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是一个“形而上”全面崩塌的时代,一切都只剩下了“不论猫色但能捕鼠”的“器”的“实用”;这是一个语言退化、只剩读图的时代,一切试图说明世界、探索真像、被先贤大哲称为“千古事”的文章,都变得“万言不值一杯水”;这是一个“胸大无脑、屌大无脑”的时代,曾经照亮人类世界的火炬已经熄灭,一切辉煌灿烂、洞明宇宙的文明创造,全部消逝在“一切均可交易”的再度蛮荒和黑暗之中;这是一个“爱情”消迹遁形的时代,“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找到的也只能是满目的“无耻变态”!

当笔者坐在案头,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想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小步舞》。想起那位又老又瘦、像“太古时代的遗物”一般的古怪老者,挽着他同样又老又瘦的夫人爱丽丝,表演了一段早已绝迹于世的“王后之舞”之后,抱头痛哭!

笔者谨以此文,作为已经不幸进入了“历史范畴”的“爱情”——那曾经真实地存在于世的最美、最真、最善的感情——的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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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她可以籍以引发战争,也可以用来创造和平;她可以令人慷慨赴死,也可以助人百计求生;她是人类绵延不绝的前奏,也是人类奉献生命的挽歌;她创造了世界的全部,而世界的全部也只是因她存在。真可谓——人生只要拥有了“自由”,“爱情”就是世间“价格”最高的追求!

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人间大事,却普遍存在很多的误解、偏见、似是而非的解释和自以为是的固执,以至于悲剧频发,此起彼伏,到处悲歌,亘古不绝!每思及此,不禁令笔者唏嘘不已!这不得不令笔者担忧,担忧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为这悲剧世界再添悲剧。为此,笔者决定写下这篇文章,提出拙见,就教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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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爱情”附丽于“两性”,而“两性”完成“生殖”。所以,我们不得不首先从“两性”和“生殖”论起。

两性完成生殖的工作出现明显的“任务偏重”,是从“体内受精卵生”的生殖方式开始的,也就是爬行类和鸟类的生殖方式。在此之前,在“体外受精卵生”的方式下,成熟个体并不接触,自然就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到了“体内受精卵生”的方式下,成熟个体需要“性交”,这就决定了两个成熟个体必须“发生关系”。因此,有关于“爱情”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从“性交”这件事引发的。

爬行类动物虽然在我们人类看来大多形象丑陋,但已经依照上天的意志,展示了“温情”的存在。它们中有的属种,雌雄共同孵蛋,团结合作,互助共生,养育后代,诠释了爱情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温情。而鸟类则更被我们人类认为聪明美丽,不少属种在“性交”的环节上就“从一而终”,则用“一生一世的恒久忍耐和坚持”,诠释了爱情的另一个重要的要素——真诚。

说到这里,读者请看——如果我们人类在今天“一切均可交易”的“悲惨时代”,在美好的“两性”关系上,变得没有“温情”、没有真诚的“自愿”和自然的“排他”,而是粗暴、强迫、威吓、诱惑、权压、交易、虐待、变态、滥交、群交等等,是多么的“禽兽不如”!多么的背离上天的意愿啊!

当然,不要说爬行动物和鸟类的“性交”,仅仅是展示了一点点“爱情”的象征含义、并不包含任何“爱情”的实在内容,就算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灵长类和早期人类的“性交”,也不存在任何“爱情”的实在内容。那只是一种单纯的、功利的、目的明确的“生殖方式”。这种“性交”的全部快感,仅仅是生理性而非心理性的,仅仅是上天为了补偿物种“生殖”的痛苦,而恩赐的生理愉悦的对价或设置的无法抗拒的诱惑。

哺乳动物的进化,存在两个一般性现象,这就是:

第一,越低级的物种,初生儿和母体的“体重比”可能越小,反之越高级的物种,这个比例可能越大。例如,熊猫的初生儿只有四两,而母体体重竟有三百斤,比例为1:750;而人类初生儿体重按照六斤、母体体重按照一百二十斤计算,比例却达到1:20。

