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22日清晨，我们坐着1辆大型的囚车从沈阳大北监狱驶向辽宁省凌源县一处偏僻山区的劳改营。车上坐着依然是被“流放”的11名政治犯（不同的是何振春因下身瘫痪辽宁省司法部门拒收又送回吉林省。换上另一名由北京送到辽宁省服刑的政治犯孔险峰。孔险峰原北京某学校的学生，在“六四”期间被学生推选为敢死队队长，后遭逮捕被判刑3年）。
当天下午15点左右，囚车到达了两边环山的“流放”地──辽宁省凌源县第二劳改营。囚车在劳改营的院内刚刚停住，一群杀气腾腾的警察和刑事犯人就蜂涌倒车前，不停地喊叫：“动作快一些，下车下车。”“一字给我排开，快……”“谁让你站着？”警察指着穿着囚服的刘刚等人说：“我说的话，你们没有听见？”脚随着说出的话踢出，“怎么不懂中国话语？不叫你们站着，就不知道蹲着。还他妈的念大书的，连中国话都听不懂，狗屁不如。”这个嘴一刻都没有停下的警察，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李扬，“蹲下。”又踢了政治犯几脚。我们没有蹲下，对这种自以为让别人蹲在他们的脚下，就觉得比别人高出一等的做法，深感厌恶。追求平等，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原则。我们的做法也许可能大大的伤了警察一贯认为囚徒在他们的眼里狗不如的“自尊心”，于是他们暴跳如雷，对政治犯大开杀戒。李维被一个叫刘“事儿”（此人没有警籍，但穿警察服装，在劳改营里常常以惹是生非、凶狠残忍为能事，因此犯人私下称他为“事儿”。）伸手拽住李维衣领，似乎没有用多大的劲，就把瘦小的李维拎了起来，很很地摔在地上：“小兔崽子，没有半今八两重，就想颠覆我们的红色江山。摔不死你，算你便宜。摔死你，算是为国家除害。”（国家这个概念，按着人民主权的理论来解释的话，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和依据的，然而在中国却常常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国家常常是作为迫害公民为目的的工具而存在的。而这种打着国家旗号来行迫害为目的的现象，在劳改营里发生在政治犯身手就更成为家常便饭。）刘“事儿”摔够李维之后，又伙同其他警察对其他政治犯一边不停地施暴、一边恶狠狠说：“我要不把你们一个个收拾废了，就对不起共产党培养我几十年的恩情。”在警察不停地施暴过程中，被“流放”的政治犯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见面礼”，不是遭到电棍的电击，就是遭到“电炮”（用拳头打人的下巴）或者挨脚踹。施暴的结果造成李维身手多处疼肿。刘刚的脖子被电棍烧焦的痕迹，在一个星期之后还依然清晰可见其他人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也是随处可见。警察的这种做法，在当天晚上劳改营的支队长张爱笃在给政治犯开会时，称之为是送给政治犯的一个小小的“见面礼”。
对政治犯一阵下马威之后，我们这些政治犯就被塞进一间40多平方米的监号里，原来的监号里已经有20多人（近一半是刑事犯人──政府安排管理政治犯的）。
晚上6点，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率一大批警察来到监号里召开会议（实际上就是训话），支队长张爱笃讲了这里劳改营的特色：“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监狱，我们曾经成功地改造了一大批历史反革命、战犯、76年天安门事件中反革命分子，以及‘四人帮’的爪牙至今没有出狱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另外，我们还成功地改造了我省那些监狱里认为改造不好并送到这里的反改造尖子、牢头狱霸。总之，凡是来到我凌源二支队的犯人，没有不改造成新人的，我相信并且也有决心，能把你们这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改造好，使你们重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不会用力气把你们争取到这里服刑。只要你们服服贴贴的听话，你们就会顺利度过改造的日子。否则，你们就会体验出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感受。我想没有什么人放着不遭罪的日子不过，去自己找苦头吃。今天，我听说们来的时候，就开始抗拒管理，要不是干部们及时地对你们帮助一下，给你们一个小小的见面礼，你们就有可能犯下滔天的罪行。在我这里，决不允许新的犯罪行为出现。否则的话，我们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监狱是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对你们进行改造，可以说是神圣的使命。今天，你们来了，坐了1天车，可能有些累了，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一句你们来到了二支队就得照二支队的章程去做。”
支队长张爱笃的软硬兼施的伎俩，对我们当时并没有起到什么的作用。我们依然准备在当天晚上绝食抗议监狱对我们实施的暴行，然而我们的计划流于破产，其原因当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开饭。（也许他们认为得知我们要绝食的消息，因此才故意不给我们开饭。也许他们这样认为，你们不是绝吗，不给你们吃的，看你们绝谁的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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