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

二十一、家庭对个人的影响

问:你的家庭背景对你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否产生过什么特殊的影响?

答:几乎没有。

一般来说,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家庭。这在我们那个时代尤其如此。

我们那个时代不同于古代的家族社会。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家庭、家族的地位十分重要。长辈们享有相当高的权威。尽孝被视为人生第一义务。个人首先地、主要地被视为家庭或家族的一份子因而与整个家庭或家族共命运。当一个人走上社会谋求事业的发达时,其动机之一也常常是为了光宗耀祖。进入近代以来,传统的家族制度,家族观念遭到了强烈的冲击和破坏。共产党革命更进一步用“阶级”、用“革命”取而代之。因此,家庭对个人的影响便削弱到最低点。

另一方面,我们那个时代也不同于现代的多元社会。多元社会里公开而合法地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价值体系,所以,具有某种政治或文化背景的家庭就可能对子女产生一种特殊的影响。譬如说,你父母是天主教徒,你很可能从小就接受洗礼,被父母送入教会学校;你父母在政治上倾向于某一党派,你很可能从小就对这一党派有亲近感。如此等等。我们的社会却是个高度一元化的社会。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只听得到唯一的一种声音。这当然就比你仅仅在家里听到的不同声音有力得多。更何况,在当时,即使在不同的家庭内部,你也几乎听不到什么不同的声音。

问:你实际上说到了两个层次上的问题。第一,在当时,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第二,在所谓非无产阶级家庭内部,长辈们通常也并没有向子女传授过什么不同的政治意识。

答:是的。据我所知,绝大部分所谓“非无产阶级”家庭的父母,都没有教育或鼓励子女们对“新社会”不满或反抗。这未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都被彻底的改造。仅仅是出于对新政权强大力量的畏惧,便足以令他们在那些敏感而危险的问题上三缄其口。共产党大力鼓动“黑五类”子女“背叛”家庭。假如你对子女讲一些不合潮流的话,孩子们不懂事,很可能把这些话传出去,甚至向组织告发,到头来给自己、给子女都会带来极大的麻烦。再说,在父母对子女的爱中,往往是柔情多于刚毅。不少做父母的,自己敢于坚持固有的信念并为此甘愿承受严酷的打击,但他们常常不能忍心让自己的儿女们遭受同样的命运,所以他们宁肯让子女们去适应新的环境。

二十二、“自我实现的预言”

问:如你所说,对于一般所谓“黑五类”子女,家庭本身其实并没有教给他们什么“反动思想”。但是,既然共产党实行“阶级路线”,对他们百般猜忌、歧视和打击,那是不是反倒刺激了他们反叛思想的萌生?

答:这就叫“自我实现的预言”。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此一“灵”字,可有二解。共产党抓阶级斗争,惩一儆百,杀人立威,别人不敢不从。当然灵得很。此其一。第二,共产党预先就断定“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根据这个假定,它把别人整得死去活来;有些被整者忍无可忍,官逼民反,于是共产党就以此为证,回过头来宣布阶级斗争果然“客观存在”,不抓不行。当然也很灵。

话是这么说,理是这么讲。但实际情况却还要复杂得多。问题在于,当“黑五类”子女遭到歧视、排斥时,一般人最初的反应还不是感到愤慨不平,而是感到很委屈。他们以为那是由于党对自己有误会或不了解。因此他们常常会更急切地向党表白,力图用双倍的忠诚去赢得党的信任。等到后来,碰钉子的次数多了,有些人终于发现,不是党误解了你,而是你误解了党。你把自己归入党这一边,党却早就打定主意把你们划入另册。不过即便到了这一步,不少人也还不是马上就起身抗争。他们自认倒楣,在政治上消沉下去。毕竟,党显得太强大了,党对反抗者的惩罚太可怕了。当人们不去改变现实,他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问:那些不甘消沉的人呢?

答:不甘消沉的人当然是有的——我想我就算一个。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们不能不感到不公平。我们不能不苦苦地思索这是为什么。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我们在思考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时,总是力图站在一种更全面、更具普通性的立场。因而在开始萌生某些反叛意识时,我们尤其小心,唯恐那是出于个人遭遇的偏见。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或许比别人更努力的思考;而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又力图排除个人遭遇的特殊因素。我们常常要比别人经历更多的自我怀疑,所以,我们未必比别人更早地确立反叛的观念。

问:我发现很多老资格的不同政见者是“红五类”出身,象魏京生、王军涛还是干部子弟。

答:是的。张郎郎把这种人——那大概也包括他自己——比之为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这并不奇怪:最早的反叛者未必都是受压制最深重,而是对自己更自信。因此不少人倒是出自社会上层。

另外,有反叛思想,这是一回事;把反叛思想付诸于某种公开的行动,这是另一回事。谁都知道,表达同样的观点,做出同样的事情,“出身不好”的要罪加三等。这就使得他们在投入行动之前更犹豫退缩,一旦投入了更容易遭到严酷的扼杀,所以一般人反而不大听得见他们的声音。

二十三、为了让儿女有个安宁的童年

问:可以想见,为了让你们有一个安宁的童年,你母亲付出了极为英勇艰辛的努力!

