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布罗茨基
译丨黄灿然
1
我们三个人所住的一个半房间（如果这样的空间单位在英语里讲得通的话）有镶木地板，母亲总是强烈反对家中男人尤其是我穿着袜子走在地板上。她坚持我们必须永远穿鞋子或拖鞋。当她为此责备我时，会求助于俄罗斯一个古老的迷信；她会说，这是凶兆，可能预示家中有人死亡。
当然，她可能只是觉得这习惯不文明，是明显的没礼貌。男人脚臭，而那是还没有除臭剂的时代。然而我觉得，你确实很容易在光亮的镶木地板上滑倒，尤其是如果你穿着毛袜子的话。而如果你年老体衰，那后果就会是灾难性的。因此，镶木地板与木、土等的密切关系，在我脑中便扩展至同城近亲和远亲们脚下的任何地面。不管是什么距离，地面永远是相同的。即使我后来在河对岸自己租一套寓或一个房间住，也不能成为借口，因为那座城市到处是河流和运河。虽然它们中有些深得足以让出海的船通过，但是我想，死亡还是会觉得它们很浅呢，要不，按它那标准的地下方式，它也会从它们的底下爬过去。
现在母亲和父亲都死了。我站在大西洋海滨：在我与两个还活着的阿姨和我的表亲之间，隔着太多的水：一个真正的深坑，甚至足以使死亡也感到困惑。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穿着袜子到处走，因为我在这块大陆上没有亲人。如今我会在家中招致的唯一死亡，大概就是我自己的了，尽管这将意味着误把发射器当作接收器。那种合并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这也正是电子学与迷信的差别。不过，如果我没有穿着袜子大踏步走在这些宽阔的加拿大枫木地板上，那既不是因为这么有把握，也不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是因为我母亲不许这样。我猜，我想使一切保持它们在我们家里的样子，既然我已是我们家里唯一剩下的人了。
2
我们三个人住在我们那一个半房间里：父亲、母亲和我。一个家庭，一个当时典型的俄罗斯家庭。那是战后，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超过一个孩子。他们之中一些人甚至负担不起父亲活着或在场：“大清洗”和战争在大城市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尤其是在我生长的城市。因此我们自觉是幸运的了，尤其是鉴于我们是犹太人。所有的三个人全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我说“所有的三个人”，是因为我也是在战前，在1940年出生的）；然而，父母还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
我猜，他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尽管他们从不这么说。总的来说，他们不是很有自我意识，除了当他们年纪渐大，疾病开始困扰他们的时候。即使到那时，他们谈起自己和死亡时，也不会以那种会使听者害怕或引发听者同情的方式。他们只会发发牢骚，或自言自语地抱怨他们的疼痛，或长时间讨论这种或那种药物。母亲最接近于谈论这类事情的，是她指着一套精致的瓷器说，这东西会是你的，等你结婚，或等……这时候她就不再说下去了。我记得，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跟她某位据说正生病的远方朋友说话：我记得母亲从街头电话亭出来，她那副玳瑁框眼镜背后那双熟悉的眼睛里流露出异样的眼神。我当时正在街头等她，于是朝她俯身（我那时已比她高很多了），问她那女人说了些什么，母亲茫然地望着前方，回答说：“她知道自己快死了，在电话里哭。”
他们对一切淡然置之：那个制度、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的贫困、他们任性的儿子。他们只是尽力而为：确保桌上有食物——并且不管是什么食物，都把它变成一小份一小份；量入为出——而虽然我们总是勉强从发薪日维持到发薪日，他们还是尽可能省下几个卢布供孩子看电影、去博物馆、买书、买美味食物。我们的碗碟、器皿、衣服、内衣裤永远都是干净、光洁、熨过、补好、上浆过的。桌布总是一尘不染、清新，桌上的灯罩总是擦净，镶木地板闪亮、扫过。
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从不觉得沉闷。疲倦，是的，但不是沉闷。在家里，他们大部分时间站着：煮饭，洗涤，在我们公寓的集体厨房与我们的一个半房间之间来来去去，摆弄家中这件或那件东西。当他们坐下来时，那当然是吃饭，但我主要记得母亲坐在椅子里，弯身在那台“辛格”牌手动脚踏缝纫机上做活，缝补我们的衣服，把旧衬衫领子翻出来，补或改旧外套。至于父亲，他唯一坐在椅子里的时间是读报，要不就是在他的书桌前。他们晚上有时候会在我们那台1952年出产的电视机前看电影或音乐会。那时他们也是坐着的……就这样，一年前，一位邻居发现父亲坐在我们那一个半房间的一张椅子里死去了。
3
他比他妻子多活了十三个月。在她七十八岁和他八十岁的生命中，我只有三十二年跟他们在一起。我对他们如何认识，对他们的恋爱几乎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哪一年结婚。我也不知道他们生命最后十一年或十二年，也即没有我的那些年间是如何生活的。由于我再无机会知道，因此我最好还是假设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老样子，假设他们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也许过得更好：既就钱而言，也就他们不必担心我再被捕而言。
除了我不能在他们晚年帮助他们；除了我没有在他们临终时陪伴他们。我说这些，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内疚感，不如说是出于一个孩子的利己主义愿望，希望跟随父母经历他们人生的所有阶段；因为每一个孩子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复父母的轨迹。毕竟，我可以辩称，我们想从自己的父母那里了解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老年；我们还想从他们那里吸取那终极教训：如何死。即使我们不想要这些，我们也知道我们总是从他们那里学习，不管是多么不自觉地。“等我老了以后，我也会是这个样子的吗？这心脏病——或任何其他病——是遗传的吗？”
我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是怎样想的。他们有多少次被吓坏了，他们有多少次感到自己就要死了，而当他们暂缓死期后，又怎样重燃那希望，希望我们三个人再次团聚。“儿子，”母亲总会在电话里说，“我今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到你。这是我还想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一分钟后：“你五分钟前在干什么，在你打电话前？”“其实，我正在洗碗碟。”“哟，这很好。洗碗碟是件好事。有时候可起到极好的治疗作用。”
4
我们那一个半房间，是一幢六层大楼北边一个巨大的多室套房的一部分，整个套房占全幢楼长度的三分之一。大楼同时面向三条街和一个广场，它是北欧本世纪初常见的、被称为摩尔风格的巨大饼形建筑物之一。它建于1903年，也即父亲出生那年，是彼得堡一座引起轰动的建筑物。阿赫玛托娃有一次对我说，她父母曾带她乘马车来看这个奇观。在其西厢，面向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一条大街——铸造厂大街，亚历山大·勃洛克曾拥有过一个公寓单位。至于我们那个套房，则住过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夫妇，他们曾是革命前俄罗斯文坛和后来20至30年代巴黎俄罗斯移民知识界的中心人物。恶鬼般的津卡➊正是在我们那一个半房间的阳台上大声辱骂革命士兵的。
革命后，为了配合把资产阶级“密集化”的政策，那个套房被切成碎片，每个家庭一个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用墙隔起来——最初是用胶合板。后来，经过很多年时间，木板、砖块和拉毛粉饰逐渐把这些间隔升级至建筑规范标准的地位。如果空间有其无穷尽的一面，那也不是其扩张而是其缩减。原因之一是空间的缩减——听起来很奇怪——总是更有条理。它被更好地结构，有更多的名称：小牢房、小房间、墓穴。扩张则徒有一个宽阔的姿势。
在苏联，人均最少居住面积是九平方米。我们应自觉是幸运的，因为鉴于我们那个套房属于我们的那一部分的古怪，我们最终分得了总共四十平方米。这个超量还与一个事实有关，也即我们获得这个地方，是父母放弃他们结婚前在市内不同地区两个不同的房间的结果。这个互换概念——或者说，交换（因为这是非换不可的）——是无法使某个局外人、某个外国人明白的。每一个地方的财产法都艰深晦涩，但有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艰深晦涩，尤其是如果你的房东是国家的话。例如，这完全与金钱无关，因为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收入级别相差无几——换句话说，大家都同样穷。你不是购置你的住所：你至多只是有资格获得和你以前拥有的相同的平方。如果你们是两个人，而你们决定生活在一起，那你们就有资格获得相当于你们以前的住所的总平方。决定你将获得什么房子的，是区财产办事处的职员。贿赂不顶用，因为那些职员的等级制也同样是极其艰深晦涩的，他们的原始冲动就是给你少些。交换需要多年时间，你唯一的盟友是疲劳，即你也许可寄希望于通过拒绝搬入某个少于你以前拥有平方数量的地方，而把他们搞得疲惫不堪。除了纯数字之外，他们在作出决定时考虑的，还有大量想当然的因素，却从来未曾在法律里讲明，包括你的年龄、国籍、种族、职业、孩子的年龄和性别、社会出身和籍贯，且不说你给人留下的印象，等等。只有那些职员知道有什么房子给你，只有他们判断那相同的面积，并可以在这里那里加减几平方米。那几平方米造成多大差别！它们可以用来摆一个书架，或者更好些，摆一张书桌。
➊ 津卡：季娜伊达的昵称。
5
除了多出十三平方米外，我们又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搬进去的那个集体公寓非常小。也即，那多室套房中属于这个公寓的那一部分，包括六个分割得非常小的房间，仅可容纳四个家庭。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那里只住了十一个人。就标准集体公寓而言，六个房间的住户人数可轻易地达到一百。不过，平均来说，大概介于二十五人至五十人之间。我们的公寓几乎是微型的。
当然，我们大家都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浴室和一个厨房。但那厨房却相当宽敞，厕所也非常体面和舒适。至于浴室，俄罗斯人的卫生习惯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这十一个人无论是沐浴还是洗基本的衣服，都很少重叠。衣服都晾在两条走廊里，两条走廊把各房间与厨房连接起来，你心里很清楚哪套内衣裤属于哪个邻居。
