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蝗灾

Share on Google+

韦陀旅游服务公司诞生快两年了,社会上传说纷纭。有的说它是暴发户,已盈利数百万元。全民企事业挣钱挣得多,是光荣的,报上还要介绍厂领导的先进事迹。韦陀公司是自筹资金的民办第三产业,挣钱太多不但不光荣,还获得了使人侧目而视的“暴发户”的称号,这个称号里包含着嘲弄的不祥预兆。

果然,市一级新成立的“打击办”(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的简称)派了四名干部开进了韦陀旅游公司,说是收到了两份知情人的揭发信,紧接着,还有新成立的“考察办”和“考核办”又派了人来(“考察办”是党风考察办公室的简称);区工商管理局和税务局也不甘落后,各派两男两女前来查发票、查账;业务上有指导关系的市旅游局也派了一人来,大概属于“观察员”性质;银行系统动作比较迟缓,是在打击办进驻该公司的第三天,才派了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会计前来,此人戴着深度老花眼镜,背有点驼了,他本已办好退休手续,只因上级指示要普查各个企业经济上的不正之风,银行里除了应付门市的工作人员,其它人员一批一批全派出去了。副行长对他说:“我这里要唱空城计了,你的退休慢一步吧,请你到韦陀公司走一趟。

我们并没给它一文钱贷款,你去是专门查一查外汇使用上有什么弊漏,你就做一回老兵吧。“老会计奉命来到韦陀公司,手里拿的就是两份复印检举材料。他发现这儿的账册全都被”打击办“席卷而去,很难完成任务,留下来又无事可做,这位戴老花镜的老兵悻悻地走了。

韦陀公司的营业部又兼经理室,只有临街二十多平方一间屋,这是该公司出高价向居民租赁的,这么一块豆腐干的地方,各路人马一下子涌来八个单位;共有二十一人,还得加上公司自己的办事人员,即使不放桌椅板凳,也像高峰期的公交车辆一样拥挤不堪。

旅游公司的副经理洪良杰在这儿主持日常事务,他年已五十,因为保养得好,看上去顶多四十上下,他有北方人的体魄,南方人的精明,但又有女人的软弱,这种软弱不是先天的,只因他在海外有个伯父,害得他自中学生时代就像排球场上的排球,被队员们打来打去,磨去了头上所有的棱角,也磨去了作为一个男子汉的硬朗,他是解放后第一批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就不曾有一天把学到的东西贡献出来的机会,如果说有万金油干部,那么洪良杰可称是万金油大学生了。且说这位副经理眼看着大军压境,进来的大多是年轻人,有男有女,态度和蔼,洪良杰还是戴著有色眼镜看他们,以为进驻的干部来意不善,都是想摘现成果子吃的,“打击

办“、还有什么考察办、考核办,又打、又”烤“或是”拷“,谁挨着都不好过,分明是敌我矛盾。他,身为副经理,恰巧成了打与烤的中心,估计自己又得参加一次排球热身赛了。

旅游公司门外竖一块三夹板做的牌子,写明几处不同的旅游路线和三日游、五日游的不同价目,洪良杰想到门前这块招牌末日来临,账本、发票簿都缴出去了,还招徕什么游客,就干脆把门口那块木牌子上的广告扯去,另用一张纸写上“暂停服务”字样,用几只图钉钉在门外的木牌上,他不该用白报纸写,看上去就好比耶稣钉上了十字架,给路人以一种类似报丧的讣告印象。

下午一点刚敲过,旅游公司门前停了一辆小轿车,车里出来了一位戴墨镜的人;此人先仔细欣赏了门口刚刚贴出来的告示,然后走进那间挤不开的小房间。众人揣摹这位新来的人物一定有来头,以前八个单位派来的同志,谁也不曾坐汽车来的,一辆汽车就把刚进来的身份抬高到一把手的地位,引得在座的人肃然起敬。

此人一进门,就用一种威严而又亲切的语气说话:“我找你们的总经理宋恩庆同志”,一面说,一面从公事皮包里挖出一封印有“N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专用信封的公函,在场的男男女女,都以迅捷的扫描功夫看到了这一行红字。

副经理诚惶诚恐地从人群里挤到前边,说:“宋经理不来上班。是我在这儿负责。”

戴墨镜的大员这时特意摘下眼镜,用一种美食家隔着橱窗观察白斩鸡的眼光,过细地带点轻蔑地瞅了他半分钟,然后用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洪亮嗓音下达第一号指令:

