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先生最近做了一篇时间超长的报告，提出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笔者愿意把这一表述称为历史的断代（断代指按时期分成段落，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笔者注）。
如所周知，历史断代通常需要依据重大事件和之前后不同的社会生态。那么，习氏断代的依据是什么呢？
第三次危机 2010年前后，有三位重要人物做过一个相似的判断。张木生先生言击鼓传花（传一枚拉开导索的炸弹——笔者注）;陈子明先生说，还没有到四五的氛围，但肯定已经过了九一三那道坎;魏京生先生的原话忘记了，但意思相近。当然还有很多不太重要或更加重要的人物做过表述不同实质相似的判断。笔者相信这个判断。为描述的方便，姑且将这个判断的依据称作“第三次危机“。
与1976年和1989年那两次危机相比，第三次危机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危机所及，更为广泛和深入：党治的合法性问题让政治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情之根基的公平正义面对现实显得无能为力，无所适从；总体而言，民众情绪处于极度焦虑之中，全面的社会溃败之势己经形成（孙立平先生语——笔者注）。
面对危机，以习近平先生为首的新一界领导人于2012年上任。笔者欲以2012年作为第三次危机的标志性年份。现在看来，2012年确是一个转折之点。
简述五年来党首的言行，同样为描述方便，称作习氏“变治“。概括为：正名、治党、内收、外张。其中治党主要包括反腐、严纪、巡监、路线斗争等；内收指收拢权力、收紧空间、收归党统和收拾民心；外张则是大国外交、新形关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己有诸多评论和研究，不再赘述。而笔者认为，习氏为共产意识形态的正名才是其上任以来党治最重要的改变。
自上世纪下半叶，共产学说及其衍生的一大类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遭到质疑和抛弃。共产体制连同共产阵营全面坍塌，冷战以共产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巨变应该说是从毛的离世而在中国引发的。共产主义不能当饭吃，资本主义让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共却面临一个逻辑困境，即是胡平先生反复讲的：过去那套对今天这套就错，今天这套对过去那套就错。怎么办呢？邓小平先生说不争论，胡锦涛先生说不折腾。毛后以来，一套逻辑完整的党治思想始终未能建立。习氏上任，重新宣誓共产学说，不忘初心，坚持信仰，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逻辑为党治正名，这至少在表面上重塑了权力的名义合法性。从实际观察，习的正名是有效的。不仅给了政权以底气，从某种角度也使民众有了方向感，笔者以为习氏正名是缓解第三次危机最重要的举措。
简而言之，习言断代证明了第三次危机确实存在，而习氏变治有效地缓解了这场危机。这样论述当然过于简化了，其实可以做实证研究的。但笔者相信这种判断。如果不是这样，中共十九大向民众展现的情景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中共重要会议 观察中国社会生态，无非党治民情。所谓危机是与民情（情况，情绪）相关的党治危机。按照中共以往做法，凡出大事之后必有党的重要会议。故讨论断代理应考察中共会议。
中共建政以来共召开过12次全国代表大会，76次中央全会，N次中央工作会议，笔者认为重要的会议共有六次，分别是八大、七千人大会、九大、十一界三中全会、十四大和十九大。
八大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建政至八大期间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趣的一点是这次会上据说由毛主张在党章中去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七大上党章的表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有23个字的说明语）。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中央工作扩大会议。死了那么多人总要有个说法，可毛不服气非要继续革命。
中共九大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全国山河一遍红了。毛氏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要继续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毛治时代的结束，但往下怎么搞还很犹疑。
中共十四大是标志性的，在经过十余年的摸石探路，经过1989年的危机，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和险些的第四次换首，……，最后正式确认了邓小平理论：共产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组合，从而在中共法统上正式开启了邓氏时代。
最后，十九大重要吗？结束邓治时代但未敢言明理由，开启习治时代又多为愿景。断代应依据的前后社会生态的显著变迁恐怕还有待观察，有待历史的检验。
