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脚踹、电棍、铁镣

等到其他答卷的政治犯一走。张爱笃走到了刘刚面前,两名警察也跟了过来,其中1名警察对刘刚进行搜身,把刘刚兜里的东西掏出来,并把一张纸条递给张爱笃。张爱笃看了一眼纸条说:“心脏病诊断书,也帮不了你逃脱抗拒改造的惩罚。”张爱笃话音未落,那两名警察对刘刚就大打出手,随着对刘刚毒打的开始,其他罢考的政治犯张铭等人也相继遭到警察的殴打。站在我身后的那个警察伸手拽住我的衣领:“你给我站起来。”然后在我的脸上、胸部、心口处用拳头很很地打来,没有几拳就把我捶倒在椅子上,每当我站起来之后,随后又被捶倒,反反复复多次站起、捶倒。杨国平走过来对我说:“你答不答?”“不答。”“这可是你说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押出去。”在我被打的过程中,刘刚、张铭、唐元隽已经被押走,杨国平的话刚说完,上来两名直属队刑事犯人把我的胳膊往后用劲一扭,把我押到大门口外,把我往地上一按,随即皮鞋就重重地落在我的头上、脖颈处。我脸朝下被踩的紧紧地贴在地上,地上尽是碎石、玻璃渣儿之类的东西,脸不是被擦伤,就是被划伤。我的衣服不知被谁掀起来,随即就感觉后背火烧火燎的,大约被折磨摧残20分钟之后,我被砸上一副带有铁锈的重30多斤的大铁镣子,然被押到小号。

当天被砸上脚镣子押到小号的还有唐元隽、张铭、安福兴等4位民运人士。

严管队

当天,另外两名民运人士刘刚、孔险峰被砸上脚镣,押到了严管队。

严管队是凌源劳改营专门为认为有反改造行为而被押到这里受虐待的犯人而设立的。该队也称直属队,由劳改营信任的犯人负责管理。每当被押到这里的人,一般首先是由直属队犯人对押到这里的人进行“开荤”(也就是由刑事犯动手毒打被押到严管队里的人。),打的程度,惨不忍睹。刘刚、孔险峰被押到严管队之后,也毫无例外地遭到刑事犯更加凶狠地毒打,然后警察再加入摧残政治犯的行列之中,在这时,刑事犯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刘刚、孔险峰的衣服扒光,把两人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几名警察的皮鞋踩在刘刚、孔险峰的脖子上、肋条部位上,然后用几根上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刘刚、孔险峰,一电就是后半夜(当天晚上押到严管队是8点30分左右)。以后两人除了在严管队遭受拷打之外,就是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吃完饭后,就坐在两根手指宽的长条凳上遭受体罚,一直坐到晚上9点睡觉时间(中间有两次只允许蹲在地上吃饭时间,再就是定时上厕所的时间。)。

小号

小号是凌源劳改营专门为认为构成犯罪并准备加刑的犯人而设立的,其面积长2米、宽不到1米(其中含便池面积),里面不仅阴暗、潮湿、阴冷,而又狭窄,故起名称之为小号。

罢考的当天,我被押进小号。在进小号之前,把衣服全部扒光,光脚站在水泥地上。然后由刑事犯把裤衩、线裤里的松紧带全部抽去,把裤腰带拿走。再把扒下来的衣服一件件仔仔细细地搜查,在搜查的过程中,把搜查衣服的速度放慢到最低的程度。站在阴冷潮湿的水泥地上的赤身裸体的政治犯冷的直打哆嗦。小号那地方特别怪,天气虽然到了5月末,但那个地方还是特别的冷,冷的在小号里不穿棉衣都受不了,那里终年不见阳光,而且自来水管的凉水不停地流淌。由于这阴冷的原故,导致唐元隽发烧并加重了肺结核病,安福兴也由于被强迫裸露身体长时间受凉发起了高烧。然而两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元隽、安福兴也没有免去遭受酷刑的虐待,只是两人连续发高烧,再不断遭受暴行之后,出现了几次昏迷,而且在唐元隽的两根肋条被踹折后,两人才被送进了医院,但在医院里两人没有退烧的情况下,便送回教导队一中队,继续遭受体罚和虐待。

当天,我和张铭在小号里同样遭到扒光衣服,按在水泥地上,皮鞋踹、几根上万电棍电,有时刑事犯人拖着砸在脚脖上的铁镣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来回不停地拖拽。