“你把门口这块牌子上的告示换下来,这样贴出去影响不好,市纪委并没有叫你们停止营业嘛,搞活经济的方针不能动摇嘛,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只是查查有没有不正之风,改正就好,为什么要停止服务呢?为人民服务是一辈子的事嘛,怎么可以暂停服务?这么写分明有一种对抗检查的情绪,这种情绪倒要好好检查咧。”

这一番讲话是高水平的、原则性强的,而且针对实际,一语道破,使在场的人个个折服,五体投地,更肯定了他们初步的猜想:这位一定是个大干部。

副经理洪良杰一开头被他异样的目光弄得心惊肉跳,如今虽然挨了他一顿教训,不免紧张了一阵,不过这位首长言之有理,心里马上把这位纪委派下来的大员看作是从天而降的救命恩人,连连说“是、是。情绪是没有的,只是我们仅有的两辆旅游车全被打击办封存了,不许使用。我们一心为人民服务,确实服务不下去了。不写‘暂停服务’,那么,请首长指示写什么呢?”

首长思索了一会儿,说:“那么,写上客满吧!”可不是,满屋子都是人,挤得水泄不通,不写“客满”写啥呢?洪良杰又连连说“是”,连忙去把钉在十字架上的告示改写为“客满”,纸头还没贴出去,纪委的首长又下达第二号指令:“如果打击办扣下你们的汽车,这是不合政策的,请你把打办派来的调查组叫来。”他话没说完,最早来到这儿的打击办的成员主动跑到这位首长跟前,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打击办派来的组长。”首长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去,想作个别谈话,当他发觉这里只有一间办公室,他只得当着大伙对这位组长说:

“请你转达我的意见,赶快把封存的汽车还给人家。在没有确定犯罪性质以前,这么做是不妥当的,你告诉曹主任,就说这是我的意见。”“我”叫什么名字,他并未说明,这一下更增加了对他的神秘感。

打击办的组长,也学着副经理那样,毕恭毕敬地说了两个“是”,就在人群中消失了。

韦陀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宋恩庆,年纪六十五,身子骨长得结实,头脑还灵活,两年前办了离休,离休前担任某设计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文革前做过交通局副局长,他都不熟悉这两个部门专业的科技知识,属于万金油干部。特别在技术人员成堆的设计院,自己也感到当领导实在使不上劲,开始觉得成了多余的人物,虽然按照中央规定,衡量自己的身体素质,再干它两年还是撑得过去,但他不顾妻子儿女的挽留,毅然决然申请离休了。失去了权力他倒并不难过,难过的是一但赋闲在家,生活失去了目的,感到无聊和空虚,他才生起了某种懊悔的情绪。

在他闲得发慌之际,传来了允许个人和集体兴办经济实体的信息,他跃跃欲试,很想发挥余热,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再干出一番事业;这时刚好有一位在设计院做过绘图员的洪良杰前来邀请他担任技术开发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并且言明他有个伯父,是新加坡的商人,愿意给国内投资。宋恩庆欣然应命,不过他决心在人生的最后一站,不再做万金油干部、不挂空名靠老资格吃饭了,他干实在的。宋恩庆是洪的老上司,当然尊重他的筹划。宋恩庆考虑到能够张罗到的科技人员不多,所谓“技术开发”恐怕会弄成个华而不实的社团,还是创造一个民办的旅游公司,他的学识经验还可对付,这时候海内报刊正在宣传发展第三产业,而办旅游正属于第三产业,市旅游局也支持他出面办旅游,洪良杰写信给他海外的伯父,伯父同意购二辆中型旅游车赠给洪,后来打听得侨胞赠汽车给国内亲友,海关要收百分之百的税,宋恩庆替他出主意,作为给旅游公司的投资,汽车进口可以免税,所有申请、和旅游公司合法登记的手续等等由他去奔走,可以说,韦陀旅游公司的呱呱坠地,全靠宋恩庆的一手筹划。

洪的伯父跟所有的海外侨胞一样,一听说“四人帮”粉碎,国内政策大变,海外侨胞本来是当作怀疑对象,一下子成了炎黄一家人,可以自由往还了。他是新加坡的富豪,别人给家乡人送彩电、送录音机,他便送汽车,而且一开口答应送两辆,这除了不忘故土情以外,还多了一层将功补过,给从未见过面的侄儿赔礼道歉的感情,当他得知老家的侄儿,就为海外有个资本家的伯父而吃尽了苦头,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边远地区,连初恋的爱人也吹了,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为侄儿的前程感到难过,“四人帮”粉碎后,邓小平上台,他打算让侄儿出国,给他谋一份好职业,无奈良杰不肯出国,于是同意赠两辆汽车给他,好了却一下长久感到歉疚的心愿。侄儿去函说是两辆汽车可作为投资,他当然首肯,不过他并不想从这笔投资中捞回什么。韦陀公司建立后,侄儿邀请伯父回国观光,N市外贸单位还尊以上宾之礼。当时负责接待的就是宋恩庆和洪良杰。韦陀旅游服务公司的董事会公推洪的伯父为名誉董事长。旅游事业在新加坡称做无烟囱工业,有利可图是有把握的,他慨然应允了。洪良杰任外资经理,宋恩庆任中方经理。

