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
2005年6月，十八岁的你，参加了高考。
还记得那些备战高考的日子吗？那是全家人共同的迎战。你是一个心气很强的孩子，你抱着一种志在必得的信心。你该有这样的信心，从小学到中学，你一直是班级里的好学生，你热爱文学、喜欢阅读、喜欢写作、喜欢外语、喜欢音乐、喜欢画画、喜欢影视，你也喜欢参加学生社团、参加社会实践、参加体育运动……可能受了爸爸妈妈的影响，你的文科比较出色。所以高中的最后时日，你是华东师大二附中一群志向高远的6班孩子中的一员。
为了迎接高考，你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满当当的，但又合理有序，水平挺高的。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不放心，帮你请了高水平的家教老师，买了许多复习资料，让你每天晚上回家复习功课，我们帮你查阅历史资料，帮你分析历史事件，我们也趁着端茶送水的机会，嘘寒问暖，顺便观察情势……
五月长假是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日子，而此时，你刚刚经历了一次非常失败的模拟考，内心充满了失落和懊恼。但是，你没有听从老爸稳妥的考虑报考华东师大，而是向自己挑战，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复旦大学作为第一志愿。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你和妈妈住在考试学校建平中学附近的名人苑。而老爸我因为容易紧张，怕影响你考试情绪，被安排在家里做后方供应基地。
6月7日早晨，你穿上了一件早就准备好了的红色T恤给自己打气，T恤上印着：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if you want something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soul you will got it.（我一直坚信，人如果能够全心全意渴求一样东西，那么他定能实现他心灵所期望的目标。）
高考的三天，你一天比一天轻松，一天比一天自信。
随后是焦急地等待分数，爸爸妈妈要比你着急，你自己似乎有胜算的把握。6月28日分数公布了，你得到了总分535分（满分630）的好成绩。
孩子，你的路怎么会如此顺畅，一路有清风吹拂，翠鸟鸣唱。2005年7月20日，邮递员送来了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你成了复旦大学英语系的一名新生。爸爸妈妈为你高兴，立刻打电话报告亲朋好友。……
高考的紧张与大学录取的喜悦顺着时间的轨道渐渐滑落成昨天的一缕温润，孩子，爸爸的心头却涌动起层层波澜。掀动50年前记忆的画册，那个与你年龄相仿、少年时的老爸，中学生时的老爸，踩着小东门石子路，从城隍庙蹦出蹦进去上学、坐在“老虎窗”屋顶早读、上街游行演活报剧、下乡学农养猪、向党汇报交心、一心崇拜英雄却又屡屡受挫的老爸又是怎样度过人生的这一段时光？爸爸应该领你去看看，看看50年前爸爸生活学习的时代，触摸爸爸的足迹，爸爸求知求学的昨天……
三牌楼路小学
三牌楼路小学（解放前叫养正小学）是我的母校。那时，我被插入夜班读书，夜班生都是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小学夜班上课，每天一般从下午一点到六点，有时也会到七八点钟才能回家。
那时学生的课业负担不是很重，孩子们有充分的时间享受童年。老爸也相当贪玩，但老爸的童年少有玩具。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弄堂里小书摊上的连环画，因为没钱也很少光顾，坐在小书摊，看一本连环画，要付一分钱，而这就相当于在早上吃半个大饼。对我来说，还是节约每一分钱，填饱肚子要紧。
下棋是最廉价的智力游戏。在进初中前，我能下一手好棋。
我家住老虎灶阁楼上，读的是夜校，下午才上学，上午无事时，就站在下棋的茶客旁，盯着棋盘看大人下棋，看着看着我成了棋迷。大脑智力也由此得到了开发。
晚上放学回家，我从三牌楼路往学院路小东门东街的家里走，也常常会在光启路上的棋摊旁看人下棋，很晚才归家。在老城隍庙的旧书摊上，我看到了一本专讲下象棋的《梅花谱》，迫不急待地讨价还价买了下来。到十二三岁时，我在老虎灶里已经能战胜那些足智多谋的棋手，一次，连茶客中最具长老资格的长眉毛的智多星“老湖南”爷爷居然也败在我的手下。