邻居都是好邻居，既作为个人，也因为他们全都要工作，因此一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除了一个，他们都不向警察告密；就集体公寓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百分比。但就连她，一个矮胖、无腰的女人，附近一家综合诊所的外科医生，也会偶尔给你提医疗建议，在买一些稀罕食物时替你排队，小心注意你正在煲的汤。弗洛斯特《劈星者》中那行诗是怎么说的？“因为懂得社交就是懂得原谅”？
尽管这种生存方式有其种种令人厌恶的方面，但是集体公寓也许也有其可取之处。它把生活裸露至最基本部分：它剥掉有关人性的任何错觉。你可以从放屁响声大小，判断是谁在蹲厕所，你知道他或她晚餐和早餐吃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床上的声音，以及女人们何时来月经。你常常成为你的邻居倾诉他或她的心声的对象，而要是你心绞痛发作或患了什么更严重的病，则是他或她打电话叫救护车。他或她有一天可能会发现你死在一张椅子里，如果你独居；或者相反。
当主妇们黄昏时分在集体公寓的厨房里煮饭时，无论是挖苦话或医疗和烹饪建议，或这家或那家商店突然间卖什么商品，有什么是她们不交锋或交流的呢！正是在这里，你学到了生活的精髓：用你耳朵的边缘，用你眼睛的角落。当某个人突然间不跟另一个人说话时，则他们之间正上演什么无声的戏剧！好一家滑稽剧演员学校！一条僵硬、愤懑的椎骨或一个冷冰冰的侧面可以传达怎样的情绪深度！在发辫般纠结的电线下，垂挂着一颗一百瓦的黄色泪珠，它周围的空气里飘浮着什么气味、香味、臭味！这个灯光昏暗的洞穴，有某种部落的东西，某种原始的东西——你也可以说是进化的东西；悬在煤气炉上的深锅浅锅则仿佛随时要变成铜锣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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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忆这些，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这是母亲度过四分之一生命的地方。有家庭的人很少外出吃饭；在俄罗斯几乎从不。我回忆不起她或父亲坐在某家餐馆桌子的对面，或就此而言，坐在某家咖啡馆桌子的对面。她是我所知最好的厨师，也许除了切斯特·卡尔曼➊；不过话说回来，他有较多的材料。我回忆她时，常常是看见她在厨房里，系着围巾，脸红红的，眼镜有点儿雾气，当我试图从炉子上拿取这样或那样食物时，她总是把我轰走。她的上唇闪烁着汗光；她那头浓密、染赤但在别的情况下灰白的短发凌乱地卷曲起来。“走开！”她喊着。“多没耐性！”我再也不能听到那喊声了。
我再也看不到那房门打开，（她双手拿着一锅炖菜或两个大深锅，怎么还能开门？是不是把它们降低到门把柄水平，然后借着它们的力把门打开？）而她端着我们的正餐／晚餐／茶／甜点翩然走进来。这时父亲会是在看报纸，我则不会离开我的书，除非被命令；而不管怎样，她都知道，她期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任何帮助都会姗姗来迟且笨手笨脚。她家里这两个男人所知道的礼貌要远远多于他们自己能够掌握的。哪怕他们都饿坏了。“你又在读你的多斯·帕索斯了？”她会一边说一边摆桌子。“谁会读屠格涅夫？”“你能期待他做什么？”父亲会附和道，收起报纸，“说游手好闲还差不多。”
➊切斯特·卡尔曼（1921—1975）：美国诗人、歌剧词作家，奥登( 英国-美国诗人，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帮助过流放初期的布罗茨基）的终身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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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有可能在这个场面里看见自己？然而我确实看见了；如同我能清楚地看见他们。再次，这不是对我青年时代的怀旧，对故国的怀旧。不，更有可能的是，如今他们死了，我看见的是他们当时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包括我的。他们也将会这样想起我，除非现在他们全知全能，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坐在我从我任教的学校那里租来的公寓的厨房里，用一种他们不懂的语言写这篇文章，尽管他们现在应该是懂得所有语言的。这是他们看见我和看见美国的唯一机会。这是我看见他们和我们的房间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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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天花板约十四英尺高，如果不是更高，涂着同样的摩尔式灰泥装饰，这，再加上裂缝和楼上偶尔爆水管造成的污点，遂把它变成一幅高度详细的地图，描绘着某个不存在的超级大国或群岛。有三个非常高的弧形窗，我们从这些窗子里看不到任何东西，除了街对面的一所中学；幸好有中间那个窗子，它充当了通往阳台的门。从这个阳台，我们可以看到整条街道，街道那无可挑剔的典型彼得堡景观以圣潘捷列伊蒙教堂顶盖的侧面告终，或者——如果你朝右边望去——以那个大广场告终，大广场中央坐落着女皇陛下变容营救世主大教堂。
我们搬进这座摩尔式奇观大楼时，那条街已经改名为彼斯捷尔——被处死的十二月党人领袖。不过，它最初是以那座耸立在街道末端的教堂命名的：潘捷列伊蒙教堂大街。那条大街到了末端，会猛地绕过那座教堂，奔向丰坦卡河，越过警察桥，把你带进夏园。普希金曾在那段街道居住过，并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到：“每天早晨，我都穿着睡袍和拖鞋，越过那座桥，到夏园散步。整个夏园都是我的果园……”
我想他的门牌是十一号；我们的是二十一号，位于街道尽头，再往前便是大教堂广场了。然而，由于我们那幢楼位于那条街道与传奇性的铸造厂大街的交叉处，所以我们的邮址是：铸造厂大街二十四号二十八号公寓。这就是我们收到邮件的位置；这就是我写信给父母时信封上的地址。我在这里提到它，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意义，而是因为我这支笔大概永远不会再写到这个地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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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我们的家具与该幢楼的外部和内部很搭配。我们的家具与公寓楼正面的拉毛粉饰线脚，或从内部墙面凸出的、盘结着缀有某种几何形果实的塑料花环的镶板或壁柱一样处处呈弧线形，也一样有气势。外部和内部装饰都是有点像可可加牛奶的那种淡褐色。然而，我们两个雄伟的、大教堂似的五斗柜，则是乌亮的橡木；不过，它们与这幢楼本身一样，都属于同一个时期，即本世纪初。也许正是这，使邻居们从一开始就对我们怀有好感，尽管是不经意的。也许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那幢楼住了仅一年之后，我们便觉得我们一直以来都住在那里。觉得那两个五斗柜找到它们的家——或者相反——多多少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也已安顿下来，意识到我们不会再搬走。
那两个十英尺高、两层的五斗柜（要搬动时，你得从那大象脚似的底部拿掉上了檐板的末端）放置了我们自从有了家以来敛集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在别的地方由阁楼或地下室扮演的角色，在我们家里都由五斗柜承担。父亲的各式相机、显影和印相器材、照片本身、碟、瓷器、亚麻织品、桌布、装着对父亲来说已太小但对我来说仍太大的鞋子的鞋盒、工具、电池、他的旧海军制服上衣、双筒望远镜、家庭相册、发黄的插图增刊、母亲的帽子和披巾、一些银色的索林根剃刀片、不用能的手电筒、他的军队奖章、她各式各样的和服、他们两人的通信、长柄眼镜、扇子、其他纪念品——所有这一切都贮藏在五斗柜洞穴似的深处，当你打开其中的一道门时，就会涌出阵阵樟脑丸味、皮革味和尘味。在下部上端，仿佛在壁炉台上似的，是两个装着烈性甜酒的水晶卡拉夫瓶和一个表面光滑的陶制小雕像，陶雕中两名微醉的中国渔夫正在拽出他们的鱼。母亲每周会将它们擦拭两次。
从事后之明的角度看，两个五斗柜里的东西，可以比拟我们联合的、集体的下意识；不过当时我从未这样想过。至少可以说，这些东西是父母意识的一部分，是他们记忆的信物：关于基本上是在有了我之前的地点和时间的记忆，关于他们共同和各自的过去的记忆，关于他们各自的青年和童年的记忆，关于另一个时代、几乎是另一个世纪的记忆。同样基于事后之明，我想补充一句：关于他们的自由的记忆，因为他们出生和长成时，都是自由的，然后有了被那些愚蠢的败类称为革命的东西，但那革命对他们来说，如同对世世代代的其他人来说，意味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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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英语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使他们获得若干自由空间：这空间的多少则取决于愿意读这篇文章的读者的数目。我想让玛丽亚·沃尔佩特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获得在“异域良心准则”➊下的现实，我想让英语的运动动词描写他们的活动。这不会使他们复活，但英语语法也许至少可以证明是一条比俄语更好的逃跑路线，使他们逸出国家火葬场的烟囱。用俄语来写他们，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被禁锢，进一步把他们变得微不足道，最终变成机械式的消灭。我知道，不应把国家与语言等同起来，但是当两个老人在无数的国家机关和部门穿梭，希望在他们死前获准去外国探访他们唯一的儿子时，却是俄语在连续十二年间被用于一遍遍告诉他们，国家认为这样的探访是“无意义”的。至少可以说，这种话语的一遍遍重复，证明国家与俄语之间有某种相似性。此外，即使我用俄语把这一切写下来，这些文字在俄罗斯也将不见天日。谁会读到它们呢？少数其父母在同样环境下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侨民？这个故事他们太熟悉了。他们知道不准他们去看临终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知道当他们提出要求紧急签证去出席某位亲人的葬礼的申请之后，那没有回音是什么感觉。接着是太迟了，于是一个男人或女人放下电话筒，出门，走进异国的下午，充满某种既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哀号足以表达的感觉……我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安慰他们？没有任何国家像俄罗斯那样擅于摧毁其国民的灵魂，也没有任何手中握笔的人可以修补这些灵魂；不，这工作只有全能者才可以胜任，这也正是他终日在做的事情。因此，但愿英语可以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我随时准备用俄语读、写诗或信。不过，对玛丽亚·沃尔佩特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来说，英语提供了一种与死后生活更好的相似性，也许是除我本人之外唯一的相似性。至于我本人，用英语来写这篇文章就如同洗碗碟：可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