鉴于劳改营对我们实施暴行之故。我在第2、3天采取了绝食,以此抗议法西斯的暴行。第3天提审我时,狱政科科长王银山审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抗议政府对我们实施暴行。”王银山避开这个话题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不答卷的想法?”我说:“在发卷的时候。”“不对,你说谎,”王银山从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你们这次行动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一次反革命行动。”我说:“既然认为我说的真话,被视为是假话。那好,从现在起,我拒绝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我的话刚一说出口,王银山顿时暴跳如雷,窜到我面前,左右开弓打了我几个大耳光:“你给我说。”我用眼睛愤怒地盯着王银山,一言不发。另一名警察刘国东拿起电棍,就往我的脸上、脖子周围上电,“我们科长让你说话,你敢不开口,我让你不开口。”刘国东说到这里,竟然把电棍塞进我的嘴里。几个人对我反复折磨之后,让我在所谓的口供上签字。我说:“除非,你们把毒打我逼供的事情写在上面,否则的话,我绝不签字。”“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说我们打你,那好,我们今天就好好地打打你,否则的话,你以后走出二支队的时,会印象不深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谁对二支队印象不深的人呢。”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不愧是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培养灌输出来的人,说话是算数的,并且是说到做到,王银山、刘国东等几名警察手持电棍、拳头、皮鞋对我一起上来……

暗无天日

那些罢考没有被关押到严管队或小号里的政治犯的情况,也同样是暗无天日、惨不忍睹。杨国平、刁烈伙同刑事犯人孙权、曲爱国、吕奉刚、王连生等一群刑事犯人,把身体瘦小的李维扒光衣服,几根电棍一起往身上电击。梁立维手脚被捆上,不仅按在地上来回不停地拖拽,并且用他的皮带不停地抽打赤身裸体的梁立维,直到把皮带打断,幸亏不是新皮带(此皮带现在保留在梁立维手中)。梁立维为此抗议暴行,并进行绝食两天。李静娥被刑事犯人庞宪文、王连生、吕奉刚等人按在地上,几根电棍不停地电击。司伟、李杰也同样没有逃脱酷刑。在对这些政治犯实施酷刑时,是当着其他政治犯的面前进行的。并且强迫他们进行观看。赵军路由于受不了刺激,心脏病爆发昏死过去。以上的政治犯一连被折磨几天之后,便开始从早晨6点到夜里十点坐小板凳遭受体罚,一直坐到超时间超体力强度的劳动的时候。

克扣囚食禁止放风

在中国有关的法律极其政策有明文规定被禁闭的人的伙食标准和其他犯人是一样的,并且在禁闭期间,每天允许上下午各有1小时放风时间,而且规定小号关押不允许超过半个月。

我和张铭在被关押进小号之后,不仅偶尔给犯人改善生活的细粮不见了,而且粗粮到了我俩的碗里也被克扣的所剩无几。早晨,每人大半碗能数出米粒的细粥,一小块没有洗过的咸菜。中午,每人一块绝对不到3两重的玉米面饼子,而且几乎不是当天做的,有时都有霉味,但想吃饱这样的玉米面饼子,在小号里也是一个大奢望。晚上也差不多如此,所不同的是,每人多半碗菜汤,说清水也不过分。端午节那一天,据说给我俩改善了一次,尽管那是据说,但我和张铭每人得到一勺带油花的菜汤。后来有个刑事犯告诉我,原来菜汤里有两小块肉,但不过到了我们碗里之前,被曲爱国挑出去吃了。小号里潮湿阴冷,在水泥地板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在劳改营里不允许铺厚褥子,说铺厚褥子影响监容。),我俩各睡在上面。几天下来,薄褥子都能捏出水来。我们曾指着小号值班室墙上挂着的小号禁闭规定说:“那上面写有允许禁闭的人,每天上下午放风各一次。”而我们每一次的提出都遭到一次毒打。在小号里,我和张铭每天从早晨6点晚上9点钟(吃饭时间都不例外),都被强迫盘腿坐在水泥地板上,有时伸腿活动一下,如被警察或刑事犯看见就用劲踹小号的铁门,就差不多吓一跳,我们坐的时候,头是冲里边的墙。在小号里,我和张铭一直关押到远远超出政府规定关押小号的期限。

狱中狱

我和张铭在小号里关押了近1个月后,被解除禁闭。然而这种不过是转换成另一种迫害形式而已。被解除严管的刘刚和小号禁闭的我和张铭,并没有回到政治犯集中的地方──教导大队一中队,而是进了教导大队二中队──矫正队。矫正队的特点正如政府安排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的头领(管事犯人的头)王连生,在给我们开“改造”会时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监狱中的监狱。”言为之意,谁一旦进到矫正队这个地方来,谁的身体就象被捆住一样,可以让人任意践踏。

先介绍一下矫正队的人员的概况:在矫正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安排的所谓的管事的犯人,这一些管事的犯人多数是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

