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一期:慕容雪村:屎一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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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作家,想写一本中国近代生活的小说,你就必须避开下面这些年代:1959-1962年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否则你的书将很难出版。如果你是编辑记者,你就必须知道哪些事可以报道,哪些事需要谨慎报道,哪些事绝对不准报道,否则你就有可能被撤职、被开除。各地宣传部每天都会下达各种各样的禁令,通知你哪些词不能提及,哪些名字必须屏蔽,几十年来,这些禁令层层累加,从未撤销,足以堆成一座新的喜玛拉雅山。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坐在巍峨山头,多次宣布:中国人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山底下善良的人们会这么理解:对那些允许报道的事件,我们享有实实在在的自由;对那些要谨慎报道的事件,我们享有谨慎的自由;而对那些不准报道的事件,我们享有不知道的自由。

1931年,《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问:假如你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你会对他说什么?鲁迅反问:我要先问问你,我们有言论自由吗?如果没有,那你就不会怪我不说话。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那我就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自由。81年之后,鲁迅墓木已拱,他的作品也已经从教材中删除,但他交给后人的任务却依然没有完成。一代代中国人在这狭窄的荆棘之路上跌倒,然而回头看时,我们却并没有走出多远,当我们开口说话,我们争取的依然是说话的权利本身。

如果只看官方报道,你可能会把中国当成一个言论高度自由的国家,你瞧,中国的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中国的文化政策一直是“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从来没有哪条法律公开宣称要限制言论自由。但稍做调查就会知道,宪法永远敌不过办法,政策总是敌不过禁令。每一次鸣放之后,都会继之以惨烈的言论清洗,敢言者被恐吓、被逮捕,甚至丧失生命。这个政权从来都主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言论和思想就是它天然的敌人。从1949年,甚至是更早的延安开始,这个政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学者和思想者的管束打压,并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成功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人们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每个人都必须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并且向他表示无限忠诚。30多年后,情况有了巨大变化:虽然中国人还不能自由地说话,但终于可以自由地不说话了。

自由的世界有各种精彩,不自由的世界有各种精彩的不自由。当我们深入考察中国的言论状况,将看到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每一座城市、每一家出版社、每一位编辑都有自己的标准。同一篇文章,在广州可以发表,到了深圳就可能被禁,到了北京就可能要修改后发表。一本书在甲编辑手里可以出版,在乙编辑手里就可能是危险品。所有的媒体和出版社都是官方机构,从业人员享用着政府提供的级别、待遇和福利,同时也必须了屈从于政府的控制,这控制既有事先的审查,也有残酷的秋后算账,“不杀他们,但要让他们活在恐惧之中”是宣传部门控制媒体的第一策略。在这强大的压力之下,每一位媒体从业人员都要担负起“言论审查官”的职责,要确保过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无害的,不能反动,不能色情,不能阴暗颓废,不能有负面影响,否则就要承担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些退休的老干部也会自发地参与到这伟大的审查事业,一旦发现某本书中有违禁词语,他们就会抓起电话向政府举报。他们从不认为这种行为可耻,相反,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正在保家卫国。

最近十余年,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政府无能为力的功劳。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与日俱进地学会了新技术和新手段,它设置了敏感词库,采用了最先进的防火墙技术,雇用了大量的匿名者为自己辩护,它屏蔽了Facebook、Google、Twitter和数不清的域外网站,它一次次以扫黄、打击谣言的名义整肃网站,就在不久之前,影响力最大的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还被强制关闭了评论功能。这些手段依然强大,令人恐惧,但面对更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它还是显得力不从心。就像一台老旧破烂的除草机,每切断一根叶子,就会有几根新的叶子长出来。在科学技术与管制手段的缝隙之中,中国人终于听到了一些自由的话语,看到了一些来不及封锁的真相。动车事件、乌坎事件、陈光诚事件以及更多的事件,都是在禁令下达之前,先已在网上掀起巨浪。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他们在论坛上,在博客和微博上发表意见、公开事实,就像中国古代智者所说的那样:被阻挡的话语如同洪水,终有一天会冲塌堤坝。

很难想象中国人在说话这件事上要花费多少聪明才智。在互联网上,人们把法轮功称作“轮子”,把1989年称作“1990年的前一年”,把6月4日说成“5月35日”,把坦克说成“拖拉机”,最近轰动一时的王立军副市长,被网民们巧妙地说成“王丽娟护士长”。这些话说者明白,听者明白,审查者假装不明白,于是就建成了和谐社会。

2011年4月22日,重庆市民方洪在网上写了一则笑话:薄熙来屙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吃,李庄说:谁屙的谁吃。两天之后,方洪被重庆警方逮捕,并处劳教一年。现在薄熙来已经离开重庆,方洪下落不明,但“一坨屎案”依然有其普遍意义和象征意味,就像一个典型的中国寓言,它告诉人们:你有屙屎的自由,也有吃屎的自由,但并没有随便评论屎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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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本名郝群,北京作家,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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