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幼应该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正在兰州。那时西北的小学教育质量比起沪杭一带差多了,对于上学的年龄要求也松多了。大幼生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了六六年夏的文革初期,快满七岁了,不管我所处的环境如何恶劣,我应该送她去上学。大幼小时身体很弱,那个离我们最近的小学要穿过中山路,再走一段路,她一个人走我不放心,就让二幼陪她一起上学。但二幼才四岁多,离上学年龄远着呢,不料跟老师一说,竟同意了。我为她们准备了铅笔盒等学习用品,还买了两把黄色竹柄油布伞,背上书包,真有点“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轩昂气势。但是好景不长,她们只上了几个月的课,就辍学在家了。兰州的冬天来得很早,气温在零下若干度,教室里是生铁炉子取暖的,每日早晨打开封火,室内还是很冷,有时火灭了,老师让孩子们自己生火,满室呛烟。二幼等迟到过两回,老师就让她俩站在室外冻着。她俩书包里的学习用品,没有多少日子也都不翼而飞了。我为二幼买的铁制铅笔刨子第一天就不知去向。几天以后,二幼机智兮兮的对我说,是邻座偷了她的,她对邻座说要告诉老师,邻座竟还回给她。

随着文革的深入,家中抄家频仍,陈朗被押,工资扣发,家无宁日。小学老师们也成天写大字报,为“最高指示”上街游行。我不愿孩子清晨出门受冻,何况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毅然决定让她们辍学在家,由我自己教她们语文、算术。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她们都是在家自学的,但是断断续续极不正规。在革命形势严峻时,我也没有心思教育她们。随着文革的深入、扩大,日子越发艰难,有一度我们被封门、追逐,我们只能逃到省卫戍司令部,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睡在会客室的冷板凳上,为了免遭殴打。后来我又随袁炜一家以捡破烂、糊鞋帮为生,我的孩子们随着我流离,放弃了学习。一九六九年早春,我们被迫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到了陕西富平白村。白村没有小学,连纸笔都难见到,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衣衫烂褛,和小乞丐差不多,已经顾不上受教育了。随后又辗转离开富平,经上海回到杭州。我二姐也是右派,下放在杭郊龙坞公社务农,我们暂时安顿在她的茅屋里。已经到了一九七零年冬天了,孩子们的学习确实耽误得太久了,想在城里找一所好些的学校,弥补一下辍学的损失。但我们在城里没有住处,近亲中只有我二哥周昌谷住在涌金门韶华巷。二哥是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就为了在一九五五年他的绘画得过一枚世界金质奖,文革中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否则,按他的年龄只有三十多岁,还没有资格当权威哩。他在文革中被关押,批斗,剃了阴阳头。他本来胆小,已声明与地主家庭成员划清界限,是不敢与家人公然来往的。家人为了保护他,也不想连累他,轻易也不上他的门。母亲那时还住在他家,不久母亲也被下放了。那时杭州城里上中小学都以常住户口为依据,我们连在乡间的户口也没落上,何况城市?但大幼都快十一岁了,二幼正好七足岁,想当初我还想给她们提前上学呢,真是欲速则不达了。我想试试看,我得先找到一个能接受她们的小学。我二哥所住的韶华巷在南山路上,南山路第二小学是所名牌小学。春季班报名的那天,我去了,一个班级才五十个名额,可是学区内有正式户口的都熙熙攘攘挤着排队,足有一、二百人。我一直等到下午,我想跟负责报名的老师说句话,了解一些情况。到最后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办理报名的老师是个年轻体壮,粗眉大眼,但不失书卷气的男老师,叫杨健。我们攀谈起来,我诚恳如实的说明来意,当他了解了孩子们所受的波折,我们如何从兰州辗转陕西农村,如何回到南方,户口未落,生活未定,但孩子在成长,已经长期失学了。我说我只希望能够让二幼入学,因为大幼已经远远超龄,何况都是没有户口的流浪儿童!但意想不到的是,杨健老师毅然决定录取两个孩子,统统入学。我既惊喜又惭愧。我推辞说,只要二幼一人入学,我已心意满足,大幼嘛,到乡村小学去吧!但反而是杨老师不肯了,他说大幼大了,再不加紧受教育就迟了。至于城里有户口的孩子们,杨老师说,他们上不了南山二小,也能上其他小学,而我的孩子,他认为他若不接受,其他学校谁接受?我们像《镜花缘》里君子国的人一样,彼此谦让得要发脾气了。就这样,我的两个孩子均得以进入南山二小读书,虽然她们过去上过学、自学过,但都不能算数,她俩都得从一年级的第一册开始。

