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知道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是怎么回事。但是有几人知道“洗脑”是怎么回事吗？尤其是强行对人进行“洗脑”又是怎么回吗？从《人类行为大全》一书，我们知道了强行“洗脑”的定义：“在施加压力（包括使用暴力手段）的条件下，实行的一套强化的宣传技术。”在下面部分里我向人们描述对劳改营对政治犯进行“洗脑”时，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此想达到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目的。
“洗脑”主谋
当政治犯在恶劣的环境里关押近达2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身体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被“流放”之后，不仅不给政治犯恢复身体的时间，反而又进一步开始了对政治犯进行迫害，尤其是变本加厉地对政治犯在精神方面的摧残，对政治犯强行灌输专制思想和犯罪意识──也就是用杨国平（凌源县第二劳改营为关押政治犯而新成立的教导大队大队长，此人37、8岁，在部队当过兵，中共党员，自称自己是有野心的人。）在给政治犯开“洗脑”会时的话来说：“是对你们（政治犯）进行洗脑，也就是洗去你们头脑中的反革命思想，重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你们的头脑，你们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吗？那好，我让你们人手一套新版的4卷《毛泽东选集》，每天让你们背诵一段，背不上来，”杨国平说道这里用鼻子“哼”一声，他的“哼”外之意，不用说也是昭然若揭，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迫害政治犯的事件，也证明了杨国平的“哼”声所包含的内容（这些是后话），“关于《毛泽东选集》之事，我在你们来之前，就已经在新华书店发行部门预定了几十套，我想很快就会到来。至于书钱，你们有家的赶快写信要钱。没有钱的，对不起，每月不是发有买日用品的3快钱吗。总，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脑袋里装的东西，那东西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对国家危害的一天。话又说回来，那东西在你们脑袋里存在一天，对我们赫赫有名的劳改二支队也是抹黑。昨天支队长的讲话，你们也不会忘记吧？为了二支队的荣誉，我想你们也知道怎样去做，你们不自认为是聪明人吗？是精英吗？今天说好听的，是动员接受改造思想的大会，难听的的也就是命令。我现在把丑话说在前头，谁要和我过意不去，”杨国平又用鼻子“哼”了一声，“有关背诵学习《罪犯改造规范》强化认罪意识及日常事务方面的安排，由管理你们的犯人（刑事犯）会告诉你们的，说道这里我强调一下，这些管理你们的犯人是政府安排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安排，你们必须服从。不服从管事犯人的安排，就是不服从我杨国平的安排，也就是不服从政府的安排，说白了就是抗拒改造。我想你们到了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二支队的特色，也别忘了你们的小名（也就是犯人）。以后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我本人也有一个特点，大概你们不知道，在这里我不妨透露一点。别看我今天和颜悦色地你们讲话，要是和我过意不去，我这个人是翻脸是不认人的，都知道孙悟空厉害，”说到这里，杨国平伸出一只手心向上张开的，“但孙悟空何时逃出如来佛的手心。”说完把手心向下一翻。
“洗脑”帮凶──刑事犯管理制度
杨国平对政治犯召开的“洗脑”大会一结束，一群刑事犯人按着杨国平的指导，在刁烈的指挥下，雷厉风行地开始了对政治犯进行紧锣密鼓地“洗脑”行动。
在描述政治犯怎样被“洗脑”之前，首先介绍一下，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组成人员的情况。
劳改营教导大队大队长杨国平在监狱的授意下，在整个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过程中起着具体的“总设计师”的作用；原凌源第二劳改营支队长的儿子刁烈是教导大队一中队队长，在整个“洗脑”过程中起着“执行主席”的作用。
刑事犯人在对政治犯“洗脑”过程中起着“车轱辘”、“打手”、“特务”等帮凶作用，其主要成员有：
