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3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辞在广东省委宣传部（文中简称“省宣”）强压下被改得面目全非，并出现多处低级错误，编采人员借助网络的抗争导致“南周事件”爆发，引发轩然大波。随后，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了有违事实的消息，指省宣及其部长庹震未曾干预新年特刊，尤其激起公愤的是，省宣强硬地要求《南方周末》通过官方微博承揽全部责任，为省宣和庹震洗白。“南周事件”进入高潮。总编辑黄灿与审读员曾礼，同为共产党的处级干部，扮演了同等重要又截然相反的角色，一个出卖自己报纸的声誉、成为省宣的帮凶，一个与体制决裂、成为报纸命运的救赎者，通过这两个鲜活人物的故事，可以洞悉共产党宣传机器上的“零件”的迥异命运。
本文节选自《打帝国：南周人的困与斗》，这是一部细致还原“南周事件”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曹筠武 《南方周末》新闻板块执行总监
叶伟民 《南方周末》新闻板块编辑
杨继斌 《南方周末》头版编辑
史 哲 《南方周末》评论板块总监、记者部主任
苏永通 《南方周末》新闻板块编辑
庹 震 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黄 灿 《南方周末》总编辑
伍小峰 《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
陈明洋 《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
曾 礼 《南方周末》审读员
分道扬镳
关军/文
【一】反水者
1月6日晚上，《南方周末》官方微博“失守”，战时气氛降临，南周人觉得编辑部不再安全，决定秘密转移到金桥宾馆，大家称之为流亡编辑部。
那是289号大院两百多米外一家不太显眼的四星级酒店，有着少见的环形结构，像一个洋葱圈。正门外面的装饰有几分现代感，是两个黑色水池的迭加，确切地说上面那个三角不是水池，就是一个平面，水从中间涌出，缓缓向四周漫溢，滑落到下面稍大一点的水池。
在“洋葱圈”内的两个高档套间里，一些编辑、记者坐在地毯上，眼圈泛红，泪光涟涟，大约一小时前官微沦陷的巨大打击，让他们仍未缓过神来。考虑到这些年轻人认为遭遇到了灭顶之灾，伟大的《南方周末》已死，怎样的悲愤都不为过。
那是悲情之夜，那也是绝望之夜，惊骇之夜，慌乱之夜，亢奋之夜，各种未曾遭逢的极端体验混杂在一起。南周的年轻一代，多数属于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在温和、平缓的环境下成长，少有激烈场景，1月6日的惊魂，带给他们的末日感显然更为强烈。
南周的独特之处在“末日”得以体现——平日各行其是，显得颇为涣散，但是在报纸核心价值受损的瞬间，巨大的凝聚力无须动员就迸发出来，就像是被毁了一个家庭，而非一个饭碗。
那一夜，许多曾为这份报纸工作过的人也哭了，他们都有着深深的南周情结，那是在其他媒体再难找到的特殊情感，它像某种信仰，某种对精神家园的依恋，正如南周创始总编左方所言：“《南方周末》的队伍大多数是因为认同它的办报理念才加盟进来的，你要改变就必然产生激烈的冲突。”这情感亦如南周史上最优秀的记者李海鹏在一篇采访笔记中所写：“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午夜时分，让人大喜过望的转机出现，按记者陈鸣的说法，上帝派人来拯救南周了。是曾礼，那个在其酷爱的拖拉机游戏中打法勇猛果决、有些孩子气的老报人，那个喜欢说“他妈的”、喜欢朗声大笑、每天有十几小时浸泡在网络世界的61岁前辈，那个大家由反感到慢慢接受的新闻审读员。他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究竟是谁删改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辞》的文章，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对出版事故的责任做了分析：封面文字和新年献词修改内容是谁拟定的？在宣传部门和总编辑没表态之前，谁也不敢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总编辑个人意愿。总编辑自己签了字同意付印又去修改撤换，这种可能性不大。
