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不应该只记录光彩、荣耀、灿烂的部分,还要记住其中阴暗、邪恶、原始的内容。记住这些内容,是要增强我们抗击罪恶的能力,也是为了警戒后人。

文明与野蛮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从全人类的发展趋势看,文明程度提高、野蛮成分减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近千年来,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规律。相反,自宋朝以后,在文明程度上,我们却有明朝不如宋朝、清朝不如明朝的规律。至于民国是否不如清朝、现在是否不如民国,尚不可妄加评论,但起码我们找不出文明程度随时光流逝而明显提高的证据。

我们说,我们的民族有光辉灿烂的文明,但其中我们可以提及的内容大多发生在数百年甚至两千多年以前。在近几百年中,值得我们荣耀的东西并不多。相反,若提及我们野蛮的事例,两千年前有,现在也有,而且在许多方面花样在增加,程度在加深。

野蛮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能够归入这一概念的行为包括战争、人殉、虐俘、嗜杀、恶斗、剥削、压榨以及统治者对人民的管制等方面的行为。应该说,要想准确地记录从古至今上述行为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仍可从各个时期的某些社会现象中寻找相应的规律。

战争从古至今一直和人类相伴相随。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武器的杀伤力也越来越强。在春秋初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所投入的兵车均在数百乘之内;战国初期,千乘之国间倾其所有的战争已为常事;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动辄就是数十万人参加的战争。而到了现代,战争已经由冷兵器变成了重火器,参战人数也超过了百万级。1945年以后,在国共两党军队间的战争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加在一起超过了一千万。当然,战争的规模越大、使用的武器越先进,伤亡的人数就越多。在国共两党间自1946至1949年的战争中,双方战死的军人数有百万之多。

人殉就是拿活人陪葬。这种制度究竟起自于何时,尚无从考证。在我们发现的殷墟王陵墓葬中,见到过陪葬者的尸骨。从殷商至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这期间,身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缪公竟然让包括奄息、仲行、鍼虎等所谓“三良”在内的177人为其殉葬,致使后人有“《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的诗句。到了西汉时期,人殉制度消失了。汉文帝甚至还力主薄葬和简办丧事。但是,时隔一千五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竟然又恢复了人殉制度。他先是降旨让两名王妃为他的次子殉葬,后来他自己死时又以46名妃嫔和宫女殉葬。在他之后,成祖、仁宗、宣宗等都曾拿妃嫔和宫女殉葬。直到英宗朱祁镇时才废止人殉制度。朱祁镇废止人殉制度的时间应该是公元1465年,这是一个后人应该永远记住的时间,从此之后,中国没有了公开的人殉制度。

两千多年前,秦国将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降卒,开了大规模虐杀俘虏的先例。此后,类似的事情不断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项羽在秦军将领章邯投降之后,仍然将秦军的二十万士卒坑杀于新安城南。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军中投降曹操的士卒,也全部被坑杀,前后有八万人之多。与坑杀战俘相近的,还有战争中胜利者的屠城行为。秦统一六国时,就发生过屠城;唐朝,安史之乱时有过屠城,黄巢起义军也有过屠城的记录;明末张献忠的起义军在武昌屠城,使长江面上“逾月人脂厚累寸”;满族人在占领中国的过程中,屠城更是家常便饭。他们在锦州、大同、济南、湘潭、广州、扬州、嘉定等地都进行过屠城。在扬州屠城,杀死军民80余万;嘉定三日,杀了50多万。由于张献忠和清兵分别入川屠杀,几年内致使四川的总人口由600万骤减至50万。清朝末期,曾国藩的湘军在南京屠城,被杀的人数也在十万以上。

说到虐俘,不能不说我们对待被敌方俘虏的我方人员的态度变化。应该说,近代以来,随着对俘虏问题的国际公约的推广,优待敌方俘虏的做法,已经成为惯例。坑杀俘虏的事情,在近代已经十分少见了。在另一方面,对待被敌方俘虏的我方人员的态度变化,也是反映一个国家野蛮程度的重要指标。应该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差。就拿我们对待李陵的态度来说,汉唐时期,文化界对李陵基本上是肯定的。到了宋代,则有褒有贬;明朝以后,则以否定为主;今天则干脆将李陵说成是汉奸、叛徒。今天,我们对待朝鲜战争中归国战俘的做法,也比古代有明显的倒退。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残暴的统治者都嗜杀成性。商纣王、秦始皇、王莽、隋炀帝等许多帝王都不把杀人当回事。三国时期,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经常杀掉不如他意的宫人,然后,将尸体扔进河里,让河水冲到宫外去。他甚至还残忍地剥人面、凿人眼。南朝刘宋时期的前废帝刘子业和后废帝刘昱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刘昱做皇帝后,最喜欢干的事是带着一帮人出城为非作歹。跟随他的人都拿着长矛,碰上谁,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捅死。他随身还备有木棒、钳、凿、锥、锯等工具,用以击破人的脑袋、砸烂生殖器和开人肚腹。南齐的东昏侯肖宝卷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经常离开京师到郊外游玩,所到之处,老百姓都要回避。若碰到没有来得及逃避的人,则当场格杀。北齐的文宣帝高洋诛杀大臣的手段极其残忍,“凡诸杀害,多令肢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明太祖朱元璋也经常杀戮身边的近侍和大臣。跟着他打天下的高级将领将近一半,被他杀死。他派人杀死武将常遇春的老婆后,还将其尸体大卸八块,做成肉汤,给大家喝。史书上倒是没有现代独裁者亲手杀人的记录,但其通过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运动杀的人,比历代统治者加在一起还要多。

