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
八十九、“十七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
问：共产党大讲阶级斗争、大力推行阶级路线，给学校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答：首先，它摧毁了学校原有的价值传统。
以前，学校总是最看重学习的。人们对一个学生的评价高低，主要是根据他的学习成绩。过去学校也很强调德育，但那时的德育大致上还是指道德品质，而不是只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其实对中小学生来说，本来也谈不上什么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正是在这种传统的价值标准下，我在上小学、上初中时才会一帆风顺。应该说，在那段时期，学校里的“小气候”和社会上的“大气候”是很不相同的。在社会上，自四九年以来就是政治挂帅，党天下，外行领导内行，知识多、业务好的人早就不吃香了。
问：怪不得毛泽东要说“十七年”（1949-1966）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答：“十七年”这个概念很不准确。它容易使人误解，以为整个十七年都是前后一贯的一个样子。在我看来，“十七年”至少应该分成两段，五十年代是一段，六三年到六六年上半年（即“文革”前夕）是另一段。六零年到六二年则可视为这两段的交替过渡。如果说在前一阶段，传统的价值标准还在学校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到了后一阶段，这套标准已经从根本上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七八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后，和不少同属老三届的同学聊天，谈起昔日中学时代的生活，几乎个个都对六三年到六六年初这段时期深恶痛绝。“文化革命”不是飞来横祸，“文革”中恶性发作的那些病症，早在“文革”前的几年就已经十分严重了。
九十、学习好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问：这是你事后的认识。当时你对此有何感觉？
答：从高一下学期起，我开始感觉到学习好象不象过去那么重要了。公布考试分数、评比第一、第二的做法已经取消，各种知识竞赛也越来越少。十九中甚至把评“三好学生”的活动都终止了——“三好”中毕竟有一条“学习好”。取而代之的是“优秀学生”、“优秀团员”、“学雷锋积极分子”一类荣誉称号，其中，学习成绩的优异已经不再是必要条件。
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课和语文课。知识性内容下降，所谓“政治性”的内容显著上升。念初中的时侯，我政治考试常常得满分，进了高中后，我政治课考试总是才八十几分。虽然我的试卷解答得很漂亮，但老师评分却要依据试卷之外的一些标准，也就是说要参照你的实际政治表现，而象我这样的学生注定是不会被认为“政治表现优秀”的。我一向很喜欢作文，尤其喜欢作论说文。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花了很大的心血提高同学们的作文水平。可是越到后来，作文越变成写思想汇报。六四年，毛泽东提出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我起先挺高兴，因为我早就对填鸭式的教学很不满了。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贯彻这条指示的实际后果只不过是减少作业数量，简化教材内容和降低考试难度而已，丰富多彩的课外学习小组和科技小组、引人入胜的知识讲座与竞赛——那时我还不大想得到演讲和辩论一类活动——却并没有相应增加。因而到头来，校园里的学习风气反而日益淡薄。
九十一、“为革命学习”和反对“成名成家”
问：那时侯，党不是也号召大家要“为革命学习”么？
答：是的。那时侯，“为革命”的口号叫得很响。“为革命打球”、“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学习”。强调为革命就是反对为个人，反对成名成家。你知道，共产党从来没有公开号召我们向大科学家学习，不过在以前它也很少公开反对我们把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当作榜样。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是这些伟人的业绩本身，激起了许许多多年青学子的追求知识、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的壮志雄心。然而到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成名成家的理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再受到批判。在谈到自己的志愿时，如果你说你立志做普通一兵，立志当工人，特别是下决心当农民，你一定会受到称赞。如果你说想当科学家，麻烦就来了。领导和老师虽然不致于马上批评你——也许，他们在心底里倒有几分欣赏，但他们一定会反复地告诫你，要你端正学习目的，要你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划清界限。这就让你感到很委屈，似乎想当科学家就比想当工人、当农民在政治上更不纯正，起码是更有“个人主义”的嫌疑。
