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英文书,《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中文可译作《中国的民主化》。作者何包钢博士,八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出洋深造,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系攻读,获得博士学位后,现在澳大利亚的塔斯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任教。《中国的民主化》一书由英国伦敦的路特奇(Routledge)出版社于一九九六年出版,在一九九八年和二零零零年两次再版。一本论述中国民主化的英文学术著作,在短短四五年间一版再版,应该说是不多见的。这既表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民主化这一问题的日益重视,也表明何包钢的这本书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民主化》一书共276页,正文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在当代中国流行的三种民主模式。其一是大民主,也就是从巴黎公社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发展出的一套民主模式;其二是家长式民主,也就是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三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即一般所说的自由民主。作者分析了前两种民主模式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指出这两种民主模式并非真正的民主。事实上,这两种民主模式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尽管直到今天,中共当局还在宣传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不过是空话,是谎言,不论是讲者还是听者都不相信了。

接下来第二部分,作者展开了对自由民主模式的分析与讨论。作者分析了人权问题,分析了人性中恶的因素,以及如何防范恶的发展,防范权力的滥用,也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作者还分析了民主程序以及民主制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在谈到当今中国的自由民主理念时,作者正确地指出,这些理念绝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后再一次引进西方思想的结果,它首先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切身经验进行痛苦的深刻的反思的产物。正因为中共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把千千万万具有独立思想和发表过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甚至把许许多多本来只是坚持官方正统理论,但是发表了和最高统治者不尽相同的观点的人也打成反革命,这才激起人们思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正因为专制统治者在毫无制衡毫无竞争的情况下,一再作出错误决策,误国误民,甚至导致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才激起人们对建立分权制衡、和平竞争的民主制度的向往和追求。现在,中共当局为了抵制自由民主的正当要求,总是把自由民主理念扣上西方的帽子,甚至说成是西方列强颠覆中国的阴谋。不少人,包括西方的政界和学术界中的很多人,也常常误以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思潮只是对外开放后学习西方模仿西方的结果,低估了当代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自发性和内生性。何包钢博士的著作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澄清。

在第三部分,作者论述了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条件。在我看来,这一部分相当重要。如今,从价值观念上反对自由民主的人已经很少了。现在,反对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人已经改变了手法,他们不是说自由民主不好,而是说中国还不具有实现自由民主的若干条件,或者说自由民主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何包钢博士分别从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我认为作者讲的都很好,不过也有一点补充。譬如谈到实行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作者指出当今中国已经出现了某种民间社会或半民间社会,我则认为建立自由民主其实并不一定非要有所谓民间社会不可。民间社会并非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有时候情况倒是反过来的,自由民主制度倒是建立民间社会的前提条件。同样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有时候,自由民主制度倒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例如蒙古,在民主转型前既无市场经济也无民间社会,然而它的转型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而由于民主转型的成功,也就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间社会的出现开辟了更广阔的前途。

何包钢博士在西方学习多年,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开阔的视野,又是在中国大陆生活成长,具有深厚的中国背景。他有力地结合这两方面的优势,写出了《中国的民主化》这样一本好书。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学者,不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注意研究正在进行的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这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北京之春》2001年2月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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