私房,每月可收几十元房租,母亲又不断地变卖掉首饰一类贵重物品,再加上舅舅的接济,经济上还过得去。母亲善于理家。我的邻居、同学也都是一般平民,相比之下,我当时倒并没有贫困的感觉。

问:当时你是否感觉到有什么精神上的压力呢?

答:感觉不到。母亲没有告诉我们父亲惨死的真相,在儿女面前从不流露出半点悲伤或消沉。家里的气氛一派温馨慈和。在五十年代,共产党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歧视也不那么严重。我们被告知是“祖国的花朵”,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儿童,而我们自己也就果然觉得是很幸福的了。幸福本来就是一种主观感受,而很多幸福的感觉是出自对自身苦难的无知。

四、同情心与正义感

问:应当说主要是你母亲给了你一个幸福的童年。

答:是的。母亲独自默默地承担起了全部痛苦。父亲的凶死给母亲造成严重的打击。此后政府的歧视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时全国的情况似乎不错。在经过了近百年的动荡不安后,一般人总算过上了太平日子。别人的境遇都在好起来,我们家却在坏下去。这种对比十分残酷。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文革”爆发前夕,我所在的那所中学正在搞“四清”。一位校长被划为“四不清”干部下不了楼。他羞辱难当,两次自杀未遂。等到后来“文革”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打成“牛鬼蛇神”,他反倒不再去寻死了。看来,痛苦这东西,也会因大批量生产而贬值。

问:这不奇怪。痛苦产生于和其他人境况的比较。陆游有句诗写到过新年:“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讲的不是一回事。不过其心理逻辑是一样的。

五十年代初期,一向被认为是共产党统治的黄金时代,都说当时的社会风气很纯朴,人际关系很美好。我读过的伤痕文学,多半也只是上溯到“反右”为止。对于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迫害,一般人印象不深。这是不是因为当时受害者的人数相对较少?

答:比起后来的“反右”、“文革”,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迫害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但事实上,那时受害者的人数就已经很惊人。你算算看,从土改、“镇反”,到“三反”、“五反”,还有批胡风运动。光叫得出名字的大运动就接二连三。仅仅是一场“镇反”,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其实还远过于一百倍。因为这段历史真象在国内少有披露,所以有不少人都低估了它的严重程度。

更严重的问题是,共产党专政自称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主张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合理性。这个思想不知戕害了多少人的同情心!

问:的确如此。有些人就是认为,既然在当时,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大多数人的境况在上升,因此即便有少数人遭到了迫害,我们也应该对那时的状况持肯定态度。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嘛。

答:真是一套冷酷无情的理论!古人尚且知道,“一人向隅,满座失欢”。本来,幸福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但搞不好,幸福的人也可能是最自私的。尤其是当他们自以为是多数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提出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依归”。有人反驳道:如果把百分之十的人杀掉,把他们的财产再无偿分给其余百分之九十的人,这难道也是可以允许的吗?可见,功利主义立场必须以承认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为前提,否则就成了山大王哲学。共产党的哲学就是山大王哲学。它使得人们失去了人性中最可贵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一个人的良心良知变得麻木不仁了还自鸣得意,甚至反过来责怪那个向隅而泣者败坏了大家的欢乐气氛。这就已经是残忍了。

“六四”之后,中共重施故伎,又在拼命地摧残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去年,在北京,有几个朋友私下聚会,悼念死去的学运领袖温杰,遭到当局拘捕。不久前,人民大学党委开除了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的党籍并取消她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因为丁子霖向海外媒体披露了她的十七岁的儿子六四被杀的真相。当局一方面在物质上给人们小恩小惠,一方面压制人们表达同情、申张正义。他们就是试图把人们变成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丧失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动物。

五、记忆与遗忘

问:有位新近出国的朋友对我讲,现在国内形势很不错,老百姓的生活都有很大的提高。现在国内的人已经不那么关心六四事件了。你们在海外还一味地提“六四”,一个味地谴责中共压制人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群众。搞民运就是把握民心,你们海外人士已经和国内一般人的民心有了距离,这还能成什么事呢?