记得在高三那年，一次，我从《中共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该报不久前发表了另一篇题为“让青春发出闪光”的文章，指责那篇文章宣扬“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我赶快找那篇文章来读。文章很短，作者列举了一系列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在青年时代就做出伟大发现和发明的事例，鼓励今天的年青人发愤图强，让青春发出耀眼的光芒。看到这样的文章挨批判，我心里很有些不舒服。
问：那么，官方是否树立过什么“为革命学习”的正面榜样呢？
答：有，但很少。当时官方大力宣传的榜样是雷锋、王杰一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廖初江、黄祖示一类“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有就是邢燕子、董加耕一类立志务农的知识青年。这后一类榜样和我们的情况更贴近。据说，邢燕子、董加耕在校时都是好学生，学习成绩相当出色，但是他们甘愿放弃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下决心回乡当农民，立志把自己的知识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给人一种暗示，好象是想上大学就已经不算“最革命”的了，更不用说是想在书斋里、实验室里当什么科学家了。官方也树立过一些“为革命学习”的学生榜样。成都市教育局发下的一份宣传材料，一位名叫申在望的四中学生讲述他如何为革命而发奋学习的事迹。从这篇文章来看，申在望的学习的确很好，但也未见得特别优秀。他之所以被称为榜样，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他的学习目的、学习动力被认为是十分纯正。文章一再强调的是申在望如何牢记革命先辈的谆谆教导，为了继承革命先辈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努力学习。文章中透露出申在望是出身于“革命家庭”——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显然，这类榜样和我辈是不大相干的。
问：看来，学习好必须出身好才有意义。
答：也不尽然。象我校那位在全市物理竞赛中获奖的同学，家庭出身工人，在政治上不够积极。学校一度把他作为榜样——也仅仅是作为学习好的榜样而不是“三好”的榜样，后来就有不少非议，说他只专不红。
说来真是意味深长。当学生的总是都希望自己学习好。我还没见过有谁故意追求学习坏的。就连“白卷状元”张铁生也是在绞尽脑汁而又解答不出的情况下才赌气交的白卷。
但是在当时学习好本身又是一件惹麻烦的事。除非你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可靠的、是红的，否则，学习好反倒可能成为受攻击的把柄。
九十二、“你不就是成绩好一点吗？”
问：当时，其他人是否也都意识到价值标准的改变呢？
答：当然，只有在大家都普遍意识到价值标准的改变并且最终受到了这种改变时，这种价值标准才真正被改变了。
这种改变自然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它分明是共产党凭借权力强加给我们的。但是，正因为共产党能够用权力把它的价值兑现为全社会的事实，那就极其有力地推动了人们价值标准的改变。
问：难道价值不是超越事实的吗？为什么它又会如此轻易地屈从于事实呢？
答：一方面，人们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价值是超越事实的；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可避免地希望价值能兑现为事实，于是他们也就常常力图用事实去验证价值。因此，当体现了某种价值的事实以似乎不可阻挡的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般人就会怀疑自己原来的那套价值是不是错了。
问：你是说在当时，一般人不仅仅是习惯了价值标准的改变，而且相当程度上也接受了、认可了这种改变？
答：对。我从自己的处境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别人对我的评价的变化，很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起初，我没有首批入团、没有评上“三好”，许多人都替我不平，他们也并不因为这些挫折而改变对我的高度评价。可是到后来，班上入团的同学越来越多，我却一直被关在门外。校学生会的官自然是丢掉了，连班委会改选都没有我的份。初中毕业前夕，人人都相信我能考上重点高中；高中毕业前夕，人人都不相信我能考上重点大学，能考进普通大学也是万幸。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的同情、愤慨之声反而更少了。
有一件小故事。高二那年，一位原先大概还有点佩服我的同学对我讲：“你不就是成绩好一点吗？”很难想象，在田径场上会有一个运动员对另一个运动员说：“你不就是跑得快一点吗。”这意味着他完全承认我在学习上的优越，但是在他看来那算不了多大一回事。
九十三、沉闷、困惑、压抑