没料想好景不长,正当该公司积蓄了一笔可观的资金预备再购进两辆大轿车,并且增设两条旅游新路线,打算大展鸿图,一场十级以上台风,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宋恩庆得知一下子来了七八个单位进驻小小的韦陀公司,心里是紧张的、沉重的,他准备迎接快要登陆的十级台风,他的妻子和儿媳也忙着把新购的几样首饰藏在自以为很保密的地点,老宋觉得她们的行为好笑,但也不去干扰她们。

他妻子开始对书架上的“封资修”不安起来,书堆里所有站立着的外国人仿佛打着寒噤,一个个瑟缩发抖,等待书的主人充军发配,虽然大仲马、小仲马争着声明,我没放毒,我没污染,但女主人不顾他们苦苦哀求,还是把他们剔了出来,其它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和《战争风云》等一大批翻译书都未能幸免。自己动手远比当年的红卫兵还要无情、彻底。只有马、恩、列、斯的著作得以继续留在书架上。

老夫人把认真挑出来的书打成几捆,老头子走到跟前,瞄了一下书脊上的字,问道:“你要做啥?”

“准备着来一次抄家。这些东西早点卖卖脱。”老太胸有成竹地说。老宋笑了,用脚踢了一下快要押解充军的外国人,说:

“你这是干什么?难道真会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吗?你给我专做傻事!难道还会来一次破四旧吗?简直是疯狂,你对我们党的信念那里去了?文化大革命抄家把我的书全毁了,这些还是这几年新买的。有些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拿这些书送废品站能卖几个钱?说不定你把这些书拎出去,要是给打击办、考察办的人看到了,他们说你毁灭账册,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老夫人把一肚皮的怨气向老头子发泄道:

“谁叫你去搞这个短命公司的,把我们多年的积蓄丢进黄浦江,你是花钱买专政对象的帽子戴啊!离休下来闲着没事抱抱外孙也比你干这个经理强!现在你该死心了吧,公司和官司只差一个字,你是一世稳重,到老来自己往火坑跳!”

宋恩庆被她唠叨得更加心烦意乱,不过他不是轻易肯认错的人,特别是在妻子跟前。他还是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服她:“你慌什么呢?六九年造反派硬说我是叛徒咧,说得像煞有介事,后来不是弄清楚了吗?七九年给我平反了嘛。只要我办的这个公司按规章办事,人正不怕影子歪,这一点你还信不过?”

老夫人说:“我信得过有什么用?要党信得过才管用哪,就说你那顶叛徒帽子吧,吃冤枉就整整吃了十年,弄得一身毛病,一家子还得跟着你倒霉!”回想前事,老太止不住热泪流下了来。

老俩口正吵得不可开交,副经理洪良杰进屋来了,没等他开口,老宋从他的气色上便看出多云转晴了,洪良杰喜气洋洋地说:“好了,我看有了转机,今日下午来了一位市纪委的大干部,这人不简单,党的政策吃得透,他一进门就表态,不同意我写的暂停服务的牌子,还说永远为人民服务和经济搞活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政策,后来又通知打击办马上归还我们的旅游车。……这、这、这个人是纠偏来了。他是市纪委派来的,所有的这个办,那么办,七八十来个‘办’都得服他的管,这就制止了一场大混乱!”

老宋总算松了一口气,三天来的紧张不安和灰心丧气证明是一场虚惊,他连忙跑到会客室后面去招呼刚刚擦干了眼泪的老夫人,用一种骄傲的口气说:“你去听听,洪良杰刚才是怎么说的?”老夫人撇着嘴笑了,说:“他讲的话我全听见了,市纪委来了个救命星,是不是?”

