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70年南美国家智利大选，左右两派竞争激烈。呼声正劲的是社会党人阿连德，一位具有鲜明左翼倾向的政治人物。美国人十分紧张，曾几度策划阴谋活动，想把阿连德拦下来，但都未能成功。在选民支持下，阿连德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通过竞选上台的左翼领导人。
阿连德一上台就兑现承诺，对智利进行经济改造。智利有许多大型铜矿，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和外国资本手中。铜矿是智利的经济支柱，怎么能让资本家把持呢。阿连德发起国有化运动，没收铜矿及其他工业企业。这是阿连德雄心勃勃改造国家的第一步。
大量企业没收下来，原先企业家不是驱逐，就是离开。如何运营这些企业？所有的国有化运动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一般的做法是保留原有经营者，听从计划委员会指令，企业由私人经营向国家管理逐步过渡。阿连德的做法很有特色，他想用最先进的管理学、辅以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管理企业。
这门管理学是控制论，技术手段则是计算机。这是1970年代前沿的理论和技术。当时还没有互联网，计算机的功能基本是计算，复杂数据的处理。
阿连德有自己的导师，他是当时西方著名的管理学家斯塔福德·比尔。此人是”控制论“的巨擘。这是一门研究系统平衡稳定的管理学分支。
和阿连德一样，比尔也是狂热的左翼人士。只不过，他很反感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比尔认为，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肯定行不通，竞争的市场经济难免有各种问题。企业家恶性竞争，会带来无谓内耗和资源浪费。要有一套信息机制，让企业协同供给，满足市场需求。
对于这套新型经济理论，斯塔福德·比尔沉醉其中，他用这套知识管理自家企业，一切井井有条。这让他志得意满，急于找一个国家来做实验。很快，他把目光投向智利。1971年，斯塔福德·比尔来到智利，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经济师”。
阿连德作为左派人士，对市场经济关上了门；他也不想走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样会招致美国更极端的仇视。阿连德不想强烈得罪美国。他希望智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企业属于国家，也是分工协作。这有别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斯塔福德·比尔的控制论，很符合他的胃口。
控制论主张，经济运行过程中，要摒弃计划者的主观意见，采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系统的稳定性。正如人一旦生病，会有发烧、咳嗽、血红蛋白变化这些数据变化，经济建设同样如此，建造一栋高楼需要多少砖瓦人力，会有详尽的数据指标。数据采集下来，交给计算机来处理，就能把各项经济活动所需的资源，计算得清清楚楚。
听起来是不是很科学？现代几乎所有企业，他们也在用大数据核算成本，控制收支。国民经济不就是更大一些吗？那就用大型机计算吧。
阿连德的新经济计划中，也、就包含很有科幻感的东西。企业和政府之间，搭建数字化的通信渠道，实时生产数据都能传输到控制室。控制室有一台超大型计算机，写好软件程序，可以实时监测工厂生产状况。一群专家坐在中央控制室，随时根据数据做出经济调整。听起来非常高级。
“中央控制室”还原图
阿连德政府倒台后，中央控制室的东西被捣毁，只留下一些资料图。这个中央控制室如何操作，知之者甚少。人们只知道，超级计算机无所不管，指挥着智利的工业生产。
当权者真诚相信，苏联那种大国，采用数据化管理也许做不到，智利作为小国，有超级计算机处理经济信息，做得肯定比人好。苏联式计划经济的一大缺点，是官员胡乱篡改数据，误导决策。阿连德的计算机不存在这个问题，所有数据都是真实的。官员没有作弊的机会，这杜绝了国家机器的腐化。
我们现在难以确定，阿连德的“大数据治国”，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当时哪些经济指令来自官员命令，哪些是计算机的计算结果。只不过，一切都正认真执行。一些工人被邀请去参观。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啧啧称奇，纷纷表示终于不受资本家的剥削。
贰
“控制论”看起来科学，超级计算机也似乎先进，它们没有阻止阿连德政府的崩溃。1973年，智利军方发动军事政变，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率领飞机坦克进攻总统府。阿连德政府在炮声中倒台。据说，阿连德是用一把AK—47自动步枪自杀身亡的，而这把步枪是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礼物。也有别的说法称，阿连德抵抗到最后一刻，最后被乱枪射杀。
阿连德最后一刻怎样，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1973年政变前夕，智利经济事实上已经崩溃。
阿连德执政三年，这个南美洲最坚定的计划主义者，将几乎所有像样的企业国有化。90%以上的企业被政府接管，听从计划委员会的指令。土地和农场全都国有化，政府对农民规定了极高的工资。很快，生活物资都被消耗一空，而生产远远不足。小麦产量减少40%，进口也缺乏外汇储备，到处是物价飞涨，饥饿蔓延。智利政府试图用发钞票解决问题，短短两年，通胀指数翻了几百倍。
斯塔福德·比尔的控制论呢？很抱歉，这套东西什么都控制不了，像眼睁睁看着火山爆发一样，阿连德对经济崩溃无能为力，只能归咎于反对派的捣乱。他们引以为豪的计算机系统完全无用。智利大量产铜，不仅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刚好遇上国际铜价大跌。大量铜矿变成无用的垃圾。