问：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呢？
答：我先是感到沉闷，继而感到困惑，后来则越来越感到压抑。
校园里的学习风气日见稀薄，我努力说服自己，学习好是为了掌握真才实学，不是为了争第一出风头。可是，缺少了竞争，缺少了鼓励，难免也就削弱了学习的动力。于是，我不断地用“为革命学习”这样的大目标来激励自己。本来，我是嫌自己还不够刻苦。和初中时不同。初中时，我唯恐自己不够聪明；现在我是唯恐自己不够勤奋。然而在别人看来，我的毛病不在于学习不够刻苦，而在于我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想“成名成家”。这就使我觉得很委屈。报上批判“知识就是力量”一类口号。我开始觉得很难接受。因为那一度是我的座右铭。不过依我当时的幼稚，我还不可能否定这种批判，因此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理解这种批判。我逐渐承认世上确乎有一种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的错误思想。只是我始终认为我自己的思想基本上——我只能说是基本上，不能说完全、全部——并不归于此类。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检查到在我的科学家理想中含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老师把我叫去，严肃地指出那不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那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一字之差，无疑是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层次上。我和老师争辩。我没有被说服。虽然我删掉了那个“小”字。我还不至于否定自己，但显然是陷入了自我怀疑。直到毕业，我仍然坚持着科学家的理想。但是在我的心中，这个理想也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崇高伟大、光彩夺目了。毕竟，我们受到一种理想目标的强烈吸引，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那个目标本身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那个目标得到了众多的人们的赞许。在年青人的事业心中，总是集聚了强烈的荣誉感；而在这种荣誉感中，不可避免地又包含了相当多的虚荣心。过去，你聪明，学习好，立志当科学家，周围的人都羡慕你、夸奖你、鼓励你。于是，你感到很充实，很自信，做起事来格外带劲。如今，这些羡慕、夸奖和鼓励越来越少，有人甚至还向你投来可疑的目光。不错，理想目标还摆在那里，这是任何外力也夺不走的；可是，理想目标四周的光环消失了。你纵然不肯放弃它，但是你不能不感到惆怅和苦闷。
九十四、徒有其表的理想主义
问：这一代人不是在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吗？为什么你不能勇敢地坚持你的理想，难道仅仅是因为缺少了鲜花和掌声？
答：我们所受到的理想主义教育是一种徒有其表的理想主义。共产党把它的理想冒充为全人类唯一的理想，并且用政权的力量使它的观念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如果你知道你的理想符合党的要求，你就会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你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漠和讥讽而动摇。相反，你还会由此而生起一种英雄般的豪情，雷锋不是说过他甘当革命的“傻子”吗？当时，该有许许多多的人，也许从来不曾得到过社会的褒奖，有些还颇遭打击，但仍然状态不衰。只因为他们深信自己与主（党）同在。不过，对于那些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党的要求不尽一致的人来说，情况就全然不同了。由于他们无法从任何地方获得支持其理想的精神资源，他们是真正孤立无援的。一个人，除非他能独立地成为人类伟大价值的发现者，或者是幸运地成为这种价值的继承者；否则，他很难在高度一元化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依旧坚持自己的不同理想而毫不动摇。
九十五、出身歧视的两个阶段
问：你的受压抑感，想来也和你在政治上受歧视有很大的关系。
答：是的。从六三年起，学校里越来越强调阶级路线，这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分化和矛盾。
阶级路线的贯彻，大致也可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歧视的对象多少还局限在少数所谓反动家庭的子女。许多资本家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一般都把自己的成分写作“工商业者”，其子女不一定都受到很强烈的歧视。不少右派分子，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其子女所受歧视也并不那么突出。至于一般中间阶层的子女、包括知识分子的子女，基本上都感受不到政治歧视。在这段时期，红五类子女似乎也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待。