吕红军──统管教导大队一中队、二中队（矫正队）全部管事犯人，也就是管事犯人的“头领”。吕红军原辽宁省某单位保卫科干部，因非法拘禁他人、强奸妇女罪等4项罪名被判刑16年。他每当谈判刑的结果是，都洋洋得意地说：“那些罪名也就是落在他的头上，换上另外一个人早就被毙10个来回了。”在劳改营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有多大的能量。别说犯人不敢若他，就连一般的警察也不在吕红军的眼里，在劳改营里他打警察不算是新鲜事，结果挨打的警察倒霉（92年初吕红军对教导大队一中队的小队长司二大打出手，事后，吕红军象没事一样，司二庆反而调出教导大队。）。一般的警察在他的眼里尚且如此，政治犯在他的眼里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我在劳改营3年半的时间里，吕红军就多次度打过政治犯，如：唐元隽、肖斌、李杰、司伟、李树深、王贵生、徐佰泉、迟寿柱等人，有的被打过多次。对政治犯的侮辱、谩骂更不在话下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尽管吕红军在劳改营里劣迹累累，但他每年都是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外加“学习雷锋标兵”，在3年半不到的时间里，由于在管理政治犯方面有“功”，获得劳改营嘉奖并减刑五年，此人的绰号叫“小炒（吵）”，此绰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他本人不吃劳改饭自己炒菜作饭吃，另一种是与人经常的吵架。此人是杨国平在组建教导大队时亲自要到自己身边的。
白恩才──辽宁省抚顺市原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的一个厨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借工作之便强奸下乡女知识青数十人被判死缓。此人也是杨国平亲自从别的大队调到教导大队一中队的，并任命为纪律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政治犯一切具体事情的安排。此人来教导队之前，在别的大队伙同几名刑事犯人逼死一名犯人，但此事不了了之。刑事犯人背后称他为白“坏水”。
刘国军──辽宁省人因强奸杀人碎尸被判死缓，从法的角度，他的犯罪行为，应该处死。但抓他的时候，刘正在为另一罪名服刑，也许是那件大案案发时间已有多年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他的绰号叫“小特务”，据辽宁籍的政治犯介绍，此人专爱向政府打小报告，造谣生非。在我们被“流放”去之前，因刘打小报告说徐佰泉整天喊要杀死李鹏，徐佰泉为此遭到刁烈的暴行，胳膊被打脱臼。李德军因徐被打之事说句不平的话，被打小报告后，刁烈的父亲刁小天（当时是没有退休的支队长）亲自率领一群警察对李德军实施暴行。尽管刘的报告假的成分远远超过真的成分，但对政府来说，宁可错罚几十个被打小报告的人，也不错放一个被打小报告的人。政府心理明白，小报告里的内容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收拾人的“依据”，这样做的结果，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至于错误，用刁烈的话说：“为党工作，就不怕犯个人错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则支配警察管理犯人的心理，监狱里的风气，可想而知了，这也许是中国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的原因吧。
曲爱国──辽宁省沈阳市人，因是流氓集团的头子被判刑15年，此人的绰号叫“黑手”。此人肥硕高大如谁要是在他的眼里看不顺，瞧对方不注意时，照心口就是一拳，政治犯王贵生、徐佰泉等人不一次地领教此人的“绝技”。
孙权──辽宁省盘锦市人，因暴力强奸自己的小姨子被判刑15年，此人经常在教导队扬言：“我是杀猪的，怕过谁。”而且在他睡觉的褥子下放着一把菜刀（菜刀直到孙权调出矫正队之后，才“搜”上去），此人的绰号叫“黑无赖”。
王老头──名字不详，辽宁省人，60多岁，因强奸幼女被判刑12年，绰号“老色鬼”。在监号里他常常与其他刑事犯肆无忌惮的大声谈论他过去的“艳史”，此人还常常对政治犯赵军路搞下流动作。
以上就是组成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一班人马成员。至于其他的成员由于走马灯似的调来调去的原因，名字几乎都记不清了。由这些杀人、抢劫、强奸、流氓等组成的管理政治犯的成员，政治犯的处境可想而知了。为了让世人进一步的了解监狱的警察伙同刑事犯是怎样挖空心思，“管理”政治犯的细节，以及政治犯所遭受的种种惨不忍睹的虐待。在此，我把在“流放”地的所见所闻尽自己的努力把他描述出来、展示出来。让有良知的世人对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去做自己的评判。