我的勇气和胆量，是从“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中、是在去浦东乡下野外墓地里捉蟋蟀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
我常在大街上、弄堂里和别的孩子围在一起，打玻璃弹，掷石子，顶橄榄核，或者玩“官兵捉强盗”……在路灯下，在大街小巷里，我们这些野孩子，奔得气喘吁吁，对我们来说，这是最有刺激的游戏了。
和我一起玩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的是拉三轮车和黄包车的，有的是小贩，有的是皮匠，有的是码头工人，也有的是一些小店的小老板，这些孩子都很顽皮。但他们的生活境况却要好过我们许多，起码过年有新衣穿，有压岁钱，还放放鞭炮。而我和弟弟的玩具只能是马路上到处可以捡到的石子与橄榄核，夏天捉蟋蟀、斗蟋蟀，蟋蟀是我和弟弟夜里钻到乱瓦堆里抓来的。
1953年秋天，我进了全日班五年级，在班级里是一个很顽皮的学生，一下课就在教室里玩摔跤，把教室变成了角斗场。读书显得很轻松，考试时会临阵磨枪。
班上的同学年龄都很大，有不少同学已经十六七岁了，他们一个个人高马大，穿着比我们坐在前面的小同学整齐，他们上课纪律比我们年龄小的好，但考试的成绩却比我们差。
他们也都是家境中下的孩子，在求学上要求并不高，不少人只希望拿到小学文凭，然后进工厂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失业的工人慢慢都有了工作，孩子也都有书读了，生活虽不富裕但是比较安定。那时的人们工资低、经济收入差距不大，许多父母觉得给孩子读书不合算，能拿到小学文凭就够了。
但那时小学里的主课老师大多是大学毕业生，且老教师居多，教学水平很高，上起课来思路清晰，生动精彩，很容易听懂。
当时，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姓袁，是老大学生，教历史。他给我们讲上海大学生自己开火车去南京总统府向蒋介石请愿抗日、讲“西安事变”张学良发动“兵谏”、讲犹太人哈同在上海的发迹……也请来了老红军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
汤希天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是解放前的老大学生。五十开外，人很瘦，眼睛有点下凹，讲着一口崇明上海话，他教我们语文和数学。
汤老师对年龄大的学生和年龄小的学生要求不同，一次数学考试后，我得了95分，自以为得意，汤老师在分析考卷，我却在做小动作，他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拉出课桌，推到教室外。而那些年龄大的同学，即使考得不好，他亦很少批评他们。
由于缺少父亲管教，我像个野孩子，在马路上迷着看人下棋，旷过几堂课，汤老师找到我们家来，从母亲处了解到我家的困境。从那以后，他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说：“你父亲改造去了，你娘一个人带你们五个孩子，真不容易啊！她没有时间管你，你自己要争气，好好学习……不要与班上年龄大的同学比，他们毕业后，可以参加工作，你们年纪小的，只有升学一条路！”
我小学毕业前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汤老师叫我每天一大早到校，上课以前，先到他办公室报到，站在他的办公桌前，做功课、背书。每天下午一放学，再回到他的办公桌旁，把布置的功课做好，经他检查后才能回家。
到六年级下学期时，汤老师又对我讲：“你要加最后一把劲！”
我的“最后一把劲”就是在他的办公桌旁加的，我这个小顽童，是经过他的管教和鞭策，才学完了小学的课程，较为顺利地考上了初中。
今天想来，如果不是这位班主任对我严加管教，我是很可能玩野贻误学业的。应该说，汤老师是我的恩师，他的最大的恩，就是对我的严。
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着他！
老城隍庙
1955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入上海第十六初级中学。
刚刚开办的十六初级中学，是由老城厢附近的一座旧庙改造而成的，办法很简单，把菩萨搬走，把学生招进而已。
学校就在城隍庙北面的福佑路上，也是坐北朝南，1955年到1958年读初中的三年中，我每天都要二进二出城隍庙，从方浜路的南大门进入城隍庙。走到荷花池，向西转，进入旧校场路，然后朝北走到福佑路，再到学校。