答: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只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体会到母亲的英勇艰辛。

在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永远是慈祥的,从容的。母亲从不对我们诉苦。别的且不说,单单是她一人照料我们三个年幼的儿女,家务就已经是相当繁重的了,而母亲从不曾有过任何抱怨。母亲也从不对我们疾言厉色。如果你要是想到很多作父母的,虽然根本没有受过什么大不了的打击,也难免有时心里不痛快,因而对孩子们发脾气,或者至少是显得不那么有耐心,那你就会理解到,在我母亲那份对儿女的永恒的温柔与关切中,该是蕴藏了何等的爱、何等的辛酸和何等的坚毅!

还记得在小时候,偶尔我夜间醒来,会见到母亲独自坐在床头,背对着我们。我轻轻地喊一声她,她转过身来,微笑着哄我入睡。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是母亲痛苦无眠,背着我们伤心落泪。后来母亲讲起,就在那段时期,母亲每天都要暗中哭泣,但当着外人、尤其是当着子女。她又绝不流露出半点悲伤,以致于我们子女竟然都毫无觉察。

八七年我赴美前夕,母亲对我们讲起过一段原先谁也不知晓的往事。大概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吧,母亲极度伤心绝望,深感自己再也无力支撑下来。她打算把我们子女三人分别托付给亲戚抚养,然后自己只身回许昌老家投井自尽。但是,母亲没有走出这最后的一步。仅仅是因为我们还太幼小,母亲终究放心不下,所以她才强忍着痛苦,顽强地活下来。

二十四、母亲的教育方式

问: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写道,胡适年幼时,父亲病故,家道衰落,孤儿寡母,生计维艰。胡适的母亲把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一身肩负起慈母与严父的双重职责。每天凌晨,他母亲把他叫醒,母子对坐,督促着小胡适温习功课。有时小胡适的功课温习得不够好,他母亲也不厉声训斥,怕惊动邻居,只是用手狠狠地拧他,然后自己背过脸去默默地流泪。我想,你家的遭遇要比胡适家更不幸,你母亲也是把子女当做生命的全部寄托。你母亲是不是也格外地激励你们发愤向上?

答:我们的情况不大一样。胡适的父亲生前死后都是受人尊重的。在当时,传统的价值观念并未崩溃,一般人都相信,一个孩子天赋既好又肯努力,日后总能出人头地。而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这两条因素都不存在。

母亲是出于对儿女的割舍不下的爱而选择了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儿女就成为她生活的唯一内容。你一旦接受了生活,你也就接受了生活的多样性。母亲当然怀有望子成龙的梦。但她深知,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实现这个梦的机会是多么微小。母亲并不把我们仅仅当做实现她自己梦想的寄托者。我们在母亲的教导下努力上进,但我们从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外在的压力。我们做得好,母亲很欣慰;我们做得不够好,母亲并不责怪。我小时候很要强,总想当第一。要是没有当上第一,心里就非常难受。不过我难受并不是由于我觉得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愿望,怕母亲伤心。事实上,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宽慰我的。我纯粹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大概是我们几个孩子都还算聪明,都很自觉,“响鼓不用重锤”;另一方向,母亲爱我们,只是让我们能顺其自然地健康成长,母亲对我们并不严峻苛刻。

问:如果是不严厉,会不会过份娇宠呢?