答:否!米兰·昆德拉说得好:“人类反对暴政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

再讲一件故事。大约是在我六、七岁那年,那时我们还住在北京。一天,院里邻居家来了亲戚,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那孩子叫小文。头天我和小文一块儿玩得挺高兴。第二天一起床我就急着去找小文,到了院里,我感到气氛有些异样。后来大人才告诉我,就在头天半夜,小文的母亲从厨房取出菜刀,先砍死了熟睡的小文,然后自杀身亡。我问为什么,大人支吾其词不肯对我说。后来我从大人之间的交谈中知道,原来小文一家在乡下遭到批斗,父亲被打死,母亲带他逃到北京躲避,可是她发现城里也没有藏身之地,于是走上了绝路。当时,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它几乎从来没有在我的意识中重现。这就是遗忘。所谓遗忘,不是印象消失,而是不被想起。我们常常会对某些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记而不忆。尤其是记忆,往往需要借助于外界的某种刺激、提醒,才能从脑海的深处浮出海面。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我们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千篇一律的点线。”共产党既然控制了我们的外在环境,它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有选择的遗忘。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早就耳闻目睹身受体尝过共产党的许多罪过。但由于那种刻意造成的选择性遗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经验都被排除在我们的思考之外,所以我们依然对共产党坚信不疑、忠贞不二。至于说你的朋友讲的那番话。首先,我根本不相信国内的人就已经淡忘了六四。其次,假如说由于当局的粉饰太平,致使有些人淡忘了六四;那么,我们就更需要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的良知。把握人心,不是被动地记录下别人的言谈;应该是主动地进入对话,把人们意识深处的东西激发出来。

六、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

问:你父亲是怎样被共产党处死的?

答:我父亲在一九五二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共产党处死。

父亲是河南省许昌县人,出身农家。自幼聪明好学,家里供他读书。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当过县警察局长、县长、总务课长、禁烟督导专员等。一九四八年冬参加到河南的国民党军队,第二年夏天在湖北金口随军“起义”,编入解放军,担任师政治部宣传科宣教干事。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了一纸证书。但到了“镇反”运动,仍然当做“历史反革命”被处死。我父亲在五二年四月由湖北省军区押返原籍,六月就被枪决。

一九八四年年底,许昌县法院发给我家一份刑事判决书,上面写道:“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

问:在“镇反运动”中,一大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遭到处决。共产党历来自食其言、反复无常。奇怪的是,为什么在过去,我们还都以为共产党最讲信誉?在《社会主义好》这首风行一时的歌里有句词,说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

答:“说得到,做得到。”这句话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共产党信守诺言,这意味着它所作出的公开承诺对它自己具有有效的约束力;另一层意思则是暗示共产党拥有无限的权力,共产党的意志具有绝对性,它想要做什么,它就一定能够做到什么。这两层意思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无限权力,它当然也就可以不受它自己早先诺言的制约。一个政权既然无所不能,它当然也就能自食其言(否则就是“有所不能”了)。一个绝对意志必定是反复无常的。平时我们说某一个人任性、任意,不就是说这个人做事反复无常吗?

七、不讲信誉的信誉

问:你指出,“绝对权力就意味着反复无常”。这当然是很深刻的。可是倘若说这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它所作出的一切承诺都毫无意义,是否也有失片面?毕竟,政党、政权不同于单独的个人。政党、政权总是由一群人组成的,而这种组合又总是需要建立在某种承诺即共识之上。因此,违背诺言就是破坏共识。它势必会在组织内部引起混乱、争议乃至分裂。问题不在于共产党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问题在于,当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时,为什么竟会行得通?受害者一方当然不会服气,不过他们势单力薄,抗议争辩也许都无济于事。但是,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呢?千千万万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呢?既然他们之中不乏正人君子,为什么在这种公然食言的暴行面前不起身反对?即使我们把共产党视为一伙强盗。古人说得好,“盗亦有道”。在强盗集团内部也是有某些规矩的。历史上的那些大名鼎鼎的强盗,根据民间传说,都是一诺千金,否则他们无法服众。“威信”这个词本来就包括了“信誉”的成分。道理很简单,一桩公开的大规模的背信的暴行,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人的支持、参与、起码是默许,它根本不可能发动、不可能实行、不可能成功。

答:你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本世纪,人类经历了法西斯和共产党两种形式的极权暴政。这两种极权暴政都犯下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把这些罪行仅仅归咎于几个恶魔肯定是肤浅的,笼统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则又太含混。这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我想,在我们以下的对话中,我会多次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眼下,我只打算讲一讲共产党为何能自食其言的问题。

