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近日有暇，拜读金性尧先生的小册子《伸脚录》。
金先生在后记中介绍书名的来历。金先生取名《洗脚录》之意，出自明末张岱撰写的《夜航船序》中的一个故事：
“昔有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金先生称“本书是存心等待高僧伸脚的”。金先生是闻名华人文坛的大师，素享“南金北季（季羡林）”大名。先生文章的视角独特，行文字字玑珠，给人深刻的启迪，足见学问之渊博，造诣之高深。
我读金先生等大家宏文，经常赞叹他们独到的见解，厚实的学问，从中深受其益。但熟读之余，又总在一些见解方面，不敢苟同。这可能是我学疏才浅，孤陋寡闻，见识浅薄的缘故。我自知以我井底之蛙的视野见识，无法窥透大师们高深的学问，更不敢伸脚展足稍示轻狂，但鄙陋的自我见解在肚里憋着，有时也闷得慌。尊承毛泽东先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教导，我也把脚偷着伸一下，算作自得其乐吧。
（2006-12-28）
一、我为什么向《伸脚录》“伸脚”
金性尧文章思路清晰，文风恬淡之中，却是神通八荒、理性充沛、言说精湛缜密、严谨厚实的学问。咀嚼英华之余，中国文化人的儒学品格也跃然纸上，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圆融“大道”，为奴性的张扬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而今天的新儒们却乐此不疲，这就是我也要伸伸脚的原因。
《伸脚录》，是我读过的金性尧先生的唯一一本书。搜寻金先生其他大作不果，只好再三咏读手头上仅有的这本《伸脚录》。近日偶发想法，看能否在网上看到金先生的其他文章。不想，首先看到的是他已逝月半的祭文。感慨之余，踌躇良久，只好继续写这篇早就想写写请教金先生，现在弃之又觉可惜的小文。
金先生之《伸脚录》，就历史掌故博引旁证，在厘清事实的同时，每每以平淡公允的议论，提出自己的是非见解。这些议论，在他的似金文章里，都是点睛之笔。《伸脚录》收录的文章，远追商末周初公案，近及自身见闻琐事，有历史掌故，有文坛逸事，有作者感慨之语，亦有为文者褒扬贬砭之文。读金先生《伸脚录》，在增进知识的同时，更让人长见识。
我读《伸脚录》诸篇，始觉不妥的是书中的《方孝孺之死》一篇。
明初燕王朱棣篡位于建文帝，命方孝孺草登位诏，被方孝孺坚拒。朱棣以死逼之。方孝孺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朱棣怒：“即死，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大怒，剐其九族及学生朋友，凡873人。方之惨祸，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
金先生在客观评价方孝孺，对朱棣的残忍毒辣大加鞭哒的同时，这样评价致使方孝孺惨祸的抗命草诏行为：
“燕王是太祖的儿子，也是朱家的骨肉，既非异姓，更非异族，即使欲为故主效忠，坚守臣节，又何必连累到宗族蒙难。草诏之后，宗族得以保全，仍可慷慨赴死，完成其浩然之气，所以孝孺当时与燕王对抗，未始不是出于负气。”
又博引旁论云：
“就方孝孺个人品节来说，杀身成仁，自足千秋，但就其应变的策略观之，不能无异词。当时的局势，方公还不曾到非死不可的地步，嘉靖时人王廷相就说：”方逊学忠之过者欤？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殉国一也，从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轻重失宜，圣人岂为之。文山国亡被执，数年而后就死，人孰非之哉？‘马时芳《续朴丽子》下卷云：“盖孝孺为人强毅介特，嗜古而不达于事理，托迹孔孟，实类申韩，要其志意之所居，不失为正直之士，故得以节义终。然而七百余口累累市曹，男妇老稚沥血白刃，彼其遗毒为已烈矣。’这与上述王廷相的议论相类似。方孝孺的遭祸，与文天祥的殉节，性质上也有所不同的。”
粗观金先生及引论，其所议不无道理。然而循这种道理推下去，问题就大了──
朱棣篡位不合当时的程序，然而朱棣是太祖之子，臣子欲保性命富贵者，何愁找不到变通回旋的理由？后世清之范文程，在诸皇子为争位拉拢他时，为自保曾有精彩回应：“臣永远都是大清朝的一只狗。”言外之意就是：各位谁争得帝位，我效忠谁。
这样还有什么灾祸上身？即使退一步，假如朱棣与建文不同宗同族，他们也还是汉人，不涉蛮夷华夏之防，臣子们仍然不难找到自保的理由。君本就是背逆天道之物，成王败寇是他们游戏的铁律，一旦被僭越者置于下风，再冠以“暴君”、“昏君”、“庸君”，那些乞求自保、甚或期望更上一层楼者，更有了“替天行道”“天下共诛”的理由。君不见，历代降臣愈演愈烈？
再后来果然夷夏也不分了，谁有奶谁就是娘。明的前朝，蒙古人侵占中原时，朝中不乏前宋的降臣。那个“灭宋于此”的宋人张弘范，不但不以自己行为为耻，反而刻石记功，以图流传百世，相信他更有自圆的理由。张弘范诗：“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令人毛骨悚然。
其后，清初的范文程，把自己满腹的文韬武略，货于满清帝王家，为满清攻打自己的故国，荼毒自己的同胞，献计献策；明之降将洪承畴等，率明之降卒，为满清急先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路的杀着自己的同胞过去，去争那异族赏赐的功名富贵。
抗日战争时期，从前朝皇帝溥仪、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各方大员、大小军阀到平民百姓，在“皇军”氅下谋事的比比皆是，形成人数远远大于日军的汉奸队伍，成为当时世界各国的一绝。