答:也不娇宠。母亲的教育,总是和风细雨的,但坚持一贯。我常说,教育子女好比锻炼身体,难的是持之以恒。母亲正好是做到了这一点。

母亲的教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我们很信任。我从六、七岁起,就常常一个人出门,去交朋友,逛大街,看小人书,看戏看电影。母亲从不干涉。有位亲戚见到后忍不住对母亲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也不怕他出麻烦?母亲笑着回答:这孩子懂事,不会出麻烦的。我相信,母亲的这种态度,对于我养成独立和自律的习惯帮助极大。

二十五、在达观的背后

问:你母亲相当达观。

答:这一来是天性如此,二来恐怕也是现实使她不得不如此。如果你看淡世俗的荣辱沉浮,自己也放弃了对善的坚守,那就成了玩世不恭,随波逐流。达观则不同。达观意味在自己始终执着于善的前提下不计较世俗的成败得失。这当然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不过我总疑心在一般的达观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无奈。我们都很推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但反过来想想看,“耕耘”难道不正是为了“收获”吗?只有当人们不断地辛苦耕耘而又总是得不到应有的收获时,善良的人们才会念念不忘“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类话,用以自慰自励。不错,善是自足的。它鄙弃肮脏的胜利,不贪图急功近利的成功。但是,善不能仅仅是洁身自好、与世无争。善自身要求成为普遍的价值。因此,真正的达观永远包含着内在的紧张:争,还是不争?争,争到什么程度?不争,不争到什么程度?我从母亲身上常常能发现这种紧张。由于母亲的影响,我的个性也有几分达观,我在自己身上更能强烈地体会到这种紧张。古话说“谦谦君子”。不谦让不成其为君子,但一味谦让势必连君子也当不成。从我懂事以来,我时常为此困恼和焦虑。

二十六、从“模范儿童”到反对派

问:这样看来,你小时候不算淘气。

答:我想我小时候是挺循规蹈矩的。证据之一是,在我幼儿园毕业那年,全园评选出九个模范儿童——那年月时兴叫“模范”,我是其中唯一的小男孩。

问:这么一个听话守规矩的小孩,长大变成持不同政见者,变成反对派。

答: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在共产党专制下,一个人只要不肯放弃独立思考,他就不可能不变成持不同政见者。“无不同政见”——这是索尔仁尼琴发明的术语——不过是无独立思考的同义词而已。“反对派”这个词或许会使人产生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印象,有人还会联想到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其实未必然。共产专制下的反对派,与其说他们是为了获取什么,不如说他们首先是为了保持什么。就拿“守规矩”来说吧,我们正是因为要守规矩才成为反对派的:我们看不惯权力的无法无天、姿意妄为,所以我们成为了反对派。

二十七、“你少年时代最崇拜谁?”

问:在八0年北京大学竞选活动中,一些同学发下一份对竞选人的书面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少年时代最崇拜谁?”你好象是填的“孙悟空”,对吧?

答:对。这一半是认真,一半是幽默。既然我不愿意填“毛泽东”,我干脆用一个玩笑把这个问题打发掉。再说,我小时候本来也没有崇拜过毛泽东。

问:这倒很奇特。我们这代人,原先不是都很崇拜毛泽东吗?

答:我说的是少年时代和童年时代,也就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孩子们的崇拜对象,总是很具体、很生动、很亲切的。因为唯有借助于这种生动具体亲切的形象,才能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而在当时,市面上既没有象“开国大典”一类电影,也缺少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文艺作品,因此,“伟大领袖”在我们心目中其实是很抽象的。

第二,在孩子们的崇拜感中,往往带有较多的审美的情调。孩子们最看重的是那些充分展示出人类的诸如意志、勇气、智慧和力量一类品质的东西。而在当时,官方对于“伟大领袖”“丰功伟绩”的八股味十足的宣传,反而很难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第三,孩子们对真人的崇拜,常常也包含着一种角色认同,一种效仿的意愿。在美国,有不少小孩子崇拜华盛顿,这表明他们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成为华盛顿;而在中国,我们从不被鼓励成为毛泽东。我们只是被鼓励成为毛泽东的好战士。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十分关键的。

所以我说,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恐怕并不存在着普遍的毛泽东崇拜。

二十八、孙悟空与诸葛亮

问:你在小时候真的很崇拜孙悟空吗?

答:那倒未见得。西游记的故事既是家喻户晓,我想,很多小男孩——我不知道小女孩怎么想——都幻想着自己能有孙悟空那种七十二变的本事。这和美国小男孩崇拜“超人”很类似。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都知道西游记是神话,所以我们自己都知道这种崇拜是当不得真的。

问:那么你当时真的崇拜谁呢?

答:小孩子的崇拜对象和小孩子的理想志愿一样,既非单一的,又是易变的。在我十岁上下,也许持续有一两年之久,我很崇拜诸葛亮。

问:哦,一位政治家。

答:其实我倒不一定是把诸葛亮充当作一位政治家来崇拜。因为当时我对政治、对政治家都还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吸引我的是人格、事迹,而不是身份或职业。我主要崇拜诸葛亮的是足智多谋,还有他的贤明、公正,对事业的忠诚;他的潇洒、淡泊;最后,也许还有他那“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令人怅惘不已的结局。这种遗憾使你对他产生同情、感到亲近。我那时住在成都。成都是古代蜀汉的首都,在南郊有著名的武侯祠——就是杜甫诗歌中写到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我很喜欢那里游览。

问:成都还有著名的杜甫草堂。你为什么不向往做一个诗人?