关于干部子女，有必要略加说明。照共产党的规矩，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被称为干部，小学老师叫干部，技术员、工程师也叫干部。但他们的子女当然不属于干部子女之列。干部子女也不仅仅是指高干子女。干部子女中的“干部”一词，确切地说是指担任某种领导职务的干部，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官的，说到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我想这“特权”二字也有欠准确。因为在标榜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那里，你很难在正式的法律或政策中找到什么要对干部子女实行某种优待的明文规定。它无证可查，但实际上无处不在。
在第一阶段，歧视的对象大体上只限于反动家庭子女。其理由是这些家庭的子女受了反动家庭的影响，需要从思想上和家庭划清界限。其余的家庭既然通通属于“人民”的范畴，所以对他们的子女也就没有再作出明显的厚此薄彼的区分。
六四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格外强调学生的政治觉悟，阶级感情则被认为是政治觉悟的基础。按照这套逻辑，工农子女、干部子女被视为当然地认定是阶级感情更深厚，因而在政治上便顺理成章地具有了优越性。这样一来，中间阶层的子女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二等公民。从表面上看，中间阶层子女并没有受歧视。但是既然是有人在受优待，那实际上就等于他们在受歧视。歧视固然是歧视，不优待本身则是另一种歧视。在第一阶段，同学们被分为两类；在第二阶段，同学们被分为三类。
到了第二阶段，歧视的内容也有了扩展。原先的歧视还只限于入团升学等问题。我们依然可以当选干部、评上优秀。后来的歧视则几乎涵盖了生活的一切方面。大概只有唱歌跳舞、下棋打球是例外。怪不得遇罗克在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而均遭碰壁后会对朋友们感慨地说：“咱们还是去搞象棋。也许下棋是唯一不看家庭出身的职业吧。”
九十六、出身歧视与种族歧视
问：提到中国的出身歧视，不少人会联想到美国的种族歧视。你认为这二者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答：这两种歧视都是着眼人的先天性因素。但严格地讲，只有种族歧视才是强调先天生理遗传；出身歧视，从理论上说，是强调后天环境影响。当人们说“干部子女血管里流的血是革命的”、“地富子女骨子里就是反动的”，这里的“血管”、“骨子”只不过是比喻而已。出身歧视的理论依据并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而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文革”中的陈伯达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这付对联批判为“反动血统论”。由于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所以此话特别有权威，又由于反动血统论这顶帽子很大，人们觉得很痛快，于是“血统论”这个名词就流传开来并沿用至今。其实，出身歧视并非血统论。因为它并不是强调某种先天的生理因素。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一位当年深受出身歧视之害的作家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人的思想观点是可以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的。”话说得很优雅，但一望而知是在重复陈伯达式的批判。除非我们把血统论一词也看作比喻，否则我们就误解了出身歧视的真实依据。
问：这个提醒很重要。人们追述历史实在要多加小心。否则，我们将给后人留下一幅歪曲的图画。
依你之见，出身歧视和种族歧视还有什么区别？
答：美国的种族歧视，看来主要是人们的社会习惯心理。中国的出身歧视，却明显地是统治者刻意制造的产物。在美国，本来就有不少白人瞧不起黑人。美国的立法、美国的政治，常常不是加深这种歧视，而是减少这种歧视。美国的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地弱化和消除种族歧视的历史。如果说到了今天，美国的法律已经保障了种族平等而社会上仍然存在某些歧视现象的话，那正好证明这里的毛病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社会上，不是执政者的恶意而是部分民众的陋习。中国的出身歧视相反。另外，种族歧视是基于对被歧视者能力的轻视；而出身歧视却往往是基于对被歧视者能力的嫉妒。在出身歧视下，你越顽强、越能干，你的遭遇常常只会更坏而不会更好。还有，倡导种族歧视的人，也许真的相信对方的人种低劣；但推行出身歧视的中共领导，又有几个不是“黑五类”出身？当然，坏事就是坏事，即便做坏事的人出自真诚。然而，如果做坏事的人自己其实都并不相信那个使坏事成立的原则，显然就更加恶劣。
九十七、分化与矛盾的演变
问：根据你个人的经验，阶级路线的深入贯彻在同学中都造成了怎样的分化和矛盾？