第二,越低级的物种,初生儿本能越强,反之越高级的物种,初生儿本能越弱。例如,大多数哺乳动物甚至包括最接近于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初生儿都能站、能走、能跑,而人类的初生儿要做到这些,却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

这是因为什么呢?一言蔽之,文明使然。

正是由于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才能从生理的层面促使人类把本能禀赋转移到出生以后的教育和训练当中去完成,同时,得以使胎儿在母体里获得更充分的发育准备。也正是因此,人类从“文明”的开始,“性交”行为和这一行为的“后果”,都需要交由人类的“社会”来加以“约束”,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类整体的繁育和发展。这,就是“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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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人类的专属。

人类“婚姻”的发展演变,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人类“爱情”的发展演变。所以,我们跳过人类“婚姻”漫长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跳过族内群婚、族外群婚和对偶婚的赘述,直接从“一夫一妻”制度的婚姻关系论起——尽管这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至今,仍是由纳妾、嫖妓和婚外性爱作为补充——去探讨“爱情”是如何发生和发展。

必须说明,人类第一含义的“爱情”,正是发生在为了更好地繁衍养育后代而由社会加以约束的“婚姻”关系当中。但这种“婚姻里的爱情”,大多还未能摆脱或超越“性爱”的基础。这是因为,婚姻,即使是绵延至今的“一夫一妻”的婚姻,也都能十分强有力地迫使人类的“性交对象”的“相对固定”。可以说,“性交对象”的“相对固定”,是人类“爱情”发生和发展的第一前提。

这是因为——

第一,“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为男女“择偶”——即“选择固定的性交对象”——确定了“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的标准,而不再是在此之前单纯的“自然选择”。尽管人们普遍遵循“郎才女貌”的“自然协调”,但还是非常注重“门当户对”的“社会平衡”。在很多的情况下,后者的重要性都会超过前者。这是出于努力使“性交后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是为了在每一份“婚姻”当中都能最有益于下代的发展,从而总体构成人类整体的“代际进步”。

第二,由于婚姻要求“性交对象”双方“共同生活”,所以,婚姻关系里面包含了大量的“非两性”和“非爱情”的维系因素。诸如,子女的教养,直系和旁系的长辈、平辈及下辈的人际关系,以及利益、友谊、习惯、舆论、法律等等。这就决定了爱情并不是维系婚姻的全部要素,而仅仅是其中的要素之一。其原因仍然是——婚姻的核心目的,乃是对于“性交结果”的“深度保护”。

第三,在婚姻当中,已经出现了“性爱”和从性爱“升华了的爱情”。只是这种“升华了的爱情”,被婚姻里的复杂关系所掩盖和混杂,剥丝抽茧地抽象出来,需要一点耐心。例如,和《木兰诗》共称“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想必大家耳熟能详。其中所写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故事,即是典型代表。焦刘二人的婚姻,从结合、被休、逼嫁到殉情,都是在“社会”的约束下完成,甚至对于“焦刘殉情”,“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是明显地用来褒扬对于“义”的诠释。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就不难看出,焦刘二人,是碰巧各自深爱对方的一对夫妻。她们婚前并不认识,也无从谈起什么“感情基础”,但是她们生性善良、温情、真诚,在她们的身体结合以后,少男少女之间在“性爱”的神奇力量之下,长达两三年的毫无保留的彼此奉献和彼此接纳,早已使她们在身体和心灵两个方面结为一体。当这种心灵的结合面对身体的分离以后,结合为一体的心灵,则如同具备了独立的生命一样,自然而然地抛弃了肉体生命的驱壳,从而进入了精神世界的永恒。这,就是从复杂婚姻关系里出现的“升华了的爱情”。

