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说说王若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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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听到了王若望先生在美国去世的消息,心头一振,作为王先生的读者,有一种写东西的冲动,想告诉王先生的亲人,告诉我的朋友,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些人常在惦记他。

七五年的冬天,我去复旦大学看一位因“胡守筠反革命集团”牵连坐了两年牢的朋友,交谈之下,虽然感到国内的政治气候还处在“红色恐怖”之中,但自由的空气巳在中国人心中悄悄地懦动,尤其在知识份子之间。这位朋友向我推荐并敬请留意《解放日报》一位名叫“王若望”的文章,再三关照,这个人的文章有风向标的作用。当时我年纪很轻,对一些社会上的人和事不太瞭解。听到“王若望”这个名字觉得很有趣,很好记。“王若望”和上海话“横竖横”读音极为相识,意思是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活着一竖,死了一横。历史证明,该名字名符其实,不负众望。

七七年,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年。我相约两位小学好友一同游玩黄山,当时到黄山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往杭州,住徽州,绕径县,费了好大的力才抵达黄山,不像现在上海去黄山很方便,有汽车,火车,飞机。可当我们到达黄山脚下温泉宾馆时被告知,因为邓小平在游黄山,出于安全理由,黄山暂时封山,不接待任何游客。气得我们七巧生烟,破口大骂。过去工资低,假期少,好不容易来一次,却遭封山,真是岂有些理,老百姓还算不算人?

当天下午四点多,情况有了转机,山上传下话来,邓小平说他也是普通百姓,不要把党的领导和群众分开,今后不要再搞什么“封山”。邓小平当时的情况正好是第二次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亿万百姓正企盼一位清君、明君掌统中国,特别是在生灵图炭的十年文革之后。邓小平的这番话被政治嗅觉特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当我们回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星期,《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以复旦大学学生名义写的新闻通讯,《我们在黄山幸福的见到了邓小平同志》,并附上了同学们和邓小平在西海排云亭的合照。文章谈到邓小平如何平易见人,和蔼可亲,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文章还特别提到“封山”一事,并表示对此做法的不满。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一切都是为邓小平出山作一个政治辅垫。没几天《解放日报》刊登一篇王若望先生的们短文《从封山谈起》,一针见血的指出:在中国就是有一批人有意要把领袖和人民分开,把领袖变为高高在上,可闻不可及的人物,文革的悲剧就是“长期封山”的结果。

读了王若望的文章,尤如喝了一杯清凉剂,痛快无比。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能听到一丝不协调的声音是多么地难能可贵,需要多大的勇气?!但是,中国必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笔名为“亦木”的文章痛斥了王若望企图挑拨人民和领袖的关系,并说这种言论早在“反右”时,人民就非常熟悉。后来瞭解到“亦木”该人是文坛上著名的“左棍”。王若望不买帐,开始反去,一来二去,斗的不可开交。王若望撰文《再论封山》,《三论封山》,王文指出:封山只能进一步封消息,封自由,封民主,导致新的独裁!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重读王老的这些话语,不幸被言中的事实,不能不对王老肃然起敬。正当王老和“亦木”在干仗时,为了表示对王老的支持,我给王老写信,对他的立场,观点深表赞同,并血气方刚得表示与王老共进不退,战斗到底!

非常意外收到了王若望的回信。信中说:纠正党风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纠正党风也非一时一日,有你这样的读者在支持我,我一定做好这个工作。当然,王老对党的拳拳之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被踢出了共产党,踢出了国门,最后客死他乡。可惜啊!我除了写一篇纪念文章之外还能说些什么?!

九三年(九四年,记不清了),王若望先生走访墨尔本,情景非常轰动。唐人街香港酒楼人坐得满满的,大家都想看看这上了年纪骨头挺硬的斗士。我远远地望着他,他显得有点老态,回答问题也有点答非所问,可他对民主,自由的理念坚定,清晰。就象在他的《饥饿三部曲》一样,对生活,对明天充满了希望,决不屈服。

写上这篇小文,表示对王若望老先生的敬意!

(王若望的回信我一直珍藏,移居海外,数次搬家,终遭流失,实在心疼。)

文章来源:阿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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