答:我也喜欢诗。那时候我也偷偷写过不少诗。不过我似乎真的不从有过当诗人的冲动。我想,读中国的古诗,大概并不容易刺激你去当诗人。中国古代的“士”几乎都是诗人,也几乎都不是诗人。这就是说,他们都写诗,但都不把写诗当作平生的最高追求。象杜甫,他最高的愿望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对诗歌的看法也许更接近于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批评荷马对英雄并无真正的认识,否则他就会宁愿做诗人所歌烦的英雄,而不会满足于做歌颂英雄的诗人了。

二十九、共产党倡导什么英雄榜样?

问:看来,你当时的崇拜还是十足中国式的、很传统化的。你为什么不崇拜共产党倡导的那种英雄榜样吗?

答:共产党倡导了什么英雄榜样呢?马恩列斯、毛泽东、周恩来吗?他们对我们显得太抽象,不是有血有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吗?他们又显得很单薄,不够丰富多采。少年人的崇拜,往往反映着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万丈雄心。共产党大概不喜欢我们有太强的个人雄心,所以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令人心驰神往的榜样。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常常请一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来作报告,事后免不了要写作文,表决心。当时,共青团四川省委树立了一个少年英雄刘文学——一个和阶级敌人斗争的少先队员。你不知道这个名字?我相信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那时还是有几分感动的。不过这比起我进入武侯祠见到诸葛亮的塑像而生出的景仰之情,可就逊色多了。

三十、认同与困惑

问: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自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传统的断裂”。但根据你对早年经验的描述,情况似乎还不那么严重。

答:所以在“文革”中才有批判“十七年”一说。

记得在“大跃进”时,流行许多口号和歌谣。有的形容人们干劲冲天、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打的比方是“青年赛罗成,老人赛黄忠,妇女胜过穆桂英。”这至少表明在当时不少人心目中,这些古代历史和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要比共产党倡导的英雄榜样更深入人心,更生动亲切。等到后来学大寨学大庆的年代,这类比喻就见不到了。

问:假如说在当时,你既然还不能自觉地拒绝了共产党文化,而你心中的偶象又和官方倡导的榜样不相一致,你是否感觉到其中的矛盾呢?

答:问得好。当时过境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时候,回首往事,人们很容易犯两种毛病。一种毛病是夸大当年的不满因素乃至反叛因素,似乎我们从来就没有认同过官方文化;另一种毛病是忽视当时的内心冲突,好象我们原先都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信徒。在当时,在明确的意识层面,我自以为是认同共产党文化的;然而我又确实有过朦胧的困惑,隐隐地觉得有那么几分不自在、不协调。一方面,我感到党树立的榜样未能激起我全身心的深刻共鸣;另一方面,我又发现,自己自发崇敬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效仿的途径。我从不曾在课堂上、在少先队活动中讲起过我对诸葛亮的崇拜。这倒不是处于少年的腼腆,恐怕主要还是由于下意识地感到某种不协调。当然,这种困惑并没有时时地搅扰我。在更多的时候,我把它置之一旁。但它确实存在着。

三十一、科学家梦

问:你对诸葛亮的崇拜只持续了一两年,那么后来呢?

答:后来我转而崇拜科学家。事实上,当科学家曾经是我们那代人少年时期共同的梦。这种普遍的科学家崇拜现象当然不属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它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变迁的产物之一。共产党革命扭曲了、否定了很多近代中国开始出现的好东西,不过至少是在五十年代,它总算是继承了那时留下的科学崇拜,连同着当时对科学的片面理解。再加上“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中共在掌权初期急欲富国强兵的冲动。于是,科学家就成了我们心目中新的偶像。这比起诸葛亮一类榜样更现实、更迫切;比起黄继光一类榜样更丰富、更诱人。当时的我们,对社会上的弊病既是一无所知,对大自然的好奇正当蓬勃旺盛。大凡有几分聪明、学习成绩不错的孩子,大约十之七八都是说长大要当科学家的。在这段时期,我开始对《趣味物理学》、《十万个为什么》一类书籍发生强烈的兴趣,对各种智力测验、智力游戏的难题乐此不疲。从姐姐的高中物理化学教科书中,我知道了牛顿、罗蒙诺索夫、居里夫人等一系列科学家的鼎鼎大名。那时,我也喜欢自己动手制作。我和同学一道制作了扫地机、幻灯机,并被选送到少年之家展览。我肯定不算巧手——如果还不算笨手的话。不过对于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倒很强,象不少男孩子一样喜欢鼓捣东西。记得在上幼儿园时,家里有一部手摇留音机,我总在琢磨它为什么会转。自己千辛万苦地做了个小模型。虽然终于也没能让它转起来。但二舅见了却大为赞赏。我四舅、五舅,一个是留美博士,一个是留英博士,都是很有造就的科学家。母亲也常常勉励我学习舅舅们,长大做个科学家。六年级的一次作文课,题目是”我的理想“,我郑重其事地宣示了要当科学家的志向,甚得老师褒奖。我的科学家梦,一直持续到中高时代。