不在于曾礼说了什么，重要的是他的身份：一个有过事前审读和事后阅评双重经历的关键先生，一个通常意义上被党信赖的人。他的文章在整个事件中瞬间起到了核爆一般的效果，南周的支持者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事实上，曾礼的文章在他少人问津的博客里已经昏睡了七八个小时，南周人情势最危急的关头，它被适时发现并在微博里引燃了爆炸性的转发和评论。
属于曾礼的关键时刻，发生在6日下午16点58分，他右手移动着鼠标，未加太多犹豫地在食指上加一点力，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确认”。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曾礼与集团某位负责人通了电话，对方赞同对宣传部粗暴管理的揭露，这符合集团利益，但除了赞同，负责人无法提供更多支持。
得知《联合早报》的“辟谣”时，曾礼还在深圳处理私事，难以抑制的愤怒让他叫起来：“天大的冤枉！他妈的，这个能行吗？”两周后在办公室复述此事的时候，他还忍不住用力拍打深褐色的茶几。曾礼非常清楚，宣传官员“与此事无关”的证词会把南周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在报社这种环境里，曾礼算是缺少书卷气的人，不太善于委婉表达，说话还时常夹杂粗口，喜欢开一些带有情色元素的玩笑，这个精瘦的男人年轻时从事过艰苦的农业劳动，作过冶炼厂里最苦的装出炉工，有着与底层人群、生存困境打交道所磨砺的粗糙与桀骜。不过曾礼也有“顺从”的一面，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已经是共产党宣传机器上的一个细小部件，直到后来进入报社工作，他看上去一直是党的宣传纪律的服从者。
1960年代初期，在广东湛江的一间小学课堂里，一个期许着表扬的少年迎来了刻骨铭心的打击。他按老师要求递交了一篇作文，讲述自己如何帮助他人——在一个寒冷的、天边未亮的清晨，他提前两个小时去商店排队买鱼，可供销售的鱼实在太少，他是最后一个幸运儿。许多白白排队的人在抱怨，尤其让人难受的是身后老妇人的哀叹，这少年最终把他的幸运转赠给了老人。老师对这样的故事发出质问：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买不到鱼？你这是抹黑我们的制度。她早就掌握了在一个商品极度短缺的时代歌颂繁荣的本领，她的学生必须学会这个。
批评如此严厉也与少年的出身有关，他在共和国建立之初错误地投胎给一个“黑五类”作儿子——在毛泽东建立的话语体系里，“黑五类”相当于当政的无产阶级的敌人，而且，敌人的儿子也必然是敌人。被强迫到现场观看公众如何批斗自己的父亲，是这个少年经常面对的残酷现实，于是，这棵“冬天里的草”本能地渴望获得党的认可，他更积极地表现，以证明自己与父辈完全不同。
买鱼的少年就是曾礼。要说那种符合党的需要的假话，这就是来自那篇作文的教训，它足够深刻，以至于50年后坐在审读工作室回忆童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故事。
在贫瘠的农村，在烟尘弥漫的冶炼厂，曾礼成了最底层的党的宣传任务的执行者，从兼职一直到专职。宣传这件武器，既被用于控制舆论，也用于内部斗争，曾礼在工厂里的工作就是不断舞动它。
“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从批林批孔批邓到批‘四人帮’，还批厂子里的某些人，搞宣传吃饱了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他以粤式普通话特有的抑扬顿挫回顾着，而且不避讳人性的暗处，“1980年，厂长渐渐得势，我也看风使舵，逐渐疏远书记。”