这样的“升华了的爱情”,已经开始摆脱或超越了“性爱”的基础,进入为人类所专有的、最为瑰丽壮观的“精神世界”。

我们经常看到不少“恩爱夫妻”在丧偶之后,很快也随之辞世,或者坚守冰心,并不重娶再嫁。这些,都属于婚姻里“升华了的爱情”。当然,鳏夫续弦和寡妇再醮,也许存在很多婚姻的非爱情因素的需要,并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她们之前的爱情并未曾升华。同时,将曾经升华的爱情珍藏心底,又在尘世重新遭遇了寄托在新的对象上的爱情,也是一种合理的可能。

“婚姻”,使“性交对象相对固定”,为“爱情”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前提,这当属两性关系接受“社会约束”的不世之功。同时,“婚姻”的“社会约束”,也对“爱情”制造了困难,书写了悲剧——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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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婚姻的历史,大多数人习惯了把婚姻和爱情紧密地联系起来,一谈到爱情,指的不是“预备婚姻”的爱情,就是“完成婚姻”的爱情。这种习惯认识,实际引发了一项极为严重的误解,致使我们常说,“爱情的双方面的”!请看呀,焦刘的殉情,梁祝的化蝶,牛女的飞天,柳杜的离魂,哪一个故事不是对对双双?

其实,恰恰相反!爱情,千真万确是一种只属于“单方面”的感情!我们经常遇到所谓“单相思”,“相思者”并不因为没有获得“应答”而取消“相思”,“被相思者”也不会因为对方的“相思”转而“应答”。这足以揭示“爱情”的本质。即——如果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审美”的“主观化”,那么,“爱情”,则乃是人类“自爱”的“对象化”!

只有经常是和“爱情”接踵而来、结伴同行的“友谊”,才是一种感情的交换,一种需要双方的共同维护的家园或共同浇灌的鲜花。在生活里,读者不难看到相爱的夫妻因为不能为“爱情”接续足够的“友谊”,而使“婚姻之树”干枯、死亡、倒掉。但倒掉之后,一方甚至两方的心底,却都有可能埋藏着无法割舍的“旧情”——这就是属于“单方面”的爱情的残余。

爱情不仅是单方面的,而且并不存在“因果逻辑”。妻子热爱丈夫,并不能阻止丈夫婚外寻芳;而丈夫热爱妻子,也不能阻止妻子红杏出墙。同理,大家经常会看到,婚姻里失爱的一方,不论如何努力,也不会用自己的捧心挚爱唤起对方的幡然回归。

当然,笔者强调爱情是“单方面”的感情,是为了说明爱情是“自爱”的“对象化”这一爱情的本质,并不否认爱情在现实生活里具备强大的“感染功能”。在现实生活里,“心有灵犀”、“心心相印”和“双双坠入情网”者,比比皆是。所以,焦刘、牛女、梁祝、柳杜,恰恰都是碰巧遇到了各自同时深爱对方的一双情侣结为夫妻。

当然,爱情在婚姻的双方同时产生、同时存在,并不能因此而误以为爱情是双方的事。读者仅需采用一个方法,就可以把“爱情单方、友谊双方”的论断做一个验证——“爱人”的一方对“被爱”的一方的“心灵付出”,既不以“有果”为前提,也不因“无果”而取消;而“友谊”的双方,只需要其中一方中断“付出”,就会立刻结束这种“感情交换”的游戏。

这种关于“爱情是双方的”误解,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那些从婚姻里升华出的爱情,乃是从“性爱”出发得以升华。而“性爱”,必然是男女“双方”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进一步论述爱情的问题之前,就不得不首先把“性爱”的问题论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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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和“婚姻”一样,同是人类的专属。

性爱,乃是性交活动引发的审美和喜感。之所以人类能够产生“性爱”而动物类不能,乃是因为只有人类能够“面对面”性交而动物做不到。面对面性交,能够使人类在性交的同时,进行表情、态度和语言的交流,彼此分享相互的喜爱、尊重、愉悦和赞美。

这原本是非常美好的事物,却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不洁”和“羞耻”,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上天委屈了性器,不得不把它安排在了排泄器官附近甚至共用一体。这使得性器紧密连接了屎、尿、屁等三种肮脏的排泄物,有悖于人类文明追求洁净的愿望,以至于令人厌恶,导致连累了器官本身。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当中既有无奈也有玄机。首先是人体的结构已经再无办法安排性器;其次是,性器和排泄,在功能上,恰巧一个是夜用昼废、一个是昼用夜废,上天巧妙地采用“倒换时差”实现了“一体两用”。