➊“异域良心准则”语出奥登《悼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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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位新闻记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摄影记者——尽管他也写文章。由于他主要是为在别处读不到的小报写的，因此他大部分文章的开头都是“阴沉、酝酿风暴的乌云悬挂在波罗的海上空……”，因为他相信我们这个地区的天气会使这样的开头有新闻价值或有相关性。他拥有两个学位：一个是从列宁格勒大学获得的地理学学位，一个是从红色新闻学校获得的新闻学学位。他攻读后一个学位，是因为他被清楚地告知，他去旅行特别是去外国旅行的机会不值得考虑：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印刷所老板的儿子和一个非党员。
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和战争（很大程度地）恢复了这个平衡。他涉足地球六分之一陆地（苏联领土的标准数量定义）和很多水域。虽然他被指派去海军，但对他来说，战争开始于1940年，那是在芬兰，终结于1948年，那是在中国；他与一批军事顾问一起被派往中国，帮助毛的努力，而那座微醉的渔夫陶雕和母亲要在我结婚时给我的那几套瓷器，正是从中国带来的。在这两者之间，他在巴伦支海护送盟军北极运输队，捍卫并失去了黑海港市塞瓦斯托波尔，加入——在他的鱼雷艇沉没之后——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在列宁格勒围城战期间，他被派往列宁格勒前线，拍摄了我所见关于这座被围困的城市的最出色照片，并参与围困的解除。（我相信，这个阶段的战争，是他最揪心的，因为离他的家人、他的家太近。不过，即使他如此靠近，他还是失去了他的公寓和他唯一的姐妹：前者毁于轰炸，后者死于饥饿。）之后，他被派遣回黑海，在臭名昭著的小地➊登陆，并坚守那里；然后，随着前线向西推进，跟第一支鱼雷艇特遣队赴罗马尼亚，在那里着陆，有一阵子甚至担任过康斯坦萨港的军事总督。“我们解放了罗马尼亚。”他有时候会夸耀说，然后回忆他与米哈伊国王的会面。那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位国王；毛、蒋介石，更别说斯大林，都被他视为暴发户。
➊小地：二战苏德战场发生过激烈战斗的一个小小的无名地点，位于俄罗斯南部黑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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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在中国搞什么骗人把戏，我们那小小的餐具室、我们的五斗柜和我们的四壁还是因此获益匪浅。在艺术品中，被挂出来的最后几件，都是源自中国：裱在软木板上的水彩画、武士剑、小丝网印制品。那座微醉渔夫陶雕，是一系列活泼的陶雕、玩偶、戴帽企鹅等人物动物中仅剩的，其他都逐渐消失了，要么是因为不小心弄坏了，要么是需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各种亲戚。那些剑，也必须交给国家收藏，因为它们被视为潜在武器，普通市民不应拥有。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预防措施，尤其是有鉴于后来我屡次招来警察搜查我们那一个半房间。至于那几套即使在我这外行眼中也显得无比精致的瓷器——母亲绝不允许让哪怕一只美丽的茶碟摆上我们的桌子。“这不是粗俗人用的。你们是烂糟糟的粗俗人。”况且，我们正在使用的那些碟子都已经够高雅的了，当然也够坚固。
我记得1948年11月份某个寒冷黑暗的晚上，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之后母亲和我住的十六平方米小房间里。那天晚上父亲将从中国归来。我记得门铃响了，母亲和我奔出来，原本就灯光朦胧的楼梯口突然因为海军制服而变暗了：父亲、他的朋友兼同事F. M. 上校和一群士兵进入走廊，抬着三个巨型木板条箱，连同他们从中国带来的物件，四下里堆放着，还可以看到一个个章鱼似的中文大字。后来F. M. 上校和我坐在桌前，父亲忙着从板条箱里取出东西，母亲穿着黄粉相间的中国绉纱连衣裙，踩着高跟鞋，拍着手，用德语——她童年时代在拉脱维亚的语言和她现在职业（德国战俘营口译员）的语言——欢呼：“啊呀，妙极了！”F. M. 上校，一个高瘦而结实、穿着一件解开纽扣的暗蓝色海军制服上衣的男人，从一个卡拉夫瓶里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向我眨眼，如同向一个成年人。他们的皮带连同搭钩和装在枪套里的帕拉贝伦手枪则放在窗台上。母亲看见一件和服，便张口结舌。战争结束了，和平了，我年纪还小，不懂得眨眼回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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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的年纪正好是那个11月晚上父亲的年纪：我四十五岁，再次以一种不自然的、高清晰透镜似的眼光看到那个场面，尽管当时所有的参与者除了我之外都已经死了。我看得如此真切，以至我可以眨眼回敬F. M. 上校……是否原本就注定要如此？在这相隔近四十年的两次眨眼之间，是否有某种含意，某种我看不到的意义？是否人生就是如此？如果不是，那为什么要有这种清晰性，它究竟为了什么？我想到的唯一答案是：为了这一刻的存在，为了连我也包括在内的演员离场时不被忘记。也许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明白那个场景多么珍贵：和平的抵达。一家团聚。同样地，这也是为了说明什么是时刻。不管只是某人父亲归来的时刻，还是打开板条箱的时刻。因此才有如此迷人的清晰性。或者，也许是因为你是一个摄影师的儿子，你的记忆无非是冲洗一个胶卷。用将近四十年前你自己的眼睛拍摄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当时不能眨眼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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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接下来的两年多还继续穿海军制服。这也正是我的童年热切地开始的时候。他是海军博物馆摄影部的负责人，该博物馆设在整座城市最美丽的建筑物里。那也等于说，整个帝国最美丽的建筑物里。那建筑物以前是交易所：一种比任何帕台农神庙更希腊化的东西，而且位置也好得多，在突入涅瓦河最宽阔处的瓦西里岛的末端。
在下午晚段，放学后，我会艰难地穿过城市，来到河边，越过冬宫桥，然后奔向博物馆去接父亲，与他一起走路回家。最美好的时光是他值晚班，博物馆已关门的时候。他会从那条大理石长廊里走出来，光彩夺目，左臂戴着值勤官的蓝、白、蓝袖章，右侧皮带下悬着那把装在枪套里的帕拉贝伦手枪，那不协调的秃头上戴着海军帽及其涂漆的帽舌和上面镀金的“色拉”。“敬礼，司令官。”“我会说，因为那是他的军阶名称；他会以得意地微笑回应，由于他要再过约一个小时才下班，因此他任由我独自在博物馆里逛荡。
我深信，除了过去两百年的文学，也许还有这个前首都的建筑外，还值得俄罗斯骄傲的另一样东西是其海军的历史。不是因为其蔚为奇观的胜利，这方面倒是很少的，而是因为其事业所传达的精神的高贵。说它是习气也罢，说它是心理幻想也罢，但俄罗斯诸皇帝之中唯一有眼界者彼得大帝的这个发明物，在我看来确实是上面所说的文学与建筑的混合。它以英国海军为模式，但更多是装饰而不是实际功用，更多是以发现而不是以扩张为特征，更多是倾向于英雄姿态和自我牺牲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去。因此可以说，这支海军确是一种眼界：一种努力在世界海洋的水域上达到的、完美的、近乎抽象的秩序，因为它不能在任何俄罗斯土地上达到。
一个孩子永远首先是一个审美家：他对外貌、对表面、对形状和形式作出反应。我生命中喜欢的东西，几乎都无法跟那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将军的外表和形象相比，他们那生辉的高大体形君临于渴望成为真实船舰的模型船舰森林般耸立的桅杆中间。他们穿着18世纪和19世纪的制服，连同带有饰边或高领的牛蒡似的穗状肩饰、假发套和横过胸前的宽阔蓝带，使得他们看上去酷似某种完美、抽象的理想的工具，其精确度不逊于周遭那些闪亮的铜框星盘、罗盘、罗经柜和六分仪。他们可以在星光下计算你的位置，其误差率比他们的船长还要小些！你真希望他们也能够统治人海：由他们那三角学的活力来统治，而不是由意识形态的劣质侧面法来统治；成为那视域的一个臆造物，也许是幻影的臆造物，而不是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到今日，我依然认为这个国家会做得不知好多少，如果它采用的国旗不是那恶心的双头帝国家禽或那笼统的共济会式的锤子加镰刀，而是俄罗斯海军的军旗：我们光荣的、无可匹比地美丽的圣安德鲁旗：洁白衬托下的蓝色对角线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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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途中，父亲和我会顺便逛商店，购买食物或照相材料（也许是胶卷、化学品），或在商店橱窗前驻足。当我们一路穿过市中心时，他会告诉我这座或那座临街建筑物的历史，讲述战前或1917年前这里或那里有什么。建筑师是谁，房屋主人是谁，住户是谁，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在他看来是因为什么。这位六英尺高的海军指挥官对平民生活了解颇深，我也渐渐开始把他的制服视为一种伪装；更准确地说，形式与内容之间差别的理念开始在我那学童的心底生根。他的制服产生的这种效应，一点不亚于他指给我看的临街建筑物当前的内容。在我那学童的心中，这种差距当然会折射为邀请你撒谎（不是因为我需要撒谎）；不过我想，在更深层次上，它教导我一个原则，也即无论你内心正在发生什么事，都要维持外表。