上此种种，我认为与中国人在是非问题上的变通有莫大关系。技术、策略问题，不权变不能成其事，而持守是非标准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是人类秩序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底线。跨越过这道底线，人将不再为人，人类也将失去生存的基础。
其后，读到金先生饱含血泪的祭女文章《她才二十八岁》。金先生用蘸满血泪的笔，记述了他的大女儿短暂的一生和服毒自尽的经过。金先生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大女儿带着两个月的身孕服毒自尽，二女儿因受牵连精神失常，其他子女下放农村。金先生满怀椎心的破家丧女之痛，还被逼迫写批评女儿的思想汇报，这种残无人道的心灵摧残，是金先生终生之痛。此文一反金先生其他文章恬静平和风格，以激越的文字，把他对女儿的思念和对世道的愤恨倾诉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这些生活在近现代的人，经历了太多的恐怖和灾难，我们因惧怕和无力，已经习惯了做现实悲剧的看客，那些不涉及自身的灾难，那些须的刺激，已激活不了我们麻木已久的心。但是，理性沉沦之后，我们毕竟还有人性深处的敏感点，那就是降临到至爱亲朋身上的灾祸。这些椎心刺骨的事件，日夜梦魇般萦绕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得安心，不得安宁。我们象受伤的丧家狗一样各自舔着自己的伤痕，只有在棍棒落在自己头上时，才会发出近乎乞饶的叫声。
读到金先生凄惨的丧女之文，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天安门母亲”们。她们的孩子，为了正义，为了类似金先生女儿的悲剧不再重演，死在了刽子手的枪弹和坦克履带下。她们的心境又是怎样的悲伤凄凉？金先生的女儿在15年后，被逼死她的党和政府平了反，没有人再往她的亡灵上泼脏水了。那些“天安门母亲”们，忍受着杀子之痛，一十八载正义难伸，还要不时遭到马力、邓林这些屑小们的伤害。金先生另文《找寻》记述，金夫人夜夜为屈死的女儿烧三柱香，以平慰思念伤痛的心。那些“天安门母亲”们，至今被剥夺祭祀孩子亡灵的权利，她们又是怎样熬过那不眠的漫漫长夜？
亡羊补牢，已为迟也。作为享誉中外的名家，又有着被暴政杀女毁家之恨的金先生，在“八九”民运这场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头，在惨烈的“六四”大屠杀前后，有否那怕是一声正义凛然的呐喊呢？我在网上查阅金先生的文章时，顺便注意了一下金先生在“89”民运及“六四”惨案前后的情况，无果。我不死心，又查阅多人文章资料，无果。再查声援“天安门母亲”，谴责“六四”大屠杀文章，仍然无果。
“文革”时，我们因为愚昧或恐惧，放弃对是非的评判和持守而一味的变通迎合邪恶，致使金小姐等无数的无辜死于非命：“89”民运时，我们因为对强权的惧怕，不敢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致使豆蔻年华的莘莘学子喋血暴政的枪弹和战车下。造成这些“白发人送黑发人”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越过了那一条线，变通了使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那些标准。金先生在纪念女儿的文章里引用前人的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些惨祸，和我们变通标准自欺以求自保，有莫大干系。我们不是凶手，但我们纵容了惨祸的发生，我们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我们的民族，从远古“与子同袍”的团结，到近现代你死我活的残杀；从古代的崇尚礼仪秩序，到现代的不知廉耻；从以前的宽容大度，到今天的卑鄙猥琐；从以前的单纯正直，到今日的阴险狡诈；从以前的善良仁爱，到今天的凶狠自私，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历代统治者残酷的杀戮只是一个方面，中国文化对是非对错标准守护的缺失，是另一个方面。由于对是非对错的反思，有来自统治集团和知识界的双重阻击，远远没有梳理完成，这也就造成只有随势变通的道术，而无标准可守的文化。
对方孝孺案，现代大家的金先生主张变通，认为方是负气之为；明人王廷相认为“轻重失宜，圣人岂为之。”；清人马时芳更是把“十族”之祸，加于方氏的“不达于事理”。后世尊为圣人的孔丘说：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又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只求权变不负责任的思想，如何能构建起人的世界？
儒家自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家都有是心，必定都有是命，再加上“圣人绝学”的鼓噪迷惑，中国才有这“吃人”的“万世太平”。这种祸种根植于心，于是乎，我们有了“镇反”，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有了“反右”的“阳谋”，有了致使金先生女儿服毒在内的“文革”，有了始自1983 年的“严打”，有了震撼世界的“六四”惨案，有了镇压“法轮功”，有了今天“吃人”的“和谐社会”。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们因为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建构起规定价值标准的宗教体系，我们再因为惧怕和自私，变通我们常识中的正义是非，灾难还会离我们远去吗？