有了入学机会,我们住哪儿呢?我当时还在乡下城里来回奔波求生。这时我得到杭州师范同学夏月霄的帮助,她为孩子们找了一个落脚点。夏月霄有一个永康同乡,在杭城平海街有一小间阴暗潮湿、四面无窗的储存室,于是在里面铺一张小床给两个孩子夜宿,早晚餐安排在东坡路居民食堂。要求她俩早晨从小仓库出来到东坡食堂吃泡饭,然后步行两站路到南山二小上学,中饭则带米在学校蒸饭就餐,放学后回东坡路食堂吃晚饭,再回小仓库睡觉。也没有热水,天井中有一个几家合用的水龙头,孩子们大概都用冷水洗脚吧!七、八岁的孩子,生活如此劳顿艰苦,身边没有成年人,但那时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过。我只觉得她们上了正规的好学校了。

当时我母亲住韶华巷与南山二小只一墙之隔,她觉得孩子如此上学太苦,也太不安全。我妈被定性为地主婆,在二哥家中没有地位,但她还是与二嫂商量是否接纳孩子住宿。结果二嫂只同意一个孩子可以入住,因此我们又重新安排。我本人当时经过努力,已经到杭郊留下一个供销社下属的农村代销店谋生,每天打烊后,夜间睡在简陋的店堂里,孩子随住是不便的。于是让二幼搬入二舅处,继续读南山二小。大幼则送到我二姐处龙坞公社乡间小学跳入二年级读书。这所乡村小学,离二姐家有两公里山路,谈不上有什么正规教育,因为是茶叶区,一年分三个学期,而茶忙假一放就是一个月。教师也是本村的初、高中毕业生,都是不拿工资计工分的。大幼体弱多病,终于有一天在学校的土操场上跑步时摔伤了腿,从那一天开始,我即带她在身边了。龙坞与留下同在杭州西南部,我带大幼从龙坞到留下,如果步行要翻过大岭,共有十公里的路程。但大幼腿伤,我背着她绕道城里转车,可以少走六公里半。大幼来到我身边之时,我也得到了一个住所,在豆腐作坊阁楼上。留下豆腐站也属代销店,座落在留下镇西边田野上与余杭县交界处,这是个摇摇欲坠极破烂肮髒的作坊,一侧有一大一小两间楼房,供外地豆腐师傅住宿。当时住小间的阿春师傅,“解放前”讨饭出身,大概是同情我吧!他对我非常仗义,据说他小时患严重肝炎,皮色金黄,人们给他个绰号叫“金菩萨”。那时“金菩萨”调到城内地毯厂当工人了,很多人都想占他这间房,但他却主动的让给我住。阿春的讨饭出身在当时非常“靠硬”,他要保护我这个右派份子,人们不敢二话。这间房约六平方米,位于摇动的楼梯边,作坊大烟囱从房中穿出,占去了一个角。杭州的盛夏本来很热,再加烟囱的热量,房内就与火炉差不多。一走楼梯,房子也跟着动,但有一面大木窗,东向。我后来在窗外屋背上种了菊花、水仙,增添了不少生气。这个小房间是从我离开兰州后几年来,第一次得到的属于我自己的小房。后来三幼转学来此,我母被城市驱逐下乡亦来此,二幼在寒暑假亦来此度假。这许多人住在一起,就像库克雷尼克塞所画的《手套》一样,一个手套里住了兔子、松鼠、小熊……秋天我们向农民购买几百斤红薯,三幼在豆腐站捡拾煤渣供全家燃料还绰绰有余,还真有点安居乐业的风味哩!只是豆腐站嘈杂,做豆腐是从后半夜开始的,七、八个工人,土机械动转,我们的房间下面有七、八个孵豆芽的大缸,工人来回沖水,终夜不得安宁,特别是臭豆腐出缸时,恶臭无比,会将人臭醒。我的睡眠严重缺乏,白天倒是宁静无比的。我本来就患有失眠症,这时又得了高血压病。我们在豆腐房阁楼一住四年。至于我对阿春师傅的感恩之情,时刻在怀。后来,阿春在地毯厂工伤手残,再婚后没有地方住。当时二幼已出国,我就把二幼在城内的新房借给他住了两年,一直等到他分配到新房。他的新夫人名叫免儿,我带至奥克兰的这件白毛线外套就是她为我织的。

