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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十月革命的神话深植人心，布尔什维克需要一个强大的符号、一起惊天动地的事件。 图／美联社
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小餐室里，黑色犀牛底座上的法国钟已经静止了一个世纪。1917年10月26日（儒略历；格里高利历11月8日）凌晨，布尔什维克赤卫队突袭冬宫，强行逮捕临时政府官员。时钟停在俄罗斯帝国的临终时刻：2时10分。一百年后，指针才又动了起来。
静止的钟沉默地计量历史的断裂。博物馆为了迎接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的到来，特别修复了时钟。馆长米亥伊尔·彼奥特罗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y）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时钟应该要走，象征生命的延续。”对这位东方学家而言，革命早已告终，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的事件”。以史为鉴？谁说重复是历史的必然。他说：“我们将革命埋葬起来。”
1917年10月26日凌晨，布尔什维克赤卫队突袭冬宫，强行逮捕临时政府官员。 图／美联社
回顾2017年的俄罗斯，“革命”绝对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在圣彼得堡，曙光号巡洋舰经历长达两年的维修，终于重新见客；人们在涅瓦河畔聆听“革命的音乐”。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在莫斯科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前搭起巨型装置，以白桦树和摇篮堆栈成一座小山。“摇篮孕育最初的天真幻想。”艺术家解释，这件作品既是人类理想生活的纪念碑，亦是“社会乌托邦的陵墓”。
特展名为“十月”，和俄国当代史博物馆的“1917：革命代码”、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某人：1917”构成再现革命精神的轴线。除此之外，“#1917LIVE”等网络计划在虚拟世界里重构过去，大量的媒体报导也使一百年前的俄国革命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上个世纪以来的俄国历史不但是革命的历史，更是一再覆写革命的历史。正如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柯尔尼（Frederick Corney）在《述说十月》（Telling October）中强调，十月革命的叙事并非对事件的“描述”，而是对历史事实的“论述”。1917年的革命不仅开启了世界史的新页，更是形塑俄罗斯人身分认同的关键。随着岁月流转，俄国革命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时代脉络中一再被改写，衍生出新的意义。
过去一年，1917年的革命在信息的洪流中载浮载沉，成了极其矛盾的存在：既远且近，神圣而禁忌；在成为焦点的同时，却又更加暧昧不明。革命是否真的结束了？在当代的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心平气和地看待革命、“将革命埋葬”呢？
一百周年的冬宫，一片通红。革命是否真的结束了？ 图／路透社
▌神话的建立，或布尔什维克的巴士底
投影灯光将冬宫映照成一片通红，为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特展揭开序幕。
红色是烈火与鲜血，也是一种归返。190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将冬宫的外墙漆成暗红色。历史学家半开玩笑地说，革命因此而成为必然。开幕的夜晚，历史的现场再次成为舞台。音乐、革命领袖的演说、白银时代诗人的诗句——博物馆将表演的文类定义为“神秘剧”。“历史在此写下”是展览的名字。
布尔什维克的确在冬宫写下历史，但十月革命的轮廓实在太过模糊，必须透过各式各样的巧妙手段，才得以建构、巩固苏联的创世神话。詹姆士·冯·格尔登（James von Geldern）在《布尔什维克节庆：1917–1920》中提到，在革命成功之后，苏联政权随即面临艰巨的考验，不但深陷内战，还必须面对转型时期的政治思想矛盾。当布尔什维克的核心精神从颠覆、夺权转向巩固、建设，创造新的身分认同便成为最迫切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节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革命周年当然是形塑苏联身分的重要时机，关键在于向群众解释事件的意义，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政府面临相当尴尬的处境，除了要确保十月革命的神话地位，还必须将群众的热情转向积极的国家建设。
革命周年是形塑苏联身分的重要时机，关键在于向群众解释事件的意义，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图为1917年于红场上发表演说的列宁。 图／美联社
1918年11月7日，列宁在莫斯科的革命广场为马克斯、恩格斯铜像揭幕。未来主义的前卫艺术在盛大的游行中出尽风头，戏剧表演和音乐会不只是余兴节目，也是革命的教室。当晚，在烟火施放之后，广场上代表革命阶级敌人的稻草人被焚烧殆尽。为求讯息传达的清楚与明确，当局更利用报刊、出版品向民众详细说明庆典中象征元素的意义——爆炸的烟火火箭代表资本主义的崩解，闪耀的铁锤和镰刀反映旭日的光明。
此外，为了在粮食短缺的状况下营造节日的欢乐氛围，当局特别提高所有类别的食物配给额度，并且开放供应鱼、奶油等奢侈食品。简而言之，革命一周年的庆典是定义与创造传统的时刻，不仅巩固了列宁的领导地位和布尔什维克的身分认同，更将官方革命叙事的焦点自圣彼得堡转移至首都莫斯科。
历史学者理查德·斯蒂茨（Richard Stites）认为，莫斯科是“说话的城市”，而圣彼得堡则是“剧场的城市”，特别强调前者的论述强度和后者的表演性质。的确，剧场在苏联早期革命叙事和政治意识的建构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为革命周年纪念所作的《神秘滑稽剧》（Mystery-Bouffe）是末日与新生的神话，直接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革命的剧场也是剧场的革命。一流的创作者纷纷投入大规模的戏剧表演，户外群众剧场的狂飙年代于是来临。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神秘滑稽剧》中，「七对肮脏者」（Seven Pairs of the Unclean）的角色，代表着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图／维基共享
