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圣贤们在吊完书袋后曾吐豪言壮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的“卖文者”廖亦武在做诗人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积极向上的大志向，在为《最后的地主》所作的《望外的动机》一文中他回忆道：“那时我同现今走红的作家们一样，热衷于纯文学，暗恋着诺贝尔文学奖，觉得诗歌和小说都贵在提炼，贵在升华，贵在把民族、人类、宇宙的内核，用悲剧抑或荒诞剧之箭，三点一线地射穿过去。”用一个词来概括当时诗人的心境，就是罗曼蒂克。
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由于在大屠杀之后浪漫的诗人彻底升华了一把，党便硬生生将这位积极向上的好青年扼杀掉了。“谁料到后来有‘六四’，我会坐牢？谁料到出狱至今的日子这么没头没脑，没白没黑，没羞没耻，让人无法提炼也无法升华。”
总之，廖亦武终于狼狈地扒下他那身高贵的诗人之皮，自此心灰意冷，“消极向下”，“像狗一样地活着”，放弃提炼与升华，也不再惦记人类与宇宙的事情，而是老老实实地去见证与自己一样卑微的小人物们那“像狗一样的生活”。“父死，妻离，抄家，归葬，逃跑，凄惶，流浪，厮混，吹箫，卖艺，寻访，写作。”“从今以后我不去琢磨人的死和不死，尽管天天都有人在死去活来；书的朽和不朽，尽管文化垃圾已泛滥成灾。”
于是访谈者老威诞生了，我们也有幸看到了他那些厚重的民间访谈实录。杨宽兴说，面对廖亦武厚厚的作品，我甚至庆幸专制政权扼杀了一个诗人，为我们逼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历史和心灵的记录者。庆幸，是因为我们一直活得如此不幸。
现在，廖亦武的访谈作品在大陆是无法公开发行的，不过还好我们有信息传播更加迅捷的网络，有更加易于传送的电子版图书。《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和《最后的地主》，这三部廖亦武访谈著作的电子版已在我电脑里存放了很长时间。对这些单独成篇的底层人物访谈集录，我并未急于将它们一气呵成地看完，而是每天一篇篇地来承受这种满是重负的阅读感受，去接近廖亦武笔下那一个个底层人物，聆听他们的遭遇，感受他们的命运。为之震惊、为之愤怒、为之悲伤、为之无奈。
当主流文学陷入纸醉金迷、虚无泛滥时，曾经热衷于“纯文学”的诗人放弃了那种让我们供奉不起的纯洁和高雅，放弃了立德立功，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立言”都算不上。廖亦武只是以最朴实的文字记录方式，来展现中国底层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带给我们直接而深刻的心灵震撼。当写11岁便被判刑、坐了34年牢最终在上访地被烧死的杨继年的故事时，廖亦武叹问：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杜撰还有何意义？——这是给那些玩弄文学的文字垃圾制造者们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我知道这些已经麻木的人谁都不会觉出疼来。就如杨宽兴的评述，如果生活本身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和无与伦比的丰富性，说出真实就比任何刻意的虚构更有价值。
我乞讨，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讨几十元。有时饿坏了，也翻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比敬老院的狗食还好。天当被，地当床，星星、月亮当蚊帐，这么些年，也混过来了。我还好端端地站着，没趴下。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帐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十公斤炸药，十支铜雷管，一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伙不公正的人（《冤死者杨继年》）。
这样下去，我们在本乡本土都呆不下去了，98年发特大洪水，村庄淹了不少，大春农作物颗粒无收，但人头费还在提，管理费提得更高，老人和小孩都分摊。农民，祖祖辈辈，守着一亩三分地，可现在，地里出不了东西，养不了人，你不种地，跑了，可税费还得交，在外面打工挣血汗钱回来交。不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村、乡干部下来，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黑啊，太黑啊，我爸已七、八十岁了，他说还是毛主席好，毛主席至少不会让干部随便抢社员的东西。阙定明就是个例子，他只是想查帐，反反村官，他从来没想得罪乡以上、县以上的官，自己才几斤几两？但他的命太硬，一摸帐本就发现大问题，查下去，县太爷就下不了台。若在文革中，就把这贪官当走资派打了，现在呢，贪官一批比一批密，你垫脚后跟也数不到头，阙定明敢反，敢怀疑人头负担有鬼，就扰乱了社会秩序，就有枪杆子对准他（《村民谢明》）。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么女，3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裹成诱人的一团……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工作组长郑大军》）。