大幼来留下后,养脚伤,我自己为她补习功课,痊癒后她直接跳入留下小学五年级,与她的年龄也吻合了。她的班主任郑本善老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善良喜乐,他也非常喜爱大幼的谦和、善良本质,为她课余补课。大幼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竟能跟班学习。大幼终于顺利完成小学课业,其实她读小学的实际时间不足三年,接着并升入了留下中学初中部。中学位于留下镇东、西木坞村外。路远,雨天泥泞,就让她住校读书。当时我在留下代销店工作,虽然右派这顶帽子已经过时了,但在农村,年终有一个全公社的“对敌斗争大会”,也仍然需要揪上台挨批斗,因此殃及孩子。大幼的尿盆在宿舍内成了大家公用勿说,还要她每天清晨到山边厕所倒,大幼曾微有不愿,即遭耳光;饭菜票公然被人拿去;蒸饭的盒子也被人扔到山沟里。但她熬着还是初中毕业了。她本应该升入留下中学高中部,那时高中教育刚刚复办,但在入学前几天,留下中学通知我,说是高中教育是为贫下中农预备的,不培养右派子女,不得入学。这都已经到了一九七八年了,但农村公社还是那股政治空气。不得已,我又进城找那些任职在教育界的老师同学们帮助。我找到了中学时代的生物老师周绍模,他是杭州教育界的前辈,是我终生尊敬的老师。那天我在他家吃了中饭,他带我去见他的老友、文革时杭州教育界右派“四大金刚”之一的张学理先生。张虽曾是右派,但名望犹存,“改正”后任杭州第十一中学校长。十一中前身是教会办的惠兴女中。张学理先生得知情况后,当机立断,接受大幼入读该校高中,一天之内顺利的解决了大幼的入学问题,真令人高兴。大幼高中毕业后,又适逢大学恢复高考,大幼非常爱读书,应该让她继续深造。但是,那时我刚从农村返城在机械学校任教职,家中百废待兴,两个妹妹尚小,都须培养,家里的贫困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校属杭州机械局管理,所属各工厂正在招收本系统子弟为职工。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希望大幼能参加工作以分担家庭重任,让我喘一口气。至于升大学,只要有志,今后总有机会的。大幼非常听话,从那年开始,到出国前,在杭州某电器厂工作了十多年。她为家庭作出了不少贡献,她的工资除给外婆、两个妹妹零化钱外,都上交给我,使我一下子有了两只脚走路的感觉,她还为家里挣来了第一台电风扇,给夏日炎热的阁楼增添了不少喜悦。