宋恩庆从防御转入进攻,他相当得意地教训妻子道:

“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一点儿风吹草动你就变成惊弓之鸟。你要相信我们三中全会以后的党嘛!再来抄家怎么可能呢?……”他还想加重语气,狠狠教训妻子一番,只是副经理坐在会客室里,他也就适可而止了。

感谢洪良杰给她全家带来特大的喜讯,过去她对这位副经理是一直瞧不起的,她总认为洪良杰不正派,特别是他把老头子引上了邪道,她甚至讨厌他、恨他,从没倒过茶招待他。今朝,老太太破格给副经理沏上一杯茶,就走开。宋恩庆同志问洪良杰,立案审查是不是勾销了?下一步他打算怎么办?这位市纪委的大员姓甚名谁,过去他的职称是什么等等。副经理回话:这位市纪委来的同志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是要找你,你一定要当面见见他,摸摸他的底;立案审查恐怕不会轻易勾销,不过这个同志是贯彻党中央新精神来的,此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他拿的那封信里一定有,明日我陪他到你这儿来看你,还是你去旅游公司办事处去会他?

老宋沉吟了一会儿,说:“到办事处,人声嘈杂,不便谈话,还是请他到我这儿来吧,在家里谈话,气氛也好一点,假如下午来,谈的时候长了,我就请他吃顿便饭。”

副经理在临走之前,给老宋进了一句忠言:“你可不能请他吃饭,请客送礼正是最犯忌的事,当心给人抓住什么把柄。”

“好吧,我就不请吃饭,这样吧,你陪他来了以后,你就找个由头走开。”

宋恩庆作好了充分准备,把一本厚厚的贴了有关搞活经济的剪报簿子看了又看,为了明天迎接这位无名氏的救命星。

第二天上午九时刚过,由洪良杰陪同那位市纪委大员走进了宋宅。这人刚进门,宋恩庆一晃就楞在那儿,一秒钟以后就喜出望外地喊起来:“想不到,原来是你啊!真是前世的缘份了。”对方欢快地答话:“唔!你离休了觅了个工作,我离休了也谋了这份差使,我知道你办的事业兴旺发达,只是你的家我是头—次拜访。”他左手揑着眼镜,右手迎上去紧紧捉住宋恩庆的手,握了很长时间。

洪良杰不胜诧异,原来这位纪委的救命星正是宋老的熟人,天下真有这样的巧事!他的心真的乐开了花。副经理向宋恩庆会意地笑笑,然后朝着这位贵客说了一句:“这就是我们的总经理,可是个实干家,不是挂虚名的总经理。好,我任务完成就先走一步。”他马上溜走。

这位纪委的大员名叫徐策,与“徐策跑城”里的徐策同名。他跟宋恩庆同志一同南下一同进入刚刚解放的N城,不过进入大城市后各奔前程,很少有机会见面。要说徐策是他的老战友也可以,不过还谈不上是亲密战友,说来也凑巧,宋恩庆办事历来是稳字当头,在他还没投下资金办这个公司以前,曾找了几位尚未卸任的老战友求教,其中一位就是徐策,那时徐还担任着纺织局所属一个公司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大概是两年前吧,徐策在他的办公室里与宋恩庆聚面,老宋征求他对搞活城市经济的看法,徐策很恳切地说:“这是国务院的既定政策,允许集体和个人兴办各种民用工业、商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上边已有明文规定,别的省市早巳闹得热火朝天,唯有咱们这儿至今按兵不动,由你带个头吧,大干一场做个开拓型的企业家,上头肯定要鼓励的。如果用得着我这个兵,将来我离休后,到你的经济实体里当个联络员,本人一定效劳,你知道我几十年来并无什么专长,蹉跎了一生,不过做做联络工作还是可以的吧?”说得那么恳切而又谦虚,老宋听得出他话里有水份,不可当真,不过他阐明的国务院的政策是言之有据的,《人民日报》上也有评论员文章讲到的,徐策讲出这些话。

如今,在老宋家里,两个老战友促膝谈心式地进行了下述的谈话:

“后来,你怎么去了纪委呢?”老宋想首先了解对方在市纪委担任什么职务,在中国,先探明对方的官阶和现职职称是开宗明义第一章。

“不瞒你说,我在纪委是个临时工,我是去年年底才离的休,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家抱孙子,一条是像你这样也凑合一个什么公司干干。可现在办公司变得不时兴了,好多公司和中心还上了挨整的名单,这档子事我不能干,一个共产党员不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入党那天宣了誓的。刚好纪委要大抓党员干部中做生意的不正之风,人手不足,特别需要做过经济工作的离休老干部挑这个重担。所以我主动报名,不过这是短时期的,等这一阵运动结束,我还是解甲归田,所以是个临时工。”

宋恩庆还是不知道来客的职称,微感失望,又问道:“那么,你在纪委是在什么‘办’里面担任领导工作呢?”