一个民族的黏合剂是他们的文化，文化的核心是其中的价值体系。我们的价值体系早已崩溃，只是在刺刀的威慑下，我们才猬集在一起。试想，一旦矛盾激化引起社会动荡，我们的民族能否继续存在？重建我们的文化，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已是我们相当紧迫的任务，而这一切必须从我做起，从正义是非标准的持守上做起。
让我们记住康德先哲的名言：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们只有珍视这个“道德定律”胜于自己的生命，才能挽救我们颓废的民族，才能挽救因我们无良的行为和我们失责的言说造成的整个民族的颓废，才能改变我们民族悲惨的命运。
（2007-09-01凌晨1时）
二、向季羡林伸伸臭脚
俺的敬畏和俺的不屑
俺从小就敬畏干部、权威。俺知道他们说出的话和俺不一样，一句顶俺一万句；俺也知道他们都是政府的人，是俺小百姓惹不起的。
小民俺生在乡下，长在乡下，活在乡下，除“89”民运前在临朐山里的水泥厂喝了三年水泥面子，“六四”惨案后在北墅劳改支队受了两年“教育”，其他时候基本都是在老少爷们儿的堆里混。这两年又因身无一长，口中米粟难继，承包了二亩薄地，撅腚竖毛的在土里刨食，贴补一下打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不足。所以说，俺是地地道道地被代表了一切的人民。其实，细究起来，俺连被代表的人民的资格都没有，更贴切的说法是“无业游民”。
俺的老少爷们儿、七大姑八大姨，都是些土里土气的庄户人，即便家族里出一两个当大官的本事人，他们那只往上眦不往下看的眼珠子，也瞧不见俺这窝囊废。所以，俺这没见过世面的小民，自小就对官气十足一板正经的干部和权威，从心底里敬畏着。
不想一向自卑的俺，这几年读了几本闲杂书，又长了几岁年纪，头上竟长出了几块反骨——竟然大着胆对干部和权威有点不以为然起来。提起人民无限敬仰的毛主席、邓设计、江代表，不但直呼其名而且还不时面带不屑。提到原先无比敬佩的那些出名不出名的权威，也竟敢吹他们的毛找他们的疵，实证他们的名实起来。尤其是看到往日不闻的季羡林，被同样的党和政府的一帮子“帮忙”、“帮闲”，捧为“国宝”，更是笑得喷出饭来。下面俺说说好笑的理由。
近来季羡林被炒得沸沸扬扬，更有无聊的“帮忙”、“帮闲”，把三顶莫名其妙的帽子戴在性头高得忘乎所以，说话不知所云何物的老季头上。这三项大帽子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鄙人孤陋寡闻，一向少闻季羡林大名，惊闻中国出了一个叫季羡林的“国宝”，这才四处搜寻这个少有耳闻的陌生人的书籍资料。还好，除在网上看到众人褒贬不一的评论，居然还找到他的一本散文集——《季羡林散文选集》。
小季、中季、老季三分人格
从老季的散文选集看，此人的散文水平在青年时期，还是很有一套的，其文中充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精神”（马相武序言语）。那时的小季，没有名声利益所累，所写的身边琐事、个人感触，虽在词句章节上有些重复雷同，但那种真，那种纯粹心灵感悟的自然流露，让人感动。李侃评其文：真挚、平易、亲切，在朴实中蕴涵着幽美，在静穆中饱含着热情。如评得是这段时间文章，当是不虚。
再观中季、老季时期文章，让人马上想起文革时期那些名家们让人恶心的文字垃圾，敏感真挚感人的心声流淌没有了，取代它得是虚伪的套话、假话、废话甚至是坏话。“文如其人”，层层虚假的茧子裹缠下的中季、老季，还会是那个真实感人可爱的小季吗？
老季《八十述怀》文中，描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是这样说的：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老季指得是二战时期）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度过了那一场灾难，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作为身为知识分子的老季，这样轻描淡写饿死三千万同胞的人祸，胸中怀得是何种心肺，就昭然了。他的这段文字，也就不只是假话、废话，而是坏话，是下面放得那个什么气了。王朔骂老季为“老贼”确实有欠厚道，但老季们推崇的一向摸棱两可的孔丘孔大人，都对德行欠缺的老年人谓之：老而不死是为贼。以孔老二标准反观王朔语，也就没什么了。
从季羡林的介绍来看，所谓的中国文化并非此人所长。季羡林青年时期以前，对中国的文化下过工夫，这一点从他的散文选集中能看得出来，但以小季此时年纪和志趣，至多接触到这方面皮毛。从小季以至于老季，主要研究西洋文学，后专攻梵文、吐火罗文、佛学等天书。季一生用功的都是象牙塔里的学问，理应跳出三界外享受学问里的乐趣，避开五行中污秽丑恶的沾染，洁身自好。但从巴金死后空出笼子，政府感召老季配合，相当默契，一只新的金丝雀就非老季莫属了。老季忘乎所以，鼓吹“东学西渐”，把孔子的儒学推向世界。从他的胡说来看，他对政治、哲学、文学等起码缺乏深入地了解，或者是象其他那些老不要脸，为一点自身利益，昧着良心迎合邪恶，故意胡搅蛮缠。
《新快报》8月30日报道，北京奥组委刚刚成立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就来征求国学大师、北京奥运会奥运会艺术顾问季羡林的意见。季羡林说：“我建议在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到处都是你争我夺。而中国向来是一个追求和平、和谐的国度，奥运会正是一个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形象的机遇。”