早晨没等外面的起床的铃声响的时候，在监舍里站岗放哨的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就把政治犯喊醒起床（这里稍作解释，在其他大队的监舍里，即不设岗也不放哨，而把岗哨设在走廊里，唯教导大队与其他大队不同，在监舍里安排刑事犯人值宿并设岗放哨）。而这些站岗放哨的刑事犯人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政治犯出去解手，绝不允许俩个人在同一时间去解手。有一次，政治犯王贵生拉肚子，一天晚上去数次，一次正要去厕所，正赶上另一名政治犯去厕所，在这种情况下，硬是不允许出去上厕所，等到另外一个人回来时，王贵生已经便在床上。刑事犯规定政治犯不允许在夜里离开床上在地上停留。刑事犯在管理政治犯的时候，还要完成一项很绝的任务，就是把政治犯在夜里说的梦话记录下来，有一个名叫刘允伸政治犯，原来是英语教师。梦话说的是英语，也被记录反映上去，说刘允伸用英语说刑事犯听不懂的反动宣传，听不懂能说出刘的话是反动宣传的话，真是咄咄怪事、无奇不有。为此，这个教师，第二天还真的被警察审了一顿，教师已是60多岁的人了，很难想起夜里说的是什么梦话。说不出来，这好办，去坐小板凳好好想一想。以上是站岗放哨的刑事犯人在夜间所做的“正大光明”的事情。另外再简单地介绍一下他们在夜间所作的鬼鬼祟祟的事情，就是趁监舍的政治犯睡着之后，站岗放哨的刑事犯人开始偷政治犯的东西：衬衣、毛衣、毛裤、线衣、线裤袜子、罐头、方便面、香皂、暖瓶等物品，偷的东西有的明目张胆地自己用，有的拿偷的东西和别的监舍里的刑事犯人进行交换其他的一些东西。在教导队里，谁如果敢报丢失东西，轻的说你诬陷，给二支队抹黑（此着跟中国政府一样，如果你说他侵犯人权，他就说你是在搞反华活动，两者相比异曲同工。），重者遭受体罚。有一名叫李德军的政治犯，新袜子刚穿1天，第2天早晨就不见了，找白恩才说了此事。白恩才说李德军是在制造坏影响，让他坐小板凳反省，并警告李说：“如果再有下一次，上一次的节目让你重演。”（指李德军因徐佰泉遭毒打说句不平的话，而引来的“电”身之祸之事。）每当刑事犯人对夜里站岗放哨所带的好处，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夜里创作的杰作表示欣赏时，总是得意地说：“在政治犯队里改造，用日用品想发愁，都没有办法发愁。”让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还是看一看被喊醒后的政治犯在做什么。刑事犯人把政治犯喊醒起床后，就让政治犯把被子叠的有棱有角。唐元隽叠的被子常常被杀猪出身的孙权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不是这里没棱，就是那里没角。然后把唐元隽的被子不是给抖了开，就是把唐元隽叠好的被子掀开扔在地上。对唐元隽的肆意挑衅，不用说，是上面唆使的，认为元隽的刑期最长（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判唐元隽20年徒刑，创当时被判刑人员的最高记录。），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制服、压住他，其他的政治犯就好对付了。唐元隽先是和孙权理论。孙权说：“你以为自己的刑期长，就什么也不怕了。告诉你，我是杀猪的，还没有怕过谁。”唐元隽觉得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就去找刁烈去说，刁烈不但没有制止孙权的行为，反而指责唐元隽：“还是你有毛病，你把被子叠好不就没事了。”事情很明显，并不是唐元隽的被子没叠好，而找唐元隽的麻烦，而是出于别有用心找唐元隽的麻烦，才无理地认为唐元隽的被子有问题。
除唐元隽之外，其他不少政治犯每天早晨反反复复地叠被子。等到叠好被子再去打饭时，饭桶早已经没有了，当我们质问管理我们的刑事犯人：“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饭？”刑事犯人说：“这事只能怪你们自己，不能怪我们，谁让你们磨磨噌噌的，这是给你们的教训。”刑事犯人的话刚说完，外面的起床铃声才开始响起来。此事反映到刁烈时，刁烈面带愠色地说：“谁让你们不遵守作息时间了。”教导大队一中队吃饭的时间一过。白恩才就开始制造紧张气氛，不是说今天什么上级来这里视察检查，就是什么狱政科来抽查政治犯被“洗脑”的进度等。可以说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白恩才宣布完“指示”，其他的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便威逼政治犯赶快行动。不是让政治犯清理监舍的卫生，就是“训练”政治犯怎么迎接所谓的上级领导。稍有怠慢，轻者说你对管事犯人“不理需”（也就是不重视）或者说你是拒绝改造，重者拳脚相加。在白恩才一次宣布上级领导要来视察，让政治犯赶紧收拾卫生（监内的卫生由刑事犯人全部分配给政治犯承担，甚至是他自己的床铺以及桌子等的卫生也分配给政治犯清理。）