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予素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奖的余英时先生，以坚持反对中共极权著名，在1989年的时候，面对中共的大屠杀，余先生和在美国的许多著名华裔知识分子一样痛心疾首，发誓中共不平反六四，就不再踏入中国一步。
16年过去了，随著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六四已经逐渐被遗忘，当年的誓言也被很多人遗忘。只有余英时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誓言。尽管中共当局通过不同管道，多次恳切希望他能访问大陆，但是都被他拒绝。在海外民运逐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很多原来支持民运的海外华人都开始与海外民运保持距离。只有余英时先生，对海外民运的支持没有丝毫动摇。他退休之后闭门写作，不再参与公众活动，但是只要是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知识分子出版书籍，找他写序很少被拒绝的。
在中国崛起的声浪下，他的这些坚持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美国的华人主流报纸《世界日报》甚至专门为此发起讨论，看余英时的坚持是否得到华人的认同。
这让我想起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作家阿城提到的一件事。他指出：当年所谓新文学运动中，其实从销量上看，真正的主流是鸳鸯蝴蝶派，而鲁迅的著作的销量其实很有限。也就是说，鲁迅的书在三四十年代，其实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是我想问的是：今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合时宜”的鲁迅高呢？还是很“合时宜”的鸳鸯蝴蝶派高呢？
我认为，仅仅扣合当下主流的东西，虽然赢的现在，但是往往进入不了历史。他们拥有今天，但是失去了未来。而真正进入历史的，回头看，往往是那些因为走在时代前面而显得“不合时宜”的东西。
今天，全世界都在羡慕中国的飞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的代价和对未来的影响，却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今天的时髦就是说中国的伟大，于是大家就都去赶这个时髦。只有余英时先生指出处繁华背后的空洞，指出没有文化支撑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了不起，并指出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很值得质疑。这样的观点当然很“不合时宜”，但是他敲响了世纪警钟，我认为这种“不合时宜”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风范。我们这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需要不是让他们唱赞歌，而是希望他们提出批判。而批判，一定是“不合时宜”的。
克鲁格奖颁发给余英时先生的见间词中特别提到他对中国民主化的长期坚持，说明这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殊荣强调知识分子应当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余先生获奖当然是当之无愧，同时也应当对那些已经丧失了批判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鞭策。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