管事犯人的头领王连生是一名被判死缓的杀人犯;庞宪文在沈阳70年代被称谓“杀手”,因团伙多次作案和杀人,被判死缓;吕奉刚因抢劫银行被判死缓;叶百灵抢劫被判15年;赵建抢劫被判15年,以上这些刑事犯组成负责管理被矫正的人的日常事务。另一种人是劳改营认为有反改造行为的犯人,如在监内无恶不做而又有逃跑行为的刑事犯人王伟、李明(两人后来都留在矫正队里管理其他被矫正的人,在监狱里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对无法管理的刑事犯人,往往给予非优惠的政策,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那些蛮横无理的刑事犯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利用刑事犯的恶性为管理监狱起到服务的作用,这可能是共产党的“以暴力对暴力”的理论,在这里活学活用的结果吧。但这种以恶治恶的监狱管理方式,真的会有长治久安的效果吗?稍有一点心理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人在某种被压制情况下,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的,这种心理状态一旦释放,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狱中出现的杀人等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私自向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含冤的刘荣威(后成了精神病),以及总要寻死的王长江等刑事犯人。再就是被劳改营认为有反革命行为的我和刘刚、张铭、李静娥、司伟、李杰等政治犯(后3人在我们解除小号或严管之前被送到矫正队进行“矫正”的)。后面这种人到矫正队来,全由刑事犯人负责矫正和其他的日常事务。

在矫正队里被矫正的人,每天的程序是这样的: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吃饭、收拾卫生,6点开始坐小板凳遭受体罚和继续对被矫正的人进行“洗脑”,一直到夜里10点(中间吃饭时,依然是坐在原地方吃饭,中间解手时间是上下午各一次)。一天坐下来,不仅是腰酸腿痛,而且又不断的受到刁难。一次刘刚出去解手,正赶上张铭被谁找去训话,回来去厕所时,两人正好碰上。看押刘刚解手的犯人,向王连生报告说:刘刚与张铭在厕所里密谋什么。当时王连生没有什么反应,到了后半夜时,让政治犯起床,不让穿外衣,坐到小板凳上,然后给刘刚、张铭每人一张纸,让两人写出白天在厕所里密谋的事情,并开始夜审刘刚、张铭,折腾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审出什么结果,就让刘刚、张铭站在水泥地上,让我们几名政治犯坐在小板凳上,然后王连生叮嘱管事的刑事犯人看着我们,不要让我们动一动,自己就到在床上去睡觉了。我们几名政治犯站着或坐着一直到早晨5点30分,也就是到了矫正队起床的时间了。

张铭有一次要去解手,正赶上管事的刑事犯人不知去向,张铭在左等右等管事的刑事犯人没有回来的情况下,张铭便独自一人去解手。回来时正赶上管事的刑事犯人叶百灵回来,看见张铭没有跟他打着呼就出去了,顿时火冒三丈,上去就对张铭一顿拳打脚踢,打完之后,就让张铭弯腰大头朝下撅着,长达3个多小时。

一次矫正队让政治犯捐款,当时司伟没在监号。等到晚上,王连生带着矫正队中队长李银龙气势汹汹地闯进矫正队,直奔司伟跟前,劈头就问:“为什么不自愿捐款?”司伟说:“不知道捐款之事,”司伟话还没有说完,王连生上就照司伟的下巴两拳,“别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李中队长对司伟厉声说道:“把手放下,站好。”司伟把手从嘴边放下,嘴角的血还没有被手擦尽。“不是说自愿捐款吗?”刘刚从旁边说道,李银龙瞪了刘刚一眼说:“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监狱中的监狱,在监狱里,只有命令,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自愿。念书真不知道念到什么地方去了。”说道这里又转头冲着司伟:“捐多少?”“别人捐多少,我就捐多少。”“你现在能和他们一样吗,你必须多捐一份,以此证明你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每天夜里10点钟睡觉,即便是睡觉时间到了,你也别想安宁,刑事犯人不是把电视声音开的很大(但电视不允许政治犯看,我们睡觉的脸必须冲着看不见电视机的方向。按规定电视每天10点一律关闭,但这个规定对政府信任的刑事犯人无效。),就是几名管事的刑事犯人坐在一起穷侃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几乎每天短侃到后半夜2、3点钟,长侃到起床时间。

在矫正队里的政治犯要受到双重的改造,不象刑事犯人直接受政府人员管理,而政治犯除受政府的“改造”之外,更多地要受刑事犯的“改造”。这也许是中国监狱管理政治犯的一大特色吧。