第二,人们认为性器肮脏丑陋,并为之感觉羞耻难言,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换一个角度看,恰恰是因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缘故。即便是排除了肮脏的因素,通过认真的清洗使性器暂时摆脱了排泄的影响,男女两性往往仍然都会认为自己一方即使极端洁净的性器还是丑陋并为之羞耻,但却并不认为异性同样极端洁净的性器丑陋,甚至会由于分泌物的气味引发极端喜爱乃至崇拜。这种“半厌半喜”和“心喜言羞”的心态,构成了整体人群对于“性器审美”的障碍。

其实,美丽的鲜花,何尝不是植物的性器呢?再者,在文明还没有教会人类虚假伪装之前,世界上有哪个民族不曾将性器作为崇拜的图腾呢?即使至今,被文人雅士挂在嘴边的“之乎者也”的“也”字,就是女阴的象形;而“且听在下浅论”的“且”字,就是男阳的象形,那都是人类前辈祖先曾经崇敬的图腾和祭坛的圣物呀!

随着“性交”和“怀孕”的日趋严重的分离,性爱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性交,对于不谙世事的儿童和未成年人或许是游戏或冲动,对于功能尽失的耄耋老人或许是勉为其难的笑柄,而对于青壮年人则是一曲生命的欢歌。

但是,必须说明:单纯的性器相交,并不能引发性爱。这是因为单纯的性器相交只能实现生殖,而不能实现男女之间全部身心的相互奉献和相互接纳。因此,性爱的具体行为,不仅包括拥抱、爱抚、舌吻、身吻、性交,甚至可以包括吻阴和吮阳两种口交方式。因为人体皮肤和内粘膜的相接部分,乃是神经最为敏感的区域。按照弗洛伊德学说,口唇期乃是广义性行为——即“力比多驱动力”——出现的第一阶段,所以,口器参与性爱行为,可以被视为正常。

但同时,笔者必须说明:除上述以外的性行为,均为非正常行为!肛交、施虐、受虐都属于“方式倒错”;而同性恋、物品崇拜都属于“对象倒错”;至于“奸幼”,不仅方式、对象完全倒错,而且是一种不可宽恕的道德犯罪和必须惩罚的法律犯罪!

正常的、健康的性爱,是一曲对于人类生命创造和种族绵延的充分认同的神圣赞歌,是上天赋予人类的无价恩赐。然而,相对于超越了“性爱”的柏拉图式的“纯情爱意”,“性爱”由于无法摆脱本能的禀赋,因而无法成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无法成为人类文明的组成,故而又显得黯然失色。

在超越了性爱的、属于纯粹精神世界的、形而上的“纯情爱意”的面前,“性交”行为仅仅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仪式”,一种可有可无的“确认”,或者一种心灵对于身体的“驱使”,从而使“性爱”的愉悦在“纯情爱意”面前显得无足轻重,而绝非人类在爱情世界的“春秋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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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爱情世界的“春秋大梦”,是超越“性爱”的“纯情爱意”,是柏拉图式的“爱恋”,是不追求见面的“思念”,是永不停歇、至死方休的“幻想”和无休无止、变换常新的“美化”。

这样的爱情,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她把人类男女床上的大汗淋漓升华为人类最真、最善、最美的“爱情”,是人类“自爱”的“对象化”,并通过“对象化”的过程,深入启发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是推动人类文明在向“人性化”方向发展并取得的重要成果。只是在她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中西两方走过了不尽相同的道路,但结局,却大致殊途同归。

