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从上小学开始填没完没了的表格里所谓的“籍贯”。字典解释为“祖居，个人出生或长期住过的地方。”
故乡，是能让一个李白似的游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至亲至爱，牵肠挂肚的地方。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想起家乡的小吃，就会垂涎，偶闻久违的乡音，便能落泪。
因“伟大领袖”一句话，而停学离城的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们，常把自己上山下乡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言外之意，原有“第一故乡。”
请听“知青之歌”：
我坐在煤油灯旁，
低头思故乡。
风儿吹得灯苗儿晃，
我们的生活多么凄凉。
啊，亲爱的爹娘，
请不要为儿悲伤。
偶尔聚会，唱这首歌时，我总比别的女知青哭得更伤心。因为我连哪儿是我的故乡都不知道。
母亲常叹著气说“咱们家是属鼠的，老爱搬家。”
父亲家祖居福建闽侯，从曾祖父起移居江苏扬州。甭提父亲没去过福建，连祖父都没拜过祖坟。福建人，我是想算也算不上的。
父亲十多岁时因战乱离开扬州，再也没回去住过。虽然别人说“扬州出美女”时，我会笑着敲个边鼓“我爸爸是扬州人，”却从来也没敢说过“吾思扬州冷（我是扬州人）。”
我出生在北京。呱呱落地前七个星期，父亲因“极右份子”罪被发配至北大荒劳改。生杀予夺的学院一不做二不休，把母亲流放到安徽。母亲在滴水成冰的寒流里抱著襁褓中的我，牵著三岁的哥哥，毅然踏上南下的列车。您说，咱能把那缺德地儿当故乡么？
母亲是道地的天津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把奄奄一息的我从饿死了几百万人的安徽送到姥姥家住过两年，保住了我的小命。三岁离开天津时，据说我讲一口标准的天津味儿。可是一回合肥，天津味儿很快就都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合肥普通话”——夹著“鸡滋”不分的合肥音的普通话。天津人，俺赶嘛儿（我怎么）也算不上。
父亲从北大荒放出后，来到合肥。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被抄多次。父母双双关入牛棚后，十一岁的哥哥和九岁的我成了小父母，带著四岁的弟弟住进一个孤儿院似的地方。作为小右派，我受尽侮辱，殴打，还差点儿病死。终于离开牛棚，见到久别的孩子们，父母又立即被迫全家下放到霸王别姬的和县。我坐在颠簸的大卡车上，一路哭著、吐著离开了让我失去童年的合肥。
我们落户到高庄生产队。队长贪污了那点可怜的安家费，只把队里的仓库隔了一间半让我们住。那泥地、泥墙、草顶的茅屋，成了我们的栖身之所。亲身体验到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毛”之后，屋漏墙塌的辛酸。五年后父母半平反去位于芜湖市的安徽师范大学。我的合肥普通话里又添了和县腔。
师大分给我们家一间倚学校围墙用芦席搭的棚子。盛怒之下，我把房管处帖在棚门上“外语系，巫宁坤”的纸条，撕个粉碎。父亲找领导据理力争，得到了一间用芦席由原先的小教堂改成八户住房的地方。我们与天主和其它七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八家人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教堂里没隔音，回音却特别好。一家有人放屁，八家都享耳福。芜湖话还没学全，我就高中毕业了。子杠（你说），这也能算故乡么？
“出身不好，”我只得去泾县深山里插队。村里没房子给知青，把附近的大队部所在茅屋用竹篾隔出间屋子给我。进山第二天，正巧下雨不出工，一个邻居来串门。他一声喝喊“阿杀怒依拉（外面下雨呢），”差点儿把我吓死。泾县话也就没敢学。
那时候，每天不是上山采茶、砍竹、伐木就是下地插秧、割稻、施肥。我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那样“盼星星，盼月亮，只盼著深山出太阳，”只盼著早日还故乡。尽管我写道：
故乡在何方？
天地两茫茫。
劝侬解愁肠，
月亦照爹娘。
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有幸上了大学，结束山乡磨难。
一九八一年，几经周折，我来美国自费留学，洋插队。作为外国学生，移民局规定每学期必须拿满十二个学分，劳工局不准干合法工作，公立学校照收不亚于私立学校的外国学生学费，每学分几百美金。
没有绿卡，我只好“打黑工，”干拿现金的杂活，每小时只能得到比法定最低工资三块三毛五还低的钱。
我替一家意大利人带两个孩子，换取食宿。头顿晚饭，我刚盛了一勺水果沙拉，还没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女主人开口了，“那不是给你吃的。葡萄可贵着呢。这才是为你准备的。”她指指墙角的一大盒方便面。
在接下去的几家受够类似的罪之后，我租了个便宜地方自己住。
房东在独生女儿小的时候，为她在后院大树上造了间游戏屋。合成板拼就的地板、墙壁、楼梯，薄薄的门和房顶，冬凉夏暖。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就把它塞满了。女儿上大学后，房东在地上另造一间更小的有水电的屋子。装上简陋的洗涤槽、淋浴、抽水马桶、冰箱、电炉，便成为厨房兼厕所。
我送空中楼阁一个昵称──鸟窝。我也穷得吃起“鸟食”。饿急了，便嚼半美金一大包的生葵花子充饥。
在鸟窝里念完研究院，开始找合法的、能为我办绿卡的，实习工作。因为没有在美国合法工作的经验，眼见实习期快过了，工作还没影儿。我咬咬牙，飞出鸟窝，在单间公寓里与刚认识的美国公民筑起新巢。
婚后，本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信念，我承担了所有家务。拿到绿卡后，找到相当不错的工作。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我们很快就买了所挺大但需要修理的房子。
搬家那天早上，他看看地上堆的、我头天装好的箱子，丢下句话“怎么这么乱？真让我头痛，”便扬长而去。
有了房子，我开心地在周末和每天下班后自己忙着为里外油漆，给厨房厕所铺瓷砖，替车库装置自动开门器，在前后院植花种树。怀孕后也没歇过。他从来不动手，有空时，要么去游泳，要么打高尔夫或篮球。
预产期将至，我向公司请了假。待产期间，我设计了前院的自动浇水系统，买来各种管道电线零部件，开始施工。大腹便便，弯不下腰。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我跪在地上挥镐刨埋水管的沟。邻居看到问我“你丈夫呢？这样傻干会弄得早产的。”我笑笑，抹去额头的汗珠。“他在看电视。没关系，已经超过预产期五天了。”
结婚十四年，生了两个孩子，我俩还是在千禧年分道扬镳。我买不起属于他的那一半房子，又不忍马上搬家。那是我住过最久的，可以成为孩子们故乡的家啊。“我租你那一半，让我和孩子们住到他们上大学再卖好吗？”我眼流泪，心滴血。“不可能，我不住，谁也别想住。”他斩钉截铁地答道。
那晚，等孩子们进入梦乡，我从客厅慢慢走到厨房，抚摸著我装修的每块砖、每寸墙，任由泪水流淌。待月芽儿跳上山巅，我由前院缓缓行至后院，轻触著我栽植的每棵树、每株花，喃喃诉说断肠。
从离婚到现在四年，我带著孩子们又搬过四次家。
明年，我在美国住过的时间就比在中国还要长了。虽然有时说英文比说中文顺口，可训不懂中文的孩子们时，冒出的往往是带著和县腔的合肥普通话。如果洋插队的美国可以被称为我的第二故乡，中国也能被算作我的第一故乡吧。
今生今世，恐怕是没有可以让我梦牵魂绕的故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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