孔子身处春秋乱世，四处兜售他的主张，至死买主稀少。他死后，经过战国巨变，封建结束，中国进入漫长的专制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孔丘为帝王设计的泯灭人性的统治术，更加畸形发展，以至于弄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极限。中共在理论上破灭后，抓起民族主义的稻草，那些御用文人迎合他们的主子，也祭出儒家这面破旗，继续祸害中国。老季可能觉得光祸害中国不过瘾，又拿出来祸害世界。试问老季先生，你贩卖的刺刀下的和谐，能否被视自由、平等重于生命的世界人民接受？从你的这些主张来看，你不只是中国的“国宝”，而且还真是世界的“活宝”。
结论：政权邪恶和人性邪恶的两恶互动
从小季散文的情真感人，到中季被豢养洗脑后为文的干瘪无物，到老季被摆在橱窗里做花瓶后的胡沁，我们看到的是政权邪恶和人性邪恶的两恶互动。有人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为御用文人，就不是有无足观，而是有无人性了。
（2007-09-11 00：00）
三、茅于轼的矛和盾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头顶三尺有神明。”西方人常念叨：“上帝与我们同在。”穆斯林张口就是：“真主保佑。”神明、上帝、真主，都具有人所不能企及的力量，是人们信念的守护神。那么，这冥冥之中的万能之神，是凭什么折服放荡不羁的人类的呢？凭的是他的化身──先天地生的道──秩序。
茅于轼先生说：“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富人、穷人，这种把人以占有财富多少二分的方法自古有之，并且只要人类还存在，人就难免有穷、富的差异，这没什么。每个人的智力、周围环境、机遇等不同，获得的物质财富多寡不同，应是正常的事，但前提是富人富得正当，穷人才会穷得服气。
中国一切事情都是中国特色的
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就有中国特色的穷人、富人。但在什么特色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永远都是秩序、正义的守护者，否则他就不配作为公正化身、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称号。
茅于轼先生是经济学家，应该为中国经济正常秩序的建立鼓与吹。且不说中国的富人是怎样富的，中国的穷人是怎样穷的，即使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很重要、很正当，这些也似乎不是经济学家分内的事。
中国特色的富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大饭锅”的大小守护者和掌勺者。他们有几千万人头换来的政权，掌管着社会主义主旋律，何劳别人为他们的话语权瞎操心？中国特色的穷人确实苦。他们苦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想尽办法活下去──维持穷人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住房、医药、上学这三座大山，压得城里的穷人活不下去；农村穷人的肩上，还有养老这第四座大山。
胡锦涛“牧民”伊始，一反过去竭泽而渔的做法，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让富人们的饕餮大口张小一点，多让出点残羹剩汁，建立富人穷人“和谐”的社会。温家宝积极操作，爬过煤洞子，看过“下岗”的，眼泪都流了几箩筐，但政令就是出不了中南海。茅于轼先生一身凛然地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请问茅先生：你到底是中国特色的富人的一员、还是自认为比胡、温掌有更大的权柄？
茅于轼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这是念的外国人的经，对不上中国特色改革的茬。中国特色的富人们，在邓设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鼓舞下，经过不到30年鼓捣，0.4%的家庭已占有70%的财富。中国特色的穷人，之所以身陷今天墨黑绝望的境地，正是掌着印巴子、握着枪杆子、耍着笔杆子的富人，不需要保护造成的。
茅于轼说：“现在城市很多白领都挣到5，000多元了，连农民工的工资也1，000多元了，穷人、富人都得到了好处。所以，我认为赚钱就是关心群众。”又说：“经济适用房是政府讨好百姓的‘馊招’……对于低收入人群，住房应住‘廉租房’。”
城市白领不是“低收入人群”，当在买房行列。现在很多城市房价都在每平米5，000元以上，除“经济适用房”，每套房子都在80平米以上，价格超过40万。城市“白领”，每月个人开销不会低于2，000元，买房尚需十几年。如此比价，茅先生即使不把低收入人群赶出房去，而是让他们买房，又有多大可能？房价飞涨，水涨船能不高？租房能廉到哪里？
农民工家庭，一般是男人在外打工，女人在家种地，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即使没有老人生病、孩子上学以及其他天灾人祸等重大变故，每年日常开销也在15，000元左右。茅先生给农民工开的工资，只是在“多收了三、五斗”的年景，能勉强应付过去。