答：我的个人经验免不了有局限性。譬如说在我们学校，干部子女就很少，高干子女更是凤毛麟角。十九中本不属贵族学校，四周又没有什么党政机关大院。所以其学生绝大多数是一般平民子弟。另外，十九中既然不是重点学校，因此，出身不坏而又学习冒尖的学生比例也不高。我这里尤其指高中部。其他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出身不坏学习冒尖的谁个会报考你十九中呢？成绩优秀而被分到十九中来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家庭有问题。倒是有些原十九中的初中毕业生，有条件进入重点学校的，出于对母校的感情而继续在母校读高中——每年十九中都要花很大气力动员这样的学生报考本校。这类学生中又是以中间阶层的子女为主。也许，那是因为他们比出身好的优等生更在意未来的档案鉴定。出身与学业俱好的学生也有几个，大都是个性比较老实的，否则就去考重点登高枝了。这就形成了如下一种格局：从家庭出身看，干部子女够不成一个群体，所谓“红五类”大部分都是普遍工农子女：“黑五类”子女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从学习成绩来看，成绩好的学生，“黑五类”的比例较高，中间阶层子女次之，“红五类”子女较少。我这一班的情况更特殊，全班四十几个人竟是来自近三十所不同的初中。因此上述格局的特点表现得尤为分明。至于在全市或全国范围内的格局如何，我不能轻下断语。
在高一上半年，班上同学的分化与矛盾还不明显。这大概也和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彼此生疏有关系（事实上，我们班一直要比同年级其他两个班松散一些）。在当时，只有出身不好的同学才对出身问题比较敏感。我最初结交的几个朋友几乎都是学习好出身有问题的。这不是说“黑五类”子女更有群体意识。我们并不是有意地只和同属“黑五类”子女的人交朋友。但使我们彼此接近的因素是我们都爱学习，我们都对出身歧视不满。而这后一种感觉是别人体会不深的。
班上有三位在初中时就入了团的老团员。他们组成一个团支部。团支书（兼班长）是本校出身，学习成绩、组织能力都很出色，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起初，我和另外几个“黑五类”同学还满怀希望地积极争取入团。但到头来一个都没入成。那时候，“黑五类”子女入团并非全无机会。不过这位团支书缺少发展我们的热情。这也难怪。早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就了解到我们几个的背景，以当时的政治气氛，以他的谨慎个性，如果他和你原先就是好朋友，你的这个背景不足以妨碍彼此之间的友谊，但既然你们原来互不相识，那么，你的这个背景就妨碍了你们成为朋友。换句话，在当时同学之间的一般性交往中，家庭出身尚不足以构成障碍，但是在更深层的交往中，它已经形成了一道薄薄的隔膜。
隔膜迅速地增厚。而且由一道变成了两道。高二那年，在上面的直接授意下，团支部发展了几位“红五类”子女，并且很快地由他们接替了负责职务。班委会也成了“红五类”子女的一统天下。新任团支书是个工人干部子弟。也是毕业于本校的，直到高一时在班上都还是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色，据说上初中时还有点受气，他是在阶级教育活动中崭露头角的。一半是上面的着力提拔，一半也是他那被唤醒的勃勃雄心。他突然变得十分努力，学习成绩有一定提高。他最大的特点当然是在政治上，所谓“阶级感情深”、“立场坚定”，其表现之一便是出身歧视观念相当强烈。他对“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很关心，尤其注意强化他们的“阶级觉悟”这种排它性的群体意识。对于中间阶层子女，例如前团之书，则抱着一种混合着嫉妒与轻蔑的复杂情绪，不时地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到了高三，班上“红五类”子女都入了团。不论在人数上和在职务上，他们都显著地胜过了中间阶层的子女。可是，前团支书由于学习好、人缘好，仍然有很高的威信。于是，新老支书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当然是新支书采取攻势，攻击的理由自然是说对方的“红”中掺假。恰巧本校高年级有位同学，也是中间阶层（或许家里有点不大的问题）出身，老资格的团员，又是校学生会主席，高考时意外落了榜，他又没有象原来保证的那样下农村。于是在校内引起一番议论。这种事例当然不只一个。所以它就使得象前支书一类人的处境变得有几分被动。本来，这位前支书是有批支持者的。因为有不少同学看不惯新支书的跋扈，同时也由于新支书的成绩毕竟还不算优秀而有些瞧不起。不过，由于前支书的个性偏于谨慎，遇事宁肯退让。所以团内的矛盾不致于公开爆发，但那种紧张气氛是我们都能感觉到的。尽管在那时，我们已经成为局外人。
新支书对“黑五类”子女十分猜忌。尤其是对我本人。记得一次政治课，老师讲到要无条件服从上级领导。我提出问题：万一上级领导错了呢？这位新支书立刻就联想到我是在为我父亲鸣冤叫屈。我和新支书争论过好几次。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出，我说这是学术问题，怎么扯到政治上去了？他当场就声色俱厉地反驳我。那种神情，分明是认定我也有政治问题。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九十八、两种逻辑
