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写在世纪之交——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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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

三十三、少年愁

问:你谈到了你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内心冲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一般人总爱用“无忧无虑”四个字来描述这段时期的心理状态。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要说有忧愁,也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你想必不赞同这类说法。

答:我相信这只是成年人的偏见或误解。如果我们细心地回忆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包含着大量的忧虑和紧张。不错,小孩子发愁的那些事情,有许多在大人的眼中简直是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对孩子本身而言,由于缺乏比较,这些问题都象天那么大,因而其心理压力也就十分沉重。不仅如此,小孩子还会想到许多大问题。早在少年、甚至早在童年,我们就会开始考虑许多深奥抽象的大问题。诸如对于生与死的体认;关于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对自我的认识和选择;在有些事情上我们唯恐自己不特殊,而在另一些事情上我们又生怕自己不正常。等等。依我之见,人天生是要追求意义、追求超越、追求形而上学的。人不仅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社会动物,也是天生的哲学动物。换言之,人天生是要思考、要忧虑很多抽象问题的。只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成年之后,俗事缠身,倒常常把这些忧虑置之一旁,或者干脆不了了之,反而不如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么专注和认真。我深信,我们早年的内心冲突和紧张,既是大量的,又是强烈的。它是我们个性形成、智力发展与情感生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份,从而对于日后的生活、思想与行为都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三十四、对存在的思考:是问题抑或不是问题?

问:存在主义哲学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究。但不少人抱怨它太难懂。

答:并不难懂。我同意苏格拉底,真正的哲学绝对是普通智力可以了解的,只要你有耐性。

我在很小的时候——确切年龄记不清了——就想到过死亡的问题。它使我感到极度的畏惧不安。正象存在主义揭示的那样,这种畏惧不安和对其它事物的畏惧不安很不一样。它不是比其它畏惧更畏惧、比其它不安更不安,而是和其它畏惧不安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我们对于他人的死并不感到有什么问题,但对于自己终将一死这一点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听大人说,一个人只要夜拜北斗,连拜上七七四十九天,并且务必不要让别人发现,就可以从此长生不老了。我不知道大人只是在讲神话。我真想去试一试。然而我又想:果有此等好事,大人们自己干嘛不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当我满怀希望地试图寻求永生之道时,我不能不发现永生其实也是无法想象、无法接受的,恰如死亡一样。这一发现无疑使我的畏惧不安变得更彻底。我感到自己完全被那种无限的空虚所吞没,除非我压根不去想它,否则实在是无可逃遁。在那段时间,我非常害怕一个人独处于黑暗之中。我不是怕鬼。我想,有鬼倒好了。因为有鬼便证明了死还不是死。所以我相信不会有鬼。我怕在黑暗中独处,是因为这种情景会使我难免想到死亡。

长大之后,我有时也会想到死亡的问题。不过我发现,青年人、成年人怕死,更多的时候是怕横死、怕暴死、怕早死、怕很痛苦地死,或是怕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出就死。成年人对死亡的具体方式的忧虑,似乎更多于对死亡本身的忧虑。即便在一个人独处黑暗时,我们也学会了避免联想死亡。尽管说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当一个人直接思考死亡本身时都会同样强烈地感到那种极度的畏惧不安,但成年人似乎更习惯于不让自己的思想直对死亡,就象不让自己的目光直视太阳一样。

问:人对死亡的体认当然是超时代的。不过,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不是也会有某种影响呢?

答:可能会有一些。譬如说在某种神话或宗教的文化背景下,许多人可以从神话或宗教中找到躲避,但我怀疑这种躲避会有多大效力。我们的文化背景显然属于非神话、非宗教的,仅有那么一点点哲学。我记得,在小学六年级时,我翻到一本小册子: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此书由于在“文革”初期被《中国青年报》点名批判而广为人知。开宗明义,作者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人为什么而活着?人生如何才有意义?如此等等。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自己曾经思考过的,所以我很有兴趣地读下去。可是随后的几句话就不同了。作者固然鼓励我们思考有关人生的许多问题,但他又告诫我们万万不要钻“牛角尖”。作者声称,如果你要是去思考“我为什么会出生?”“为什么会有我?”一类问题,那就成钻牛角尖了。我当时便有些想不通。因为这几个被当做钻牛角尖的问题正是我平时思考此类问题时最伤脑筋的,怎么一句话就把它们都取消了呢?十几年后我开始接触到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片断论述。这和我自己的某些独立的思考颇有些不谋而合。于是我当下就喜欢上了存在主义,并自以为一下子就领悟了存在主义。与此同时,我也就发现了共产党哲学——如果你把它当作哲学的话——的一个大毛病:它自称在探讨哲学,但当它遇到真正最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因而正需要深入下去的时候,它却就此止步了。

三十五、有限人生与无限愿望

问:在小时候,你是否经历过什么严重的挫折?

