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听到了王若望先生在美国去世的消息，心头一振，作为王先生的读者，有一种写东西的冲动，想告诉王先生的亲人，告诉我的朋友，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些人常在惦记他。
七五年的冬天，我去复旦大学看一位因“胡守筠反革命集团”牵连坐了两年牢的朋友，交谈之下，虽然感到国内的政治气候还处在“红色恐怖”之中，但自由的空气巳在中国人心中悄悄地懦动，尤其在知识份子之间。这位朋友向我推荐并敬请留意《解放日报》一位名叫“王若望”的文章，再三关照，这个人的文章有风向标的作用。当时我年纪很轻，对一些社会上的人和事不太瞭解。听到“王若望”这个名字觉得很有趣，很好记。“王若望”和上海话“横竖横”读音极为相识，意思是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活着一竖，死了一横。历史证明，该名字名符其实，不负众望。
七七年，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年。我相约两位小学好友一同游玩黄山，当时到黄山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往杭州，住徽州，绕径县，费了好大的力才抵达黄山，不像现在上海去黄山很方便，有汽车，火车，飞机。可当我们到达黄山脚下温泉宾馆时被告知，因为邓小平在游黄山，出于安全理由，黄山暂时封山，不接待任何游客。气得我们七巧生烟，破口大骂。过去工资低，假期少，好不容易来一次，却遭封山，真是岂有些理，老百姓还算不算人？
当天下午四点多，情况有了转机，山上传下话来，邓小平说他也是普通百姓，不要把党的领导和群众分开，今后不要再搞什么“封山”。邓小平当时的情况正好是第二次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亿万百姓正企盼一位清君、明君掌统中国，特别是在生灵图炭的十年文革之后。邓小平的这番话被政治嗅觉特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当我们回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星期，《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以复旦大学学生名义写的新闻通讯，《我们在黄山幸福的见到了邓小平同志》，并附上了同学们和邓小平在西海排云亭的合照。文章谈到邓小平如何平易见人，和蔼可亲，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文章还特别提到“封山”一事，并表示对此做法的不满。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一切都是为邓小平出山作一个政治辅垫。没几天《解放日报》刊登一篇王若望先生的们短文《从封山谈起》，一针见血的指出：在中国就是有一批人有意要把领袖和人民分开，把领袖变为高高在上，可闻不可及的人物，文革的悲剧就是“长期封山”的结果。
读了王若望的文章，尤如喝了一杯清凉剂，痛快无比。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能听到一丝不协调的声音是多么地难能可贵，需要多大的勇气？！但是，中国必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笔名为“亦木”的文章痛斥了王若望企图挑拨人民和领袖的关系，并说这种言论早在“反右”时，人民就非常熟悉。后来瞭解到“亦木”该人是文坛上著名的“左棍”。王若望不买帐，开始反去，一来二去，斗的不可开交。王若望撰文《再论封山》，《三论封山》，王文指出：封山只能进一步封消息，封自由，封民主，导致新的独裁！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重读王老的这些话语，不幸被言中的事实，不能不对王老肃然起敬。正当王老和“亦木”在干仗时，为了表示对王老的支持，我给王老写信，对他的立场，观点深表赞同，并血气方刚得表示与王老共进不退，战斗到底！
非常意外收到了王若望的回信。信中说：纠正党风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纠正党风也非一时一日，有你这样的读者在支持我，我一定做好这个工作。当然，王老对党的拳拳之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被踢出了共产党，踢出了国门，最后客死他乡。可惜啊！我除了写一篇纪念文章之外还能说些什么？！
九三年（九四年，记不清了），王若望先生走访墨尔本，情景非常轰动。唐人街香港酒楼人坐得满满的，大家都想看看这上了年纪骨头挺硬的斗士。我远远地望着他，他显得有点老态，回答问题也有点答非所问，可他对民主，自由的理念坚定，清晰。就象在他的《饥饿三部曲》一样，对生活，对明天充满了希望，决不屈服。
写上这篇小文，表示对王若望老先生的敬意！
（王若望的回信我一直珍藏，移居海外，数次搬家，终遭流失，实在心疼。）
文章来源：阿森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