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我的XX / 7 和我(1):飞来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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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贞一家

四九年后作者一家唯一的全家照:父母、作者(后排中)和四个弟弟,作者当时读高一

【作者附记】看了《窃听风暴》,我把《自由神的眼泪》里有关蒋忠梅,我的XX/7的故事整理出来,看看“社会主义”国家在监控迫害他们自己公民方面是如何惊人地相似。

一、飞来的“好朋友”(第十二章“叫花子”和她的“集团”)

六一年六月初的一天,天清气爽阳光明媚。我坐在窗前看书。

一位女士敲了敲开著的门,我的眼睛从书上移到她的脸上。

这是一张看上去年轻仔细看又不太年轻的脸,头一眼看上去美丽,但多看几眼又似乎觉得有较大缺陷的脸;水灵灵的眼睛很大但似乎包含了太多的冷静,过于平塌的鼻梁冲淡了嘴鼻线条精细的神韵。眼睛周围诸多的皱纹叙说她饱经过风霜,无袖裙衫裡伸出的手臂,肌肉开始松驰,朴素的穿著遮掩不住隐隐的艷冶。总之,是个曾经美丽,但开始衰惫,一眼望尽,却又有点“山重水復”的女人。

我笑著迎向已经朝我走过来的她。她的眼睛因为笑而发亮,脸变得生动。她自我介绍是我们较场口十五段的经济户藉,专门负责发放肉票、煤票、油票、军属病号优待票等各种票证。她亲切地问我家裡有没有病号,只要有医生证明,就可以在定量外多发半斤肉票,凭病号票可以购买膘厚一点的猪肉。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她,除了六张想打牙祭的嘴,除了饿捞病,什麼病都没有。

我们马上便相互吸引热烈地交谈起来。我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成员,父母和四个弟弟,她告诉我她叫蒋忠梅,廿九岁,她八岁的女儿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住在上清寺。我讲父亲齐尊周的遭遇,我家的不幸和我对前途的惆悵。很快,两人便无话不谈,成为好朋友。我去过她家几次,见过她也有一对明亮眼睛的女儿蒋小梅,和白髮盈盈善良好客的母亲。她请我在夫子池一家冷饮店喝过橘子水,夸奖我聪明,对我家的不幸深表同情,并且对父亲表示十分的敬佩。

重庆人说“叫花子都有三个朋友”,除了新认识的蒋忠梅,我还有朱文萱、尹明善、吴敬善三个老朋友。

我同蒋忠梅越来越投合,她告诉我小梅的父亲因歷史反革命罪在新疆劳改;她的弟弟蒋忠泉聪明能干,少年得志,二十岁出头便当上某地公安局长,是一心为共產主义献身的热血青年,后来被冤枉打成反革命判刑八年,她曾长途跋涉去劳改队看望过弟弟,为他的无辜受屈很抱不平;她的母亲解放后在农村被评为地主,无法活下去,只好投奔她家,三辈人相依为命。

我对蒋忠梅不仅有同病相怜的感觉,更对她经常讲到的“寧愿输脑袋,不情愿输耳朵”、“眼睛夹不得沙”的人格不胜敬重。在不知不觉中,我疏远了那几个“叫化子朋友”。

六月中旬,我收到广州莫斌(后来判决书上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之一),转给我一封别人写给他的信,前面称呼“莫兄”,后面没有署名,以“三月十五日草于河边”结尾。

信上称莫斌是“振臂一呼,天下英雄豪杰云集的领袖”,他们愿意合併在莫斌的麾下。它描绘了“没有烛光的黑黝黝的农村”现状,坚信“饮美酒吐苦水那一天定会到来。”最后鏗鏘有力地指出“我们失去的是镣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看来好像是两个对现实不满的组织正在切磋,打算联合。

我马上把这封两页长的信拿到上清寺,蒋忠梅认真地读完之后说:“嗯,这封信真的写得很好,特别是这十六个字很重要。”“十六个字?”我心裡想。字,我没有数过,但字字珠璣,句句瑰宝,从头到尾都好,说不出哪一点最好。“你说的是哪十六个字?”我问,同时为自己不能发现文章中最好的部分而深感羞愧。蒋忠梅指著第一页信纸的中间部分说:“这裡,‘我们的主张是’”她加重语气念下去:“团结起来,唤醒民眾,军政并举,联合外力”。看了我一眼说,“这十六个字提得很好”。