然后由刑事犯人先检查一下是否合格。刑事犯人检查工作之“认真”劲可以堪称世界之最，上吉尼斯大全都绰绰有余，如牙膏的小盖盖周围是否有牙膏，床的四腿是钢管做的，曲爱国、孙权两人把床抬起来，让另一名刑事犯人去抠钢管床腿里是否有灰尘，结果就不想而知了，刑事犯人的企图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当曲爱国、孙权把焦致军的床抬起来检查是否有灰尘，结果是很清楚的，曲爱国二话不说照焦致军心口就是一拳。焦致军山东人，60多岁，被认定犯有领导、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大连中级法院判刑10年。刑事犯人打骨瘦如柴而又上了年纪的人，无非是想证明一下，要死的人，都敢这样对待，其他的人那更不在话下，同时也无非想说明一下，在教导队里别说有怨言，找你别扭，就是象焦致军这样没有怨言的人，其结果又怎么样。刑事犯人通过毒打焦致军是在向政治犯传递一个信号：政治犯不过是一群任意宰割的羔羊。
早晨6点30分到晚上8点30分，政治犯被刑事犯人命令坐在水泥地上放着的小板凳上，这段时间美名其曰称之为“学习”。实际上，也就是每天的体罚和“洗脑”。每天“洗脑”的内容就是灌输政治犯要有犯罪意识，背诵由司法部制定的、由司法部部长蔡诚签发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共56条，其中多数条款是凌源第二劳改营提供的，实际上司法部制定的规范也基本上是以所谓的凌源第二劳改营的特色经验作为制定监规的蓝本，这一点以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录象就可以证明。
“洗脑”洗到什么程度为标准呢？用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杨国平的话来说：“那就是你们在睡着了、在梦里都在不停地背规范，达到那种程度，你们才算达到标准的40%，剩下的60%，我不说你们也会明白的。”
在“洗脑”的以后时间里，刑事犯人常用“车轱辘”战术，想以使政治犯达到滚瓜烂熟地背诵《规范》的程度。“车轱辘”战术的具体内容就是让数名刑事犯人考一名政治犯，没有时间限制，直到被考的政犯能把《规范》被熟为止，刑事犯人把这种方法叫“软处理”。如果软处理不行，就来硬处理。也有时两套结合着使用，也就是所谓的“软硬兼施”，政治犯王贵生就是这种方法处理的对象。王贵生山东人，在监外常年过着乞丐的生活，不仅谈不上有文化，而且根本就不识字，只是在89年看不惯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把掉在地上的一张传单检起来张贴在墙上，而遭逮捕并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3年。在“洗脑”的过程中，王贵生由于不识字，“车轱辘”战术也就是软处理方法对他收效甚微，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孙权、曲爱国等刑事犯人把王贵生拽到前面摔到在地上，随即一阵狂踢乱踹，也不管踢什么地方，踹什么部位。孙权觉得踢踹不过瘾，抄起板凳接连不断地对王贵生砸下去。王贵生在一次上厕所之机，趁刑事犯人不注意，跑到楼下，把此事向狱政科领导汇报，结果不仅没有把王贵生挨打之事当回事，反而指责王贵生下楼违反《规范》，当既遭到狱政科和直属队犯人的殴打，然后由直属队犯人把王贵生拖回教导队。教导队的刑事犯人为了报复王贵生出去汇报，给王贵生开了一个“小灶”，让王贵生在半夜12点之前不准睡觉，坐在小板凳上背《规范》。象用这种“软处理”或“软硬兼施”方法对政治犯进“洗脑”的，不过是在遭受虐待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政治犯是遭到“硬处理”方式的虐待。刘刚事先宣布不接受“洗脑”；我和唐元隽、李维、梁立维等人宣布自己无罪，因此，所谓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对无罪的人不适用；张铭、孔险峰等公开说：“被改造的不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士，而应该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螳螂。”安福兴、李静娥认为：“洗脑”是对人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司伟、李杰对刑事犯人置之不理。我们在刘刚起草的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上写到：对没有犯罪的人灌输犯罪意识，那是一种严重的侵犯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是对人意识的一种强奸。并郑重地告诉当局，我们的大脑是属于自己的，决不作别人的跑马场。声明交上之后，狱警和刑事犯人便把在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与没有签名的政治犯分开，以免被认为强硬的反革命或反改造分子影响其他人的思想。被分开之后，形成两个小组，并分别安排在楼下两间教室里继续进行”洗脑“。