矛与盾、真与假
茅先生如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就心肺昭然了。茅先生耍了一套花枪，最终还是象张五常之流一样，在用盾遮护“富人”的同时，把手中的矛刺向既“没人说话又没人办事”的穷人。
中国的问题表面看来错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正义、公正缺失的问题。良心摆正，学问才能真。先跳出来的“三纲五常”们也好，后跳出来的茅于轼们也好，不管怎样表演，他们的假主义永远掩盖不了中国的真问题，经不住时间拷问。他们的表演除让人厌恶，徒增后人笑料耳。
为老不尊，呸！呸！唉！唉！
（2007-09-16）
四、对钱穆史观的几点质疑
背景一、皇权式微──师夷之长
近代，西洋的、东洋的枪炮，轰开了中国与世界屏蔽的雄关铁壁。坚船利炮的轰鸣，震碎中国人天朝梦幻的同时，也把一向自以为是、“关起门来成一统”的中国人的“三寸金头”，敲出了一丝裂隙，“西学”方始得以“东渐”。
于是乎，一向目空一切、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中国人，始而羞羞答答开始“师夷之长”的“洋务运动”、“钦定宪法”，后来渐焉生吞活剥的“全盘西化”，全方位地把西人的新的、旧的；好的、坏的；甚至腐败的、有毒的各种主义学说，全拿了进来试验一番。结果众所周知，撒旦比上帝更有诱惑力，马克思把德谟克拉西赶回了姥姥家，中国经历了一场万花筒式的变幻，从此从家天下时期进入了党天下时期。专制依旧，只是这种进化的过程与结果，更野蛮、更血腥、更无耻、更令人绝望罢了。
背景二、党权坐定──二度锁国
党国建立后，又是一轮闭关锁国，一阵对外封堵、对内绞杀。先立马教为国教，再行反右等运动，清洗残存“西学”影响，继而“破四旧”、“清除封建思想”，把传统国学锉骨扬灰，重新禁锢中国人思想、封闭中国人接受其他文化的裂隙。
背景三、马列重创──国学还魂
无疑，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破产是20世纪的两大遗产。马说导致世界各国深重的灾难，狰狞尽现，晕环散尽，中共党魁们又重新祭出老祖宗的国学，用以封堵日见强劲的西方民主思想。一时间，以儒学这种维护专制统治为己任，散发着浓重霉味的所谓国学，甚嚣尘上沉渣泛起。各类文人，或因目的或因智力大肆推波助澜，一时弄得文坛上乌烟瘴气。这些文人又捧出一批老古董，冠之以“国宝”，作为他们的领军。这些老少“宝贝”，一个个嗜痂成癖，向国人兜售性高之余，竟想把他们推崇的这堆臭脚布，推向世界，来个“东风西渐”，拿到世界上去丢人现眼。
国学大师们的方法论：去真存伪
我观大陆“国宝”季羡林、台湾“国宝”钱穆，及其他“大师”的“大作”，看不出有什么“东风压倒西风”的证据，大多是强词夺理难圆其说的梦呓，颠来倒去还是鲁迅讥刺的“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式的自恋。
带过兵写过诗的陈毅说过一句还算老实的话：“我在元帅面前是诗人，我在诗人面前是元帅，靠了这种方法两边都占了。”季羡林、钱穆等人在学术上一个重要的伎俩，与陈毅法子颇为类同：西学讲民主重人性，他们搬出儒家“修、齐、治、平”这种所谓心学；西人重制度崇程序，他们祭出祖宗的所谓“九品中正制”及一大堆的诰、敕、律、令；西人尊宗教，他们拿出周公的礼。但这些“国学”的“宝贝”和“大师”们，都有意无意的模糊回避了学术研究制度建构必须遵从的最重要的指针──真。
钱穆承认，中国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心学，儒家的心学不是尊重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削人性天足，适有利专制统治的礼这个履。“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这些方法，与西方基于人性，构建保障人性的制度的做法，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这种建立在假的基础之上的学说，如不有利于邪恶、依附于邪恶，与邪恶两恶互利，通过邪恶强制推行，是没有市场的，更不能祸害中国两千年。钱穆引宋儒陆九渊语：“人不可依草附木。”并发议论：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会不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此语此论具妙，可为儒学儒子写照。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除根基的谬误外，在枝叶上还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但它的合理部分仅是其不便扼杀的人性的显露的部分。它的基础及立足点，都是维持专制统治，都是对人性张扬的严重虐杀。这种文化现在仍桎梏着中国人的思想，阻碍着中国以尊重人性、鼓励人性张扬的民主大业前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既有必要又很急迫，但当务之急应是剥去季羡林、钱穆学说的伪装，还儒学以真面目。下面我仅就钱穆混淆世人的谬论，提出我的质疑。
（一）钱穆的“怪圈”
据说钱穆先生发现了中国制度演绎规律：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现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出漏洞，越容易失去效率。这一现象，被钱穆的“粉丝”名之为：钱穆制度怪圈。这也确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实情。