后来，曾礼进入《南方日报》，继续从事“党的宣传工作”。2008年，曾礼被任命为南周总编辑特别助理，实为集团派到这份麻烦不断的报纸的专职审读员，他还在一段时间里担任省宣阅评组的副组长，阅评组是事后问责制度的重要环节，有权宣判哪些报导出了政治问题。
在农村劳动期间，曾礼与一位女子有过美好的初恋，后来二人一直以朋友相处，他也不向妻儿隐瞒这一切。在中国家庭里，这样的坦率是很罕见的。
生活中，曾礼保持着自己直率的性格，但是因为那篇作文的教训，他已经养成了在文章中、在宣传工作中把真实想法隐藏起来的习惯，这也使得曾礼最初审读《南方周末》时感到非常惊诧：这些人居然想把自己真实的价值观印在报纸上？
1980年代是共和国一个思想解放的阶段，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眼花缭乱地涌进来，原本就对宣扬的东西有所怀疑的曾礼，开始知道外面有一个更文明更自由的世界。当局意识到了风险，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曾礼一边组织批判一边暗自想：嘿，被批的那个才是好东西。
在儿子曾嵘眼里，曾礼算是老年人中的潮人，他在几年前开始接触网络，很快就沉迷其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网”，摄影、看球等爱好都被丢弃了。
网络也是曾礼眼中的好东西。关于专制制度的丑恶，关于社会公平的缺失，关于底层民众的悲惨，曾礼以前仅仅了解一个轮廓，网络把那些触目惊心的东西直接推到他的面前。“他妈的，他妈的”，他不断咒骂着。
仍为体制工作的曾礼最初只是网上的看客，直到2011年退休那一天，觉得该把放弃了几十年的自由表达权拿回来。他在网上注册了一个ID，叫“六十不惑”，活跃得如同一条获得新生的鲶鱼，他与保守派激烈论争，也发泄积怨，“骂文革，骂老毛，骂那些没有人性的东西”。
懊恼很快就来了——网站的审查员有时会删除那些曾礼认为并不敏感的博客或微博内容，令曾礼哭笑不得的是，此时其身份仍是中国最著名周报的审读员，职责就是甄别政治风险。这遭遇让他趋于理解南周人的处境，更审慎地使用那支红笔。
集团设立审读员的理由是降低政治风险，保障报纸利益，但编辑、记者更愿意把内部审查比喻为“自我阉割”，他们对曾礼这样的像执刀一样抓起红笔的人通常充满鄙夷。每到出报日，南周的编辑频繁进出审读室，表达他们对于“敏感”的不同看法。
在网络世界和审读室里，存在着两个迥然不同的曾礼，这位老人有过这样的解释——
我脑子里有一个隔板，左边是按政治要求审稿的，右边是网络自由表达的，不能混在一起，否则就麻烦了。这不能说人格分裂，只能说思想是有多重性的。
曾礼被问到，身为内容审查者如何看待其网络言论经常被屏蔽和删除。“这个啊，性质不一样，”脱口而出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一样，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文章说的是事实，可报纸被删掉的文章，在事实方面也没问题啊。”
在经历无数次的观点碰撞后，曾礼感受到了这些新闻晚辈难得的敬业态度，这份工作对他们不仅意味着良好的收入，也包含着推动国家更公平、更自由的愿望。
其实，善良的本性从未从曾礼的内心消散，它来自那个把幸运送给老妇人的少年，一直抵达那间用灰白色隔板分割空间的狭小的审读室。对南周熟悉之后，曾礼的良知与他所感受到的编辑、记者的赤诚之心形成了呼应。
2009年，南周准备报导一起政府雇佣人员在北京私设秘密监狱、残害鸣冤者的恶性事件，曾礼经历着在这个岗位经常面临的内心挣扎，他嘴里骂着“他妈的”，仿佛地下监狱的黑暗就在眼前，他觉得这个应该揭露，又担心惹怒宣传官员，于是就和编辑们探讨如何规避风险，去掉一些敏感字词，审读员正与那些年轻人成为真正的同事。
那段时间，一些编辑把曾礼比作德国《窃听风暴》中那个良心未泯、暗中帮助右翼作家的前东德安全人员，而2013年1月6日开始，外界把他描述为一个挑战专制体制的英雄，他获得了任何新闻审查者未曾得到的敬意。曾礼以谦逊响应人们的赞美：“我只是不违心而已。我有什么力量反体制呢？”
在那篇引起轰动的博客的结尾处，曾礼写道：
