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三周年的日子,也是香港回归祖国七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我应柏林一家名叫C/O BERLIN 的机构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变革中的中国”座谈。这个机构是私人捐助的国际文化交流机构,旨在促进德国人民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和了解,主要手段是摄影和座谈。今年以来,他们对中国文化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举办了多次中国摄影展览。他们的题目不像中国官方那样故意回避文革、六四这些敏感话题,既看到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也看到政治上的专制、恐怖和社会生活中的贪污腐败和灯红酒绿。座谈的题目是“谁唤醒了沉睡的中国龙?”座谈的主持人是(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过去曾担任过南德意志报驻北京记者。参加座谈的是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家马哥讷讲师和德国着名的对华贸易企业家坡斯特博士。他们还希望有一位真正的中国人来参加座谈,于是我应邀来到了这座柏林墙遗址跟前的东柏林老大楼,跟他们坐在一起。听众席上四五十人,都是关心中国文化和现状的德国朋友,有的人还能说出发音纯正的普通话。

正如我在发言提纲里准备的那样,我不希望现在讨论中国的话题还是重复多少年来“只问历史(传统),不问当今(现实)”的老套子。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经济是有飞速的发展,但是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比德国远远严重,而且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恶劣,也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中国官方在它力所能及的宣传范围内已经自我标榜到了极致,我没有必要再作这类信息量为零的重复,而要抓住机会,告诉德国朋友另一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真相。

座谈还没有开始,坡斯特博士来到之后,说完欧洲杯的紧张赛事,就聊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他的说法竟跟明镜周刊的网上新闻中的说法五十三万人要求“还政于民”大不一样。他肯定地说:“香港这次大游行主要都是闹的经济问题,跟民主没关系。”我立刻想到这位坡斯特博士的种种头衔来。近二十年前,他曾担任过大众汽车公司驻上海的销售主任,亚太董事会成员;七年前还是大众驻香港公司的亚太地区总裁。还有一堆德中贸易文化社团的头衔,例如柏林亚太论坛主席,以及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他也是中国驻德国使馆的常客。座谈开始后,他的意见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官方。但是听起来仿佛也挺客观。上海、北京的高楼大厦,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还有农村很多贫困地区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比二三十年前,能吃得饱,就很不错了。在中国,有的人说一天可以赚一百万,有的人说一天赚不了一美元。其实两种情况都是真实的。西方的民主对于中国,不能够复制kopieren,只能够理解kappieren. 他也承认,不希望发生重大的动荡,戈尔巴乔夫式的和平演变比较好一点。但是他批评说,为什么老是说人权?要多说经济问题。主持人问我的意见。尤其作为亲历文革时代的中国人,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我告诉大家,中国的问题正是经济改革发展了,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一条腿努力奋进,另一条腿裹足不前,这个社会不能正常发展,必走邪路。文革时代,70年春夏我常去(上海)中山公园,每天清晨几乎都有运尸车停在门口,要把昨夜躲在园中半夜上吊自杀的男女尸体装载运走。清理阶级队伍的轮番整肃

让这些可怜的人觉得生不如死。现在文革的非常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党政当局对付人民的手段依然没有改变。例如对付法轮功信徒,用尽酷刑。现在全国农村和许多工业区,工人农民维护权益、反对腐败和压迫的示威和抗争没有一天停歇。一天赚不到一美元的人实在太多了。一位在大连高等学校教过三年德语的妇女发言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确实有问题。她在中国就没法看到任何国外的中文信息。我说,正是这样。中国政府特地培养了五十万名网路警察,专门对付网路的言论自由。堪称世界第一。另一位德国观众也表示,从中国的媒体看起来,情况如死一般的沉寂。实际上问题非常严重。我说应该给人民说话的权利。当年文革就是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结果就发生文革,如果人民有讨论政治的权利,文革就不一定能发动得起来。三年困难时期也不至于死掉那么多无辜的人民。到了1989年,邓小平还是不让人民说话,用机枪和坦克杀害了数千名学生和北京市民。文革过去了,六四过去了。可是现在的中国青年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更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没有任何官方的书籍客观地评介六四这个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件。德国青年都必须了解纳粹时代发生了什么。中国的这种情况绝对不正常。坡斯特博士说不能一下子要求中国实行民主,要逐步实现。我说,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开放民主呢?我来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一百年前,中国的妇女必须裹小脚。结婚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西方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文化影响唤醒了沉睡的中国龙。中国的妇女早已不再缠足。中国的一夫一妻婚姻已经确立。而且现在婚姻法又有了新的改变。

结婚和离婚更加容易。几乎跟西方一样,甚至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所以比西方更加简单。这种改变实际上是对个人选择自由的尊重。婚姻是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最深入的现象。往往牵涉到金钱、地位、子女、财产继承等许多复杂的因素。而且还少不得要一定的教育文化程度作思想基础。然而恰恰是婚姻问题上,中国几乎跟国际先进水平可以平起平坐,为什么在宪政民主方面中国就仍然没有“资格”享受呢?老实说,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选择。而且道理并不复杂,人民可以根据现实生活自主判断,对领导人、对政党、对政务官作出选择,其中并不像离婚那样存在诸多亲情恩怨、子女赡养和财产纠纷的牵扯。人民没有理由害怕这样的选择。说穿了,是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起来选择,他们害怕从此失去了统治人民的权力。

我并不是要求中国在一个早晨就立刻实现民主。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曾经谈到,中国人缺乏民主的训练,文盲人数太多。所以民主不能一蹴而就。他把步骤分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军政阶段。命令人民照办。第二步训政阶段,教育人民学着办。第三步,宪政阶段,让人民享受宪法民主。中国共产党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诺。究竟有什么道理呢?

那一位德语女老师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我看到,中国东北的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他们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相当吃亏。我真的希望回到德国来,把我们德国工会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组织经验和斗争经验介绍给中国人。我立刻告诉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中国工会必须是官办的。它必须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所以在维护工人实际权益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工会。而独立自主的工会组织则是非法的。如果你要把独立工会的经验告诉中国朋友,对于您本人,对于那些工人朋友,都是危险的。有不少组织工人抗争的工人领袖已经被逮捕判刑了。

两个小时的座谈很快就结束了。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只好留待下次的机会。主持人事后不禁说了一句,今天这样的激烈争议,如果使馆干部来听讲,恐怕真有点问题。我倒觉得,真有使馆干部到场,如坐针毡,那就更好了。座谈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国际红色资本家。从经济交流的角度来说,这类人物作为西方资本家,既为自身企业赚来了利润,客观上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可是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又是中国党政当局积极收买和拉拢的对象。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商场和官场上已经长袖善舞,修炼成精,不仅善于官商应酬,甚至也养二奶、小秘。在中国的电视、报刊等宣传阵地上,他们常常出面为中国当局的“稳定”和繁荣现身说法,在他们的国家里,又可能去影响本国的朝野政治家,放弃对中国当局的人权谴责。对于这样的红色资本家,我们应当跟他们针锋相对,批驳他们的谬论,揭露他们的帮凶面目。如果他们中一部分人尚且良心未泯,仍然不忘西方民主理念,敢于批评中国当局的倒行逆施,我们则应当支持和赞扬他们的人道善行。

《彭小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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