其实，历代思想者对源于专制制度弊端的探究，何曾停止过？明朝的方孝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病，有过深刻的洞悉。他的《深虑论》开篇即曰：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
方孝孺既而就历史祸乱剖而析之：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化，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
明末黄宗羲之《原君》，其透木笔触，离揭开迷雾只隔一层纸：摄缄滕，固局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其二人在明朝封闭的环境中，能做如此思考，相比之下钱穆在民主风行世界的今天，弄出这么个几乎人人皆知的“怪圈”，实在是不值一提。
中国自毛泽东建政，一直用“运动”来维持社会的运行。这位毛太祖上台伊始，即发动一系列杀人运动，以血腥的“斩不齐”之法，震慑国人维持暴政；邓二代复出，稍减杀人规模，代之以物欲诱惑，把国人赶到物欲的追逐场上；江三代邓规江随，率领所谓“精英阶层”在全国攻城略地，“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国人陷进生存艰难的困境；胡四代上台，面对汹涌的维权浪潮，提出减轻对国人掠夺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一切围绕专制统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制订和实施，都只能是些应景的应付，解决不了“乱”这个一直困扰中国政治的痼疾。
怎样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顽症呢？
其实，远如英美诸邦，近如台湾邻居，早就给我们做出了现成的示范。那就是：建立公正、平等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就是把我们几千年延续至今的，为一家一党一部分人的利益建立的“牧民”制度，变成为所有人谋利益的“牧官”制度，也就是布什总统宣扬的：把统治者关到笼子里。
钱穆先生在中共横扫大陆之际，从渡江文告中嗅出毛泽东的腾腾杀气，不听朋友的劝阻，避祸港台，确为史学大家的“学为致用”，从中亦可窥见钱穆先生睿智。但钱先生一生攻研历史，又在民主的氛围里浸染半世，应当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好处，不应只是弄出这么个“怪圈”。钱先生处处为中国的“牧民”制度唱赞歌，是出于民族傲心还是圄于对也曾独裁过的蒋介石先生的礼遇？实在是不得而知。不管何种原因，钱先生如此做学问，让人实在的不服气。
（2007-11-15）
多少年来，中国知识界和港台华人圈频频有人用儒家万能论做基础打造“中国特殊论”，钱穆就是很卖力气的一个。
（二）滑头的钱穆，还是钱穆的滑头
中国有句古话：一叶蔽目，不见泰山。钱穆先生用的是另一种法子。他从中国文字的浩海里，东取一枝西拈一叶，只取其色不管其质，织成一部金玉其外的钱穆特色的中国史观。钱穆蒙蔽世人的学说，与大陆恬不知耻的“中国特色”政治遥相映辉，可谓现代汉文化的“双壁”，共同构筑起“中国特殊论”的坚强壁垒，抵制摧枯拉朽的世界民主浪潮。这大约就是钱先生学问，先得宠于蒋氏父子时代，后见好于现在中国的缘故吧？
钱穆先生从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引出宫府之别，“王权相权骈立并峙”，“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既而引出，“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进而推出中国君主制别于西方君主专制，“象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
中国君王自称“天子”，号称“替天牧民”，皇族子弟称“龙子龙孙”，他们与被“牧”的国人，是两种动物，这是常识。即便贵为百官之首的相，在皇帝的眼里，也不过是自己家里众多牧犬的头犬而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国家，你们的国就是朕的家，国家者，朕之家园也，舍朕而外，那里有你们的位子？要不怎么解释，刘家那个成了暴发户的二小子的名言：某业所就，孰与仲多？钱穆把“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君王以及制度，涂上温情的色调，是因着某些原因口是心非，还是心向往之呢？
钱穆先生推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认为孙之“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抨击“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
诚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学问，谁还能比得了咱中国人？这是咱的国粹，是谁也甘拜下风的东西。我们老祖宗为整理男女秩序，除弄出一套专门对付女人的纲纲常常，还曾发明了把天真烂漫的青春少女，变成风摆杨柳的“三寸金莲”，从精神和肉体上对她们进行双重的控制。中国政治，这套从人性约束到政治制度建构，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致密学问也是如此，也亏是咱老祖宗，舍他们世界上还有其谁？其做工之精细、祸害之久远，从追求民主自由的孙中山身上，也不难看出表露出来的遗毒。孙中山关门造出的非驴非马的“五权宪法”，且不说其合理与否，其始不见用于后继者蒋氏父子，后不见用于现在的民主台湾，亦足见其寿夭如何了。钱穆崇孙，最少是做学问的不诚实。