一组是在没有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他们分别是：
辽宁省大连市的某厂工人肖斌，因亲眼看到北京“流血事件”，并把“流血事件”用语言表现出来，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并被 判刑10年。
辽宁省丹东市某厂工人田晓明，因不满当局镇压学运动，寄信表明自己观点，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7年。辽宁省本溪市某 校教师李德军，因在戒严前张贴支持学生运动的传单，被认定犯有 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3年。
辽宁省辽阳市某校英语教师刘允伸，因在89年“六四”期间，把收听到的《美国之音》录下来给学生听，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抚顺市某厂工人阎兴安，因醉酒时指着兜里的酒瓶对一名警察说：“赶快下令，让北京停止开枪，否则把兜里的东西弄响。”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铁岭市农民徐佰泉给沈阳军区某司令员写信，要求沈阳军区阻止北京镇压学生运动，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8年。此人在被关押期间由于长时间遭到残酷的虐待，精神上已经出现问题。92年之前，徐佰泉至少两次被砸上铁镣、带上手拷被关押在严管队里，常常被打的卷缩在铺板下。在我一次被严管时，刑事犯人胡伟提起这件事时说：“你们就不能学学徐佰泉，让他站着不敢坐着，让他趴在地上，不敢仰面躺在地上。”从胡伟的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徐佰泉遭受虐待的过程。徐佰泉曾经是个装甲兵，身体非常健壮，然而由于徐佰泉不断地遭到迫害，他的精神几乎是崩溃了，徐泉常常处于那样一种状态，深更半夜在惊叫中醒来，然后面对着墙伫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白天常常躲在厕所里的一个角落处，脸部朝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徐佰泉略有些清醒时，为了减轻自己一点点的痛苦，竟然用烟头灼烫自己的手腕的方式。尽管徐佰泉的状况已经这样，但狱警和刑事犯人还是不断地对他打骂。
辽宁省锦西市某厂工人李树深，在“六四”期间出差坐车时，看见车厢里有不少从北京逃出来的学生，并劝学生返回北京继续斗争，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丹东市的小流浪汉赵军路，因89年在阜新市鼓动学生游行示威，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十年。判刑时赵军路不到20岁并很快被送到凌源第二劳改营，在他到教导队之后，刑事犯常常欺他年龄小，尤其令人愤怒的是刑事犯人张武和把他骗到僻静处玩弄了他。赵军路把此事汇报给大队领导，但大队领导只是把张武和从教导大队调到别的大队当管事犯人，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此事的发生对赵军路的精神上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导致心脏病严重而此病，每当受到刺激时，便不知不觉地昏迷过去，如在“5．29”罢考事件后，由于劳改营当着政治犯的面前，对参加罢考的人士进行施暴时，赵军路的心理法承受那种场面所带来的压力而昏迷过去。又如94年3月份，王伟对他搞下流动作，他向教导大队领导汇报，领导反而指责他：“王伟怎么没有向别人搞下流动作呢，还是你那里有毛病。”赵军路当时气得心脏病复发昏死过去。
辽宁省沈阳市的待业青年魏寿忠在89年“六四”期间阻拦沈阳军车前往北京镇压学生运动，被以刑事罪名判刑13年。