破天荒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文章,从文字到内容都令我既兴奋莫名又心惊肉跳,我对“草于河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与其说是因为它出格的内容,不如说是因为它精彩的词句。正如机器人没有被输入相应的程序,便不会在参观的人群中搓著手说:“呵,多麼冷的天气﹗”我的头脑裡没有“政治”,这封所谓很政治的信,我读到的却是雋永的文彩。色魔盯著女人的胸脯与婴儿含著母亲的乳头,有著绝对不同的含义。

我对这十六个字实在不敢恭维,乾巴巴的,我甚至不明白它在讲什麼.同我十二年学的数理化等功课相比,它代表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世界。以至于后来受审交待时,我可以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背出来,唯独这十六个字我搅过来搅过去就是搅不清。

可是,当时,不知为什麼,也许为了掩盖我的无知,不愿意蒋忠梅小看我,也许为了表示英雄所见略同,我赶紧附和说:“是的,是的,我也这样认为。”蒋忠梅用指头敲著信上的这十六个字说:“我们应当遵照它去做。”我哑了,蒋忠梅考虑问题总是深一步,多一著,她已经想到要行动了。

我俩手挽手漫步在上清寺街头,她把她丰富的知识传授给我,我静心地听,像在读小说,像在看电影。她讲到解放前共產党搞地下活动时,组织工作的原则是“单线联系”。“单线联系?什麼是单线联系?”孤陋寡闻的我不好意思地问。蒋忠梅解释说:“就是在搞地下活动的时候,只允许一个人单独与另一个人联系,比如说我只能同你联系,你只能单独同你下面的人联系,不允许我出现在你下面人的面前,正如我上面的人不能出现在你面前一样。这样,一旦你出问题叛变了,你最多只能出卖两个人──你的上线和下线,其餘的人你不认识,使组织受破坏的程度减到最小。”

蹓躂间,蒋忠梅指著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女人对我说,“她叫×××(名字我没记住),她的丈夫也遭整,被判了刑正在劳改,今后可以是我们的发展对象。”后来,她用眼睛瞄著一个女人叫我看,“就是这个正在朝我们走过来穿灰布衣服的女人,她对共產党很不满,可以作为我们外围组织的成员。”

人的一生中,有数不清的“第一次”,除了没有经歷过惊心动魄的“第一次上吊”之外,我觉得最深刻难忘的第一次要数听到“单线联系”、“发展对象”、“外围组织”这类政治专用名词了。我惊羡蒋忠梅知识的广博,也钦佩她积极準备行动的勇气。但,我并不真心的打算和她一起干,我心的深处,是渴求读书。

我去过两次广州――在闭塞的重庆人眼里,广州离敌占区香港近,去广州就是去了香港――第一次是五九年九月中旬,我卖掉了母亲的浪琴錶;第二次是六一年七月,我卖了自己的血。

经过两天三夜火车硬坐,我第二次到达自己国家的“敌占区”。在广州火车站我花一分钱买了一盆洗脸水,湿了一下脸,漱了一下口,带著满身尘埃和汗酸臭,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这次没忘记,走前找吴敬善要了一张学生“王小萍”回海南探亲的“学校证明”,便于住旅馆,又享受半价优惠。

一天傍晚回旅馆,服务员告诉我,我是去海南,不能在广州久住,要我第二天就搬走。我暗自纳闷,哪有这样的道理,难道我的亲戚不能从海南岛到广州与我团聚,我在这裡逗留长一点时间?没听说过在正常情况下,旅馆可以规定旅客什麼时候离开。

我搬去汤文彬(后来判决书上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之二)家和他母亲睡,她是个朴实憨厚的渔家妇女。

偶尔,几个準备第一批偷渡的人在裡面房间同汤文彬商谈,他们不理睬我,汤也从未叫我进去过。

等待使我日子变得更加无聊无趣,我想回重庆。汤文彬说也好,回去等,如果他弟弟几个人试的那条路通了,他马上来信,我和父亲再南下一起走,时间也来得及(莫斌和汤文彬都愿意帮助父亲和我出去)。