钱穆云：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诚哉斯言。一个民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它的文化的外化。文化是历史前行的内趋力，历史则是文化骚动的表象。文化之于历史，可比之为人的力必多与行为。人的行为再诡异多变，也无非是力必多的外现。那么，文化发展又遵从什么法则呢？那就是钱穆等“国学大师”们竭力回避的、“西学”极力宣扬的──人性。而人的文化，只能是揭示人性、宣扬人性。由此观之，人性应是人类建构保障幸福之制度的皮，其他都无非是它的毛。无视人性谈论主义、学问，不是胡说就是扯淡！
（三）钱穆的橘子
钱穆先生推崇中国制度，尤其是对中国的“选举”（即举贤、科举）制度啧啧有声。钱先生云：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又云：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度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
诚然，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无不为自己的江山社稷的安危绞尽脑汁。选贤任能，轻徭薄赋，都是其维护家天下万世不衰的举措。汉高祖之《求贤诏》、汉武帝之《求茂材异等诏》，都表现出对才高之士的渴求。但真正识破关窍的应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刘彻，和把“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的唐太宗李世民。汉武帝罢百家纷纭学说，尊儒家维护统治之术，禁锢国人思想，确是抽民本思想之薪的大手笔；李世民进一步把天下士子，赶进科举的名利场，咸与享乐，把工夫进一步做到家。从此，知识分子就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一条船上，玩那戏水“载舟”的游戏了。
中国人这种用心的精密，确是西方那些不知“君君、臣臣”、不明“父父、子子”的蛮夷，难以做到的。然则，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几乎每一代赢了天下的“暴发户”，都为了后代的长治久安，克制贪欲，采取些让民众能够休养生息的政策，拿出黄老的小锅“烹小鲜”，但其后代都逃不了或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挥霍，或因求那“文治武功”的排场，弄得赔尽家业血肉崩溃的结局。
其实无它，西人的民主制度是专门给官员的黑手和贪嘴罩笼子的法子。引进考试，只不过是把伯乐的相马经学了去，在挑给国家拉车的牲口方面更有了经验。而中国的“选举”，则是强盗头挑能干的伙计，强盗头吃喝嫖赌占全，伙计沾取些残羹剩汁，时间长了谁不想换换位？这些伙计都是挑出的人精，即使嫌换头头费劲，玩儿点阳奉阴违假私济己，还不是小把戏？
人是贱物，打着骂着才能往正道上走。我们都是天使和魔鬼的化身，如果没有制约，谁不愿做与上帝能耐比肩的魔鬼，而去做规规矩矩的天使？儒学遏阻人的正常天性，中国式的“选举”毒素诱出人的心魔，历代始皇帝费尽心机搞这些“可持续”“喝血”的伎俩，但这出于贪欲违背人性的东西，又怎能使这乌烟瘴气的社会“和谐”得了？钱穆吹嘘的中国考试选拔制度，本是古代帝王为后代子孙精心栽培的橘子，但在中国违背人性的土壤里，结出的只能是苦涩的枳子。相反，这株在中国本已枯萎的树木，却在西方结出芳香的果子。钱穆偶尔从故纸堆里抬眼西望时，可否觉得鼻酸？
钱穆“优于西方的制度”建立的贤人政府，因着无法克服的弊端，在一治一乱的周期性动荡中，周期性的灰飞烟灭着；不入钱先生高眼的西方民主制度，生命强劲，越来越显现出其勃勃生机，不知钱先生的生花妙笔，怎样再织迷幕，继续蒙蔽世人。
（2007-11-17）
（四）钱穆妙语赏析
我们知道，做学问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大凡一代大师兴起，树起一宏大体系，其他人即使再努力修补，也难使此说有大进展。必有一标新立异者，从此学说痛处下刀，剑走偏锋辟出蹊径，才能别开洞天打、开局面，弄出一番新气象来。齐白石之“学我者死，创我者生”，即此之谓也。
玩弄些小学问也是如此，大家出手即引经据典，做那些四平八稳放到哪个海里也翻不了瓢的套话文章，倒不如吹吹那些经典的毛找找疵，从这些圆滑的鸡蛋里寻出些骨头来，让人觉得新鲜。
钱穆老先生当然是深谙其中幽微的。他老人家背靠专制大树支撑，挟几千年儒家对国人思想浸染的惯性淫威，抱定儒家这块压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巨石，巍然挺立于世界民主的浩浩波涛之中。老先生舞着掌中的生花妙笔，对世界潮流搏而击之，竟然也能把人弄得一惊一乍，唬得不了解行当的人膝盖发软，弄得懂行当的人也似捧着一手乱麻，不知如何下手。钱老先生手法高则高矣，然作文说话都要言之有据，否则终不免坠入空话、废话甚至害人的坏话之列。
赏析一：钱老爷子在他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有一宏论：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
