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陈子明老师是通过余世存先生的介绍。2003年9月19日，余世存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双周论坛上做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的文明观》的演讲。当时，我也去听了演讲，并认识了余世存。过了几天，我去余世存家里，他送给我五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他写的《我看见了野菊花》。
在这本书中，就有记述陈子明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喻希来先生》（喻希来为陈子明的笔名）。余世存在此篇文章中说：“喻希来先生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但鬼使神差，他从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中退居了下来。‘闭关’、‘幽居’的环境正是命运检验一个人生命可能的深度和高度的试金石。通常地，有人读书的经验就此止步，有人余生的成就在于捍卫此前的高度，有人终其一生沉默。喻希来先生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读书机器“，尽一切可能地占有知识和信息。在我听到的故事里，那对到手的各类书刊、报纸、网络的阅读状态，用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十年寒窗等等形容都不为过，都不能精到地表达他那对以汉语为载体的知识总量的雄心抱负。在漫长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和思考。在当代中国，差不多已与世界知识同步的汉语知识的无限量的生产，及其存量，构成了足够丰富的智慧宝库，只不过对大多数知识者而言，这一知识库存显得芜杂无序罢了。喻希来先生则把学习思考结合起来，混沌的知识海洋在他面前展现了秩序，多少读书人理想而不达的境界就为他在寂寞里在清贫生活里登堂窥奥，据说他一目十行，据说他过目不忘，据说他一月能读百十来册书，据说煌煌四十多卷，近千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在他那里熟如家常。任公文字，多热血性情，热肠饮冰，是自励；而喻希来先生处境，寒鸦冷室，枯井止水，受任公电击，是何等地壮观何等地奇诡。”
这里提到的“闭关”、“幽居”指的是，1989年“六四”运动之后，陈子明被中共当局认定为幕后“黑手”，并因此被中共当局于1991年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重判13年刑期。1994年5月，陈子明被保外就医，出狱后查出患有胰腺癌。但一年后的1995年6月，陈子明再次被收监，又一年后的1996年11月，陈子明再次被保外就医，此后就被软禁在家，直到2002年10月10日刑满获释。
对于保外就医—收监—再次保外就医，实际上就是中共当局以“人质外交”应对美国“人权外交”的结果。陈子明自己在《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的《高喻：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一文中说：“1994年5月13日，为了满足美国克林顿政府‘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当局将我‘保外就医’，而当时我本人并没有提出过申请，在狱方文件的‘保外就医’‘病因’栏写的是‘皮肤瘙痒症’。1995年6月25日，为了对李登辉访美表示愤怒，当局将我重新收监，而此时刚刚动过癌症手术，正在接受后续的治疗。1996年11月6日（北京时间），克林顿刚刚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当局又将我‘保外就医’，为实现‘克林顿-江泽民互访’铺下第一块垫脚石。”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陈子明第一次被“保外就医”时，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查出病，但为了“人质外交”，中共当局却以“皮肤瘙痒症”保外就医。不过，保外就医之后，陈子明真的查出了胰腺癌，并动了手术，还需要后续治疗。中共当局却为了“人质外交”，再次将他收监。这也说明中共政权的荒诞，没有病时非要“保外就医”，有病时却要重新收监。
在被入狱期间，陈子明把它当作是一次自修机会。1991年初，他在狱中第一次获得给父母写信的机会，便对父母说：“你们权且把我看作出国留学去了，而且过不久总归可以见面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陈子明的祖父是1910年代美国密执安大学的毕业生，回国后担任西门子洋行的在华代理，再以后与同仁共同创办私营上海华盛电机厂，任总工程师。后来，中共当局夺取政权之后，其祖父在文革初期被当作资本家赶出北京，并被抄家。陈子明的父亲在上海交通大学与江泽民是同学，并担任江泽民所在的中共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后来又与江泽民一起在一机部工作。
在陈子明被判刑后，很多人让他父亲去找江泽民，但他父亲都不肯。他父亲的同学们也曾几次向江泽民谈过陈子明的事，江泽民都没有回应。2001年春节前，江泽民找了几个同学去中南海聚会，把陈子明的父亲也找去了。后来其他同学都收到了聚会时合影的照片，唯独陈子明的父亲没有收到。
在被判刑十三年后，陈子明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选择了《中国文明史纲》、《中国现代化史纲》、《世界思想史纲》三个研究方向。《中国文明史纲》分为四编：I、中国文明的摇篮（文明背景研究），Ⅱ、汉民族的形成（远古至公元前1世纪），III、东亚文化的定型（公元前1世纪—公元13世纪），IV、多元帝国的确立（公元13世纪至19世纪初）。仅其中第Ⅰ编的自修计划，就需要下述资料：“宇宙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地质学、地貌学、气象科学、冰川学、水文学、海洋学、古生物学、土壤学、植被学、生命科学、动物学、植物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遗传学、文化人类学”：“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地学思想史、中国（古）地质学（华夏古陆）、中国冰川学、中国古地貌学、中国古气候学、中国自然地理、中国古代自然景观（植被）、中国史前地理与历史地理、中国古动物及古人类学、中国民族学、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中国人口史、中国各民族志和民族史（最近民族出版社等组织了一套大型丛书），中国古民族学，有关人种和民族的人类学、遗传学、分子遗传学”：“世界人种、语言、民族的分类学和比较研究专著，古文字（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字母文字）学，社会生物学和生物社会学”：“中国史前考古学专著，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近年新发掘、新石器文化的报告，例如辽宁红山文化”：“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原始思维（艺术、宗教）史、中国的巫术与萨满教”……
