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乡村生活真那么美好，农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去城市住地下室？
2014年9月9日，澎湃新闻网刊登李丹对贺雪峰5800多字的访谈《农民要审慎进城，中国若搞激进城市化有可能翻车》。在三农和城市化问题上，本来我是不太关注名声很大的温铁军、贺雪峰、李昌平的，但由于好几位朋友都推荐我看这篇，于是认真地把它看了几遍。最大的感想是：你品尝一个厨师的菜，只要尝过第一口就知道了。一个厨师，通常第一口是什么味道，最后一口也就是什么味道。
贺雪峰的学问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他口口声声标榜自己用脚做学问，“从90年代双腿跑遍全国”，“痛感学界多懒汉，没有经过亲身调研”，想以此占据道德和真理至高点，但是拜托，做学问首先应该是用脑吧？ ！否则关于三农有谁能比农民更懂？最关键的是你用脚做出来的学问应该像那么一回事。所以我用了一句不客气的比喻：“屎克郎即使在广袤大草原眼里也只有一堆牛粪”。有人说观点不同何必恶言相向，必有私仇。我没有私仇只有公愤。平生立志“杀戮权贵杀戮民粹杀戮假道学”，最看不惯名为百姓代言实际效果却是为权贵张目的作派。
我发现贺雪峰老师做的学问菜味道不好，出在几个原则性问题上：
首先是先入为主结论先行。是从事实到结论，还是先有结论再找事实和证据穿凿附会，是真假学问的一个重大分野。严肃的学问由事实推导结论，迷人的阴谋论都是后者。比如他说发展中国家搞的城市化几乎没有好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很完善，第二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第三进城的人口有稳定、正规的就业，非正规的小商小贩、打点临工、赚点小钱的情况比较少。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在他这里，好与坏有很多的主观性评价。比如没有贫民窟就一定比有好？没有非正规就业就一定比有非正规就业好？中国号称没有贫民窟，但青壮年农民工只能住单身工棚，“五十岁以前没有性生活，五十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秦晖语）是不是比“没有贫民窟”更没有人道？发达国家也并非没有大规模贫民窟，前几年的法国骚乱就是从贫民窟燃起。
试图用“先验正确”来取代自发秩序，是不少学者和政客的通病。它制造了无数人类悲剧。大的不说，只举城市化本身之一例：台北建筑师夏铸九在《充满敌意的都市：台北建筑师眼中的中国城市问题》中谈到，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动用行政力量将人口赶回乡村的悲剧。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有几位留法学生根据他们所学的理论，认为这些涌入城市的贫民都不应该留在城市里，于是把人们大量的赶回乡，并由此引发流血冲突。这是柬埔寨最深刻的历史伤痛之一。资本主义城市不会产生这种状况──人们住在城里，你不能把他们赶回乡村──而是会以“市场规律”的形式，产生各种不同的迫迁。
非正规小商贩的地下就业形式，也比城管凶神恶煞灭绝地下就业强很多吧？既没有发达国家提供足够正规就业的能力，又想越过发展阶段要发达国家的表面光鲜，这样的政治洁癖难道不比非正规就业更恶？它不应该是一个严肃学者推崇的吧？
其次是妄想用特殊性取代普遍性，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中国是如此特殊，其复杂性必然是超越西方话语的。”这样的话，几代中国人耳朵里已经听出老茧。难道中国人不是人？中国特殊论可以取代普世价值和规律？世界上就你中国最复杂？要说复杂，小到一个家庭都很复杂呢！
第三，要么是故意隐匿信息，要么是缺乏全局视野下的理性思维能力（所谓理性，是指在正确认识全局基础上采取适当的行动──斯宾诺莎）。一叶障目甚至歪曲真相。在这篇5800字访谈里，这一问题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反对资本下乡却没有反对权力下乡。他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城市化为什么还发展的不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恰恰中国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的基本制度，三是建设用地制度或者更大层面上说中国土地制度。这三个特殊制度使进城农民可以保留返回家乡的权利。他认为中国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正在由过去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他提醒，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存在危险，稳健的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之福，而激进的城镇化很可能翻车。