二幼则在南山二小顺利毕业。早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有了武林村阁楼住处,二幼即搬住此处,早晚步行到南山路上学,一趟要走三站路。南山二小毕业本该直接升入河坊街的市重点杭州第四中学,但一则没有户口,二则路更远了。乃通过我杭州师范老同学张冰如丈夫陈效曾的帮助,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得以进入住家附近的省重点杭州第十四中学。此校前身为教会弘道女中,是所名校。二幼在效曾庇护下读完了初中、高中,连就读班级的班主任老师也都经效曾择选才入班的。二幼的学校功课我并不过问,我要求她一定要成绩优良,而且我给她的课外作业不轻。每周我从乡下回来,一定要严格检查,我布置的课外学业为参加业余绘画班(她就在这个班里认识了少年陈维明)。每周背一首古诗、一首词。每日一篇日记,一大张毛笔字,十张速写。后来还增加了乐器琵琶的练习。在无人共同生活、无人督促的情况下,她基本上都能完成作业。一九七八年,二幼初中还没毕业,她希望考入中专,早日自立,分挑我的负担。当时浙江艺术学校舞美班招生,她便去应考,只取六个名额。在上百名考生中经过多次汰选,她录取了,全家的高兴可以想见,但高兴了没有几天,又听说因为政治条件及有人告状而落空了。我怕孩子受刺激,让她们到外地朋友家去玩了。得知确切消息那一天,天气很热,我非常痛苦、自责,夜晚我一个人躺在阳台的竹床上,睁着眼到天亮,泪流满耳。清晨我写了一封信给二幼,告诉她这个不好的消息,鼓励她不可气馁,一定设法继续上高中,再好好学习,今后投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最后一句话我写道:“那时你回看今天,就会庆幸自己没有考上艺校舞美班了。”这些鼓励的话,想不到几年之后都应验了。

二幼在投考艺校的过程中,我们结识了大李老师,也成为我们终生的好友。艺校舞美班主考老师大李,毕业于文革前最后一届的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过去我们毫不相识。考试经过初试后,进入了复试,共计三天。有上百名学生应试,经过几轮汰选,尚有数十名学生参加最后的专业考试。考试项目有素描、水彩、速写、文艺理论、创作等等,并不比考浙江美术学院轻松。艺校在黄龙洞附近,为节省开支,上午乘公共汽车前去,下午考完乘公共汽车回来,中饭我给二幼两角钱,让她在附近买点食物充饥,接着下午再考,不必回家吃中饭。第一天考完速写,大李老师已对二幼刮目相看了。后来大李老师对我说,二幼的速写,美院学生也画不出来,他自己也画不出来。第二天中午就发生了吃饭事件:中午大李老师从食堂打饭回来,见二幼独自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是为了省那两角钱,这差不多是我们全家一天的菜钱。大李老师问她吃饭没有,二幼说不饿,等下午考完试回家再吃。李老师见二幼穿一件破旧的大人草绿色外套,面有菜色,立刻明白了我们的家庭处境,他一阵心酸,就把自己这盒饭硬让二幼吃。第三天中午,大李老师早就准备了一盒饭给二幼。考完试,大李老师到阁楼来看二幼,带了许多纸、许多笔、许多颜料,安慰我们说,这个孩子成绩很好,必取无疑。天真可爱的大李老师,他的善良,他的关怀,后来都成了人家践踏人性的资料。二幼被录取的名额,被人上告到教委,说是二幼舅舅通过关系,收买了大李老师,而二幼的父母都是右派份子,政治条件不够,証据确凿。硬说二幼考试时大李老师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别的考生没饭吃,他没有管过,可是二幼的中饭他都预先买好预备着。这场官司打了许久,大李老师伤透了心。他觉得自己害了二幼,他对上级表态:许多考生都通过各种渠道走“后门”,搞“收买”,包括已经录取的五名学生,就是二幼家没有做这件事。所以二幼不能录取,就没有一个学生是合格的,他这一期的学生统统不收了,缺如了。结果这一届真的不设舞美班,因为大李老师态度坚决,否则他将辞职。三年后,二幼于十四中高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暑假二幼回杭到艺校看大李老师,大李老师带着她在校园里走了两圈,逢人便介绍说,二幼考取了中央美院!她幸亏没有进我们这个学校!大李老师请二幼吃饭,对于她的入学,比谁都高兴。