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Nikolai Evreinov）的《突袭冬宫》是俄国戏剧史上独一无二的传奇。1920年11月7日的这场表演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历史，为革命创造无比鲜明的形象。
虽然列宁曾在1905年号召群众一举拿下“俄罗斯的巴士底”，但作为象征，冬宫并不特别受到布尔什维克青睐。首先，社会主义革命有必要和被贴上布尔乔亚标签的法国大革命划清界线。再者，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已经早一步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文化符码。
除此之外，冬宫毕竟和巴士底不同，并非囚禁人犯的监狱，而是沙皇的居所。与其说临时政府的帝俄宫殿是专制的堡垒，不如说是失序和权力瘫痪的象征。然而，为了使十月革命的神话深植人心，布尔什维克需要一个强大的符号、一起惊天动地的事件。
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布尔什维克党人闯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官员之前，十月革命早已大势底定。和车站、电信局等重要的军事据点相比，冬宫现场的状况其实相对平和。换句话说，突袭冬宫从来不是布尔什维克成功取得政权的关键，而是革命的反高潮。那么，又该如何在事件发生短短三年之后，当着目击者的面在原址重塑历史记忆、建立不可动摇的神话呢？
叶夫列伊诺夫的《突袭冬宫》，加入了观众重返历史的体验感，当胜利的时刻来临，观众融入表演者的行列，一起加入突袭的队伍。 图／维基共享
对于戏剧鬼才叶夫列伊诺夫来说，“剧场从来不是历史的速记员”。因此，他的目的当然不是精准重现过去，而在于创造新的历史经验。在彼得格勒军区政治局（PUR）的支持之下，他为10万观众呈现俄国革命最壮阔的篇章——《突袭冬宫》共有约8千人参与演出，远远超过当年攻守两方的人数总合。红、白大战先是在广场上演，编制有500人的乐团演奏〈马赛曲〉和〈国际歌〉表现势力的消长。
“列宁！列宁！”群众高呼着。滑稽的克伦斯基跳上挂着美国国旗的汽车，落荒而逃。最后，当胜利的时刻来临，观众融入表演者的行列，加入突袭的队伍。《突袭冬宫》像是某种重返现场、体验历史的仪式。叶夫列伊诺夫利用集体记忆纷乱、模糊的本质，创造比历史更加真实的伟大史诗。突袭冬宫就此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叙事核心。
十月革命在建构苏联身分认同的最初阶段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藉由庆典活动和各种手段，布尔什维克政府诉诸群众直接的感官经验，赋予既有的符号系统新的意义，企图藉此建立强而有力的革命叙事。这样的尝试虽然有其成果，但若要更有效率地动员革命的政治能量，势必要建立更加严密、周全的历史记忆系统。
对历史诠释权的争夺形同「战斗」，所以委员会特别注重反映普罗大众革命经验的第一手资料。 图／美联社
▌记忆的工程
在1920年代，对十月革命的诠释直接关系到苏联政权的合法地位。因此，建立统一的历史论述是非常迫切的任务。知名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帕克罗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y）在一次会议上警告，流亡境外的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领袖帕维尔·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频频出版关于革命的论述，对布尔什维克史观是相当大的威胁。他强调，对历史诠释权的争夺形同“战斗”，一旦失败——“孩子们就只能从白卫军的小册子得知革命的历史了。”
有鉴于此，苏联当局于1920年成立“十月革命与共产党历史委员会”（Istpart）。该组织最初隶属教育部，1921年12月之后改由中央委员会直接管辖，首要的任务是延续十月革命之后陆续进行的资料搜集计划，汇整相关的文献、档案，建立完整而一致的革命叙事。除了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历史委员会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形成庞大的工作网络，可以说是苏联政府早期在记忆工程方面最重要的基础建设。
资料搜集的工作刻不容缓。出版品、书信、日记、演说稿、会议纪录、帝俄时代的警察机关档案都是重要的历史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特别注重反映普罗大众革命经验的第一手资料。工作团队以群众的回忆丰富大历史叙事，同时将伟大的革命写进个人的生命之中。
透过以群众的回忆丰富大历史叙事，这场伟大的十月革命被写进各人的生命体验之中。图为1917年，在圣彼得堡等待列宁的军人们。 图／美联社
问卷调查是历史委员会建构革命经验数据库最主要的手段。除此之外，各分部经常举办“回忆晚会”，藉由对特定题目的讨论，汇整群众的革命经验。计划的主持人、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奥尔明斯基（Mikhail Olminsky）认为，唯有透过集体合作，事实才得以揭露。他曾说道：“有错误的地方，就有真相的碎屑。”
因此，工作团队建立了系统化的工作方法，比对、追问、查证革命经验的细节，以求准确。在1920年代，由历史委员会搜集、汇整的资料是革命史研究、出版重要的素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研究者指出，历史委员会革命史计划的目的不仅是搜集与整理，更在于创造与生产。取得资料的过程中，委员会也有形塑与审查的作用。换言之，所谓关于革命的历史记忆并非单纯被记录下来的过往，而是在叙述的互动过程中被再经验、再理解的创作结果。可想而知，历史委员会的工作方法特别重视过去和当代的连结。
所谓历史，往往是为当下服务的历史。
所谓历史，往往是为当下服务的历史。 图／欧新社
译者秦传安 2018-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