这里多处存在混淆甚至颠倒事实之处。贺雪峰自己也承认“我在全国调研时感觉很焦虑，因为全国的县城到处都在建鬼城，建大量的房子。”那么鬼城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我们的城市面积扩张会3倍于城市人口增加？不正是因为由政府独家征地同时土地“集体所有”予取予夺更容易吗？这是「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吗？那些几千万上亿被强行征地又没有获得应有的市场价补偿的农民，“保留返回家乡的权利”了吗？如果允许资本下乡和土地归农，斩断权力乱征地的手，鬼城是不是会更少一些？即使卖地后无法返乡，农民获得的补偿是不是会更高一些？无视现有城镇化模式下的超级激进，却把一顶“激进”的大帽子扣在了还未发生的资本下乡和土地自由交易上，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态度和方法吧？
不论是中国社科院2010年的调查，还是人口流出大省四川省2014年的调查，都发现一个问题：由于担心在城市入户以后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权利得不到保障，九成进城农民哪怕其中一半已经举家安居城市，甚至已经近半在城镇买房，也不愿意把户口转入城市。从这个事实不难推导土地归农后的情况，并不是贺雪峰们想像的农民就会赌徒似地把土地房屋卖个精光进而斩断自己回乡的路。正如周其仁所言：“有人诘问：要是农民为了一时之急需卖了土地，他不就完了吗？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其他人会比农民本人更加关心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允许农户拥有土地的转让权，会比现在的体制──有人以‘集体’的名义贱卖土地，然后将贱卖所得的很小一部分给农户──还要缺乏‘保障’。”
在只许官员放火不许农民点灯的另一方面，贺雪峰们需要通过千方百计诗意和美化乡村田园生活来为自己的理论铺上一层绚丽的色彩。他说，“如果我在城市赚了钱，可以在城里买房，那我就顺利进城了。万一不行，我回到家乡还可以种田。回到农村还不一定差呢。农村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有新鲜的空气，有自己的住房，自己种的粮食还很安全，可以生活得既有体面又有尊严。农村家乡有土地，有住房，有熟人的社会关系，有祖祖辈辈的传统，有根，因此有归宿感。把土地流转给资本是没有道理的。农民种田都是精耕细作的。凡是老人种田都是精耕细作，粮食亩产都很高。凡是资本下乡的，粮食亩产都远远不如农民。如果你非要把土地流转给资本，甚至政府还补贴去打败小农业，这是没有道理的。”
“非要把土地流转给资本”的是过去和时下正在进行的征地制度好不好？土地财产自由、交易自由、政府中立的话，农民卖不卖地还不一定呢！再说，乡村生活真那么美好，农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去城市住地下室甚至一个人身子都躺不直的热力井？除非你贺雪峰给我证明中国农民都是自虐狂。人均不足2亩地的小农经济当然只能精耕细作，但产量高又能怎样？农业收入已不到农民总收入的10%，产量高一倍一年高出的农业总收入还不到打工一月的收入！现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在缓慢变化，分配到个人的模式正在被机械化和雇佣、外包等新形式所替代，家里没有劳动力，完全可以包给种田专业户坐收年租，或者成熟季租来大型机械一天铲倒。如果你是农民，你会怎样选择？我倒是愿意长租给贺雪峰3亩地，希望贺雪峰先生能够不拿一分钱稿费、讲课费和课题费，暂时冻结以前的一切财产，只靠精耕细作这3亩地自给自足！比当下农民平均耕地还多一亩，而且是江南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哦。
第四，最让我恶心的是，贺雪峰们丝毫无视农民的财产自主自由权利，却摆出一幅代民作主为民作主的救世主姿态，一幅我是为农民好的家长心态。他们骨子里认为自己比农民的自由选择更高明，什么没有贫民窟和保护性二元结构全是狗扯。农民为何愿意待在贫民窟？土地自由他们就一定卖地？谁有权力代替农民做选择？农民是不是傻瓜只配别人代他作主？
很多人正是被这种“我是为农民好”的外在情感包装迷惑了眼睛和理智，甚至在“目的正确”下视一切强制（如土地“被集体”）为理所当然。还是周其仁说得好：“用心用脑如果用错了地方，那就全盘皆输。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不但要关注行为的动机或愿望，而且一定要观察行为的结果和实际效果，对事与愿违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改进。（周其仁《何处用心？何处用脑？》──非针对贺雪峰等人）”理智要战胜情绪情怀和情感才行，拥有坚硬理性的人才有真大爱。
第五，贺雪峰用情感牌、田园诗意牌、用脚做学问牌、资本强制牌、激进城镇化牌等等层层迷彩服包装的必须维持土地“被集体”现状的“学术理论观点”，恰恰是当下最主流的政策和观点，拿着国家的课题经费，带着博士硕士生，他却敢用“离经叛道”来包装，这个，我都想不出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