我同意你的观点,承诺即共识,因此它绝不是可以任意违反的。但是,承诺有层次上的区别。有些承诺比另外一些承诺要更为基本,而人们也总是根据前者去理解后者的。在中国古典战争小说中,我们常常读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句话,那大概也算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识或承诺吧。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承诺十分脆弱,几乎没有什么人认真遵循。包括被认为是正义之师的一方,也常常有斩掉来使以表示战斗决心的习惯。在古人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只要有利于激励士气、消灭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说古人有时候也要善待俘虏、尊重使者,那多半是为了显示风度,瓦解敌人军心。这就是说,在古人那里,“不斩来使”的承诺乃是从属于克敌制胜这个大原则之下。它本身没有独立价值。与此类似,共产党之所以一度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采取了宽大政策,那仅仅是出于分化对方、战胜对方的政治需要。这个目的一旦实现,它就可以轻易地把先前的承诺废弃。按照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按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讲得很清楚,专政就是超乎法律地运用暴力,只要它宣布你是“阶级敌人”,你就失去了任何法律的保护,它就可以随时镇压你。不错,“民无信不立”。但是共产党为自己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信誉——不讲信誉的信誉。

八、政策与法律

问:我注意到,在一九八四年许昌县法院给你家的“刑事判决书”上,讲到为你父亲平反的依据是“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这无异于承认,不论是当年的错杀,还是后来的平反,都是根据共产党的政策而不是根据法律。

答: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法律是禁止上溯的。小孩子都明白,做游戏定规矩必须“头盘定、二盘行”。共产党既然已经宣布过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那么,不管它后来订出怎样的法律,只要别人没有犯下现行的过失,它就不能再对别人进行惩处。政策却不同。共产党的政策不仅针对今后,还要针对以往。只有借助于政策,共产党才能对以往历史上的事情任意作出重新处置。尽管说在共产党治下有很多恶法,共产党的法律根本违反了法治的精神。但一搞起运动来,共产党还是要把法律都丢到一边而用政策取而代之。共产党的政策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它在时间上可任意上溯,第二是它在内容上含糊、不确定,这就给它姿意妄为大开方便之门。生活在共产党的政策之下,就是生活在统治者的任性之中。

九、为了征服而屠戳与为了屠戳而征服

问: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坑杀大批降卒的暴行。不过那毕竟是发生在战争期间。我不明白,既然共产党已经赢得了战争,夺取了政权,为什么反倒去对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进行残酷的迫害?

答:这正是极权暴政和历史上其他专制暴政的一个重大区别。传统的专制统治者都是以夺得政权为目的,当代极权统治者却是以夺取政权为手段。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共产党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它是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去实行它那套消灭阶级,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计划。希特勒要屠杀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太人从事了什么反抗活动,而是因为犹太人是犹太人,他们按定义属于“劣等民族”而理当被消灭掉。共产党镇压所谓“阶级敌人”,与其说是因为这些人敌视、反对新政权,不如说是依照共产党的理论这些人被定义为“敌对的阶级”。纳粹法西斯和共产党在夺权成功后整死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它们在夺权过程中所整死的人数。据说王震在六四之后讲过一句话:共产党的江山是牺牲了三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你们想夺走这个江山也要付出三千万人的生命。其实,共产党打江山根本没死三千万,而共产党夺得江山之后的牺牲者则早已超过了三千万。所以有人指出: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戳,而希特勒、斯大林,还有毛泽东、波尔布特,却是为了屠戳而征服。

十、是悲痛,更是恐惧

问:关于你父亲的遇害经过,你还知道些什么?

答:八四年秋和八六年春,我两次到许昌,处理有关为父亲平反的善后事宜。从许昌县法院工作人员的口中,我进一步证实了父亲被处死完全是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那段历史,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有什么现行的问题。老家的亲戚告诉我,父亲被押回许昌县后就被关起来,他被逼迫写交待,写了厚厚一大叠。亲戚们都不知道这些交待的具体内容。我相信这些交待全都白写了:共产党已经打定主意杀人,不管你的申诉写得多么合情合理,他们看都不会看。写交待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会以为还有一线生机,所以绝大部分受害者都是一方面尽力为自己辩白,另一方面又免不了很卑屈地向共产党乞求宽大。这实际上是在杀你之前还要再一次地捉弄你、侮辱你。执刑那天开群众大会。子弹从脑后打入,头部被击碎,惨不忍睹。当时人们都很害怕。本来,我父亲长期在外地念书和工作,难得回老家,每次回老家小住总是帮着家里干活。要说父亲在家乡有什么民愤,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父亲被打死,亲戚们都惊呆了。后来还是我大嫂鼓起勇气,上去用一块毛巾包好了被击碎的头。然后家里人把父亲的尸体安埋掉。

问:当时你母亲在场吗?