在中国,漫长的宗法社会的婚姻制度下,超越了“性爱”的“爱情”,往往产生于既能相识、相爱,又不能龙凤呈祥、喜结连理的关系当中。最典型的环境,应是《红楼梦》里所描写的“大观园”;其次,是各种大小规模不同、富裕或者贫穷、多个直系和旁系血亲和姻亲共同居住、共同经营的大型家庭之中;再次,是在宗法关系相对松散的大家族之中抑或是大村社之中;最后,是在乡村社火、市井交流、甚至所谓“青楼娱乐”之中。总之,凡是男女能够相识之处,都有可能成为“爱情”诞生之乡。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周而复始的农耕劳作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普遍缺失,使人们注意到“性爱”的愉悦欢欣,但严苛的宗法礼教为了保障子女的养育,又禁止了一切婚外的性爱。因此,当爱情一旦不能结为婚姻,又不能割心舍弃,就可能被迫进入单纯的精神世界,成为一种超越婚姻和性爱的“独立存在于精神领域”的“爱情”。寂寞的心灵把“爱情”化作思念、向往、憧憬、幻想,采用诗词、歌赋、绘画、音乐表现出来,进入了一种“纯精神”状态,变成为一种“形而上”形态。

同时,随着商业城市的出现和繁荣,出现了所谓“勾栏”的专业娱乐场所。这就是“青楼”。说它是“妓院”,语义也通。所谓“妓者技也”,也就是所谓“卖艺不卖身”的“文艺工作者”。

这类人在封建社会地位很低,是被剥夺了部分人权的“贱民”,甚至是失败的前朝留下的女眷,忍受所谓“男奴女妓”的无尽惩罚,而不是享有基本人权的“四民”。在古代,“士、农、工、商”被称为“四民”,是社会的主体。而“娼、优、隶、卒”被称为“贱民”,子弟都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可以当官,有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黑五类子女”。

随着商业城市的发展繁荣,原本游乡的娱乐团体——戏班,也开始在城市里安营扎寨。这使先民们原本仅能在“过大年”时才能有的、一年一度的“社火”活动,转而成为日常可得的欣赏和欢乐。

这种进入城市的戏班,并不都是登台演唱全本大戏,甚至这种情况只是出现在更少的、隆重的典庆活动之中。同时,因为中国的戏曲,原本就是使用一颗颗抒情歌曲的珍珠,缀连成美丽的珠串,来表现情节简单而人物丰满的故事。每一个颗珍珠,都光彩夺目,都可以独立欣赏。所以,日常的演出更多是一折一段,听众也非常之少,更多情况是数人乃至单人前往,点曲听唱,吹拉弹奏,品茶饮酒,投壶双陆,相交接谈,诗词曲赋,琴棋书画,无所不有,逐步变化成为一种互动式的娱乐活动。

这种状况,造成了一个绝大的反差,就是:这些所谓“妓者”,往往形象靓丽,技艺超群,修养全面,感情丰富,但同时又身份卑微,内心痛苦,身心俱伤,渴望解脱。这个巨大反差决定,她们既容易引起异性人们深刻的怜悯,又容易引起异性人们热情的喜爱。

《卖油郎独占花魁》里的花魁娘子,是女性美的化身,而卖油郎的爱情,不仅超越了“性爱”,而且包含了对于“美”的崇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杜十娘,则更多是呼唤人道的怜悯和同情,而“怜悯”和“同情”,不仅在感情的层级上超越了“性爱”,而且超越了“爱情”本身。而《桃花扇》里的江淮艳姬李香君,则更上层楼,不仅冰清玉洁,而且深明大义,乃至于成为“民族坚贞”的象征。

中国古代风流倜傥的年轻的士大夫,往往在这些青楼女子身上,寄托了一种超越“性爱”的“纯情爱意”。这种感情,或许并不排除“性”的愿望,但却不以“性”为重要目的。不仅如此,这种感情还向更高层级的尊敬、怜悯、同情、博爱甚至“济人世、救苍生”的方向发展,直追人类最美好的精神境界!