作为报业集团审读把关小组成员，我把一些只能做不能说的东西公开披露出来，实属违规。但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几十名《南方周末》员工的微博被封停被禁言，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噤声再沉默。
“反水”一词，包含“反叛”、“背叛”及“变卦”等意思，曾礼所做的抉择也被人称为“反水”。新闻审查制度的铁幕，遭遇它诞生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撕扯，别忘了，两天前的外交部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回答日本记者关于南周事件的提问时刚刚说过：“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
在曾礼“反水”三个月之后，邓科跟同事发了一声感叹：“在本应最保守的岗位上，在60多岁的身体里，自由意志何以萌芽、绽放？”不过这个时候，曾礼已不可能亲自站出来给予解答。
【二】平庸无奇的恶
6日当晚，时针接近10点，副总编辑伍小峰在乱纷纷的“流亡编辑部”大声说：“我建议啊，集体罢工。”他还一再催促赶紧写出真相，事后有同事感叹，从没见过伍小峰那么的焦躁不安，简直接近于痉挛状态。
站在屋子当中的肖华为大家念了一段话：
十万火急！经过一天的攻防过后，南方周末官微失守！所做声明不能代表南方周末采编人员态度，为有关大局施压南方周末管理层的结果。南方周末采编人员将与此不实声明抗争到底。事态解决前，本人不再进行正常采编工作。请大家合力保卫南方周末！
那是一份南周采编人员的声明版本，几个部门正紧张地征求着员工意见。吴传震在房间里忙于劝阻，希望等所有中层来了再决定，肖华急得叫起来：“我已经按（指安抚本部门激烈情绪）了十分钟，快按不住了！”（这一刻，微博上开始流传一幅网络截屏，内容是南周经济板块官方微博的声明，内容如上，外界由此盛传南周人宣布罢工——作者注）
“现在还不发吗？”“其他人都发了！”旁边有人高喊。
很快有两个部门表示“我们全部通过”，但他们尊重了缓发的建议，缓发则最终变成了不发。内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叶飙、张哲等记者以个人名义在微博上发布了同一版本的声明。
曹筠武事后说，那几天南周就像个筛子，到处都是洞，“哪有什么战役部署，几乎都是刺激-应激反应。”
22点12分，黄灿给经济版总监肖华打来电话。北京记者站负责人邓科急忙拿出iPhone手机，为录音做好准备，肖华依照邓科的意见按下免提键。吕宗恕等人站在人堆外围，下面的一段通话很快让他们哭了起来。
“喂，肖华。”
“喂，哎，黄总。”
“不好意思，你们可能都——大家也非常难过。可能大家的情绪可能非常不好，包括毛哲，包括我本人。但是我必须和大家说几句话……大家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好，但是也得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包括几个现在集团的领导也都来了，希望大家多做交流。当然大家的心情我也能理解。我想，最难过的可能是毛哲，所以我……”
“黄总你不难过呀？黄总。”邓科忍不住插话。
“嗯，我也比较难过。”
“比较难过是吧，黄总。”邓科强调了“比较”一词。
“我也，我也很难过。”
“你把《南方周末》30年的脸全都丢尽了，黄总，我们只能网上见了，黄总，我们就只能网上见了，黄总。”邓科说。
“哪有这样的总编辑，对自己的人这样干事的。”双方片刻的沉默后，邓科抱怨道。
“对自己的编委会的成员这样干，说不过去啊。”副总编陈明洋也忍不住了。
“你从来不计个人得失，那你为什么不辞职抗议呢？”邓科追问。
“我……喂……”
“你说呀，我们听着呢，你说。”邓科说。
“我们都在听着，并且录着音，你得面对历史。”陈明洋一字一顿地说。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再解释一下……”
“黄总，如果你能活30年，我30年跟你没完，活50年我50年跟你没完。”邓科再次在黄灿迟疑之间开口。