“纪委只有一个‘考察办’,我不在考察办,我是专案组组长,我告诉你吧,纪委刚巧让我做你们公司的专案组组长。”

这一下才弄清楚对方并非“大员”,而是负责清查一个单位的组长,虽然是小角色,又是临时工,不过在宋恩庆心眼里,他的重要性、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大员”,不怕官,就怕管呀,他如今恰好是掌握韦陀公司命运的顶头上司,换句话说:韦陀旅游公司的生死存亡,就揑在这个专案组长的手里,就像当年一个老干部的生死大权揑在专案组长的手里一样。

往下,谈到实质性问题上来,首先是徐策同志先发难:

“咱们是老朋友,你是有四十年党龄的老同志,我相信你会主动地帮助我们弄清问题的。我们开门见山吧,外面传说纷纭,说你们这个公司实际盈利有上百万,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夸大?”

“你们不能听外边的猜想和谣言,实际的数字只是你说的三分之一,反正一切有账目,有单据可查。查经济账比查政治账和腐化账要简单得多。你既然是专案组组长,我不要求你徇私情,我也决不做小动作,一切光明正大,按政策和法律办事,一切让证据和事实说话,我不想多作辩护,我相信你的公正和洞察力!”最后一句很重要,这是用正面的恭维把对方拉向自己的一边。

徐策挑战式地讲了这样的话:“我是不完全相信账本的,外面有的公司做假账或是打埋伏,花头很多。我初步获得材料,你这个公司,吃亏在用人不当上,你不过是顾问顾问、谘询谘询而已。纪委不会把你当重点,这一点你不用顾虑。你实话说吧,你们有没有小金库呢?一然后又补充一句:”这是个要害问题,你说清爽了就完全没你的责任。“

老宋开始觉察对方的来意不善,是用漂亮的诺言诱他上钩,在文革的苦水和血水里泡过的人,对徐策的这个手法是早就领教过的,他说:“这个公司是我一手拉拔起来的,连它的名字也是我起的,进口两辆轿车的手续也是我办的,有廖公的批示,洪良杰是我选中的助手,我在这个公司不是吃闲饭的,既然我是总经理,我承担一切的责任。”

“至于小金库,我说有的,这一点并不奇怪。”老宋说到这里,徐策面有喜色,两只眼马上闪出满意的微笑,插话说:“好哇,这没有什么,这就是你争取主动嘛。最后一句话,老宋听得出他是想抓大老虎的,他连忙筑起篱笆,提高了警觉。

“既然政府允许民办企业自负盈亏,‘盈’的部份放进小金库,你们管不着。至于,我们上缴的营业税、所得税、还有外汇收入,数字虽小,不能和国际旅行社的大金库相比,要是各地兴起了千千万万个小金库,国家不是变得更富了吗?你先得把企业的性质弄清楚,不要把国营企业的规章套在民办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头上,在我们这儿,一切照合同和税法行事,‘小金库’的概念恐怕用不上。”

宋恩庆一上来就争取上动,把徐策的头—个试探气球打了回去,徐策碰了个硬钉子,他知道跟老干部打交道,不容易对付,他不得个抱愧地作了如下的说明:“你别误会了我的来意,我是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脱钩的尽力为你脱钩。我昨日就在你们的门市部,当着大伙儿宣布,你们这儿的问题,还不能算经济犯罪,顶多是不正之风嘛,不正之风总不能说一点没有吧?”

“不正之风吗?当然有的。”老宋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给每个工作人员做一套西装,中纪委文件里明明写着的嘛,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

徐策感到失望,做西装谁都看得见的,还用得着你交代吗?他不经心地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只要写个检查就行了,这没有什么。”

老宋接着说:“这是小事一椿,那么,你还有什么大的,一并告诉我,写在一份检查里交给你吧。”

徐策发觉对方很狡猾,想以一纸检查蒙混过关,未免把这次运动看得太简单了。他说:“大事恐怕不止一桩咧,现在我们还没行进行外讯,我还说不出别的什么大事来。那么,你先说说打算怎么检查做西装吧?”

“公司刚开张,是我同意给每个人做套西装,当时考虑三个方面。”宋恩庆念着他的腹稿慢吞吞地说:“导游和司机穿上统一的服装,跑散了的游客容易辨认出韦陀的人来;第二,给旅客一种整齐美观的印象,最后一条,那就是给工作人员一点福利,多发一套工作服。我就打算把这三条写进检查去。”

徐策恼火了,说:“这那里是检查?是避重就轻。”

老宋反而批评起徐策来了:“你是我们的专案组长,又是我的老朋友,我把我的初步检查告诉你,就是要求你帮助修改嘛。你说,应该怎样写好它?”