这样一份庞大的计划，只有陈子明一直研究的梁启超可以与之相媲美。梁启超始终希望撰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从朝代、种族、地理、政制等25个方面进行论述，从1901年到1922年，梁启超几次执笔，不过都由于种种原因半途搁置，实在让人遗憾。陈子明老师曾经写了一部梁启超的纪录片，但后来拍摄播放时，并没有署陈老师的名。
为了陈子明这份庞大的研究计划，王之虹不断地利用探监的机会给他送书，他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的五年里，王之虹向朋友们借了十个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保证每个月给陈子明借十五到二十本书。五年下来，王之虹一共借了近千本，加上向朋友借的和新买的，王之虹前后给陈子明送到监狱的书就达二千本，一共送了71次。
在被判刑之后，家属第一次探监时，陈子明对王之虹说：“我和军涛是为历史背起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你是为爱情背起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对此，王之虹说：“谁让我选择了你呢！再苦再难，我也心甘情愿！”
在秦城监狱的时候，陈子明给父母写信汇报说：“90年10月份我全力以赴搞翻译，29天完成了整整十万字；89年12月至90年4月间，我在一百天内写作25万字，同一时期内还修改誊写了一遍。”在秦城监狱的一年五个月中，在应对上百次提审之余，陈子明撰写了25万字的《改革十年反思》，4万字的《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2万字的《九十年代展望》提纲，翻译了30万字的《中国文明史》；并自学了《数理逻辑》、《社会统计学》、《经济计量学》三门课程，阅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七八部史，作笔记几十万字。
我是先见到王之虹，再见到陈子明的。可能就是在2003年底，在见了余世存之后，好友李智英一次邀请了一些著名女士到小西天一家饭馆聚餐，我也去了。记得那次有王之虹、许医农、高瑜、崔卫平、王健、吕加平的夫人于钧艺等人参与。后来，李智英又带我到陈子明老师位于名流花园的家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子明老师本人。
2005年，我到博客中国网站工作，之后给陈子明老师在博客中国开了一个专栏，不过当时使用的还是陈子明老师的笔名“喻希来”。博客中国组织的年会和专栏作家聚会，也曾邀请陈子明老师参加。
2006年始，朋友们筹备出版有关总结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为了让写作者对30年的历史有大体的了解，作为这个课题的秘书，我还邀请了陈子明、贺卫方、李曙光、李泽厚、于浩成等人给我们讲述有关改革的历史，陈子明主讲政治改革，他讲起80年代的事情，如数家珍。
2008年2月17日，我们在北京三味书屋召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会议由张祖桦老师主持，邀请了张显扬、茅于轼、杜光、陈子明、王贵秀、章立凡、陈永苗、高超群、余世存、王俊秀、黄钟、崔卫平、李炜光、赵国君、闲言、陈伟平等人。陈子明老师做了《改革是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的发言。后来这次会议的内容收录到我们在香港出版的《改革之死》一书中。在《改革之死》中，其序言就是陈子明的《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我写的则是有关传媒变革的《谎言体制下自由媒体的扩展》。在《改革之死》一书的封底，用了陈子明的提法：“30年后的今天，一个口号在中国大地越来越响……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2009年，在梁启超逝世八十周年的时候，我撰写了《梁启超时代》。当时本来准备用陈子明的《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的文章作为序言，但发给出版社时，出版社让删除了陈子明的文章，遗憾的是最终《梁启超时代》还是未能顺利出版。在撰写《梁启超时代》的时候，我还从陈子明老师那里借了《梁启超年谱》、《饮冰室合集》以及其他有关梁启超的书。
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陈子明与梁启超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英年早逝，梁启超只活了57岁，陈子明只活了62岁。他们都曾经参与变革，变革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陈子明被关入监狱。他们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期待做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但都由于现实的各种原因，最后只能做一名学者。梁启超出版了12大本共1400万字的《饮冰室合集》，陈子明也出版了12大本500万字的《陈子明文集》。
梁启超自己曾作了一首《自励》诗：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在我看来，这首诗可能也适合放在陈子明身上。对此，郑也夫在陈子明悼词中说：“子明很可能是当代中国赢得四面八方的、最多挽联、悼词、追思、赞誉的人。”
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年，即2011年5月到2012年5月，我与陈子明老师住在同一个小区，我带小孩在小区里玩的时候，经常从他家楼下路过，也多次见到他和王之虹，还带小孩去他家玩过，也与朋友一起与陈子明、王之虹在外边饭馆吃饭聊天。2012年4月3日，我们原计划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去陈子明老师家里道别，离开的时候，陈老师还拿了一些钱给我们。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子明老师。当时，还有几个朋友在陈老师家里，陈老师对朋友们说，现在古川比我都还敏感。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在陈老师住的名流花园，昌平国保为了对陈老师进行监控，还将陈老师房子所在单元正对面一栋楼一层的一套房子买下来便于长期监视。住在名流花园时，2012年春天的时候，我还看到看守我的昌平国保在那套房子外边的院子里摘香椿苗。在此之前，也就是陈子明出狱之后，当时他住在城里，为了对他进行监控，国保也将他家对门的房子买下来了。当他搬到名流花园后，警察还留守在那里，王之虹对警察说，我们已不住那儿了，你们为什么不撤走？警察回答，也许你们还会搬回来的呀。
如今斯人已逝，想必陈老师也会遗憾没能亲眼看到大变革前的中共垮台。作为后辈，我们只能继续怀揣陈老师般的赤子之心继续为中国政制的转型尽点滴之力。谨以我妻子李昕艾对陈老师的悼词聊表哀思：“著作等身开泰来，忧国忧民心未老。一生功成利千载，良师益友没齿忘。”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