答:不在。当时我母亲领着我们三个子女住在北京。母亲甚至不知道父亲的遇害。

起初,父亲编入解放军,部队住在湖北大冶乡下。母亲带着我姐姐和我,作为随军家属,也在湖北住过一段时期。部队纪律严,父亲和我们分居而处,周末才能聚一聚。物质条件较差,母亲也参加劳动。随军家属中文盲多,母亲有时还教她们文化。那时我姐姐已念小学,我刚两岁,有小警卫员帮忙照看。他常常抱着我到处逛。对于这段生活,我记忆中唯一的一幅画面是田边的小池塘和爬来爬去的乌龟。

问:这样说来,起初的气氛还并不恐怖?

答:是的。母亲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积极,也不怕吃苦。父亲、母亲都多次受过表扬,我们姐弟也很招人喜爱。后来部队生活更紧张,家属随军,多有不便。母亲又怀上了妹妹,于是就带着我们姐弟回到了北京。在开始一段时间,母亲和父亲还保持联系。“镇反”运动一开始,父亲的信息就被阻断。

听母亲讲,她早就劝过父亲脱下军装去当老百姓。母亲隐隐地有种不安全感。但那时父亲没有听从。父亲拿出那张“丹书铁券”给母亲看,我们回北京后不久,“镇反”运动开始,母亲很为父亲担忧,几次三番地向部队领导打听,均无回音。到了五二年秋天,母亲听说父亲已被遣返原籍,心知大事不好。不过母亲以为,朝最坏处想,父亲充其量被剥夺职务、解除军籍,送回老家当农民罢了。她急急忙忙地要去许昌探望父亲。就在这时,老家的亲戚悄悄托人给母亲带来口信,告诉她父亲惨死的噩耗,并告诫母亲千万别来许昌,以免横遭不测。母亲闻讯,犹如五雷灌顶,但又不敢声张。是悲痛,更是恐惧。这比其它一切都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也许,在任何社会中都有错杀无辜的事件发生。但是,在自由的社会,在法制的社会,人们会大声地表示抗议,公开地表达愤怒;而在暴虐的社会、专治的社会,人们甚至于不敢哭泣。

十一、“计划内”与“计划外”

问:共产党发动“镇反”,除了它一贯主张的“消灭阶级”这个一般性的大背景外,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

答:我猜想,如果有,那就是朝鲜战争。当时,朝鲜战场上打得很激烈。共产党担心国内出麻烦,于是就预先把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都杀掉。

问: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对境内的日本人也很不放心,把他们统统集中在一起,限制他们的很多自由。

答: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参加朝鲜战争既然是一场大赌博,因而他们对国内的任何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格外敏感,那也是合乎逻辑的。可是,倘若共产党仅仅是出于防范的考虑,它完全可以采取其它更温和得多的手段。同样是猜忌开国元勋功高震主,刘邦、朱元璋是大开杀戒,赵匡胤则是杯酒释兵权。因此我们应当说,共产党发动“镇反”,朝鲜战争充其量是诱因而不是原因,是缘由而不是理由,是刺激而不是根据。

问:这是否也意味着共产党在一开初并没有搞“镇反”的计划?

答:可能没有。其实,共产党所发动的历次运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计划内”的,一类是“计划外”的。土改、“一化三改造”等等属于“计划内”,共产党一开始就明确宣布要实现这些“伟大任务”。“镇反”、反右、反右倾等则属于“计划外”,因为它事先并没有明文规定过。共产党搞“计划内”的运动,纯粹是没事找事、无事生非,平白地、人为地制造灾难。共产党搞“计划外”的运动,用毛泽东的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似乎是别人威胁了这个政权,这个政权起身自我防卫。象“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一类口号都力图给人们这种错觉。但实际上,共产党既然要用一切绝对的手段去维护一个绝对的权力,因而这种防卫实质上就变成了进攻,而且是最彻底的进攻。

问:这番说明很重要。譬如对于六四,江泽民就强辩说,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也不会允许示威者一连几十天占据白宫前广场或唐宁街大道,他们也会采用强力清场。言外之意是说共产党搞屠杀是迫不得已,因而情有可原。洛杉矶事件一发生,共产党立即反唇相讥:瞧,你们美国政府不也要开枪杀人吗?其实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答:是的。在民主国家中,人们享有种种合法的权利表达不同政见,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此其一。第二,当民主政府采用强力平息骚乱时,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恢复秩序、保障法律,而不是剥夺自由、制造恐怖。因此两者决不可同日而语。

(未完待续)

——旧《中国之春》1992年9月号(总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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