徐策真的像老师似的,用教训的口气说:“检查就是看你自己的认识了,谁也不能代你写检查,我要指出的是首先要端正态度。”

老宋为自己辩护道:“是啊,我还预备把西装上交国库,用行动来改正错误,这比写检查又进了一步吧。”

徐策听得出对方的态度是不严肃的,马上指出:“我看你是憋气,是避重就轻。”

老宋的脸果然变得严肃起来,说:“你两次提到避重就轻,我检查过了,除掉做了西装,至今我还没想出有啥违法的行为。”

徐策不得不作让步了,他把“大事一桩”还是抛了出来:“你不要太轻松,韦陀公司的问题是严重的,我是你的老战友才告诉你:你们进口两辆旅游车,逃税漏税一项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种事情可不能写一张检查就了事。”

老宋不屑一顾地说:“我早知道这一条了,他们封存两辆汽车,就说是不合手续。”他停顿了一会儿,说:“你查吧,查清楚了,也可为我辟辟谣言!”

徐策说:“我再提醒你一件事,中纪委有个指示是明确的,党的干部不能做生意,你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月拿了一百五十块工资,可是,你另外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上头说你朝钱看,不能说没有根据吧。”

宋恩庆脸皮连红也没红,依然泰然自若地回话道:

“中纪委的指示是明确的,它指的是在职干部,在职干部经商,容易公私不分,以权谋私,禁止他们经商,完全正确。至于离休退休人员,顾名思义,一切权力都退掉了,离职了,难道共产党员一做生意就一定腐化变质,不是党员就不会腐化变质?照你这个说法,共产党员的品质还不如老百姓和解除劳教的人员咯,莫非又要扣上走资派的头衔?”

徐策连忙纠正说:“你完全理解错了。因为做生意容易滋长朝钱看的思想,这是党组织从爱护党员出发,有句成语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就是这个道理。”

老宋笑出声来:“党总是教育我们,到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吧,去年党中央通过的决议,强调搞活经济,大大发展商品化生产,不做生意哪来商品化?经商正是党和国家最需要的一项工作,至于是不是最艰苦,这很难说,另起炉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敢于竞争……再加上不干工作的整干工作的,两年之中几乎没有停过,你说艰苦不艰苦?难道为了容易湿鞋,就下令共产党员一律不许到河边去,这似乎不合共产党人的性格!去年你不是也想到河边走走吗?”

这最后一句伤害了徐策的自尊心,倒惹得他脸红了一阵,结结巴巴地声明道:“是呀,那时候谁也看不准哩。”

老宋言犹未尽,继续声明道:“我每月进项一百五,不错。这是我的劳动所得,可不是用权力得来的。我这是光明正大、众所周知,这是董事会一致通过的,董事会是政府工商部门认可的,不是非法组织,实行的也是民主集中制,一个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我在党的文件上看到过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很好地照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并没有说不能照顾个人的任何利益;报上还有一句话,叫做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零头,且不说大头、零头都是模糊数学,容易扯皮,我拿的可是零头的零头吧,除非把最后一句改成‘个人只能拿个”零“’那就是我错了。如果纪委认为我是捞外快,是朝钱看,我倒愿意放弃大锅饭里的离休待遇,宁愿吃小锅里的;我还觉得小锅菜吃起来似乎香一点。”

“不可救药!分明钻在钱眼里越钻越深,难以自拔了。”徐策这么想,很是替宋恩庆惋惜,他是存心帮帮他,拉他一把来的,没想到老宋如此执迷不悟,还冷嘲热讽抢白他,他感到失望,感到没趣,他打算告辞了:“看来,老兄的抵触情绪很大,用这种态度对付纪委的检查团,恐怕不解决问题。”说罢,打算立起身来。宋恩庆连忙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中纪委的指示,从明天起,我就辞去总经理的职务,同时扣除我九个月的离休工资,因为我是在公司成立以后的第二年才按月发给我正式酬劳的。”

“好,好。我一定向市纪委转达你的意思。”徐策—边说,一边戴上那副墨镜。

老宋最后说:“我希望这个公司继续营业,现在正是旅游的旺季,不要打乱他们的工作秩序。”

“这个没问题,昨天我就宣布过了。”徐策讲完,才离开宋宅。

宋恩庆同志跟徐策作了一次长谈以后,被洪良杰渲染成救命星的幻想开始破灭,这人虽则并不剑拔弩张,但讲的一套语言还是“专案组”式的,去年他去找徐策谘询,那时候他讲得多么斩钉截铁,甚至还想在离休以后跻身到这个公司来当个联络员咧。那一番话他似乎全忘了,如今换了另—副面孔,这是党的政策真起了变化,还是徐策本人起了变化呢?至于徐策在言谈之间喷出许多“左”得出奇的论点,这倒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这种论调他过去也很擅长。只是一旦自己成了被怀疑的挨整对象,他才辨别出徐策的观点多么离奇。多么别扭!