在西方,超越“性爱”的“爱情”,缘起于中世纪骑士对于贵妇的崇拜。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乃至于我们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都会称赞那些懂得尊敬妇女、爱护妇女、关照妇女的男人,说他们具有“骑士风度”。

著名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笔者只就电影内容本身而言,与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历史事实”无关——西方男人的“骑士风度”,令中国妇女心驰神往,也令良知尚存的中国男人自愧不如。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来华援助的著名空军将领陈纳德先生对蒋夫人美龄女士的景仰和爱慕,也是这种“骑士之爱”的典型。

笔者不能无端揣测出生于意大利的哥伦布,对于西班牙皇后伊莎贝拉抱有什么样的感情,抑或伊莎贝拉皇后对于哥伦布抱有什么样的欣赏,但伊莎贝拉皇后对哥伦布的信任和支持,却无疑是西方发现“新大陆”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关键所在。

但笔者可以确知的是——“西方骑士”的这种“爱情”,从一开始就与“性爱”无关,而是充满了男人独立的英雄人格和对于女人的崇敬、爱慕、保护和服从,深刻体现了“男人对于女人负有保护责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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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爱情”问题上,中西两方的文化,都同样体现了“男人对于女人负有保护责任”的理念,并且以此作为爱情的原因和基础,只是表现形式,中西两方,有所不同。

中国由于对于女人教育的不充分而更倾向于“管理”,而西方由于教育的更加平等,使“管理”更多采用了“遵从”的形式。

当然,毋庸讳言,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大背景下,超越“性爱”的“纯情爱意”,也难免受到男权文化的影响。但“怜香惜玉”和“女士优先”并没有本质区别,“三从四德”和《圣经》的教诲也没有太大矛盾。倒是上个世纪广为人知的那套歪理邪说,意在把女人解放成为和男人一样“平等”的奴隶,灭绝文化,搅乱人心,谬种流传,余毒深远。只因本文乃是笔者正面立论,无暇批判,且不屑与夏虫语冰。

“男人对于女人负有保护责任”的理念的合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述,一个是“上天造物”的安排,一个是“文化传承”的影响。

上天为了人类的绵延繁育,安排女人一生只能排出大约五百个卵子,而安排男人一次排精就可达到数亿个。尽管一个精子就足以为卵子受精,但这数量上的惊人差距,说明在生殖上,卵子比精子的重要程度要高出上亿倍!同时,女人自从怀孕、生产到哺乳,每胎大约需要三年时间,而男人却可以在每一次的性交中使女人怀孕。再者,初生儿天然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03:100,表明上天为男性人口付出牺牲打出了3%的富裕。这无疑是在明确昭示:男人必须因为女人在生育上的“任务偏重”,而支付补偿的对价和做出必要的牺牲!因为人类的绵延繁育最重要的贡献,乃是由女人做出。

在文化传承的影响方面,中国男权文化的所谓“大男子主义”以及这种理念在社会下层普遍存在的“恶向误导”,一向令人诟病不已。其实,中国的“三从”原本包含一种平等的对应关系,父慈女从、夫义妇节、子孝母安;而“四德”,根本就是对于女性合理并且有益的基本要求。那些竭力反对“三从四德”的人,本意在于使女人脱离最亲近人的保护,往往包藏祸心,不乏企图诱拐、诱奸、扰乱家庭、坑害女性的坏蛋。

在“男性对于女性负有保护责任”的文化传承方面,西方文化千真万确远胜中国。这是因为的中西两方的“社会上层”对待“文化”的态度不同所造成——西方的皇室贵族往往充当文化的“推动者”和“保护者”,而中国的统治者却往往是文化的“消费者”和“利用者”。

试想,在西方,代表上层的贵族妇女作为“主人”的“沙龙”里,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诗人、军人以及各种科学和学科的杰出代表,展示自己的成果,接受贵妇的赞许,怎么可能不促进发展、完善人格呢?在这样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男人,怎么可能不是自尊自强,而是去欺凌弱小、无视正义呢?西方的皇室贵族,自己并不充当文化思想的“导师”,而是甘心情愿给予文化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给予文化的贡献者以充分的尊重和鼓励。如此这般,长此以往,西方的文化怎么可能不领先全球、西方的文化人怎么可能不人格完美呢!