历史周期现象 将上述危机和笔者认为可言断代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的中共会议分别附上发生年代列于下表，斗胆称作周期表。
何为周期？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征重复出现，接续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间”（现代汉语词典——笔者注）。
需要说明，历史判断不能追求精确，因为它从来不是科学。所谓特征不可能完全一致，所谓接续也会有时间上的部分重叠或间隔。笔者做如此叙述也不是在寻找规律。历史是非决定论的。
表中所选六个事件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是中共建政后最为重要的六个事件，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前三个事件明显由人的主动行为所导致，后三个事件则明显带有天意的色彩（自然之力使然及民意视作天意的看法——笔者注）。其中1976年事件的天意色彩尤为明显。
在所列重大事件中，大饥荒以1959年计，之后事件发生的周期分别为7年、10年、13年和23年，相隔年数依次增加。从中共重要会议的间隔看，自1956年中共八大起，间隔时间分别为6年，7年，9年，14年和25年。与之前的重大事件相对应，间隔年数也是逐步增加的。
国之大事即党之大事，大事之后必有中共的重要会议。从表中上下两排年份纵向比较可见，间隔分别为7 年、3年、3年、2年、3年和5年。由建政至八大用去7年时间；之后凡出大事在2-3年内必得到一个正式的回应（大事己定之后用会议方式表明是组织而非个人所为，即合法化——笔者注）； 89之后，政权以维持稳定为第一要务且不惜一切代价，民情民意日趋碎片化，党会定期举行，借用官方语言叫作进入新常态。
按时间顺序将上表展开，自然是一事一会交替，可以看出有三个长时间段，即建政至八大共7年（若仅从民情视角可延至大饥荒共约10年）；十一（三）党会至第二次危机共11年；十四大至习氏上任共20年。从民情视角，这三个时段的生活大体上是安稳的。
那么从党治的视角呢？
有三个20年周期现象似乎很是有趣，即中共八大、九大和十四大召开之年份别距三次危机发生之年份的间隔均为20年。
第一个20年是毛泽東先生社会主义的20年。一个接着一个的全民运动，使国力耗尽，民生水火，直至四五街头运动、七月上仓震怒、九月毛主离世、十月政变成功。宣告毛氏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
第三个20年是邓小平先生特色社会主义的20年。在权力没有有效制约办法的情况下将本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权力被当作市场要素充分地与利益进行交换，导致贫富差距超速加大，社会的公平正义严重缺失，党治走向了初心的反面。即使用邓小平先生自已的标准来衡量这20年的进程，其结论也应是明确的。（邓似说过，中共的改革开放如导致贫富差距就说明这条路线是失败的，求考证——笔者注）。
第二个20年的社会分期特征不如第一和第三个20年，同时与第一个20年有重叠，与第三个20年有间隔，硬要做出解释的话，笔者认为可以用社会民主的一个极端方式的变迁为特征。所谓民主的极端方式无非两个，一是公投表达，一是街头运动。前者可以选择想要的，后者则可以推翻不想要的。1969年的中共九大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对当时的“大民主”情境会记忆尤新且终生难忘。而官方在九大上实质对那种大民主的形式表达了某种认可。20年之后，民众行为由文革式的大民主发展为有序的街头运动，而官方则用极端方式做出了与20年前相反的表达。
为什么都是20年呢？
大人群中个体年龄是个连续函数，所有与人相关的分代都没有绝对化的依据。依笔者经验或感受，从出生至20岁算作一代人是相对合理的，相应的社会生态经20年产生本质上的变迁也就有了基础。
人类对社会生态的描述大体分作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笔者是一个绝对的文化相对论者，而在文化的多元化方向上几乎没有争议，余下政治和经济。可进而将政治分为民主的和集中的，将经济分为市场的和计划的（笔者更愿意称作私有的和群有的），组合一下，共有四种形式：即1，民主+市场，2，民主+计划，3，集中+市场、4，集中+计划。（陈子明先生的专政左派，专政右派，民主左派，民主右派的四分法可视作另一种意思相近的表述）。
人类既往经验己证明第四种组合是最要不得的，苏东波和毛氏社会主义的失败即为实证。第一种组合似乎很成功，尤其是市场经济，因此被邓小平先生拿来用以改造原有的第四种组合，尝试第三种组合。基本社会形态一经确立似需且仅需20年便可试出效果，统治能否延续，民情能否接受，一代人光景总会有个结果。
回到断代。习近平先生如若不是得出了邓小平先生第三种组合存在方向和路径上有严重错误的判断，应该不会有断代的冲动。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赞同习氏断代（当然习先生没有承认有这个判断），但笔者认同的只是这一断代起点。
新时代应该开始了，目标是基于人民福祇，基于全人类共同的理想的社会生态，这些从字面表述上即是普世价值，没有问题。问题在目标的进一步描述，路径的选择以及实现的行动。
最后，还有一个20年现象。1997年邓小平先生离世，2017年习近平先生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间间隔也是20年。
好吧，一共4个20年现象，这一定是历史的偶然。
2017年11月7日写于南侧书房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7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