“因为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也非常纠结，知道这样做大家不满意，但是我们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响应这个事情。我们也讨论过好多次，到底应该怎么响应社会上的一些……”黄灿说。
“黄总，灿总，下午的几个小时是干什么的呀？”陈明洋加快了语速。
“我们下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觉得这可能是惟一的、可能更好的、现在能想到的、虽然并不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只能这样选择，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回应……”
“黄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选择……”肖华努力克制着情绪，“现在大家情绪都比较激动，或者我们晚一点再说吧。”
怒骂黄灿出卖了报纸核心利益的南周人，其实早该清楚，他们的总编不会把这个当作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属于高层管理职务，2009年，原为《南方日报》要闻部执行主任的黄灿进入了这个序列，并调任南周总编辑。
文建明是主管过南周的社委一级的领导，从这项任务抽身之际，他与《南方日报》几个相熟的编辑一起宵夜，欣慰地说，终于把一枚定时炸弹卸掉了。南周事件过去大半年后，王更辉不再分管这份报纸，他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像他们一样表现出好心情的是刚刚上任的黄灿，他在《南方日报》上了十多年夜班，而且，因为是部门内两位处级干部中的副职，他长期缺乏实权，颇觉压抑，如今熬到了出头之日，与前同事告别时，黄灿显得志得意满。
黄灿对权位不乏迷恋，与之对应的是，整个报社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官本位趋向，具有风骨与才情的报人不断被打压。
第一次可以独揽令牌，黄灿很想树立自己的权威，管理上的以及业务上的，但在推崇平等与个性、自由得近乎散漫的南周，前者注定要遭遇抵制，至于后者，带来的只是采编人员记忆中的诸多笑柄。
一次报社开周会，有人提及《纽约客》的报导风格，黄灿当即询问《纽约客》是什么，采编人员很是错愕。下一次的周会上，黄灿说，我查了一下，《纽约客》是美国的杂志，如此“坦率”，让同事们又错愕了一回。
新总编粗砺的语言同样给人深刻印象，到任不久的南周大会上，他教育大家“站得高才能尿得远”，其在版样上的批语风格也很市井，比如直接写上“狗屁不通”。
黄灿算是出自书香门第，其父是中国很有声望的图书馆学家，而黄灿本人则具有一定的书法功底，用红笔批阅的、每每触目惊心的报纸版样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可惜他在南周展现的文雅之风，实在少得可怜。
坐在火山口的总编不再有履任之初的踌躇满志。为了上级满意，他不仅要不打折扣地执行宣传官员的指令，还要“守土有责”，当每期32个版的版样摆在面前，他的目光小心翼翼地在纸面前行，仿佛任何一个字下面都可能藏有地雷。新闻版负责人曹筠武把黄灿形容为听任上级摆布的“儿皇帝”，看上去，不要说因为报纸闯祸断送前程，就是惹得领导不悦，都会令黄灿寝食不安。
谨慎复谨慎，惶恐复惶恐，使黄灿似乎发生着变化，即陈明洋所说的“严苛标准的内化”，这让他的敏感达到了可笑的地步。
制作“十八大”专刊时，图片编辑选用了某所乡村学校的图片，孩子背后的墙上露出“人民”二字，黄灿告知编辑：这张图不能用，你“人民”表达什么意思不清楚啊。
文化版编辑朱又可多次说起他遭遇的怪事：他选发的某篇文章涉及一位诗人，加入过印度共产党，后来退党，黄灿认为提到退党不太好，朱又可改为“曾经是共产党员”，黄灿勉强同意，到了出报以后朱又可发现，那句话竟变成了“他是共产党员”。
一篇关于中国学生以假材料申请美国名校的调查报导中，涉及到“团支书”一词，黄灿的红笔把“团支书”改为了“班长”。
黄灿上任后很长一段时间，南周没挨过阅评组的批评，就像栓在桩子上的冲浪板，拥有让人难堪的平安，黄灿则很自得地说，不是谁都管得好的，没有我你们不知死多少回了。