在俄罗斯，军人很少改穿便服，哪怕是在家中。一部分原因是你的全部服装永远不会太多；但主要是因为与制服有关的，因而也是与社会地位有关的权威观念。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名军官。即使是退伍或退休的军官，也往往会在颇长一段时间内在家中和在外面穿戴这件或那件军人服饰：没有肩饰的制服上衣、长靴、军帽、外套，向大家表明（以及提醒自己）他们的所有物的级别：因为一日为官，便是终生为官。这有点儿像西方的新教神职人员；而就一名海军军官而言，这种相似性又因为他那白色的底领而愈益强烈。
我们五斗柜的上层抽屉里，有很多这类底领，塑料的和棉织的；多年后，当我读七年级，学校开始推行制服时，母亲会剪裁它们，然后缝在我那件老鼠灰制服上衣的竖领上。因为那件制服也是半军事式的：制服上衣、有搭钩的皮带、配套的裤子、有涂漆帽舌的帽子。你愈早把自己视为一个士兵，就愈是有利于那个制度。对此，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只是我厌恶那颜色，它暗示那是步兵，或更糟糕，警察。它绝不能跟父亲那件黑漆漆的外套相比，那件外套有两排黄色纽扣，令人想起夜晚的林荫大道。当他解开纽扣时，你会看见里面那件暗蓝色制服上衣又有两排黄色纽扣：黄昏里一条灯光朦胧的大街。“林荫大道中的大街”——这就是我们从博物馆走路回家，我乜斜着眼望了望父亲时对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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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在我的南哈德利住所后院，有两只乌鸦。它们颇大，几乎有渡鸦那么大。当我驾车回家或离家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它们。它们是先后出现在这里的：第一只是两年前母亲逝世的时候，第二只是去年父亲刚逝世的时候。或者说，我碰巧是因此注意到它们的。现在它们总是一起出现或一起飞走，而对乌鸦来说，它们实在太沉默了。我试图不去望它们；至少，我试图不去观察它们。然而我注意到，它们往往逗留在那座松林里，松林以我的后院尽头为起始，沿着斜坡伸展了约四分之一英里，来到一片草地，草地毗邻一个小溪谷，小溪谷边缘有两块巨岩。我不再散步去那里，因为我预期会遇见它们——那两只乌鸦——在阳光中，在那两块巨岩顶休眠。我也不打算去找它们的巢。它们是黑色的，但我注意到它们翅膀内侧是湿灰的颜色。我唯一看不见它们的时候，是下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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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父亲是在1950年根据政治局某个规定退伍的，那个规定说，犹太籍人士不应身居军队要职。如果我没弄错，那个规定是由安德烈·日丹诺夫提出的，他当时掌管武装部队的意识形态控制权。那时父亲已经四十七岁了，可以说必须开始新生活。他决定重返新闻业，做他的摄影报道。然而，要重返新闻业，必须有一家杂志或报纸愿意雇用他。这证明是颇为困难的：50年代是犹太人的坏年头。针对“无根的世界公民”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接着，在1953年，发生了“医生案”，“医生案”没有以通常的流血告终，只是因为它的怂恿者斯大林同志本人在案件最严重的时刻突然蹬腿儿了。但在此之前很久，并且在此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空气中充满了政治局计划对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的谣言，说是准备把所有那些“第五段”➊生物迁去西伯利亚东部，那个靠近中国边境，叫作比罗比詹的地区。甚至流传着一封由最著名的“第五段”人士——国际象棋冠军、作曲家和作家——签名的信，内容包括恳求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恳求斯大林同志本人允许我们犹太人在偏远地区以艰苦劳动抵偿我们给俄罗斯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这封信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刊登在《真理报》上，作为驱逐我们的借口。
然而，刊登在《真理报》上的，却是斯大林的死讯，尽管那时我们已准备好远行，并且已经卖掉我们的立式钢琴，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家没人会弹（虽然母亲曾请来一位远房亲戚教我：可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更没有那种耐性）。不过，在那样的气氛中，一个犹太人和非党员被一家杂志或报纸雇用的前景还是暗淡的；于是父亲便上路了。
在多年时间内，他根据与莫斯科全苏农业展览馆的合约，以自由职业者身份跑遍全国。于是乎，我们桌上偶尔会有些奇迹——四磅重的马铃薯或杂交的苹果梨；但是报酬却微乎其微，我们一家三口全靠母亲作为区发展局职员的工资度日。那是我们非常艰苦的年头，也就是那个时候，父母开始生病。尽管如此，父亲依然显示出他那爱交际的自我本色，常常带我到城市各处看望他的海军战友，他们现在要么经营一个游艇俱乐部，要么看管旧船坞，要么训练青少年。这些人倒是不少，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乐意见到他（总的来说，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他有什么不满）。其中一个是商船局地区分局下属的一份报纸的主编，一个其名字听上去像俄国人的犹太人，他终于雇用了父亲。从此，父亲为这家设在列宁格勒港的报纸工作至退休。
似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走路（“记者像狼一样，都是靠爪子活命”是他经常说的话），在船舰、水手、船长、起重机、货物中间。背景永远有波纹状锌板似的水面、桅杆，仍残留着船籍港名字前几个或最后几个白色字母的巨大黑色金属船尾。除了在冬天，他总是戴着那顶有涂漆帽舌的黑色海军帽。他喜欢亲近水，他崇拜大海。在那个国家，这是你最接近自由的方式。有时候哪怕仅仅望着它也够了，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望着它，拍摄它。
➊“第五段”：指苏联护照第五段注明持证者的出身。
18
在不同程度上，每一个儿童都渴望成年，巴不得快点离开他的屋子，离开他那压抑的窝巢。出去！进入真正的生活！进入广大的世界。以他自己的方式进入生活。
迟早他会完成他的夙愿。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会专注于新景观，专注于构筑他自己的窝巢，制作他自己的现实。
接着有一天，当新现实被掌握了以后，当他自己的方式实行了以后，他突然间发现他的旧巢不见了，发现那些给了他生命的人都死了。
那一天，他感到自己像突然没有了因的果。这失去之巨大，使得它变得难以理解。他心灵被这失去裸露了，收缩了，于是又进一步增加那失去的幅度。
他意识到他青年时代对“真正的生活”的追求，他的离巢，已使那巢变得毫无防御。这已经够坏的了；不过，他仍然可以把这归咎于自然。
他无法归咎于自然的，是他发现他的成就，也即他以自己的方式制作的现实，不如他放弃的巢有效。发现如果他生命中有任何现实的话，恰恰就是那个压抑、窒息、他原本恨不得逃离的巢。因为它是由别人构筑的，由那些给了他生命的人构筑的，而不是由他，而他太清楚他自己的劳作的斤两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使用这被给予的生命而已。
他知道他制作的一切是多么任性，多么一厢情愿，打多么如意的算盘。知道这一切最终是多么暂时的。即使它是持久的，他充其量也只能把它当作他的技能的证据来使用，而他大可以吹嘘自己的技能。
然而，不管他有什么技能，他都永远无法重建曾经听见他呱呱坠地的哭声的那原始、结实的巢。他也无法重建那些把他安置在巢里的人。他是一个果，无法重建他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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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大的家具——或者说，占据最大空间的家具——是父母的床，而我想我这生命全拜它所赐。那是一张巨型的、特大号的床，再次，它的雕纹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家具相匹配，然而在风格上更现代化。当然，是同样的植物主题，但其技巧摇摆于“新艺术”与商业版构成主义之间。这张床是母亲特别自豪的对象，因为那是她与父亲结婚之前，在1935年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购得的，当时她在一家二流的木工店发现它，而且发现有一个匹配的三镜式梳妆台。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都被吸引到这张低矮的床上，而我们家最重要的决定，都不是三个人围坐在桌子边，而是在那个广阔表面上作出的，而我就坐在父母脚边。
按俄罗斯标准，这张床是真正的奢侈品。我常常想，正是这张床说服父亲结婚，因为他喜欢耽搁在床上远胜于喜欢任何事情。即使当他与母亲发生可能是最激烈的尖酸刻薄的争拗，主要是因为家庭预算问题（“你总是不顾一切把所有现金都掷在杂货店！”他那愤愤不平的声音越过那些把我的“半”个房间与他们的“一”个房间分隔开来的书架。“你三十年的恶臭毒害、毒害了我！”母亲答道），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不大情愿从床上起来，尤其是在早晨。有些人曾以非常可观的出价想买那张床．它实在占去我们住所太多的空间了。但无论我们多么入不敷出，父母也绝不考虑这个选择。那张床显然是一种过度，而我相信他们恰恰是因此而喜欢它。
我记得他们侧卧着睡在床上，背对背，中间隔着压皱的毛毯。我记得他们在床上阅读、说话、吃药、与这种或那种疾病搏斗。在我眼里，那张床勾勒出了他们在最安稳和最无助时刻的形象。那是他们非常私人的藏身处，他们的终极岛屿，他们自己在宇宙中除我之外不可侵犯的位置。无论它如今坐落在什么地方，它都是作为世界秩序内部的一个真空。一个长七英尺宽五英尺的真空。它是用光洁的淡棕色槭木做的，从来不会嘎吱作响。
20
我那半个房间由两个巨大的、几乎有天花板那么高的拱门与他们的房间连接，我老是试图用各种书架和皮箱合起来填塞这两个拱门，把自己与父母隔开，以便获得一定程度的隐私。你只可以说一定程度，因为这两个拱门的高度和宽度，再加上它们顶端的摩尔式构造，排除了任何完全成功的想法。当然，除非你用砖块填塞它们，或用木板遮挡它们。但这是违法的，因为这将导致我们有两个房间而不是区房屋法令所规定我们应得的一个半房间。除了我们那幢楼的管理员颇为频密的巡视之外，邻居们，不管他们与我们相处多么好，也会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我们的情况。