老爷子这些话怎么翻腾，都觉得有股腐败的棺材味。原来，大一统就是人类历史前行的终极价值，中国的政治制度维持发展了这种大一统，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优良的；大一统好得不得了，中国维持这种局面几千年不败依赖政治，所以，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看这些昏话，多么象北大好闹笑的辜鸿铭：一把茶壶要配几个茶碗，一个茶碗不能配几把茶壶，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碗，所以，男人可以纳妾女人不行。
赏析二：钱老先生云：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
1、君主专制；
2、君主立宪；
3、民主立宪。
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又云：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
中国的政治制度，最早是三皇五帝式的家族政治，其后是后人胡诌的禅让制。其实这个被儒家称颂几千年的禅让制，应是家族统治到世袭制的过渡时期。禹传启，首开家天下先河，从此中国进入封建时期。秦吞六国，变封建为郡县，集一切权利于皇帝手中，应为中国两千多年专制之肇始。中国自秦始，一切政令出自皇帝好恶，不知中国“自秦以后有君主……而又非专制”的结论，钱先生如何得出。
老皇帝驼子里拔壮汉指定小皇帝是谓世袭，此种制度必定导出黄鼬子孵老鼠一代不如一代的结局，血肉崩溃的改朝换代远则数代近及自身，祸及全国性的大毁灭。国家在这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里颠簸，人民在这种周期性的毁灭里苟延残喘，这难道就是“国运之绵延”？宰相百官的任免，不过是皇帝老儿的性高性低；国策的行废，也不过是皇帝想更好地“制御精神、收割民利”（汉心先生语）的试验，哪里谈得上什么政事之时新？
赏析三：钱穆先生文中也不时冒出些粗看是、细看非的东西：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
这种主张，人们已经试验了几千年，碰得头破血流再无出路，才发明出民主这个既有毛病又不好听的东西来用。领导人向前者欲望也，只不过各人欲望有高级低级、有害人利人之别罢了。每一个人的欲望冲动，对别人都构成利害的可能；大家的欲望冲动，则只能构成对大家的害的威胁。民主这种坏蛋对付坏蛋的法子，相反是解决威胁最好的办法。道德礼义是游戏规则，是人们心中那个贼外显，而使你伤我、我害你打出来的帮规，是必须得到大家认可才能行的东西，它不能领导人，只能约束人；而人生理想本来就是欲望圈里的东西，这是个人的东西，是必须框在帮规中加以约束的东西，它虽然领导人，但要笼好笼子，人类的大灾难，都是有人打着这面旗子，引诱人、强迫人遵守惹的祸。所以，钱穆老爷子这句话，概念没理清，格致没做好，是一锅连煳带生上不了墙的糨子。
赏析四：钱大人推崇儒学，当然膜拜周公。认为这个叫旦的周公，直逼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他可以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分，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
我们知道，大凡用自己的理想来“齐天下”者，不管初衷如何，其做法都是“斩不其”，儒家的“天下为公”是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是焉，柏拉图的《理想国》若是实施也是如此。柏拉图按人的智力特点，确定各种人在国家中的位置，他的《理想国》确实是他的理想，是为人类政治秩序这个“公”发的癔想。而这位“一饭三吐哺”的周公，制定一系列烦琐的规则确立尊卑等级制度的做法，就不是柏拉图的天真了，他是在为周朝的长治久安呕心沥血地“务实”。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一级压死一级的用心，决然不会是“为公”。后来自认徒子徒孙的孔丘及其门徒，捣腾的那些“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这些玩意儿，其用心如出一辙。钱老先生认为这些祸害中国人几千年的东西，“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不知从何说起。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专制统治者阉割国人思想的软刀子，任何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都遭到剔除，就是极好的说明。秦始皇的焚书、朱元璋对“君为轻”的仇视，历代的“文字狱”，都说明了能保留发展的所谓传统文化是些什么东西。钱先生行文必为历代专制统治者钦定的传统文化唱赞歌，与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尊重人性良知的素质相背，与求真求实的治学要求背离。钱先生再爱国，也不能把“红肿”说成“桃花”，把“溃烂”说成“乳酪”，在学术上搞“千好万好不如不如我的瘌痢好”的阿Q那一套。
（200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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