九月十二日上午,我从坐了五十来个小时的慢车车厢裡出来,拖著两条肿得难以弯曲的腿,径直到了上清寺蒋忠梅的家。

她的家门永远为我开著,她的母亲永远用笑脸迎接我。小梅呼唤“齐孃孃”的时候,每个字都裹著蜜糖,我把剩下的最后的钱,在广州为她买了几对扎小辫子的彩色缎带和几块美丽的小手绢。走前,汤文彬和他母亲送我三十来个粤式高级点心。路上,无论白天黑夜,火车每停一个站,那怕是小站,我都睁大双眼盯著我的高级点心包,以免有人下车时顺手牵羊。我留下四分之一的“羊”给了蒋忠梅。我爱这个三辈人的三口之家。

父亲在綦江集改队修铁路公路,整日与石头泥巴打交道。该地交通很不方便,离重庆又远,他极少回家。五九年九月我第一次去广州后,父亲回来过一次,得知我不在家,高兴地写信鼓励我。他说,你做得对,不要坐地等花开,天下没有坐享其成的事,光明的前途要靠自己去奋斗。他说,你勇敢地冲锋,受了伤退回来,家庭永远是你温暖的后方。你不要怕失败,要有失败了再干的顽强精神,最终,你会达到出国读书的目的。

父亲第二次回家,正好又碰上我第二次去了广州。两次赴粤,都是我自己作的决定,事前没有去信同他商量,事后也没有去信让他知道,免得惹事。这次父亲回家,发现了“草于河边”那封信,写得太可怕,他把它烧了。

同时,受蒋忠梅友好的邀请,他们也一起在外面喝过饮料。父亲说蒋忠梅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九月二十七日晚饭后,我去蒋忠梅家,顺路先到两路口中学看吴敬善,他送我出门,闲著没事陪我顺著中山四路朝上清寺走去。那晚,我心裡难以言说的烦闷,怨气窜上窜下找不到出口。我说:“真想找个反革命组织参加进去,接受指导,叫我干啥就干啥。”吴深有感触地说:“活得真的很无聊。”

快到蒋忠梅家门口时,碰到吴敬善的两个朋友(名字我已忘记)正要去学校找他,乾脆,四个人齐步走进了蒋家。

那晚我住在蒋姐家里,大家耍得很晚。所谓耍,就是吹牛,不怕打胡乱说,只怕没得话说地瞎扯。在这个被判决书称为从广州回渝后我召开的反革命集团会议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讲了些什麼,我已经无从记忆,记得我曾提到那封文彩华美的“草于河边”的信,他们根本无兴趣反应很冷淡,远不如蒋忠梅热情且有独道见解。那晚,她对那十六个字又强调了一遍。

很巧,蒋忠梅一个从自贡农村来的姓梁的表兄到她家投宿,也加入我们吹牛。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容他人置喙,马上成为主讲人,把那晚的“黑会”推向了高潮。他主要讲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两个独立自主又互相监督的警卫系统,每个当权人既受保卫又被监督,每个人设法监视对方,又同时被对方所监视,还举出几个中央首长为例来说明这个事实。然后,他讲中国农村数百年前就有的自製火药武器的传统,自贡农村现在就有不少农民家庭作坊生產火器。他给我的印象是,中国农民即将用武器暴动反对中共统治了。

这个姓梁的表兄,从他瘦骨嶙峋的脸、黝黑的皮肤和朴素的穿著看,是个农村人,但他锋利的谈吐、敏捷的思维、準确的用词和翔实的例证表明他不是正在种地的农民,或者曾经是农民,但早已从农村脱颖而出。

不过,他的谈话内容,对我们这群青年而言,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一个我们不曾企及的做梦也想不到的领域。特别是我,我好像在听一个恐怖的神话,被神话搅糊得云里雾里,甚至我现在也只能復述当时我大部分听不懂的神话故事的十分之一。

我觉得他很反动。

九月二十八日晚上,我试穿了母亲为我织的那件粉红色毛衣──毛线是父亲四六年从美国带回来的,我一直很瘦小,又不爱干净,等待了十五年,才等来了妈咪说肯定让我穿了它庆祝国庆。

我像记住生日一样地记住我的“死日”,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那天,五个男公安加一个女公安到和平路我的家裡把我逮捕。同时,我的“集团”──父亲和朋友们,也被“一网打尽”。

《齐家贞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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