我对老城隍庙，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初中三年，在那里出出进进，这里的大千世界，是我了解社会的窗口，它是上海滩上的“清明上河图”，市井文化，社会万象，它使我热爱生活，亦使我认识生活。
所谓老城隍庙，是指以老庙为中心，方圆四十九公顷的一块地方，是上海资格最老的一块土地，700年前，上海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老城隍庙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
老城隍庙靠十六铺码头，朝南的大门正对着方浜中路，它东临安仁街，西靠旧校场路，北依福佑路，庙的大门口方浜路南竖着两根很高的旗杆，一根旗杆上飘着写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的杏黄旗，另一根旗杆上飘着“国泰民安”四个大字的杏黄旗。
庙的大门是黑色的，大约有二米高，居中抬头正门上有“保障海隅”四个大字。门旁有两头乌黑发亮的石狮子，两扇大门上分别用彩色画了两个门神，身披金盔甲，非常的威武。听说这两个门神都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一个是秦琼，一个是尉迟敬德。
大门的两旁各有一扇小门，小门和正中的大门都开着，三扇门可以同时进出。
每天来回学校，我总是从方浜路的南大门进入城隍庙。走进大门，两边走廊里坐着许多卖蜡烛的老太太。出了走廊就是一个天井，东西两边都是饮食店，东边几家卖鸡鸭血汤、小笼汤包和其他小吃。
西南角第一家肉包子店，店老板极胖，简直就像弥陀佛一样，一张脸几乎有我们两张脸大，他剃着光头，大大的耳朵垂着，两条腿像大象腿一样粗。他一年四季坐在店门口，夏天一条短裤，摇着一把芭蕉扇，冬天一身棉衣显得更胖。
我天天进进出出城隍庙的大门，只见胖老板一天比一天胖，一年比一年胖。他坐在门口，就跟做广告一样，几乎所有到城隍庙的人都吃惊地看着这个胖子，这家包子店的生意也因此特别好。
从天井朝北又进一楼，楼上是戏台。楼下是通道，出了门，就是一个大广场，我站在那里，回头朝南看，戏台上挂着很大的铁算盘。
广场中央有一只7尺多高亭子式的通天宝彝，又叫独脚香炉。
东西两边各有一排商店，从日用小商品到各种风味小吃。
跨进大殿高高的门槛，就看到大门两边的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大殿的上面挂着一块金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惠我无疆”。
大殿里有一只青铜的香鼎。
正中央是高大的城隍老爷的坐像，城隍老爷的面像很白，显得非常文静。他是金山的霍光城隍。
城隍老爷坐像前的左右两根圆柱上写着：“刻薄成家难免子孙浪费；奸淫造孽焉能妻女清贞”。
如今的横匾上刻着的四个大字“牧化黎民”的地方，当年是“有求必应”几个字。
站在城隍爷旁边的四大金刚显得非常威武。其中的一位，一只手拿着《生死簿》，另一只手高高举起一支笔，双眼瞪着这本簿子。
另一边站着两个文官，也是很高很大，手上拿着笏板，脸上很和气。
这是中国的城隍文化，说的是地方上的官员，要保护当地的老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如果做了父母官，不知道为本地老百姓办好事，不知道保护本地的居民，让他们安居乐业，是要受到城隍老爷的惩罚的。
大殿里有香炉，上面点着很多香、蜡烛，每天香火不断。特别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来烧香的人就更多了。每逢考试、测验没有把握的时候，我都会给城隍老爷磕几个头，有时候也会抽支签，我也求过城隍老爷保佑被关进监狱的父亲早点出来。
从大殿进去，城隍老爷背后有一尊神像，他是鸦片战争时，在吴淞口炮台抗英壮烈牺牲的陈化成将军的塑像，塑像正好与霍光神像背靠背。
走出大殿就是后殿，后殿里是上海本地的城隍老爷秦裕伯和他的夫人。
这就是所谓“前殿为霍，后殿为秦”。
大殿东西墙边，放着许多刀、枪、棍、棒，还有许多写着肃静、回避的牌子。
霍光神的背后东西墙面画着许多阴曹地府的情景：阎王、小鬼带着铁链、手铐，到阳间将人铐到阴间去，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了缺德的、伤天害理的事，到了阴间就要下地狱、上刀山、下油锅。我看了墙上画的十八层地狱的情景，感到很可怕，想人死了以后做鬼也是很苦的，很受罪的。