成都杀手冷笑数声，丢出一张名片：“请神送神，交个朋友，有啥不敢？”我忙接过来读片子上的字，顿时冒一头冷汗：“清洁社会，替广大客户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全部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客户的权益不受侵犯。”印在名片上面，竟赫然大书着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被勒索者胡牛》）。
九眼桥旁边，好长一溜塑料棚，还有正在折迁的平房，白天摆摊卖百货，晚上围起来架成通铺。没床位，屁股大的一间，能挤七、八个，当然，十几个也挤得下，这铺有弹性，冬天人多，挤着也热和，有时，还热得蹬被子，打个屁也出汗。老板守在门口收钱，不断叫：“再挤一点，再挤一点，都是出门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发财目标，挤到一起来了”（《打工仔赵二》）。
只有富人才有经常激动的资本，得高血压的资本。而穷人，抱歉，穷人只能想钱想疯逑了（《下岗工人“营门口”》）。
阅读这样的文字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力的，何况是写这样的文字！对苦难的叙写总是伴随着对写作者身心的煎熬，何况是以如此真切的方式来记录苦难！我能想象得到廖亦武在做这样的文字整理工作时所承受的压力，但是他不会像张纯如那样走一条极端的路，相反，他总是时时表现出一种苦中作乐、自嘲自讽般的黑色幽默，与他的访谈对象们一样。他的确与他的访谈对象们没什么不同，他们都经历过政治和生活的大磨大难，都如脆弱的稻草飘零于人世间，都被践踏、被奴役、被折磨、被强暴，狗一样地活着！正因为此，廖亦武才能够也才可以与“六四”受难者、上访者、卖艺者、死刑犯、妓女、赌徒、农民、务工者、下岗工人等等各色人物对话交流，在言谈间让他们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也正因为此，廖亦武才拥有了击不倒、打不垮、锤不死的身心，来聆听与承受访谈对象们的倾诉。
这未尝不是一种宿命，二十年前上苍剥下廖亦武“纯洁”的外衣，让他经受炼狱的洗礼，历尽磨难脱胎换骨之后，再将他投入这人间炼狱，让他去承受别人的苦难，为卑微的小人物们撰写墓志铭文，为时代、历史和未来留下一份见证。对访谈的双方而言，他们并不奢望这样的文字能给社会现实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多数受访者只是想真实地讲出自己的故事，他们不想将自己的不幸和冤屈带进棺材，他们要刻下自己的墓志铭。廖亦武也只是忠实地记录下这些故事，将自己和它们“交给上苍，交给冥冥中永远年轻的读者”，为我们这个时代刻下墓志铭！
不是形而上的思考，而是形而下的展现，展现我们这个时代处于社会大动荡中的卑微个体的命运。我们的历史总不乏这样的时代，但是我们的言说却少有对个体劫运的真实载录。在古代圣贤们眼里，这些卑微的个体是礼崩乐坏时混迹得志的小人，在今天，他们则是丛林法则下处于最底层被任意踩踏的小人物。当法制不彰、道德沦丧、文明被毁、尊严尽失，社会便蜕化为人吃人、弱肉强食的江湖，我们便成为身陷江湖、朝不保夕的猪狗，每个人都想挤出一个位置，并将他人挤死。庙堂之上的政治争斗又一次次地将我们裹挟，使我们沦为一粒粒棋子。
在廖亦武的访谈里，我看到了一个个杨佳，一个个马加爵，一个个的瓮安人，一个最丑陋也最真实的中国。而酿成这一切的，是每个小人物都控诉而不得的极权专制政体，一个个的野心家，一派派的政治势力。而且，透过廖亦武的访谈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政治压迫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心的自我沦丧、自我奴役。
现实能让一切都失去意义，那些高雅的、纯洁的、冠冕的、堂皇的、形而上的。我们都只是一个个的小人物，卑微而真实地言说着。追本溯源，问题和答案其实可以简单到让你无地自容，如我曾做过的一段追问：
人世间为何要有强权？为何要有压迫？为何要有争斗？为何要有屠戮？为何要有不公与不义？同样都是沧海一栗、凡胎肉身，为何有些人就非要踩在别人的头顶上，非要折磨别人而取乐，非要置别人于死地？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要去往何处？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
我想，这也是廖亦武所追问的，每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所追问的。
2008年10月8日
《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