恶斗在这里主要指发生在民间的恶性行为。应该说,普通的民间恶斗时时都有,从未间断过。但一般来说,历史是不记录这类事情的。只有当这种恶斗涉及某些重要历史人物时,我们才能够发现其中的某些蛛丝马迹。南北朝时作恶多端的乱臣侯景被杀后,他的尸体被送到南梁的首都建康示众。建康的老百姓对他恨之已极,争着去吃他的肉。他的骨头被烧成灰后,还有人将灰放在酒中喝掉。明末忠臣袁崇焕被崇祯皇帝错杀后,把袁崇焕当成卖国贼的京城百姓,生食其肉,并将其骨头砸碎扬弃。在东汉末年、在唐朝安史之乱时,在元末明初、在民国初年以及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均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要比吃人的数量,上世纪60年代初可能为最,只是我们至今还缺乏准确的资料与数据。说到恶斗,还不能不说发生在2010年的杀童案件。在这一年中,中国从南到北发生了8起杀童案件,手段极其残忍,其性质之恶劣几乎创人类历史之最。

由于缺乏准确的资料,我们无法详尽比较各个时期权势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情况。过去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今天没有了;过去的皇帝要修宫殿、建离宫,今天公开的没有了,但私底下还有;过去有石崇、王恺、蔡京、严嵩、和珅等富可敌国的贪官,今天也有。有关贫富差距的情况,我们无法直接比较,但我们仍可以从老百姓养活的官员人数中略见一斑。中国历代官与民的人数之比为:西汉1:7945,唐高宗时1:3927,元成宗时1:2613,明朝1:2299,清康熙时1:911,现在1:28。无疑,老百姓养活的官员多,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就越重,权势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就越严重。

统治者对人民的管制内容多种多样,有连坐制度,有对人民迁徙的限制,有文字狱以及对言论的管制等。连坐制度为战国时期商鞅首创,是指一人犯法,其家族、亲属、邻居等连带要遭受处罚的制度。最严重的,甚至要株连九族,所有的邻居都要跟着遭殃。这个制度,虽然在各个时期执行的程度不同,但却基本上延续了下来。民国时期,还创立了一种保甲制度,用以约束邻里间的行为。1949后,连坐与保甲制度名义上都消失了,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的政治审查制度。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将人的行为与其所有的亲属联系起来,相互牵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出身不好的子女都受到牵连,有的甚至仅仅因为是地富子女就被坑杀。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采取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做法,但却很少有人在制度上将这种做法明确下来。人口在地区以及城乡间的迁徙也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兵荒马乱之时,常常会出现人口大规模迁徙的现象。如西晋五胡乱华时期、唐安史之乱时、北宋末年、明永乐时期、清末民初,都曾发生过南北之间的人口大迁移。但是,自1949年后,这种迁移受到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户籍制度将人按照地区和城乡进行分类,自人一出生就固定下来,不可逾越。应该说,文字狱以及对言论的管制在许多朝代都有,只有在唐宋两朝宽松一些。若比严酷,当以1949年后为最。仅在1957年,就有30万人因为说了几句心里话被打成右派,被枪毙、关押或被强制劳动改造。1979年以后,虽然文字狱比前30年减少了,但在言论开放程度上尚不及民国时期。

说我们的野蛮史,不能不提全人类发展进步的趋势。我觉得,上个世纪是人类野蛮势力与文明力量争斗的转折时期,其结局是野蛮势力减退、文明力量增长。上世纪发生了两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大战,将各种残忍与罪孽推向极至。但随后,文明的力量占据上风,人类开始融和、亲善,普世价值得到推广和尊重。应该说,中国在二战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与世界历史合拍、同步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二战后没有出现野蛮消退、文明增长的情况,致使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面。这也使得今天我们在归纳我们的野蛮史时,仍然不能得到一个明快的结尾。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野蛮的势力还很强大,文明还很脆弱。

2013-11-19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