对于我们“5.29”那次罢考,杨国平始终是耿耿于、伺机报复。一次杨国平在给我们六名政治犯开会时说:“你们不是罢考吗,那么,我就让你们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别人考试60分算是及格,但是你们几个必须最少达到98分才能算合格,每个人至少合格10次,才能结束矫正回到一中队。”杨国平讲完话之后,刑事犯人就按着他的指示,3、2天让政治犯口答一次,3、5天发一张考卷,让政治犯笔答一次。在7月1日过后的一天,晚上6点钟,突然把我们6个人集中在一间屋里,说要考试。卷子发下来一共10道题,9道是灌输犯罪意识方面的题,另一道题是有关江泽民在“7.1”讲话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见他的鬼,鬼才知道江泽民在“7.1”讲什么鸟话。很明显这是政府又在寻找借口,对我们进行迫害。考试10道题,每题10分,而要求我们达到98分才算合格,就算我们把九道灌输犯罪意识的题一字不错地答上,每人才能得90分。另外一道题,我们几个人是闻所未闻,在凌源劳改营里,政治犯不仅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就是官方的报纸,我们也看不见。在我们即不了解外界的信息,也不知道江泽民在“7.1”讲什么鸟话的情况下。你不答,他说你是抗拒改造,你答不知道题的内容,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政府就趁此上纲上线。出题的意,很明显,可见无论是你答,还是不答,都是错的。既然是错的,那好……,刘刚在考试卷上答道:“如果想要迫害政治犯,不必用这些雕虫小技,直接了当的来。”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几个人的考试没有一个人是及格的。当晚我们几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杨国平、李银龙等人的电棍电击,并且又罚我们坐了一宿冷板凳。

事后不久,刘刚的父亲来探监,刘刚向父亲讲述此事。刘刚的父亲谴责杨国平的行为。杨国平不以为言地拍着刘刚父亲的肩膀说:“老刘,你也是当警察的,监狱里的情况,你不会不知道。古今中外的监狱,你听说过不打人的监狱吗?话又说回来,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了挽救你的儿子吗。老刘,你该和监狱进行合作。”刘刚的父亲告诉杨国平,电棍是不允许滥用的。杨国平听了刘刚父亲的话大笑起来,然后说:“老刘,你说电棍不用来电人,那么我们国家生产它干吗?干吗花外汇进口呢?”刘刚的父亲说:“那还发你枪呢,你怎么不用?”杨国平听了刘刚父亲的话后,露一脸严肃的样子:“老刘,我怀疑你是不是中国警察,谁说发枪不用,镇监时,少枪行吗?罪犯逃跑时,少枪行吗?”从杨国平的讲话里,不难看出支配狱政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苏共发生的“8.19”政变,给由东欧发生巨大恐慌的中共打了一针强心剂,这一点在监狱也反映了出来。从来不让政治犯看报、看电视、听广播新闻内容的劳改营,在苏共发生的“8.19”政变的当天一反常态,大发“慈悲”地给召集起来的政治犯一遍遍听苏共发布的《告苏联同胞书》。醉翁之意不在酒,听过几遍之后,坐在政治犯前面桌子旁的杨国平,脸阴沉,就象谁欠他似的,那摸样就跟电影里卷土重来的土匪表情差不多。杨国平抬起手,然后把手又放下,一个刑事犯人把录音机关掉了。“你们听清楚了吧?”杨国平停顿了一下,然后慢声慢语地说:“东欧变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使那里的人民重新又回到了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旧社会,又开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说到这里,低下头显出一副痛苦状,猛地抬起头,厉声说道:“不是有人希望苏联也发生变化,以此推动中国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的进程吗,”说到这里杨国平又停了一下,便大声喊到:“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你们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一个强大的苏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想颠覆就能颠覆吗?苏联的红军是干什么的,吃醋的吗?今天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苏共面前,你们的脑袋不是撞得头破血流吗,我就不信,你们的脑袋比子弹硬。该收场了,也该到了我们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时候了,你们不是总想和我过意不去吗?那好,我成全你们。”说完把手一挥,几名刑事犯人把我们几个被“矫正”的政治犯拽到前面,按在水泥地上,扒光衣服,杨国平手持两根上万伏的电棍,刁烈、李银龙等几名警察也是各持电棍,开始对我和刘刚、张铭、等政治犯进行疯狂的电击起来,皮肤被电棍烧焦时发出的令难闻的气味充斥在整个监号里,久久才散去。劳改营制造的恐怖气氛,再一次笼罩在政治犯的头顶上,使更多的政治犯见着我们几个人退避三舍,仿佛是灾星似的,似乎随时随地给他们带来灾难。一次唐元隽在走廊里给了我一盒罐头,这事马上反映到政府那里,为此,唐元隽又遭到一顿暴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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