山东省某地农民郑全利、焦致军在89年因成立“中国民主政治党”被认定反革命集团罪，被分别判刑15年、10年。尽管按集团的性质，两个人根本就构不成集团罪，集团罪至少应有3个人以上才能构成集团罪，可见中国的司法部门到了何种荒唐地步。焦致军送到劳改营时，虽然60多岁，但身体还算硬朗。据同他一起来的人说焦致军在建筑施工“暴乱楼”（辽宁省的政治犯在来之前，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楼房还没有施工。原打算建“暴乱楼”，准备关押大批东北三省以及北京等地判刑的2千多名的政治犯。但由于条件发生了变化，两幢5层高的楼房虽然建了起来，但关押预计的人数流产了。北京以政治的罪名判刑的人没有原计划的人多，并由此放弃了把原籍的政治犯“流放”到这里。而东北在判刑的过程中也压减了人数，后打算只关押东北判刑的政治犯，但黑江后来得知凌源劳改营残酷地虐待吉林籍的政治犯，也许是良心的发现，也许是怕承担历史的责任，而没有把黑龙江的政治犯送到这里任人宰割。所谓的“暴乱楼”在最后也只用了一幢楼房中一层楼的一半监舍，关押吉林籍的和辽宁省判刑的政治犯。由于政治犯在劳改营里，无论是警察还是刑事犯人都被称之为“暴乱分子”。因此，为“暴乱分子”盖的楼房，也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暴乱楼”。）的时候，天天挥动铁镐打地基，身体却不觉得怎样。然而，在我们到了凌源劳改营的时候，焦致军已是骨瘦如柴，没有多长时间就卧床不起，据医生透露他患的是胃癌，已经是到了晚期，拖了很长的时间，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保外回家。现在情况不明，但我想是凶多吉少。
吉林省吉林市某厂工人迟寿柱，在89年因不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在大街上进行演讲，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10年。
以上这些政治犯组成一组在一间教室里继续被“洗脑”。
在刘刚起草的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组成一组，被刑事犯安排在楼下一间潮湿并带有一股呛人气味的已是仓库的原教室里，准备对我们继续进行“洗脑”。“洗脑”时间，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8点30分（中间两次吃饭时间除外）。每天下来。政治都腰酸腿疼、脖子硬邦邦的。经过20天左右的从早晨6点到晚上8点30分强行“洗脑”之后。5月16日教导队开始让政治犯进行笔试，以此来检验政治犯是否答到40%的“洗脑”标准（也就是滚瓜烂熟）。在这次考试当中除张铭一人一字未答外，其他“流放”的政治犯基本上都通过了这次考试（在这次考试之前，有人建议罢考，刘刚说：“这次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在考试之后，再继续对我们进行强行”洗脑“，那性质就更变了。）。由于张铭拒答这次考试，而遭到体罚并一直延续到5月29日再次罢考被关押到小号里而遭到更残忍虐待的时候。
这次考试之后，并没有停止继续对我们这些政治犯进行“洗脑”的行为。并想借对张铭的体罚虐待，对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杨国平多次警告我们说：“上次的考试对你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的考试还在后头了。以后，对你们不是三天一小考，就是五天一大考。”我们说：“考试已经通过，在对我们进行这样的考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而政府所说的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更是有意刁难我们。”杨国平厉声说道：“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不是你们讲话的地方，在这里我说向东走，你们就不能向西走。”从这以后，杨国平、刁烈等人伙同刑事犯人开始每天到政治犯“洗脑”的地方来，对我们开始轮番“轰炸”，以此想达到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目的。5月29日下午，杨国平又开始给政治犯开会：“今天晚上考试，也是进一步检验你们是否达到滚瓜烂熟的标准。今天的会，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几个个别人，我奉劝你们要放下臭架子（指政治犯不认罪），不要再把拒绝改造的思想放在脑海里。我杨国平不怕你们几个人嘀嘀咕咕的，在二支队的过去，也曾经有人嘀咕过，结果怎样，嘀咕出反革命集团来。脑袋搬家了，也不嘀咕了。实话告诉你们，在这里搞反革命活动，那就是自己找死别以为我是在吓唬你们，你们不妨向老犯人打听一下，这点自由我还是给的，还是那句话，没事什么都好办。有事，我杨国平是翻脸不认人的，”他说到这里，把伸出的手心向上的手朝下一翻：“今天，我也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剩下的时间，你们可以继续学习《规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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