另一件得意之事是他提出的“风向球理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的第一期报纸，黄灿只允许发一张新闻图片，试探宣传部门的态度，在未被怪罪的情况下，第二期允许进行少量报导，第三期再多一些……对于视时效如生命的新闻纸而言，他的风向球如同挂在空中的玩笑。
编辑苏永通说，黄灿特别喜欢改标题，但有时会把标题改得比原意更敏感，“我记得一个矿难的报导，他改为‘比煤更黑的黑’。”苏永通觉得，说黄灿不为报纸着想也未必公允，只不过他想不到那么多，“他妥协过度，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思维也很乱”。
曹筠武的说法则更通俗：“黄灿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坏，而是蠢。”
黄灿的办公室在南周编辑部下面，仅一层楼板之隔，它分开的却像两个遥远且越来越远的世界。报纸以什么立身，对什么人负责，这类核心问题上，总编与采编团队的对立日益严重。有些吃软不吃硬的黄灿，身上更多的家长制的粗暴被启动了。
在家中，黄灿有着在银行工作的漂亮妻子和一个渐入青春期的儿子。相熟的人看得出，黄灿具备在儿子面前的权威感，它似乎不是建立在蛮力之上。旧日同事记得一些共同出游时的温情画面：黄灿可以陪着儿子边骑车边聊天，到了10多公里外的水岸，他与儿子一起摇动芦苇，还用石子打水漂。有人不禁怀疑，出现在南周人面前的，是同一个黄灿吗？
头发短平、脸型方正的黄灿，身材结实，嗓音洪亮，他喜欢一些隔网较量的运动，比如羽毛球、网球，而在南周，“没规矩”的编辑们无数次敲开他的办公室，隔着那张深棕色的宽大写字台，和他展开较量，质疑他对稿件的撤销或删改的意见，这种目无领导的风气，是他在《南方日报》时不可想象的。站在对面的编辑们则觉得，总编的傲慢无礼是不可想象的，曹筠武这样描述去找黄灿理论的场景：“通常他靠着自己老板椅的靠背上，头向上仰着，但是眼睛向下垂，不与你目光接触，说一些没啥逻辑的话，你就知道妈的他不让发。”
“我的性格，不太爱解释，但也不太会放弃。”与黄灿的博弈，给生性腼腆的苏永通带来内心挣扎，“我不太会想一些借口去蒙领导，我做不出来，也不大会很激烈地去争取，还是想讲道理。（说服黄灿）非常难，几乎不太可实现……有时不得不求助曹筠武。”
苏永通很羡慕《财经》、财新传媒这种更专业的媒体，他们的管理层与团队是同心的，可以一起应付监管体制，在南周，总编却成了团队的博弈对象。去黄灿那里挽救被撤稿件或不该删的内容，成了每次出报前的常规项目，苏永通一般能挽救回来的只有十之二三，“仅有的成就感，也就来自争取回来一些东西，但职业的荣誉感是没有的，因为真正想做的东西在这个环境基本没办法实现的。”
前几辈南周人不乏一些“大炮”，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异议，对于官僚式的领导更是公开抨击，如今这样的场景再难见到。据编辑叶伟民回忆，黄灿虽然过分，但大会上的正面冲突少之又少，“平时我们只是约定不接黄灿的茬儿”。
2010年，编辑杨继斌借宿在曹筠武家，有一次曹筠武下班回来的状态让他呆住了，“小虫一米八几的个子啊，看着就像只有一米四”。因为对稿件处理的争执，曹筠武刚刚挨了黄灿一顿痛骂，“骂得像孙子一样”。杨继斌说：“我们总结过对黄灿的放纵，我们都是青瓜蛋子，一下子被提拔到编辑岗位，缺乏经验和气场，几个中层也是黄灿提拔的，就个人感情上，终归有点知遇之恩，一直觉得自己是新人。到2012年上半年，我才把观念拧过来。”
后来，曹筠武与黄灿曾在版房大吵了一架，整个编辑部都为之鸦雀无声，目击者的描述是，二人几乎到了对掐脖子的地步。
在大学同学、前同事看来，黄灿可能有一些弱点，比如学习能力不强，不大上网，对流行事物不够敏锐，但熟悉黄灿的他们无法理解其与南周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一位前同事说，发生在黄灿身上的，只是屁股决定脑袋、性格决定命运的故事，他并不觉得黄灿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对于党的管理方式与制度缺陷，黄灿私下也会有抱怨，“也没见他流露过对‘文革’、对毛泽东有什么特殊感情”。