你得设计某种权宜措施，而这正是我从十五岁起忙于做的事情。我做过各式各样难以想象的安排，有一次甚至想过建造一个十二英尺高的嵌入式水族馆，中间将有一道把我那半个房间与他们的房间连接起来的门。不用说，这个建筑盛宴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于是乎，结果变成我这边书架愈来愈多，父母那边一层层的垂褶布愈来愈厚。不用说，他们既不喜欢这样解决问题，也不喜欢问题的性质本身。
然而，女孩们和朋友们数目的增长，比书籍慢；此外，后者都是要住下来的。我们有两个大橱柜，它们门内都镶有全身镜，别的方面则很不起眼。但它们颇高，于是它们便承担了大半任务。我在它们周围和上面建造那些架子，留下一个狭窄的豁口，父母便通过那个豁口挤进我那半个房间，相反亦然。父亲对这个安排很不爽，尤其是因为他在我那半个房间的最尽头建造了他自己的暗房，那是做他的显影和冲印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们大部分生计的来源。
我那半个房间的尽头有一个门。当父亲不在暗房里工作时，我便会利用那个门进出。“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你们了。”我对父母说，但实际上我是为了避免他们的监视和避免必须向他们介绍我的客人，或者相反。为了使那些来访的性质变得含糊，我弄来了一个电唱机，于是父母也逐渐恨起 J. S. 巴赫来了。
再稍后，当书籍和对隐私的需要戏剧性地增加后，我便进一步瓜分我那半个房间，重新摆放那两个橱柜，最终把我的床和书桌与那个暗房分隔开来。在两者之间，我把闲置在走廊里的第三个橱柜也塞了进去。我把它的背板拆掉，把它的门完整地保留下来。结果是，客人必须通过两道门和一道帘子进入我的自由活动空间。第一道门是通往走廊那道门；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站在我父亲的暗房里，然后揭开帘子；接着是打开那个被改装的橱柜的门。我把我们所有的皮箱都堆到那些橱柜顶上。皮箱很多，不过仍然达不到天花板。净效果是一道屏障；不过，屏障背后，那个顽童感到安全了，而某位玛丽安妮可以不止裸露她的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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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这些转变所持的黯淡态度，在他们开始听见我那隔板墙背后传来打字机咔嗒咔嗒的响声时，便有些明亮起来了。那垂褶布大大地但不是完全地减低打字机的响声。那台有俄语字面的打字机，也是父亲从中国搜罗来的东西的一部分，尽管他没有预料到它会被儿子拿来用。我把它摆在我的书桌上，那书桌塞进那道从前把我们的一个半房间与那个套房其他房间连接起来的，现已被砖块堵塞的门所形成的凹处。这就是那额外的一英尺带来的妙用！由于我的邻居在这道门的另一边摆放他们的钢琴，我便构筑我这边的防御工事，用一个坐落在我书桌上的书架当作墙来挡住他们女儿的“筷子”曲调，那书架正好丝毫不差地塞进那个凹处。
一边是两个有镜橱柜和它们之间的那条过道；另一边是遮起的高窗，其窗台刚好位于我那个颇为宽大的褐色无靠垫沙发上端两英尺处；那个拱门背后，书架一直堆至其摩尔雕饰边缘；塞入凹处的书架和书桌和那部“皇室昂德伍德”牌打字机就在我的鼻尖前——这就是我的自由活动空间。母亲会清洁它，父亲会在他来来往往于他的暗房时穿过它；偶尔他或她会在另一轮口角之后来我这里，坐在我那张破旧但可以把身体深深埋进去的扶手椅里避避难。除此之外，这十平方米是我的，而它们是我所知最好的十平方米。如果空间有自己的思想并产生自己的分配，那么这十平方米的其中一些，可能也会怀着深情想起我。尤其是此刻，在另一双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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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相信，俄罗斯人接受断绝关系，要比任何其他人困难。毕竟，我们是一个非常安居的民族，比起其他欧洲大陆人（德国人或法国人）就更安居了，因为后者到处走动要多得多，原因之一是他们有汽车且谈不上有什么国界。对我们来说，一个公寓单位是要待一生的，一座城市是要待一生的，一个国家是要待一生的。因此永久感也更强烈；同样强烈的，还有丧失感。然而一个在五十年间把近六千万生灵丧失给国家的民族（包括两千万死于战争），肯定有能力将其稳定感升级。原因之一是那些丧失是为维持现状而招致的。
因此，如果说你老是想着这一切，那不一定就是遵照故国的心理构成。也许导致这种发作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现在与记忆中的事物的不可兼容性。我认为，记忆反映你的现实的质量，一点不逊于空想。我面对的现实，与那一个半房间及其两个与我相隔一个大洋并且现在已不存在了的居住者没有关系，也没有相似之处。就选择余地而言，我想不出还有比我现在置身的地方更戏剧性的了。这种差别，是两个半球之间，夜与日之间，城市风景与乡村之间，死与生之间的差别。仅有的共同点是我自己的精神状态和一部打字机。而且还是不同的构造和不同的字面。
我想，如果父母生命最后十二年间我在他们身边，如果他们临终时我在他们身边，夜与日之间或俄罗斯一座城市里一条街道与美国乡村一条小巷之间的对比就不至于这么强烈；记忆的鲜明就会让位给空想的不着边际。那纯粹的折腾就会使五官迟钝得足以把这场悲剧视为自然的悲剧，并以自然的方式把它抛诸脑后。然而，有些事情要比事后回顾起来时权衡你的选择更徒劳；同样地，一场人为悲剧的好处是，它会使你注意那人为的诡计。穷人往往会利用一切。我利用我的内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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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情绪。毕竟，每个孩子都对父母怀有内疚感，因为他多少知道，他们将先他而死。因此，他只需要让他们死得自然就可以减轻他的内疚感：死于疾病，或年老，或两者。不过，你可以把这种承认有罪以获轻判扩大至一个奴隶之死吗？一个生而自由但其自由被更改的人？
我收窄这个有关奴隶的定义，既不是基于学术理由，也不是因为缺乏大度。我愿意承认，一个生于奴役的人，要么是通过遗传了解自由，要么是通过知识了解自由：通过阅读或者道听途说。然而我必须补充说，他对自由的遗传性渴求如同所有的渴求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连贯的。它不是他的思想或四肢的实际记忆。因此才会有见诸很多革命的残忍和盲目的暴力。也因此，它们才会失败，也即导致独裁。死亡对这样一个奴隶或其亲属来说，似乎是一种解放（小马丁·路德·金著名的“自由！自由！终于自由了！”）。
但一个生来自由却以奴隶身份死去的人又是什么情况？他或她——暂且让我们不去考虑与基督教会有关的概念——会认为这是一种安慰吗？嗯，也许吧。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认为这是终极侮辱，是对他们的自由难以逆转的终极窃取。这就是他们的亲属或子女会认为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最后的窃取。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去买一张前往南方的火车票，想去矿泉水疗养院。她在区发展局连续工作了两年之后，有二十一天假期，而她要去那家疗养院是因为她的肝病（她从不知道那是癌症）。在市售票处，在她已花了三小时等待的长队里，她发现她用来买火车票的四百卢布被人偷去了。她悲痛欲绝。她回家，站在我们的公共厨房里，哭个不停。我把她领进我们那一个半房间；她躺在她的床上，继续哭。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她从来不哭，除了在丧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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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父亲和我凑出这笔钱，她便去了疗养院。然而，她哭的不是那笔失去的钱……眼泪在我们家里是少见的；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俄罗斯也是如此。“把眼泪留给更严重的场合吧。”“我小时候她会这样告诉我。而我想，恐怕我做的比她想要我做的更成功。
我想，大概她也不会同意我写这些。当然，父亲也不会同意。他是一个骄傲的男人。当某件应受斥责的或可怕的事情逼近他时，他的面孔就会显露出一种难受但同时挑战的表情。仿佛他在对某种他一开始就知道比他强大的东西说：“来试我吧。”“你还能期待这个败类做什么？”是他在这类场合会说的话，说罢这句话，他会不再去计较，而是顺从。
这不是某种牌子的斯多葛主义。在那时的现实中，根本没有任何采取其他姿态或哲学的余地，不管那是多么极小化主义的姿态或哲学。
那现实迫使你放弃任何信念或良心不安，因为它会要求你绝对服从这些信念或良心不安的对立面的总和。（只有那些没有从劳改营回来的人才称得上是顽固的；那些回来的人的每一根骨头都跟其他人一样易弯。）然而，这也绝非犬儒主义，而只不过是在完全耻辱的情况下试图挺直你的腰板；试图睁大你的眼睛。这就是为什么眼泪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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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的男人，都是非此即彼的男人。对他们那些更擅长于拿良心来交易（有时候非常有利可图）的子女来说，这些男人常常显得像笨蛋。一如我说过的，他们不是很有自我意识。我们，他们的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都相信世界的复杂性，相信细微差别的复杂性、弦外之音的复杂性、灰色地带的复杂性、这个或那个之心理方面的复杂性。现在，我们已达到使我们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年龄，获得了同样的体形和穿着同样尺寸的衣服，我们也发现事情全部都归结到同样的非此即彼，归结到是与否的原则。我们花了将近一辈子才懂得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的：这世界是一个非常粗劣的地方，并且不配更好。那“是”与“否”很好地、一点不剩地包括了那复杂性，而那复杂性我们还在津津有味地发现和建构，并且几乎使我们丧失我们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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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要找一句格言来描述他们的存在，他们可能会从阿赫玛托娃的《北方哀歌》中摘取几行诗：
如同一条河流
我被我强壮的时代改道。
他们换掉我的生命：变成一条不同的河谷，
经过不同的风景，它继续滚动。