答:没有什么严重的挫折,但有过严重的挫折感。因为我给自己提出的标准太高,所以一个小小的失败就让我很难承受。我小时候成长很顺利。除了学习功课名列前茅外,画画、下棋、演节目、打乒乓球也都不错。每当想到自己长大后要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人的时候,脑子里总是充满了无边无际的渴望和雄心。我先前跟你讲过,我曾经崇拜过诸葛亮、崇拜过科学家。在早些时候,我还梦想过当画家;有一段时间因为天天看京戏,还真动过心去做演员;甚至也向往过世界冠军。事实上,在我整个少年时候,这些愿望都仅仅是我那无限多的愿望中的一部份。我大舅很偏爱我。他一方面称赞我每做一件事就入迷、就能做得很好,另外又批评我没长性,一会儿迷上这样,一会儿迷上那样。其实倒不是没长性,实在是因为愿望太多,样样都想做,一样都不肯放。我现在仍能清楚地回忆起,这种种想入非非的愿望是如何地令我苦恼。因为我不能不发现自己实在不可能做好每一件想做的事。在现实中,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的限制,从最初的耿耿于怀、不服输、不服气,到逐渐地退而求其次乃至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等到成年后,外部环境恶劣百倍,自身的局限愈益明显,但由于自己目标相对有限,内心的苦恼反倒轻了。

问:也许很多天资不低而又自命不凡的人都有过这种痛苦的心理经验吧。据说达·芬奇临死还抱怨自己什么事情都没做好呢。所谓“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指这种心态?

答:大概就是。过去上作文课,我总是很焦虑,常常是写了又撕、撕了又写,自己老觉得不满意。这和其它功课不同。譬如数学,你解答正确了,也就是达到完美了,起码是对这个题目而言是达到完美了。作文却是开放的,永远无所谓完美。现在我写文章也是又撕又改。不过我总算习惯于不完美了。虽然我依然追求完美,但我也只好把不完美的东西交出去了事。倘若非要达到完美不可,那就连一篇短文也写不出了。

三十六、完美主义意味着什么?

问:既然我们在每件具体的事情上都不得不接受不完美,那么,完美主义还能意味着什么呢?

答:一般来说,完美主义还意味着不断的努力。在我看来,完美主义的另一层含义是,它要求我们正面地、主动地向我们认为最重要,最艰难的问题挑战。小时候,球打输了,我可以对自己说:“我打球当不了冠军,但我功课是第一。”这似乎有点“阿Q”,其实不一样。因为我确实以为功课比打球更重要。我不能反过来用“我功课虽不好,但我下棋很高明”这种话来替自己作辩护。

在“文化革命”中期,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现存制度的黑暗与残暴。当时,我既没有找到有效的反抗方式,更看不到任何胜利的曙光。明知凶多吉少,但我仍然立志要从事反抗。不少朋友劝我说:“依你的聪明才智,何不学点实用的处世之道或生存本领,把自己的处境改善改善?为什么偏偏要一个劲死心眼地以头撞墙?”我承认朋友的劝告很有道理,可就是无法接受。因为我不能允许自己在人生最大挑战面前退避。俗话说“惹不起,还能躲不起?”但我就是不能躲,不肯躲。我知道我在自找苦吃,但是我无法作出另外的选择。

刘青来美后,我曾多次向他询问过十年铁窗的经验。刘青对我说,由于他不肯屈从,遭受了很多残酷的折磨。有好多次他都对自己说“低低头吧,横竖又不是真心屈服。”本来也是,面对着与世隔绝的、毫无人性的铁网高墙,坚持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最终他就是不低头。并不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或是为了留名青史,因为这些愿望常常显得那么渺茫。更重要的是,刘青认为维护人的尊严乃是最高价值之存在,因此自己别无选择。换句话,刘青决定不屈服,主要倒不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不屈服世界就会变得好一点儿,而是因为只有不屈服,他才能够坦然自处。所以,他宁可吃尽苦头,甚至宁可一死。我不曾遇到过刘青那种处境,我不敢奢言自己如果遇到那种情况也必如刘青一般英勇。但我至少可以相信,即便我由于一时软弱而作了违心的屈从表示,我也一定会象王希哲、象哈维尔、象刘晓波那样事后痛悔不已,非要用进一步的忏悔和更坚定的行为尽力弥补不可。他们这样做主要也不是为了在公众面前表白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安宁。一个人成熟后,他的完美主义冲动就不再表现为要在样样事情出人头地,而是集中表现在对自己最珍视的价值信守不渝、竭尽所能。