反观中国那些统治者,胜利了立即藏起盗匪嘴脸,子弟脑补经史子集、琴棋书画,专心消费文化,仿佛自己也是文人,也是清流,也是内行,也是道统!实际上,他们扮出一幅“导师”的面目,钳制清议,操控舆论,行教育洗脑,举文字冤狱,利用已有的文化,遏制自由的发展,又怎么可能创新、创造、发展、进步呢!在这样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男人,又怎么可能不自甘为臣、心如暗夜、行同宦竖、畏强凌弱呢!

整个中西文化,看似不同多多,其实,天道既是人心,人心既是仁爱,仁爱即是普世精神。西方那些高鼻深目者和我们中国黑发黄肤者,几无不同。读者只需认真看看人类在所谓“轴心时代”的文化创造,便一目了然,不遑多论。

在西方“自由文化”的滋养下、源于西方中世纪的这种“骑士精神”,影响深远。几百年来,早已普遍进入西方教育对于男人人格的塑造之中。为了论述清楚这种超越性爱的、高贵的感情的成因以及和中国的不同之处,我们需要简单地做一个补充,论述清楚西方的贵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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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的贵族制度,我们试以英国为例。

在英国,贵族必须经过国王册封,一共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级别。这些贵族根据级别的不同,均有大小不同的封地。而册封贵族的依据,说起来十分复杂,而且国王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简括起来,也很简单,不过就是“血统”和“功勋”两个因素。

英国贵族的爵位,有的可以继承,有的不可以继承(例如从男爵和骑士称号)。可以继承的爵位,也只能由长子(无长子由下序次子、无子由长女或下序次女)一个人继承,其他子女,均不能继承,只可以去当僧侣、商人或经过专业训练后充当骑士。

西方的这种“贵族制度”,和中国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西方贵族传承恒久,至今不绝。而中国古代以儒学文化立国,秦以后再无血统上一脉相传的“贵族”。

第二,西方——尤其以英国为最——理性发达,革命温和,社会渐进,传统珍重,致使历史取得了最大的进步,但社会却只支付最低的成本。而中国,王朝更替频繁发生,此消彼长,遵循的完全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丛林法则”。古代社会虽然存在“上下两层”的明确分野,“治民”之“人”和“人治”之“民”两相对立,并且通过和平的“科举制度”和战争的“逐鹿中原”实现了“流转相通”,但社会动荡,成本巨大,反复轮回,殊无进步。往往是失败的皇族“男者为奴女者为妓”,胜利的盗匪“封侯拜相粉墨登场”。

第三,在西方,贵族甚至国王,因能贡献国家、服务人民,几百年长盛不衰,至今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现代性国家”里,仍然堂而皇之地作为民族传统的象征。而中国每个新建王朝,不论崇尚哪种颜色,胜利了便立即隐去盗匪之名,自命“贵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巴望着传承万世,如暴君嬴政者流,却往往传之不久。正如俗话所说,“富不过三代,贵不过百年”。暴秦仅至二世即因失道而亡,愚蠢极至的胡亥,终于自戕身死,以平民身份草草埋葬。堂堂一代大国帝王,在位时暴虐无度,死去后恶名远播,只是肥了三尺黄土!

第四,以英国为例的西方贵族制度,限制了继承,控制了贵族和封地的总量,有利于王权统治。而中国那些以“谎言加暴力”为手段取得了胜利的盗匪,自造的“爵位”均可继承。而且长子继承了乃父的爵位后,次子及下序儿子均可得到下一层级的爵位称号。中国这种从表面看优待了皇族权贵的所谓“贵族制度”,但实际上,因为会越封越多,引发土地兼并,反倒削弱了皇权,最终导致王朝更替。

西方贵族制度唯一遗憾的是,贵族家庭的诸多次子和下序次子,出身于贵族家庭,却在成年以后游离于贵族阶层之外,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

而“骑士制度”的出现,恰恰极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把这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充分地调动起来,把这种“不稳定因素”转化为扩张的巨大能量!