而我不认识我的河岸，也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他们很少跟我谈起他们的童年，他们各自的家庭，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我只知道，我的外祖父是那个帝国的波罗的海省份（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的一个“辛格”牌缝纫机推销员，祖父是圣彼得堡一家印刷所的老板。这种缄默，与其说跟遗忘症有关，不如说跟在那个强大时代隐藏他们的阶级本源以便于生存有关。虽然父亲善于讲故事，但他一提到中学时代的奋斗，就立即被母亲的灰眼瞟来的警告信号制止。母亲自己要是在街头听到或从我某些朋友那里听到一句法语，甚至不会眨一眼，尽管有一天我看见她在读我的诗集的法语版。我们对望了一下；接着，她便默默地把那本诗集放回书架，离开我的自由活动空间。
一条改道的河流奔向其陌生的、人工的三角洲。谁可以把它消失于这个三角洲归咎于自然原因呢？而如果你可以，那么它的水道呢？那么人类被那外部力量缩减和误导的潜能呢？有谁来解释它是怎样被改道的？可有任何人？我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对一个事实视而不见，也即这种有限和被误导的生命可能会在其过程中产生另一种生命，例如我的，这另一种生命如果不是恰恰因为那被缩减的选择，则根本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可问。不，我知道可能性的法则。我并不希望我父母不相识。我问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为我是一条被转向、被改道的河流的一个三角洲。最终，我想，我是在跟自己说话。
那么，我问自己，自由变成奴役，是在何时何地获得这种不可避免的地位的？它是何时变成可接受的，尤其是对一个不知就里的旁观者来说？在什么年龄改变自己的自由状态最无害？在什么年龄这种改变最不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痕迹？二十岁？十五？十？五？在子宫里？这是一些修辞性的问句，不是吗？不完全是。一个革命者或征服者至少应知道正确答案。例如成吉思汗就知道。他只是把任何其人头达到马车轮毂以上的人斩掉。那么就算是五岁吧。但在1917年10月25日，我父亲已经十四岁了；我母亲十二岁。她已经懂一些法语；他懂一些拉丁语。这就是为什么我问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在跟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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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天晚上，我们的三个高窗都打开着，来自河上的微风试图在窗纱中获得一个物体的地位。河不远，距我们大楼仅十分钟路程。一切都不太远：夏园、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战神广场。然而，即使父母年纪尚轻时，也很少去散步，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经过一整天走路，父亲不是太热心于再上街。至于母亲，在八小时办公室工作之后排长队，也产生同样的结果；此外，她在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他们难得出去一趟，那也主要是为了出席某位亲戚的聚会（生日或结婚周年纪念日），或看电影，但极少去看戏剧。
我一直都生活在他们身边，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渐渐老去。现在我的记忆穿梭于数十年间，可以看见母亲从阳台上俯视丈夫在下面拖着脚走路的身影，低声嘀咕道：“一个真正的老头，不是吗？一个真正十足的老头。”而我听见父亲那句“你就一心想着把我赶进坟墓里”，作为他们在60年代期间争吵的结束语，而不是50年代的猛力关门声和他远去的脚步声。而我现在刮胡须时，会看见我的下巴上有他的胡茬。
如果说我的心灵现在被他们作为老人的形象吸引过去，那大概也是因为记忆习惯于尽可能完好地留住最后的印象。（再加上我们对线性逻辑的癖好，对进化原则的癖好——于是乎照相术的发明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我想，我自己朝那里去，朝老年去，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你甚至很少梦见你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譬如十二岁。如果说我对未来有任何概念，它也是按他们的形象创造的。他们是我未来的“基尔罗伊在此”，至少视觉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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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多数男性，我更像父亲而不是母亲。然而小时候我与她在一起的时间更多——部分是因为战争，部分是因为战后父亲过着漂泊的生活。她在我四岁时教我阅读；我猜，我大多数姿态、语气和行为方式，都是她的。还有些习惯，包括抽烟。
按俄罗斯人的标准，她是颇高的，五英尺三英寸，皮肤白皙，略胖。她有一头淡茶色的金发，并且一生都留短发，还有一对灰眼。她特别得意于我继承了她那个笔直的、几乎是罗马人的鼻子，而不是父亲那弯起的鹰钩巨鼻，尽管她觉得它有趣极了。“啊，这个鹰钩！”她会这样打开话题，小心地把话说得一板一眼，“这种鹰钩”——停顿——“天空里有卖”——停顿——“每个六卢布”。虽然这个鹰钩很像皮埃罗·德拉·弗兰切斯卡➊的斯福尔扎➋侧面像，但它明显是犹太人的，而她有理由高兴我没有这个东西。
尽管她有那个娘家姓（她结婚后保留着），但是“第五段”对她而言扮演了比通常较次要的角色：由于她的外表。她明显地非常有吸引力，有一种总的来说是北欧人——我会说，波罗的海人——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赐福：她找工作没问题。然而结果却是，她在其有意识的一生中都必须工作。大概是因为未能掩饰她那小资产阶级的出身，她被迫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将其一生全部消耗在各种办公室里，要么当秘书，要么当会计。战争带来改变：她成为一个德国战俘营的口译员，并获得内政部部队少尉的军阶。当德国签字投降后，她在内政部系统里获得了一次晋升和一份职业的机会。她不太想入党，于是拒绝，重返方格纸和算盘。“我不想先向丈夫敬礼，”她对上司说，“我也不想把衣柜变成武器库。”
➊皮埃罗·德拉·弗兰切斯卡（1420—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➋斯福尔扎（1452—1508）：米兰摄政者，极力保护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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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叫她“玛鲁夏”、“玛尼娅”、“玛涅奇卡”（我父亲和她的姐妹们对她的昵称），还有“玛西亚”或“奇莎”，后两个是我的发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两个称呼用得更多，就连父亲也开始这样称呼她。除了“奇莎”，所有这些绰号都是她的名字玛丽亚的昵称。“奇莎”是对雌猫的稍微亲呢的叫法，而有好一阵子她拒绝这称呼。“你竟敢这样叫我！”她会愤怒地惊呼，“还有，平时你们也不要讲这类猫科宠物话！否则你们最终会变成猫脑子！”
那是指我小时候喜欢用模仿猫叫来念某些其元音在我看来似乎应受这样对待的字眼。“肉”是其中一个，而到了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家里这类“喵喵”声已经很多了。父亲证明他较容易受感染，于是我们开始以“大猫”和“小猫”来互指。“喵”或“呼噜喵”或“呼噜咕噜喵”覆盖了我们的情感光谱的很大部分，表示同意、怀疑、不理不睬、无奈、信任。渐渐地，母亲也开始使用，但主要是用来表示冷淡。
然而“奇莎”黏着她不放，尤其是她真正老了的时候。圆而胖，裹着一两件褐色披巾，连同她那非常善良、柔软的脸，她看上去非常可爱，让人想拥抱她，而且显得十分自足。仿佛她可以发出猫似的呼噜声。但她并非如此，而是会对父亲说：“萨沙，你交了本月电费了吗？”或自言自语道：“下周轮到我们打扫公寓了。”那是指擦洗各走廊和厨房的地板，以及清洁浴室和厕所。她自言自语，因为她知道得做这件事的人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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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最后十二年如何操持这些家务，尤其是搞清洁，我完全没有概念。当然，我的离开意味着少做一个月，而他们可以时不时请个人来做这些事情。不过，鉴于他们的预算（两份微薄的退休金）和母亲的性格，我怀疑他们不会请人。此外，在集体公寓，人们很少这样做：毕竟，邻居们天生的施虐欲望需要一定程度的满足。也许他们会允许某个亲戚来做，但不会允许请零工。
虽然我变成大财主，有大学薪金，但他们不想听到把美元兑换为卢布。他们把官方汇率视为一种抢劫；而他们对任何与黑市有关的交易又都很小心和害怕。也许最后这个理由最有说服力：他们记得在1964年，当我被判五年徒刑时，他们的退休金怎样被撤销，他们不得不再找工作。因此，我主要寄给他们衣物和画册，因为后者可以高价卖给藏书家。他们很喜爱那些衣物，尤其是父亲，因为他一向很讲究衣着。至于画册，他们留下来自用。在七十五岁还要擦公寓地板之后，可以把它们拿出来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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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阅读口味非常广泛，母亲尤其喜爱俄罗斯经典。她和父亲对文学、音乐、艺术都没有明确意见，尽管他们青年时代都认识列宁格勒的很多作家、作曲家和画家本人（佐先科、扎博洛茨基、肖斯塔科维奇、彼得罗夫—沃德金。）他们只是读者——更准确地说，晚间读者——他们总是小心延长借书证的有效期。下班回家时，母亲那装满马铃薯和卷心菜的网线袋里总有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包在用报纸做的封套里，以防弄脏。
