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了《别样的俄罗斯》以后,我觉得我要写下别样的中国。

这与其说是一种延续,不如说是一种预谋。

《别样的俄罗斯》的写作,为我要写的中国之别样扫清了外围障碍。这,是我精神世界中最丰富的积累。

在《别样的俄罗斯》中我写道:

“1993年6 月,我带领我的学生进城考试。考完后带他们到涪江堤上松弛。一学生问:”老师,没有下暴雨没有看见水奔流江水怎么暴涨起来了?‘我说:“它的上游连续三天下暴雨呢。’他一头雾水中。”

“这不能怪他们笨拙。这些乡下孩子,为了摆脱宿命,除了死记硬背一点应考的知识外,我们的确没有教他们什么东西。”

“这江水的起落,正如别样的俄罗斯,它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但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我想,在这段文字中,我隐含著这样的意思:不错,今日的中国也在一天比一天开放,但这开放的源头,有着“别样的俄罗斯”一样的连续不断的活水补给。这是在一般人的视线和意识之外的,尽管这种“之外”存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但她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于是,我要写下我《别样的中国——母亲篇》。

1989年7月某一天深夜,中国,四川,遂宁市丝厂(现锦华公司)宿舍。普通女工刘芳玉家的门被粗暴敲开,十余名便衣冲了进去。儿子陈卫被抓走,同时抄走大量书籍、照片、传单。老人很快明白:秋后算帐开始了!儿子是北京理工大学高自联的学生头。无数次政治运动和残酷的事实使她明白,迫害和苦难刚刚开始。她对丈夫和其他子女说:没什么了不起!再大的困难有我顶着,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这话儿在别人听来不明就里。老人心里却沉甸甸:丈夫会受牵连吗?其他子女还有机会读书吗?哥几个感情特别好,会不会失控?

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疏导着:还好,没有失控!她舒了一口气,而白发爬满了她的头。

1992年,被关押两年半出狱不久的陈卫,又因自由民主党案再次被投进秦城监狱,被判四年半后再转四川南充监狱。家中的积蓄早已经在儿子第一次坐牢时花光。怎么办?

为了能常去探望儿子(中国政治犯在监狱里被歧视被迫害的真相,常常是因为这些探望才得到发现),为了能给儿子送进去大量书籍(这需要上下打点),这位小学未毕业的普通女工进出股市,开始了她人生旅程上的新搏击。凭着那份伟大的慈爱之心,她成为了股市上的短线高手。股市上挣来的每一分钱,成了她顶风寒、冒酷暑探视旅途的开支,而她甚至渴了也舍不得喝几滴水。

四年半,走出监狱的儿子满腹经纶,身体不坏,思想和行事沉稳。

老母亲放心了——这牢没白坐啊!

在中国的四川省遂宁市,像刘芳玉女士这样的人被我们称为老母亲。遂宁的民运分子多并且有名气,这样的老母亲也多但未必出名。

刘贤斌先生的母亲——邓代辉女士也正是这样的一位老母亲。

在中国,体制制造的城乡差别的鸿沟是巨大和灾难性的,特别是一条街道或者一条河流的跨越,便是两重世界。它最明显的特征表现为城乡结合部农村人口心理的不平衡,从而是大量农村青少年走上犯罪之路。贤斌家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特区”。贤斌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管系,不会和街坊邻居小青年混在一起,老母亲放了心。

一学期后回来,贤斌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老母亲说:“妈妈高兴,妈妈支持你。”

从此,每个假期,同学们都聚集在贤斌家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中华之崛起。老母亲楼上楼下忙个不停,可她总是乐呵呵的。

1991年4 月,贤斌在学校被当局逮捕。老母亲咬紧牙关,说:“没什么,你们还来这里玩。”

后来,她只身去北京探监,四处打听贤斌的下落。终于探出了,说是在秦城里关着。为了能见上儿子一面,她跑了不少路,求过无数的人,仍然没有办法。眼看钱也要用完了,独自在半步桥垂泪,然后涕泣:“北京的人,你们的同情心哪里去了?”老母亲的辛酸打动了一位来半步桥办事的上年纪的女干部,她领她见了许多人,写了许多纸条,最后见到了贤斌。

临别时,那位女干部说:“老姐啊,路太远,费钱,不要来了,给他写信吧!”