晚上,副经理洪良杰来到老宋家里,他还不晓得老宋已经辞去了总经理职务,仍口口声声的称呼他总经理。洪是满怀希望,来听特大喜讯来的,他一进门,看到老宋的脸色有点儿晴转多云的样子,不安地问:“谈得怎么样?”

“还好。”老宋的口气表现出无所谓,但是他脸部表情却是阴沉的。洪良杰坐了下来,听他的陈述。宋恩庆同志扼要地把上述第三节的谈话内容讲给他听,然后放肆地笑了,说:“他批评我朝钱看,还吓唬我韦陀公司的大罪不止一桩呢。不过他指出来的所谓不正之风,都是路人皆知的货色,用不着紧张。”

洪良杰不以为然地说:“如果只是不正之风,恐怕不会这样大动干戈,一下子进来了那么多‘办’。”

总经理说:“是啊,所以要严肃对待。”

洪良杰问:“他不是你的老朋友吗?”

老宋说:“此人叫徐策,已经离休了,是市纪委新任命的专案组长,我们一同南下的,不过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我只知道他做过几年区、县宣传部长,做过纺织公司政治部主任,学识是没有的,不过扣字眼功夫有一套。这个专案组长不一定坏,不过,你得记住老祖宗的一句名言,叫做阶级斗争是无情的,有这么多‘办’像一窝蜂似的叮在这团蜜糖上头,不寻出点差错和漏洞,他们肯罢休吗?”

本来洪良杰被过份的高兴弄得飘飘然了,这时候他的心又重新收紧,丧气地说:“我们公司一天在门口挂‘客满’,一天就损失几千元,一停下来,十来个人吃干饭,工资照付,不是坐吃山空吗?我们不像全民,有人民银行作靠山,我们亏损不起呀!”

老宋脸上闪过一丝苦笑,说:“这一点我已经跟专案组长打过招呼。”他不无感慨地说:“想当初刚刚开张半年功夫,韦陀旅游公司的周到服务在报上专门介绍过,还发表过一位西德游客的感谢信,开张那天,请来了许多党政法律界有名的代表,他们都表示热烈支持;现在却成了众‘办’之的,谁也不肯出来讲话了。”

“这两年中,我们缴纳各种税款二十多万,挣得外汇六万美元,去年还捐献了五万元修理长城,这一切上头难道不知道?”洪良杰补充说。

宋恩庆说:“如今还讲这些干什么呢?还是研究一下怎么检查,怎么纠正不正之风吧。”

洪良杰不加思索地建议道:“那就把发西装的事写份检查吧!恐怕还得劳驾你老执笔。”

老宋笑了:“你想得未免太天真了……我认为,自筹资金和中外合资企业给从业人员发西装,是我们内部事务,国务院的文件是批评挪用公款做西装,国营企业做西装是一窝蜂,写检查也是一窝蜂,我可不赶这个热闹。”

洪良杰忧心忡忡地说:韦陀公司目标最大的就是两辆面包车,听说这一回,重点就在这两辆汽车上,要查我们的偷税漏税。“

宋恩庆爽朗地笑了,他说:“笑话!汽车是庞然大物,又不是手表、金器,可以漏脱海关检查的眼睛,这两辆车子的进口,为了弄到合法手续,我跑了十多个机关单位,还有北京廖公的批示,手续齐备,让他们查去。”

洪良杰说:“我听税务所和考察办的同志放出空气来,说是我们的进口汽车,不符合海关的规定,是你走上层路线才争取到免税的,市纪委要抓这件事当作典型咧。”

老宋说:“昨天徐策已经跟我提起这两辆汽车,他们说我走上层路线,这有什么错呢?难道走下层路线走得通吗?办理这种事情,非走上层路线不可。”

副经理说:“听考察办的人讲,这两辆汽车是韦陀的突破口,这是一大罪状咧!”

宋恩庆向来是个自以为一贯正确的人物,这时他才放低声讯问:“是哪儿的考察办?”