我十六岁时，在工厂干活，是她建议我去市立公共图书馆登记的；而我想，她并不只是为了防止我晚上在街头游手好闲。另一方面，就我所知，她希望我当画家。不管怎样，位于丰坦卡河右岸那坐由医院改造的图书馆的藏书室和走廊，是我堕落的开始，而我还记得我在那里借的第一本书，那是母亲建议的。它是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原来，母亲喜欢波斯诗歌。我借的第二本书，也是我自己想借的书，是莫泊桑的《泰利埃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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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艺术的共通之处是偏爱选择和嗜好细节。这个观察对艺术（尤其是散文艺术）来说也许显得像恭维，但对记忆来说，应该是显得像侮辱才对。然而，这种侮辱是很应得的。记忆恰恰包含细节，而不是整个画面；也不妨说，亮点，而不是整场演出。我们以为我们多少是在以一种地毯式的无一遗漏来回忆整件事情，这个使人类得以继续其生活的信念其实是毫无根据的。记忆比任何事情都更像一个按混乱的字母顺序查阅的图书馆，并且没有任何人的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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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别人用铅笔在厨房墙上画刻度来标记他们孩子的成长，每逢我生日，父亲总会把我带到阳台上，在那里给我拍照留念。背景是一个铺鹅卵石的广场，连同女皇陛下变容营救世主大教堂。在战争年代，教堂地下室被指定为当地的防空洞，空袭期间母亲会把我放在那里，藏在一个写有追念文字的空棺里。这是我欠东正教的一份情，而它与记忆有关。
大教堂是一座六层楼高的古典风格建筑物，四周是一个颇大的花园，充满着橡树、椴树和枫树。它是我在战后年代的游乐场，我记得母亲去那里接我（她拉扯我，我则磨蹭和尖叫：一个各有打算的寓言），拖我回家做功课。现在我仍能以同样的清晰度看见她、祖父和父亲，在这个花园里的一条小径上，试图教我骑两轮自行车（一个共同目标的寓言，或运动的寓言）。在大教堂后部的东墙，用厚玻璃盖住，有一幅巨大、黯淡的圣像，描述变容：基督在空中飘浮，下面是一群身体向后倾，完全被这幕景象慑住的人。没人能够向我解释那幅画的意义；即使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完全理解它。圣像中有很多云团，而不知怎的，我总会把它们与当地的气候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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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被一道黑色的铸铁栅栏围起来，栅栏由一组组间隔相等、颠倒过来的大炮承托着，这些大炮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由变容营士兵从英军那里夺取的。栅栏除了用大炮装饰之外，还装饰着炮管（三管一组，在花岗岩石块上），炮管用沉重的铸铁链条连接起来，孩子们在链上狂野地荡秋千，既享受可能跌在下面的尖铁上的危险，又享受那铿锵声。不用说，那是严格禁止的，教堂看守人会整天追逐我们。不用说，栅栏远比教堂内部有趣多了，尤其是教堂散发着熏香味，而且其活动要静态多了。“看见那些了吗？”父亲问道，指向那些沉重的链条，“它们使你想到什么？”我在读二年级，我说：“它们像数字8。”“没错，”他说，“你知道数字8象征什么吗？”“蛇？”“差不多。它象征无限。”“什么是无限？”“那你最好到那里去问。”父亲咧嘴而笑，指向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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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他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撞见我逃学之后，要求我解释，并在我告诉他我受可怕的牙痛折磨时立即带我去牙科诊所，于是我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连续两小时恐怖的代价。然而，再次，又是他在我因纪律问题而即将被学校开除时，在教学委员会面前站在我一边。“你好大胆！亏你还穿着我们陆军的制服！”“是海军，女士，”父亲说，“我保护他是因为我是他父亲。这一点也不奇怪。就连动物也保护它们的崽儿。就连布雷姆➊也这样说。”“布雷姆？布雷姆？我……我会报告你们单位的党组织。”当然，她确实这样做了。
➊布雷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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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日那天或新年，必须永远穿点什么绝对新的东西。至少，袜子。”——这是母亲的声音。“永远要吃过了再去见某个上级：你的上司或你的官员。这样你才会有点优势。”（这是父亲在说话。）“如果你刚离开你的屋子，又因为你忘记什么必须转回来，那么在你再次离开屋子之前，要先照照镜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又是她。）“不要操心你用多少。要想你能赚多少。”（那是他。）“在城里走路一定要穿件夹克衫。”“你有一头红发很好，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是深褐色头发，而深褐色头发更容易成为目标。”
我听到这些告诫和指示，但它们是碎片、细节。记忆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我们最了解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它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渔网，只有一点儿渔获，而水已经漏掉了。你不能用它来重建任何人，哪怕在纸上。我们大脑里那数百万著名的细胞怎么啦？帕斯捷尔纳克那“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怎么啦？你必须准备好多少细节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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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非常清晰地看见他们各种表情的脸，他的和她的——但这些也是碎片：某些时刻、某些事例。这些要好过他们有着难以忍受的笑容的照片，然而照片也同样零散。有时候，我开始怀疑我的心灵试图创造一个累积的、笼统化的父母形象：一个标记、一个方程式、一个可辨认的草图；试图使自已满足于这类东西。我想我大概可以做到，而且我充分明白到我抗拒的理由是多么无稽：这些碎片缺乏延续性。你不应对记忆寄予如此厚望；你不应期待在黑暗中拍摄的影片会显出新影像。当然不。可是，你仍会责备一部在你生命的白天里拍摄的影片缺了某些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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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关键在于根本就不应有延续性：任何东西。在于记忆的失败无非是生物从属于自然规律的证明。没有任何生命是要被保存下来的。除非你是一个法老，否则你不会希望自己成为木乃伊。不妨假定你回忆的对象拥有这类清醒，这也许可以使你接受你记忆的质量。一个正常人不会期待任何事情持续下去，他甚至不期待自己或他的工作的延续性。一个正常人不会去记住他早餐吃了什么。具有例常性、重复性特质的事情，原就是要被忘记的。早餐是其中一项，至亲至爱者是另一项，最好的态度莫过于把这归因于节省空间。
于是你可以利用这些谨慎节省下来的脑细胞来反思记忆的失败是不是我们一个怀疑的无声表达，也即怀疑我们都只是彼此的陌生人。怀疑我们的自治意识远远强于整体意识，更别说强于因果意识了。怀疑一个孩子回忆不起父母是因为他总是向外发展，做好奔向未来的准备。大概他也在节省他的脑细胞，供未来之用。记忆愈短，寿命愈长，谚语如是说。换句话说，未来愈长，记忆愈短。这是推测你长寿前景、分辨未来老家长的一个办法。不过，缺点是，不管是否做了老家长，不管是否自治或紧密联系，我们也都是重复性的东西，而某个伟大全能者则为了节省他的脑细胞而不去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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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对这类形而上学的反感，也不是对未来的不喜欢——我记忆的质量明显地确保不是这样——使我不断思量记忆，而不顾那微薄的回报。一个作家的自我欺骗，或对被指不惜牺牲我父母来与自然规律合谋的担忧，也与此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觉得，自然规律拒绝给予任何与记忆缺失（或伪装成记忆缺失）合作的人延续性，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就我而言，我可不想为增进国家利益而努力。
当然，十二年破灭、重燃、再破灭的希望，引领一对非常老的夫妻出入无数办公室和官署的门槛，最后来到国家火葬场的火炉，这本身也是重复性的，尤其是如果不仅考虑到他们的情况持续的时间，而且考虑到同类案件之数目的话。然而相对于最高存在者节省他的脑细胞，我并不在乎我在这单调上浪费我的。不管怎样，我的已被严重污染了。此外，回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细节、碎片，更别说用英语回忆它们，并不符合国家利益。仅此，就足以使我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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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两只乌鸦已有点儿太肆无忌惮了。现在它们已落在我的门廊，在旧木柴堆边闲荡着。它们乌黑，虽然我避免望着它们，但我注意到它们的大小有点不同。一只矮些，如同我母亲只及父亲肩头；然而它们的喙是一样的。我不是鸟类学家，但我相信乌鸦是长寿的；至少渡鸦是长寿的。虽然我无法推断它们的年龄，但它们似乎是一对老夫妻。正在作短途外游。我没有勇气嘘走它们，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跟它们沟通。我还似乎记得，乌鸦不迁徙。如果神话学的起源是恐惧和孤立，那好吧，我是孤立的。而我不知道从现在起，将会有多少东西会使我想起父母。即是说，有这类访客，谁还需要好记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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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缺失的一个标记是它保留奇数的东西。