三十七、“划清界限”的遗恨

问:在这次奥运会上,有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台上,两位拳击运动员正在紧张地比赛;台下,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焦急地注视,因为其中一位运动员是他的父亲。最后,小孩子的父亲被对手击败,这个小孩顿时伤心得大哭。在小孩子的心目中,父亲是天下无敌的第一条好汉。如今,父亲倒下了,偶像崩坍了,所以小孩子感到特别痛苦。许多心理学家都指出,在最初,儿童总是把父亲视为权威,视为榜样的。由此我就想到,共产党搞政治迫害,常常是当着孩子的面去批斗羞辱作父母的;有时甚至还强迫小孩子当众批斗自己的父母,表示划清界限。这无疑是对幼小心灵的残酷摧残。在你的童年时代,你是否有过这种痛苦的感受。

答:父亲死时,我还不到五岁。由于在那以前,我们很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所以我对于父亲的音容笑貌甚至没有什么印象。另外,父亲被关押被处死的情况,我小时候几乎全不知情。直到我十五岁那年申请加入共青团时,我才对父亲的问题有些了解。当时,我也积极表示要划清界限,把父亲认作坏蛋。不过,因为父亲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所以我在表示和父亲决裂时还不至引起太强烈的感情上的痛苦。

一九八五年春天,我和母亲、姐姐、妹妹一道回到许昌老家,第一次为父亲上坟。在坟前不禁感慨万端。我想到父亲的惨死,想到这三十多年的沉冤。虽然我并不相信灵魂不朽之说,然而在当时的情境下,我仍免不了要想:人死后,到底是有灵魂好还是没有灵魂好?象所有祭奠死者的生者一样,我希望死者有知。如此,在沉冤大白的今日,我们多少能对死者有所告慰。但转念又想,假如父亲死后仍然有知,这三十多年的寂寞冷落,亲生儿女的无知与淡忘,还有当年的“划清界限”,岂不令死者更感寒心?也许,单从孩子的心理成长和感情成长的角度看,我们当年的无知寡情竟是一桩幸事,因为它毕竟免去了一番心灵与情感的严重残害。只是,当你最终知道了一切,回首往事,你不能不深感遗恨、意气难平。

三十八、由于天真而保持了正常的感情

问: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在千千万万的亲人骨肉之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痕。严格说来,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有的子女是出于无知,错把父母当成坏人,因此去批判、去划清界限,“大义灭亲”,有的则明知父母是无罪的,但由于受株连,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命运,转而对父母心生怨恨。

答:这也许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

可以自慰的是,我和我姐姐、妹妹,始终对母亲无比热爱,我们从不曾伤害过母亲的心。五八年,母亲再婚。继父是成都一家皮鞋厂的职工。继父在四九年以前主要是做生意。后来因时局混乱,生意做不下去,经朋友介绍到重庆的公安局干事,还没干上一个月就散伙了。继父心想这段历史既然那么短,他不想自找麻烦,所以最初没有向皮鞋厂党组织主动交代,直到五八年厂里又搞起“肃反”运动时他才去交代了,结果是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遭受“管制”。事发之后,母亲相当难受,因为这意味着在儿女们本来就已经布满乌云的前途上,又添上了一层新的阴影。母亲很焦虑,急着和继父商议以后怎么办。由于怕孩子们知道,总是等夜深人静、我们都睡熟之后才讨论。有几次我睡得还不实,隐隐约约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声和母亲的抽泣声。到六三年我申请入团时,学校团组织也向我讲出了继父的“历史问题”。继父为人极好,对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关怀备至。我们都没有因为出了事而责怪他。起初我以为,“出身不好”既是个事实,只要自己表现好就行了,所以并不怨恨父母;后来受到一系列的歧视打击,我强烈地感到不公平,所以也不曾迁怒于父母。