为什么计算机会失灵，是不是当时计算机的算力不够强大？其实，即便用今天最强大的计算机来运算，也解决不了生产的复杂性问题。单单一项工业生产，就有几千万上亿随时变动的数据。工业之外还有农业，生产者之外还有消费者，国内市场之外还有国外市场。哪怕这些数据都输入系统，还有一项东西最难衡量，那就是人的需求。
计划部门可以按户口分粮分肉，但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感情有理性，欲望有野心，每天希望活得更好，主观变化根本就没有办法度量。计划经济之下，人们的真实需求被压制扭曲，那些数据不过是官僚的臆想妄定，是完全失真的。
阿连德失败了，连同他的超级计算机。倒是阿连德的政敌皮诺切特将军，他在智利经济发展这件事情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皮诺切特也请了一位经济学家作为导师，他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1975年，弗里德曼花了几天时间访问智利，和皮诺切特有过几次谈话。皮诺切特服膺弗里德曼的经济观点，废除军事统制经济，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
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
阿连德政府什么都要管，皮诺切特则什么都不管。不要国有企业，退还国有农场，工会和社会福利的种种法律全都废除。至于那一尊象征计划经济的超级计算机，也被扫入了历史垃圾堆。人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原貌，只不过是从资料和图片才能看到。
几乎什么都不管的皮诺切特，推动了智利经济的成功。从一个积贫积弱，只有铜可以出口的山地穷国，智利跃升为南美洲唯一的发达国家。皮诺切特为智利带来繁荣富足，还留下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今天的智利，经济自由程度居于世界前十名。无论政敌怎样攻击皮诺切特是个独裁者，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却无人否定。
智利经济的成功，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弗里德曼“全球布道”的成功典范。至于英国人斯塔福德·比尔，现在有谁知道他吗？那套精巧的经济控制理论，已沉埋在学术垃圾堆里。计算机技术继续发展，并且诞生出互联网。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是自由与开放的象征。
1970年代的智利，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出台。一种是用先进理论和技术武装起来的计划主义，另一种是自由思想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到1980年代，这种对立演变成对决，自由市场的潮流最终占据了上风。幸运的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也走上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
叁
说完1970年代的计划经济往事，最后我想说什么呢？
近几年，伴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一些中国企业家频频提到“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这实在是让人惊诧。
马云多次说，人类处于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和数据的处理运用技术都在迅速进步。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更高。马云认为，大数据让市场更聪明，需要对计划经济重新定义，市场经济不一定会比计划经济更好。
马云这一番说辞，显然是扭曲计划经济的含义。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在于有没使用数据。无视人的自由意志，取消私有产权，压制个人需求，将人抽像成劳动工具，听取计划官员的指令，这才是计划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马云关于计划经济的一番说辞，是无视经济学的胡说八道。
最近一段时间，联想杨元庆也在重弹计划经济的老调。他说，供应链智能化将有望实现供需平衡，使得按需生产、按需供应成为可能。“也许未来在智能化时代，我们的计划经济才真正可以成为现实。”
逻辑非常跳跃，不知在说些什么。杨元庆知道什么是计划经济吗？居然说出这样莫名其妙的话。
哪怕智能技术再发展，人的喜怒哀乐也不会被机器采集到；市场上瞬息万变的信息，计算机不可能完全处理。退一万步说，哪怕智能化时代来临，企业收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空前强大，那也不是计划经济。
只要还有私有产权，就会有价格起到约束和激励的作用。智能化不过让这一切更灵敏迅捷。真正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意味着市场主体间的信号消失，所有人像蒙眼醉汉一样自行其事，乱跌乱撞。中央计划者大权独揽。这个时候，也没有企业家的立身之地了。
事实上，只要计划经济实行，不仅企业家会消失，现有计算机、互联网、供应链这些设备，也会退化到笨拙僵硬的地步。杨元庆构想的计划经济时代，科技昌明，物质丰富——事实上，一旦真正的计划经济施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四十年前，当计算机技术初露峥嵘，就有人想利用它控制经济。21世纪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刚刚崛起，就有人做起“计划经济”的迷梦。可悲的是，“倡想计划经济”的这几人，还是市场经济的骄子。市场经济太容易被忽视，而计划经济太容易被崇拜。对计划经济本质的批判，将是市场主义者长期的工作。
（来源：人文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