老母亲只上过几个月学,不会认字写信。回到遂宁,在孙女儿的辅导下,不到一年,60多岁的老母亲就能给贤斌写信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贤斌总能收到妈妈的亲笔信,同时从信中探看出我们的一些情况。

老母亲还做起了小买卖,支撑贤斌在狱中的大笔花费。

这期间,她患了胆结石症,大家劝她手术,她坚决不答应。她担心手术出意外,再也见不到儿子。为了控制病情,她找中医偏方,结果花了冤枉钱,还是得忍受那煎心的疼痛,一直持续到贤斌出狱。

我的母亲刘素英,是一位最平常的农村妇女。除了比别人更劳苦更不爱说话以外,我不能说出她还有什么特别的。从她身上,我学会了勤劳、朴素、隐忍、奉献的性情。

1991年5月,我因刘贤斌案被抓走,那是她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妹妹不懂事,想当然地去安慰:“妈妈,你不要怄气了,即使哥哥死了,也还有我们三个人(母亲有四个子女)呢。”母亲更加伤痛:“女啊,你们都是我的儿女,就像我的指头,你叫我断去哪一个指头不痛啊!”

我出狱后,人们都不和我谈我被抓走后的情景。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自从我出了事,母亲见到任何一个人就拦着诉说不停:“那些棉花是我儿子种的,那些麦子是我儿子种的,那些谷子是我儿子种的,山上那些树木是我儿子给村长建议后种上的……”

一次,十次,几十次,她不停地诉说。后来,人们见她迎面来了,远远地避到另外的路上去。这以后,人们发现,母亲对着棉花、麦子、稻谷、树木、石头和虫子垂泪、说话:“我的儿子是好人,我的儿子没有罪,那些棉花是我儿子种的,那些麦子是我儿子种的,那些谷子是我儿子种的,山上那些树木是我儿子给村长建议后种上的……”。人们都说:“完了,她疯了。”

母亲是那种一贯少言语的人,现在,她不放过任何一个言说的机会,她要告诉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我的儿子是好人,我的儿子没有罪。”这种固执,搅得乡亲们很不安宁。

母亲的身体垮了,一下子得了几种病。我们结婚后,妻子把所有积蓄拿出来,说:“给妈妈医病。”母亲的病有些痊愈了,而有些病永远不会好。看著病魔对她的折磨,我的心就不停地战栗。

1989年西安学生领袖张明被判处10年重刑,并在狱中受到虐待自杀未遂。张明的母亲胡清秀女士硬是以口攒肚落来的近两万元人民币和无数次下跪,将儿子的刑期减少了一年半。老母亲说:“我给他们下跪啊,给和我儿子一样年纪的人下跪……”回想起往事,她声音颤抖,泪流不已。

2002年初,海内外掀起推举“天安门母亲”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活动,我很认同。但鉴于过去的一些纷争,以及因为生计的艰辛忙碌,我没有及时的文字上的参与。那时我想:中国的民主要进行下去,对我们这些民运人士给予精神支柱的母亲的推崇是很重要的。

我写下我所接触过的中国民运的老母亲们是平凡的,在我的书写之前,她们都没有任何公众意义上的姓名。但她们的精神和努力,对于中国民运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是我们英勇不屈和勇往直前的永恒动力。

这种精神和努力,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愿上帝赐母亲们健康!

愿上帝赐母亲们长寿!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将更多的这样的母亲书写出来,接受我们的祝福和敬礼。

是为我《别样的中国——母亲篇》。

《北京之春》200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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