问:问题就在这里。当你由于家庭出身遭受歧视打击时,你要去抗议那种不公平,因此你不会迁怒于父母。有的人不敢去反抗不公平,于是就回过头来怨恨家庭。

答:本来,在当时,我也认为继父的那段历史是“不光彩的”、是“反动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既然能很清楚地看到继父的为人,包括他对邻居、对朋友的热诚,对本职工作的努力,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对他的感情有什么不正当。我那时的认识固然幼稚,但至少没有矫情虚饰的习性。这或许部份地归因于我当时对共产党信仰得太真诚。也就是说,我总是把自己认为正当的、美好的东西都加到了共产党头上。当我最新发现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譬如对“黑五类子女”的歧视)并感到不公平的时候,我并不是对整个共产党的理想和制度产生怀疑,相反,我认为不应该出现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如你所说,有些人因为受到家庭问题的殊连而受到歧视,转而对父母心生怨恨,这无疑是在压力之下心理和感情的扭曲变态;我却由于天真而保持了正常。

三十九、关于“大义灭亲”

问:在目睹了大量的“大义灭亲”、亲情破裂的悲剧后,我有时要想:就算父母真是恶人,大义灭亲是不是也有些强人所难?相比之下,“子为父隐”的古训是不是更合情理?不过,在圣经的传说中也有一件大义灭亲的故事,亚拉伯罕奉上帝之命去杀死自己的父亲。我真是感到很困惑。

答:在我看来,首先,以政治原因迫使未成年的小孩子去和亲生父母“划清界限”,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破坏了天然的亲情,而这种亲情在小孩子心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因而它很难不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终身的创伤。其次,当一个成年人必须做出某种大义灭亲的举动时,其内心深处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感情冲突。一方面,亲情不应妨害正义;另一方面,正义应当尽量避免伤害亲情。当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而迫使人们不得不有所取舍时,我当然主张正义优先。然而,考虑到在这种悲剧性冲突中,天然的亲情本来就已经受到了伤害,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对它再去施加进一步的伤害。亚拉伯罕去杀自己的父亲时心里相当痛苦,而上帝至少没有谴责这种痛苦。共产党的错误在于,它是要小孩子反对父母;而且,它根本否定天然的亲情,它要求我们把那种天然的亲情本身视为不可原谅的罪过。这才是更加恶劣的。

四十、寻找“父亲替身”和“领袖——父亲”的比喻

问:你可以说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度过童年、度过少年的。你是否感到过强烈的缺撼?是否有过寻找父亲替身的愿望?

答:小时候我认过几个干爹,后来又有了一位继父。他们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不过这毕竟和亲生父亲不是一回事。由于母亲的关怀无微不至,也由于父亲在我们记忆中印象太淡薄,我那时似乎并没有强烈的缺憾之感。小孩子不善比较。小孩子通常不会为他一开始就没有的事物感觉强烈的缺憾。我当然知道自己有过一个亲生的父亲。我也常常在想象中勾勒出这个父亲的模样。因为缺少原型,这种勾勒往往就不是在设想我实际上有过怎样的一个父亲,而变成了我希望有一个怎样的父亲。不消说,这种勾勒一般都太模糊。我至今都无法准确地揣摩,倘若父亲一直在世,我作为儿子对他该怀有一份怎样的心情,以及那对于我的成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通常认为,小男孩不仅把父亲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榜样,而且往往会从父亲身上寻找自我。倘若如此,那么,一个自幼失去父亲的男孩子在寻找自我时势必就会更困难些。

问:有人说,由母亲单独带大的男孩子,有时倒更有出息。因为他可能更早地具有男子汉的自我意识。在选择自我时,他更容易超越父亲的局限为自己树立更高大的认同对象。

答:我对这个结论颇有怀疑。我猜想,那也许仅仅是因为母亲独力扶养儿女十分不易,因此一旦出了几个有造就的儿女就格外引人注意。不过我确以为,对于儿子来说,父亲恐怕是一个比母亲更为艰巨的角色,假如他果真要起到儿子认同对象的作用的话。胡适赞扬他母亲伟大,我们都深以为然,只因为胡适成了胡适。但杜鲁门赞扬他父亲伟大,其唯一的根据是他养出了一个儿子当总统,我们就觉得有点勉强。大概我们都认为,一个父亲要称得上伟大,不但要能养育出优秀的儿女,而且本人也还应当有一种事业的成功。

问:我想起一件有趣的现象。过去在苏联,斯大林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父亲”。在北朝鲜,至今仍有所谓“慈父般的伟大领袖”之称。在中国,毛泽东也曾被比作父亲(不过这个比喻好象没有太流行开)。抛开其中阿谀奉承的因素不谈,回到当年个人崇拜的鼎盛时代,我们对于“伟大领袖”真的产生过类似于对父亲的那种感情吗?