例如我们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当时是五位数，那是我们在战争刚结束时就拥有的。它是265-39，而我猜，我仍能记得它是因为那电话安装时，我正在学校背乘法表。现在它已经没有用了，如同我们最后一个电话号码，也即我们那一个半房间的电话号码已经没有用了一样。我记不住它，那最后一个，尽管在过去十二年间我几乎每周都打它。由于不能自由通信，我们只好打电话：显然，监听电话要比彻底检查然后送一封信容易。啊，那些每周打往苏联的电话！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我们在电话中没有交流太多，我们必须寡言少语或拐弯抹角或委婉含蓄。主要是谈天气或健康，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一件主要的事情，是听对方的声音，以这种动物的方式使我们对彼此的存在感到放心。它几乎是非语义学的，难怪我想不起任何特别的细节，除了父亲在母亲住院第三天的回答。“玛西亚怎样？”我问。“嗯，玛西亚已不在了，你知道。”他说。之所以使用“你知道”，是因为在这个场合，他也试图保持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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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然，就是一把钥匙浮上我心灵的表面：一把长长的不锈钢钥匙，带在我们口袋里非常难受，然而却可以轻易地放在母亲的钱包里。这把钥匙用来开我们那道白色高门，而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起它，因为那个地方已不存在了。我怀疑，此中并没有什么性欲象征，因为我们三人各配了一把。就此而言，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想起父亲前额、下巴上的皱纹，或母亲那微红的、有点儿红肿的左脸颊（她管它叫作“植物神经官能症”），因为不管是那些标志或他们的其他特征，也都已不再存在了。只有他们的声音还多少留存在我的意识中：大概是我自己的声音混合了他们的声音，如同我的外貌必然混合他们的外貌。其余——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衣物、那个电话、那把钥匙、我们的私人物品、家具——全都不存在了，也永不会再找到，仿佛我们那一个半房间被炸弹击中。不是被中子弹，因为中子弹至少会把家具完整地保留下来，而是被时间炸弹，它甚至会粉碎你的记忆。那座大楼依然耸立着，但那地方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新住户，不，军队，搬进来占据它：这就是时间炸弹的功用。因为这是一场时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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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欢歌剧咏叹调、男高音，以及他们青年时代的电影明星，对绘画不是太在乎，对“古典”艺术有所了解，享受解开猜字游戏之谜，对我的文学追求则感到迷惑和困扰。他们觉得我错了，担心我正在走的路，但尽他们所能支持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后来，当我能够在这里那里发表作品时，他们感到高兴，有时候甚至感到自豪；但我知道如果我仅仅是一个书写迷和失败者，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会有什么不同。他们爱我胜于他们自己，并且很有可能一点也不理解我对他们的内疚感。主要问题是餐桌上的面包、干净的衣服、保持健康。这些是他们的爱的同义词，而这些同义词要比我的好。
至于那场时间战争，他们勇敢地战斗。他们知道一个炸弹即将爆炸，但他们从来不改变战术。只要他们是直立的，他们就会到处走动，给那些卧床不起的朋友、亲戚购买和送去食物；为那些偶尔处境比他们糟糕的人送去衣服或他们能够凑出来的钱，或提供庇护。就我记忆所及，他们总是这样；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心里觉得如果他们对某些人好，会以某种方式被老天知晓，于是有一天也会得到同样好的对待。不，这是性格外向者的自然而不计较的慷慨，这种慷慨现在也许会因为我——它的主要对象——已走了而变得更明显。而这也是那最终有助于我接受我的记忆的质量的东西。
他们希望在死前见我一面，与冀求或企图回避那爆炸无关。他们不想移民，在美国度过余生。他们感觉自己太老了，无法承受任何种类的改变，而美国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他们可以跟儿子见面的地方的名字。只有当他们怀疑一旦他们获准出国，他们是否有能力旅行时，美国对他们来说才真实起来。然而，这两个衰弱的老人试图与那些掌管批准出国的败类玩的是什么游戏！母亲会独自申请签证，以表明她不打算叛逃美国，表明她丈夫会留在国内充当人质，以保证她会回来。然后他们会互换角色。然后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停止申请，假装他们对此事已失去兴趣，或向当局证明他们明白在美苏关系这种或那种气候下批准他们出国有多困难。然后他们会申请仅在美国逗留一周，或申请去芬兰或波兰旅行。然后她会前往首都，求见那个国家里相当于总统的人，敲那里外交部和内政部所有的门。一切全是徒劳：那个制度，从最上层到最底端，从不犯哪怕一个错误。就制度而言，它真足以自豪。但话说回来，无人性永远比任何别的东西都容易建构。这个工作，俄罗斯从来不需要进口什么技术。事实上，唯一使那个国家变富的办法，是出口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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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实这样做了，而且量不断增加。然而你也许可从一个事实获得某种安慰，尽管未必是希望。这个事实就是，最后的笑属于你的基因密码；如果不是最后的笑，那么也是最后的话。因为我不仅感激母亲和父亲给我一个生命，而且感激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孩子养成一个奴隶。他们尽他们所能——哪怕仅仅为了保护我免遭我生下来就置身的社会现实的侵害——想把我变成国家的一个顺服、忠诚的成员。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他们的眼睛不是由儿子来合上而是由国家的无名之手合上的代价这个事实，并不是见证他们的懒散，而是见证他们基因的质量，因为他们的基因的融合产生了一个该制度觉得异样得足以把它驱逐出去的身体。想想吧，你能从他和她的忍受能力的综合力量中期待什么别的东西吗？
如果这听起来像吹嘘，那就当作吹嘘吧。他们的基因的混合，值得吹嘘一番，原因之一是它证明它是抗国家的。不仅是国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同它喜欢如此自称的：特别擅长基因剪接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双手总是沾满鲜血，因为它总是在实验如何分离和瘫痪那个负责你的意志力的细胞。因此，鉴于国家的出口量，今日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家庭，你应当不只问清楚你的伴侣的血型或嫁妆，你还应当问清楚她或他的DNA。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民族会对异族通婚持怀疑态度。
有两张父母拍摄于他们青年时代、他们二十多岁时的照片。他站在一艘蒸汽船的甲板上：一张微笑欢畅的脸，背景是一个烟囱；她站在一节火车厢的踏脚板上，娴静地挥着戴小山羊皮手套的手，背后是列车长制服的纽扣。他们都还未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当然，他们也都还不是我。何况，你不可能把任何客观地、有形地存在于你自己的皮肤外的人设想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但妈和爸／不是两个别人”，如同奥登所说的。虽然我无法重新活一遍他们的过去，哪怕是作为他们任何一人最可能小的部分，但既然他们都已客观地非存在于我皮肤外，那还有还什么可以阻止我把我自己视为他们的总和，视为他们的未来呢？至少，这样一来，他们现在就自由如他们出生时一般。
那么我是否应当拥抱自己，设想我正在拥抱母亲和父亲？我应否满足于把我头颅中的内容当作他们在尘世上剩下的东西？很可能。我大概有能力消受这唯我论的盛宴。而我想，我可能也不会抗拒他们收缩至我那比他们小的灵魂的尺寸。假如我可以这样做。那么我是否也要对自己喵，在说了“奇莎”之后？还有，在我现在居住的三个房间中，我应选择奔向哪一个房间，使这喵喵声听起来比较可信？
我是他们，当然；如今我是我们一家。然而由于没人知道未来，我怀疑四十年前，在1939年9月某夜，他们心头是否想过他们正在孕育他们的出路。我想，至多他们只会想到要有一个孩子，建立一个家庭。他们还相当年轻，此外还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们不会意识到在他们出生的国家，如今是国家决定他们有什么样的家庭，以及决定他们是否要有一个家庭。当他们意识到这点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除了希望。这正是他们直到死时都在做的：他们希望。他们是有家庭观念的人，不可能不这样做：他们希望、计划、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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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他们，我愿意想象他们不允许自己把希望构筑得太高。也许母亲会允许自己这样；但如果是这样，那也是因为她本性善良，而父亲不会错过任何向她指出的机会。（“没有什么东西，玛鲁夏，”他常常反驳说，“比自我投射更不费钱的了。”）至于他，我想起我们两人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起走进夏园，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或者也许是十九岁。我们在一个木盖亭子前驻足，海军乐队正在里面演奏古老的华尔兹：他想给这个乐队拍照。这里那里耸立着一些白色大理石雕像，点缀着豹斑和斑马斑式的阴影，人们沿着沙砾路面曳步而行，儿童们在池畔尖声叫喊，而我们在谈论战争和德国人。我发现自己一边望着军乐队，一边在问他，在他看来，哪种集中营更可怕：纳粹的还是我们的。“至于我本人，”他答道，“我宁愿在火刑柱上一下子就烧死，也不想慢慢死去并在那过程中发现什么意义。”接着，他继续拍他的照片。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