三幼小一些,有两个姐姐许多前车之鉴,波折少得多。她先在我二姐的龙坞村校念了二年,然后到留下镇小学念到五年级,鉴于当时杭州各小学毕业后能直接升入邻近挂钩中学的规定,以及大幼在农村不得念高中的教训,我在她将读六年级时,也通过我老同学张冰如丈夫陈效曾的帮助,在没有杭州户口的情况下,将她预先转入长寿路小学读书。在这所小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第十四中学,因为第十四中学有效曾帮助。她可接着读完初、高中。三幼顺利的在长寿路小学毕业,顺利的升入第十四中学,她的班主任也是效曾选择的。我布置三幼的课外作业是每天写一大张毛笔字,她们的书法老师,是我们近邻当代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另外还学习古筝、古琴。在大幼入读第十一中高中部,三幼入读长寿路小学六年级后,三个孩子虽没杭州户口,然都同住在武林路阁楼了。我当时规定孩子们在晚饭后都不准出门,孩子们都很听话,那时我们既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没有,平时还不准她们看闲书,我不知道她们是如何度过晚上的时间的。据房管站的小朱讲,她每次来收房租,孩子们都很安静的读书做作业,她很感动。我和孩子们的老师都成为好友,尤其喜爱三幼班主任施建敬老师。一天三幼回家跟我说,施老师给她们讲当代史,她要听听施老师如何讲反右这段历史。后来三幼说,施老师讲得很公正,一点也不污蔑右派。这之后,我第一次去拜访施老师,交谈之后,她说她非常惊奇,她以为我应该衰老、忧郁,没有想到竟如此开朗,还有些奔放哩!有一天我们在路上相遇,双方都是近视眼,我只见一位风度优雅的美丽女士迎面而来,走近了一看竟是施老师,我告诉她对她的感受。不料她也正欣赏迎面而来的这位她认为风度卓越的女士。我们两人就站在人行道上忘情的畅怀大笑!三幼于高中毕业后,考入她心所向往的北京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毕业那年来到奥克兰,现在德国波恩大学继续读书。

在三个孩子分别读小学、中学时,都住在武林村阁楼上,我仍然在留下代销店工作,一星期回家一次。她们三人自己烧饭,那时阳台的厨房还没有搭好,煤炉放在楼梯转弯处。她们一天只烧一锅饭,下饭的菜是从酱园店买的酱菜或腐乳。二分钱一块腐乳,一顿饭三个人分食一块。休息日我从乡下回来,会带个鱼头或螺丝、青菜等,稍稍改善一下伙食。后来我调到何家河头代销店,旁边即是花坞果园,瓜果成熟时,我可以买到次品,几毛钱一大筐,我提回来不上阁楼就在阳台上洗净,分堆,三个孩子围在一起,一顿吃完,真是痛快淋漓。这恐怕是她们求学阶段最愉快的事吧?

我在《忆昔》一篇五古长诗中,曾经记述小儿女的困苦生活,现摘抄几句以为本文之殿。

……三者颇自爱,挺拔而友于。长懦而性善,次聪喜作图。辗转使入学,城乡自分区。城中多主义,凌辱常与俱。社会有细胞,可笑气甚粗。见之如勿视,蝇喧而蠓吁。小女山中长,入山爱采荼。赤脚时来去,飘然颺双凫。拾煤盈筐筥,作烧尚有余。莫谓年最幼,家中之元枢。惟觉此中乐,每每见轩渠。腐乳为上品,以类推禁厨。一块作三分,味佳且相于。

《素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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