答:肯定没有。你只消看一看斯大林的儿女、毛泽东的儿女,看一看金正日(也许还可以看一看邓小平的儿女),看一看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态度,再比较一下我们一度对“伟大领袖”真诚热爱的那种感情,你就知道两者该是何等的不同了。父亲毕竟是人,“领袖”却象是神。父爱总比较宽容,“领袖”却不容冒犯。儿子知道他未来也会成为父亲;但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之情却极少允许你产生取代的野心。父子是互相归属的,你是属于他的儿子,他是属于你的父亲:“伟大领袖”就不一样了,你至多是无比虔敬地把自己归属于“领袖”,可是你很难真正地把“领袖”归属于自己。专制政治制造了一大批虚伪不实、引人误解的词汇和比喻,所谓“领袖——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四十一、自我表现:工具或公民

问:在你小时候,各种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对你发生过什么影响?

答:从客观上讲,影响很大。因为它们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但从主观上讲,影响很小。因为我毕竟年幼,既不曾介入这些运动,又很少受到波及。“三面红旗”运动是仅有的例外。在这场运动中,男女老少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少先队员也经常听报告、开大会、参加劳动、外出参观、走上街头进行文艺宣传,等等。那时候我们都很兴奋,大概小孩子对任何打破生活常规的事都觉得兴奋,只要这些事情的黑暗面还没有充分展示的话。党号台大炼钢铁,学校里也建起了土高炉。孩子们被动员捐献废钢铁,大家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搜集,不辞劳苦地运回学校。不少人在家里翻箱倒柜,把一些本来好端端的铁制用具都拿出来交公。那时我自己有一付铁制的乒乓球网架,这是一位邻居大朋友见我喜欢打乒乓球特意送我的,在当时可算是一件很贵重的礼物。我却把它送给了学校的土高炉,最后烧成了一堆真正的废钢铁。那时候还时兴什么赛诗会。我也写了很多诗(其实只不过是顺口溜),有的还配上自己画的画。学校领导见了很夸奖,并挑出一些去展览。此外,我还编过文艺节目,搞过什么小发明之类。废寝忘食,十分积极。

问:你为什么那么积极?难道你对这种运动的荒唐可笑一点没有觉察吗?

答:我想,主要是出于自我表现的愿望。小孩子很难抵制一元化舆论的强烈诱惑。我们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党的声音、我们唯一受到鼓励的行为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因此,我们自然就把积极相应党的号召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当作一种荣耀。你越是争强好胜,你就越是急于在这场统一而又唯一的竞赛中出人头地。至于说运动本身的荒唐可笑。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是毫无察觉。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树立坚定明确的不同意见,我们就很难摆脱运动声势的裹胁,很难不被运动的五光十色的外观所吸引。我们的表现欲就会压倒我们的那点不成熟的批判精神。

问:利用少年儿童的热情与幼稚来搞政治运动,这也许是极权统治的一大发明。希特勒早就做过这种事。在中国,少先队、红卫兵和红小兵都被共产党利用作为它的政治工具。“文革”中的黄帅事件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

答:小孩子确有急欲参与成人世界生活的热情或愿望。这本身决非坏事。禁止他们涉猎于成人的社会生活未见是明智之举。关键在于成年人应当为孩子们提供一种什么性质的介入方式。我儿子来美国念小学,已经上到六年级。今年正值总统大选。老师们在课堂上给他们介绍有关美国宪法和三权分立的种种知识,鼓励孩子多看相关的书籍报纸及电视节目。学校让同学们以大选为题向邻居朋友作民意调查,还搞过一次煞有介事的模拟投票。在班上,孩子们自己也搞模拟竞选。有人竞选“总统”,有人竞选“国务卿”,有提名,有拉票,最后是无记名表决。这和我们小时候选班干部、选少先队干部还不大一样。这些活动更具有游戏的性质,也就是模仿成人政治生活的性质。重要的是,在这里,孩子们从一开始看到的就是不同意见的自由辩论和公开竞争。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引入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开放社会把孩子培养为公民,封闭社会则把孩子制造成工具。□

(未完待续)

——旧《中国之春》1992年12月号(总第1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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