城隍文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世不报，来世必报，活着没报，死了也要报。
从后殿走出，拐弯处有一楼梯通二楼。
楼上有十二个菩萨，代表着十二个生肖属相，去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对照自己的属相，看这一岁的属相是否在笑？由此推算自己今年是否交好运？
这里有几个无常鬼，一个是白无常，他一身白衣裳站在一个帐篷里，那张惨白而瘦削的脸上带紫血的舌头一直伸到腹部，眼睛充血，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白帽子，后来“文化大革命”牛鬼蛇神游街时戴的就是这种帽子，高帽子上写着四个字：“一见生财”。帐篷里有对联，燃着香烛，白无常样子虽然很可怕，可传说中说谁要能见到他，就能交运气，发大财。
最可怕的是黑无常，他的身材大小和常人一样，一身黑衣，目光狰狞，令人恐怖。他戴着一顶高高的黑帽子，头发沿着帽子的两边披散下来，帽子上写着：“鬼见怕”。他干瘦如柴的手背竖着一根根的黑毛，指甲又长又尖，手上还抓着一副带铁链的铐子。听人说如果有人在夜间见到黑无常，那他的死期就到了。黑无常的旁边有一个很矮的大头鬼，也很可怕。我站在黑无常面前时，心里直发抖。如果前后没人，我就高声唱歌，给自己壮胆。每次我都想偷看一眼马上就走，下次再也不来了，可是好奇心驱使我过一段时间，会再跑到楼上去转一圈。
在城隍庙里，中国的道教文化真是发挥到登峰造极、淋漓尽致的地步！
从后殿出来往北走，有一座由南通北的石桥，过了桥就是长廊。
长廊里隔着一间间的小屋，每间只有四五个平方米，门口挂着“文王八卦”“鬼谷子相面”等，屋里都坐着一位算命先生。他们有的留着长胡子，有的留着八字胡，大多是穿长衫的，各自端坐在桌子边，桌面上铺有整块玻璃，玻璃下铺白纸，算命先生给人算命测字时，字就写在玻璃上。桌上放着笔墨纸砚，还有一块湿抹布，用来擦去字迹。桌上有一竹筒，内有许多算命的竹签。或用大布袋，内里放着写有文字的纸卷，这些纸卷是用来测字的。
算命的种类明码标价，算一生流年五元钱，就事问吉凶三元钱，问一件事情，也可以测字，让你在布袋里摸一个字，算命先生把字写在玻璃板上，然后把这个字拆开重组成一系列字，根据组成的一个个词组来卜吉凶。测字的价格有五角，也有一元五角的。
1956年冬父亲保外就医时，有一次带我到城隍庙，我随着他在庙里走过来，走过去。他似乎很想算命，但又十分犹豫，当时他才从劳改工地回来不久，对自己的命运本来就很不乐观，怕算得不好更苦恼，何况他的口袋里也没有几个钱，终究还是没有算。
雨天，我上学或中午回家吃饭时，常常跑到荷花池附近的这条长廊里躲雨。
这时的长廊很静，湖面上溅起雨花，周围没有了游人。我看到这些算命先生常常各自伏案，用毛笔在玻璃板上画各种动物和花草来打发时间。只见他们有的在画松树、竹子和梅花，有的在画鱼和虾，画鱼的描好鱼身，然后用手指蘸墨点出片片鱼鳞和鱼眼来。
到了1958年以后，这里的算命先生看不到了，作为宗教迷信活动的一部分，被取缔了。
长廊的北面，有一幢木质结构的三层楼房，叫“春风得意楼”，楼上是个很大的茶馆，茶馆里有一个书场。我经常看到有人在前台说书，说的是《玉堂春》《包公案》《唐伯虎点秋香》等本子，有时是一个人说，有时是两个人对说，说书的女士穿着旗袍，搽着口红，画着眉毛，抱着琴，男士往往穿着长衫，手执折扇。台下的茶座坐满许多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一边品茶，一边听说书。我放学经过这里散场时，从楼上下来的人熙熙攘攘的。
1957年老师布置我们上街宣传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伟大胜利，班级里推选我演讲，为此，我上过一次“春风得意楼”，我在茶馆的前台对茶客们讲大好形势，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从“春风得意楼”拐弯，沿着湖有一条从东到西的路，路北是一家挨着一家的珠宝店，每家玻璃柜台里面摆设着很多的珠宝、玉器、小古董等。临水的路南摆着很多地摊，一块黑而厚的大帆布上，铺着许多书，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放学以后，我总经过这个地方，几乎逗留一两个小时，蹲在书摊边东翻西翻，一直到天黑才回去。书摊上有线装书、铜版书，书的品种有《四书》《五经》，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也有许多武侠小说，如《小武义》《包公传》《血滴子》《儿女英雄传》，还有《金瓶梅》《啼笑姻缘》《家》《春》《秋》和《福尔摩斯侦探集》，等等，此外，还不乏外国名人传记、外国文学著作。这些书都不贵，一二角钱可以买一本。