三十二、两种理想人格的冲突

问:在五十年代,中共曾经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然而即便在当时,共产党也从来没有无保留地鼓励人们去当科学家。共产党从来没有象号召青少年学习雷锋、学习黄继光那样号召我们学习牛顿、学习居里夫人。这一点你是否有所觉察呢?

答:不可能毫无觉察。就拿共青团四川省委号召学习刘文学这件事来说吧。我的老师事先对我讲起我们四川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少年,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我听了很振奋。在我的想象中,这位少年一定是胸怀大志,全面发展,才智超群,学习成绩相当优异,如此等等。显然,我是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加到了党要树立的榜样身上。等到刘文学的优秀事迹发表后,我发现那跟我的想象是如此的不同,暗地里不禁很有几分失望。

还有一件事。在小学临近毕业时,我偶尔读到一篇教育部长的讲话,其中谈到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本质区别,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的通才教育,强调要培养“普通劳动者”——你知道。在中共的词汇中,“劳动”一词带有明显的反智色彩。象“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个口号,等于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不算做“劳动”。我读后心里觉得有点别扭。依我当时的认识能力,我既不能断言官方是错的,又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可是我不能不感觉到在党的要求和我自己正在形成的价值追求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差别。

让我进一步把当时的感受说得更清楚些。这种说明也许相当困难,而且它极容易导致误解。因为当时的感受是很朦胧、很暧昧的。如果我用明确的语词把它说得太确切、太明白,很可能会扭曲当时的原始经验。苏格拉底的箴言是“认识你自己”。但是,经过一番认识之后的自己,就已经不再是原先的自己。于是我们便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不去分析和说明那种原始经验,人们怎么能了解它?而那种原始经验一旦经过反省就失去了自身的原始性,了解岂不又变成了误解?因此,我必须提请你注意到这个悖论,穿透我的说明,去试图把握那种原始经验本身。

众所周知,共产党的教育是典型的权威式教育。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来说,我们从小就是受的这套教育。这套教育一度是如此的成功,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连想都没想过党的话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人心并非一块绝对的白板。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们的一切。人心天然地具有某些秉赋或倾向,它使我们内在地拥有一种选择性和判断力。当这种性能受压抑或不够发展时,我们固然还不会对党的教导发生怀疑;但确实可能出现接受上的困难。我们可能产生不满足感,产生没搔到痒处的不愉快感,甚至产生暗暗的抵触情绪。

问:其实,早在“反右”运动中,共产党就已经严厉地批判了所谓“白专”道路,批判了所谓“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那时,这种批判还没有太直接、太强烈地波及到对少年儿童的教育。一个孩子表示他长大要当科学家,他通常并不会受到责备,也许还会受到某种鼓励。既然如此,你所感到的那种冲突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答:问题在于,我之向往成为一个科学家,并不仅仅是处于对未来职业的考虑,我是把科学家当做了一种理想人格。我当然懂得,人们对自己在未来生活中要从事的具体工作的设想是多种多样的:张三想当舞蹈家,李四想做军人,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冲突。但是在理想人格的问题上,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因为它涉及到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涉及到人生的最高价值标准,所以可能具有排它性。共产党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学习榜样,其实质是为我们树立它的理想人格。在这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之间就发生了冲突。你可以批评说当时我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未免太浪漫、太片面、太绝对。我承认的确如此,唯其如此,我才会敏感到冲突的存在。正如在一个宣布某种宗教为国教的地方,最容易感到不满的人总是持有另一种宗教信仰的人,而不是对各种宗教都没有强烈信仰的人。

应该说,在当时,这种冲突并不强烈。它甚至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识而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但我要强调的是,这种感觉本身就非常重要。因为它构成了我以后思想发展变化的一条基本线索。□

(未完待续)

——旧《中国之春》1992年11月号(总第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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