贵族家庭的次子和农民、商人、工匠等各色人等的子弟,只要经过专业的训练,就可以成为骑士。骑士们充当了国王的勇士和贵族的卫士,他们英勇战斗,用战功获得封地,获得荣誉,成为最下一层的贵族。他们崇拜贵妇,爱慕贵妇,为荣誉勇于牺牲,充分体现了男性的尊严,甚至获得了国王的褒奖和贵妇的关爱。

这种骑士精神的爱情,或许并不完全排除性爱的愿望,但却绝不以性爱为目的,从产生之初,就是一种超越性爱的美好纯情!

爱尔兰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在《论崇高与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中,为了抛开概念的束缚,曾经索性用审美者的主观感受来区别美和崇高。他说,引起喜爱的是美,而引起恐惧的是崇高。然而,在骑士的心中,引起喜爱的,的确是美;但美,并不是引发占有和亵玩,而是引发崇高!从而确切无误地向世人说明——人类从“爱情”升华的、柏拉图式的、存在于“精神领域”的、通过“对象化”过程实现人类“自爱”和“自我认识”的、属于“形而上”范畴的“纯情爱意”,乃是人类最美丽、最崇高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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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两方从“爱情”升华的这种“美好纯情”,指向同一个人类最高层次的感情,那就是“博爱”。

“博爱”是所有人类理想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雨果在其名著《悲惨世界》里说——比陆地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类的心灵。但这人类的心灵,如果没有博爱,怎么可能广阔得起来!

全世界的先贤大哲,全世界的宗教哲学,自人类有文明之日始,就都在不遗余力地呼唤“博爱”。儒学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佛说,世间万物,原本轮回,普天之下,慈悲为怀;基督说,爱,乃是恒久的忍耐和坚持。

但是,笔者以外,又有谁注意到,原来“博爱”是源于几乎每个人都自诩拥有的“爱情”!源于几乎每个人都拥有的“婚姻”!源于几乎每个人都趋之若鹜的“性爱”!源于几乎每个人都乐此不疲的“性交”!源于几乎每个人都拥有的“本能”!

既然“博爱乃是人类的本能”,那么,难道“博爱”的春风不应该吹彻宇宙吗?难道“博爱”的雨露不应该洒遍人间吗?难道“博爱”的鲜花不应该开满世界吗?难道“博爱”的硕果不应该惠及人人吗?

想必专心阅读了本文的读者能够注意到:中西两方导向“博爱”的“纯情爱意”,略有不同。这就是,在中国,产生这种纯情爱意的双方,往往男性一方拥有社会意义的优势;而在西方,恰恰相反,产生这种纯情爱意的双方,却往往是女性一方拥有社会意义的优势。其实,这只不过是中西两方男权文化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已。中国是男性携手女性于后,而西方是男性拥推女性于前。

人类的发展,自母系社会崩塌,至今仍然是男权社会。所谓男女平等,也只是抽象人格平等以及社会权利平等,既不能改变人类在两性关系上“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天性安排,更不能改变上天在人类繁育工作上面明显的“女性任务偏重”。与此同时,在女权主义者似是而非、似利而害的竭声呼唤中,却正是“婚姻里的爱情”、“升华了的爱情”、“超越性爱的爱情”和“充满博爱的爱情”,在为这种“任务偏重”提供了充分的“校正性补偿”!

想必更为专心阅读了本文的读者还能够注意到:中西两方“纯情爱意”的产生,有一个貌似不同、其实无二的特点。这就是,不论男女双方哪一方更多地拥有社会意义的优势,这种导向于“博爱”的“纯情爱意”,都表现出跨越社会意义差距限制的巨大能量!这种跨越,正是在强有力地证明博爱的巨大力量!她正在竭尽全力告诉人类——只有爱情,终将使世界温暖,使全球和平,使生命永在,使人类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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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却是“一切均可交易”的社会。

尼采说,上帝死了。

笔者说,爱情死了。

谨以此拙文,作为人类爱情的悼文,并致以最后的敬礼!

2017年10月30日,三稿,于退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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