问：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小世界。我相信你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问题是，在这种充满不安与冲突的行为背后，人们都是怎么想的呢？我首先想了解的是，大家对阶级路线是怎么想的？
答：有人喜欢阶级路线。有人不那么喜欢。甚至暗中反感。但是就在不喜欢阶级路线的同学中间，也会认为它多少还有些道理。
最初，共产党讲阶级路线，强调的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要受到更多的剥削阶级、反动阶级的思想的影响。这种解释的说服力很低。因为一般“黑五类”子女搜索枯肠地找不出什么父母教过的反动话。而且我们也知道，大部分工农家庭的父母也绝不是天天给子女宣传毛泽东思想。换言之，在当时的家庭中，长辈教诲子女的话总是大同小异，但是后来共产党改为强调阶级感情，情况就显得不大一样了。新社会给你们家带来了好处，你当然会更喜欢；新社会给你们家带来了坏处，你当然就不那么喜欢。这套逻辑似乎有力一些。这是一种自我暗示。它能诱发你本来未必有的一种情绪。
此外，阶级路线又是一种自我证实。共产党对“红五类”子女说，新社会给你们带来好处，所以你们一定要喜欢它；因为你们更喜欢它，所以它更信任你，要给你们特殊的优待。在这里，共产党宁肯多讲感情、多讲利害，而少讲理念、少讲原则。因为后者更带普遍性或公共性和开放性，前者更带私人性和排他性。如果你说，新社会好，好就好在它最公正、最合理；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一切公正理性的人都会同等地喜欢它。如果你说，新社会好，好就好在它给某一部分人带来了恩惠；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受惠者将更喜欢它，而受损者将会仇恨它。
问：其实，共产党是两种逻辑都讲。而前一种逻辑未必讲得更少。
答：也许如此。这并不要紧。问题在于，从前一种逻辑——新社会是最公正、最合理——出发，我们认为我们是热爱新社会的，其热爱程度决不低于别人。据此我们自然就会反对歧视，对受歧视感到委屈，认为歧视是不公正。可是根据后一种逻辑，我们就必须承认“红五类”子女的阶级感情要比我们更深厚了。倘若如此，那么共产党对“红五类”子女更容易信任，从而使他们在各种事情上享有某种优先性，也就象是顺理成章的了。
基于上述考虑——当然，绝大多数人在当时不曾考虑得这么清楚。只是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很多人就陷入一种矛盾：他们既不能否定阶级路线，但又不愿意接受它。
九十九、优待与歧视
问：不同出身的同学对此考虑会不会有不同的侧重呢？
答：可能会有的，“黑五类”子女反对歧视，但可以承认给别人一点优待。
问：如你所说，优待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吗？
答：是，也不尽然是。譬如有的地方明确宣布优待少数民族考生。别人七十分才入选，他们六十五分就入选。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仍会认为那是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待，而不是对自己的歧视。这当然和数量多寡有关系。少数人得鼓励，多数人并不感到受侮辱；当大多数人都得到奖励时，剩下的少数人就难免不觉得遭轻蔑了。
在红五类子女方面，越是强调获恩则喜的情感倾向，他们也就越是相信自己对新社会无限热爱。反过来，他们也就越是怀疑别人的“阶级感情”。“共产党杀了你的父亲，你怎么还会热爱共产党呢？”我想，那位新支书当年一定就是这么想的。
问：可是，这种推论不是建立在最自私的个人情感因素之上的吗？
答：当然。所以，“红五类”子女中，越是自私的人，越是极端的出身歧视者。更何况在这里还可以名正言顺、大义凛然地顺手牵羊，发泄其妒贤害能之心呢。这就驳斥了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共产党的过错在于把人性设想太高尚。其实，共产党现实政治运作一再显示出它把人性估计得有多么下贱。
一百、公正原则的意义
问：撇开对共产党革命、对所谓新社会的是非评判，你刚才提到的两种逻辑确实使人感到困惑。因为它们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贯彻阶级路线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答：关键在于，当时的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种逻辑的内在冲突。讲情感势必有偏私，讲公正就必须不计情感。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只能讲公正、讲理性。西方司法女神的形象是，手持天平，蒙住双眼。天平表示公正，蒙住双眼表示不问亲疏。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对一切人都公正。在需要强调忠诚的地方，它也只能依据人们的外部行为，而不能去想当然地推断别人的内在情感。当然，人就是人，人总是有情感的，自己有情感，看人也会有情感。因此在实际事务中，你无法避免情感因素对判断和抉择的影响。但是作为制度、作为法律、作为任何普遍形式的规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3年9月号（总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