初中三年，我经常在这里免费看书，我从这个摊头看到那个摊头，摊头的老板从来没有赶过我。我也曾买了一套《宋元明文学精华》和一本《三大诗人恋爱故事》。三大诗人是英国的拜伦、雪莱和德国的歌德，我看了拜伦、雪莱的故事后，斗胆给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写了一封求爱信。
如果是晴天，我总是从大殿的西面往西走，那里有很多商店，其中一爿是奶油五香豆店，一爿是梨膏糖店，我上学天天经过这些店，可从来没有尝过五香豆和梨膏糖的滋味。就近的文昌路上有一爿假发店，门面上挂着各种颜色和式样的头发。
文昌路极窄，一边挨户摆着许多蟋蟀店。一边住着许多殷实人家，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那儿。他父亲在旧上海是钱庄老板，那时已有六十多岁，终日躺在床上或藤椅上。他母亲很年轻，打扮得很漂亮，在上海和香港两地飞来飞去。
从这些商店再往北走，是一片开阔的场地，这里是游人集中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商店，门面都朝着九曲桥，商店中有一家室内动物园，门外张挂着一块十多平方米大小的布制广告画，上面画着色彩各异的蟒蛇、猴、娃娃鱼、海龟、眼镜蛇，只要花五分钱买张门票就可以进去看，我每天只听见里面响着音乐，看到有很多人带着小孩去参观，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场地以北是荷花池，围着栏杆，夏天，卖棒冰的小贩，敲着木箱，吆喝着卖棒冰。秋天，摆着一个个卖蟋蟀的地摊，在撑着的一顶顶大油布伞下，很多大人和小孩都围着看斗蟋蟀。九曲桥的西南端，有一爿卖南翔小笼包子的老店。
九曲桥的中间有个湖心亭，专供游人喝茶。湖心亭的二楼有人说书，到湖心亭喝茶的人可以一面喝茶，一面听说书。九曲桥下的湖，以前叫放生池，里面养了许多乌龟和鱼，这些龟和鱼不是给人观赏的，而是一些烧香的善男信女为了表示善心，买了鱼放到池里给它们留下生路。九曲桥西北角的湖里，有一尊站着的驼背老翁的铜像。
他就是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上海起义的李平书。上海光复，他任民政长，1927年12月，在昆山去世。抗战时，此像埋在小南门救火会钟楼下，胜利后，立于九曲桥荷花池，1958年移到蓬莱公园，“文化大革命”时被毁。
我从南翔小笼包子店旁的一条小路径直往北走，转到小世界西面的一条路直达福佑路。这段路上有一排杀蛇、杀刺猬、杀青蛙的室内摊位，有的玻璃柜里还装着蜈蚣、毒蛇。我见过火赤练蛇、脱灰蛇、眼镜蛇，头是三角的蛇尤其毒，口里吐出一根根火红的舌头。
走过这里，我就闻到一股血腥气，时常看到顾客要吃新鲜蛇胆，店主当场杀蛇，挖出蛇胆，我亲眼看着顾客将蛇胆吞下肚中，感到一种刺激。
小世界商场的东面也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上是乐器商店，这里是城隍庙里最宁静的一条路，很少有人走。
老庙西边是旧校场路，这条路的两边都是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拐弯就是有名的沉香阁。我的一个姓赵的同学，住在这条路上。他很瘦、很白、很文雅，家境殷实，家里红木家具成套，客堂里挂着许多名人字画。他父亲解放前是一个未成名的作家，当时已去世，母亲健在。
他家里有许多书，和我一样他也爱好文学，我们曾成立了一个“文华学社”。我曾向他借了本《五四时期以来的作品选》，其中有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巴金的许多代表作品，挺厚的一大本。这本书他借给我三年，我时常翻阅，我还清楚地记得里面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胡适的《给今年大学生的讲话》和梁启超的演讲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活跃了我的思维，使我聆听到了智者的教诲。
从这个意义而言，城隍庙也像是我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精神文化之乡。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