南周人看到的一些现象，让他们觉得情况并非如此。
文化版曾经请一位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做过翻译的老人写回忆文章，想使用一幅作者与邓小平的合影，黄灿问：有没有与毛泽东的合影？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遗憾地表示，要是有毛主席的就好了。
有人惊异地发现，黄灿的微信头像居然是斯大林，南周人对此种偏好无法理解，在他们眼中，斯大林无疑是极权主义的暴君。
“有一次他呵斥下属：‘人家说你们是汉奸报纸，是西奴，是带路党，我看没有说错。’”这件事让陈明洋感到寒心，“大家与黄灿在价值观上确实有冲突，（南周）这些人，对国家，对自己的文化，是有情感的。”
不同人群的不同印象，拼接着很复杂的黄灿，复杂的原因也许恰恰是因为简单。有编辑由黄灿联想到了政治学者汉纳•阿伦特提出的著名观点：平庸无奇的恶。
二战期间，艾希曼曾签署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罪行累累，1960年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审判，阿伦特当时以《纽约客》撰稿人的身份见证了审判。让她惊讶的是，被描绘成恶魔的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对那场战争都没有什么价值判断，他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而纳粹的一套语言系统把邪恶进行了包装，艾希曼从不去辨识。“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确实没有任何动机，……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邪恶就在我们庸常的世界里，一些很普通的人，可以像机器一般顺从和麻木。
愚弄民众？杀死真相？黄灿也许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工作与此相关。
黄灿让南周同事看到一个完全体制化的人，与庹震别无二致，两个人都体现出对组织的高度信赖，忠诚维护，即使在体制内，这样的官僚亦算得上稀有。如某些南周人预料的那样，当“南周事件”尘埃落定，庹震与黄灿的忠诚度，最终得到了某种犒赏。
【三】余音
一度引起国际关注的“南周事件”，很快以编辑部内部的妥协收场，黄灿没有被赶走，编采人员与他的冷战开始了。曾礼则在网络上发表了另一篇引人关注的长文：《我为什么与南周总编辑分道扬镳》。
3月底，曾礼接到通知，今后集团将不再聘请退休人员担任审读员。当吐出的烟雾最后一次升腾到这间审读室的屋顶，曾礼感到一丝无法描述的伤感。他随后发了一条微博——
今天我已全身而退，成为自由人。其实也仅是一个梦想，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人，中国更没有。几十年我都在体制内，一切服从组织，说话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到退休返聘后才能说几句真心话。现在全退了，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期望以后更自由，梦。
曾礼以一句中国古诗安慰自己，遗憾的是，这只离笼之鸟的自由只有五天，4月2日晚上，他在家宴上喝了几杯酒，次日突然出现消化道大出血，抢救一天终告不治，而那点儿白酒对于他原本不算什么。计划中即将开始的北美之行，对“文明世界”的初体验，再难完成。
南周的编辑、记者为惊雷般的变故哀恸，但是，除了参加追悼会，其他形式的悼念都被禁止。他们没有为此做什么抗争，一种从1月初开始的心灰意冷一直笼罩着他们，少数人还产生了对自身懦弱的审视，一位后来离开南周的记者觉得，大家在曾礼身上寄托了更好的自己。
黄灿出席了曾礼的追悼会，他有些夸张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还有短暂的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