“就是进驻我们经理部的考察办,由于地方小,他们的谈话顾不得避开我,所以刮到我耳朵里来了,看来,这个话有来头。”副经理说。

总经理沉默—会儿,说:“这样吧,只有请律师来保护我们了。”

洪副经理带著有关汽车进口的手续和证件去找了吕家伟律师,法律顾问问明来意,查一查有关的税则,说出下面一段话来:

“按照八三年的税法,像你们这个公司,外资进口两辆汽车,是不能免税的,海关进口条例上写明:外资进口设备和仪表之类,可以享受免税优待,不过汽车不在内。除非要有外贸部和经委特许,可以免税。廖公的批示,是同意新加坡的洪德宝先生与我国的宋恩庆先生合办旅游公司,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有关汽车进口,他的批文没有提及。这个手续不能说是完备的。”

洪良杰连忙补充说:“既然批件同意洪德宝先生投资,他的资金实际就是两辆汽车,同意他投资也就同意他进口汽车了。不是一回事吗?”

吕律师的眼睛眯起—条缝,说:“律师考虑问题就是要找出事件中的疏忽和漏洞来,这是我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习惯。在通常的情况下,你有这么多批文和图章,‘合法’二字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经济活动和契约条文与刑事犯罪不同,一旦有人挑毛病,原告就不会放过你一星半点疏忽之处。”

洪副经理又纠正他:“我们那里并没有原告,韦陀公司也不曾宣布是被告或违法户。”

“那么,没有原告,这官司就打不起来咯。”

洪焦急地说:“韦陀公司现在不得不停止营业,你是我们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你有责任维护本公司的权益,现在是市纪委啦、打击办、考察办、税务所和工商行政局等等都到公司里来指指戳戳,好像他们都是原告,吆喝着说是进口汽车是逃税漏税。”

吕律师点燃了烟,喷出两个烟圈来,消消停停地说:“这么些查经济犯罪的,从法律上说,他们没有找到犯罪事实,又没有起诉书告到法院,这就说明尚未落实韦陀公司是经济犯罪。”

他停顿了一会儿,说:“现在有些事做得不如人意,主要是有些人还不习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不知法也就不会用法。他们弄惯的是搞政治运动的老一套,例如,打击经济犯罪吧,这个办那个办往往跳过检察机关,而经济案子里许多问题都牵涉到法律,偏偏把政法机关撇在一边,这当然难免出偏差,再加之我国的经济法规很不健全,明明合法的当作违法去办,在所难免,被告又没个申诉的地方。有时,检察院、法院也插手审理一些经济犯罪案,那是些诈骗和盗卖倒买案之类的案件,都是些泾渭分明的案子。”

洪副经理进一步要求说:“这一回就得请吕律师亲自出马了,你根据法律大可以打破他们一些糊涂观念。”

常任律师生气地扔掉烟头,摊开双手说:“纪委啦、打击办啦,莫说律师不便跟他们打交道,检察院、法院也不便插手。像我们律师顾问处的任何人,只能过问民事纠纷、婚姻、遗产和刑事案件;凡涉及国家党政企业单位,我们管不着。不错,我是你们的常年法律顾问,你们每年付费两三百元,只是在合同不履行、客户赖账之类的事上过问过问,市纪委、打击办一插手,常年顾问公司只好干瞪眼;只有你们作为被告,已告到法院,法律顾问才能出面。毛主席形容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关系,用了两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律师与法院的关系也适用这两句,叫做法院不问,律师焉附?”讲到这里,律师用手弹一弹洪良杰提供的夹着证件的公文夹,说:“有这么些证件在,问题不大,何况你们进口这两辆汽车,是八二年九月,

新颁布的税法是今年春天刚下来,大概不致于老账新账一起算,因为那税则条款最后有一句:‘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嘛。“

洪良杰知道法律顾问的难处,重新收起公文夹里那一堆材料,说:“你给我解释的那些法律手续,对我们还是极重要的。你并没叫我失望,你的话使我踏实多了。”他当天就到总经理那里把吕律师的一番话全都介绍给他。洪良杰离开宋家时,老宋沉下脸来,说:“现在正在风头上,我已经辞了总经理职务了,往后,我这儿你少来来,最好不来,免得他们又生出话来。”

自从徐策组长向纪委考察组和打击办专门汇报了宋恩庆案的问题,打击乐的节奏加快起来了;十级台风在登陆前的特别晴朗,特别安谧的日子结束了;关于徐策如何向上级机关报告,没有第一手现场记录,只是从徐策在韦陀公司办事处召集几个办的各路人马,作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部署全线出击,约可窥见这个专案组长向上级汇报中的内容,他说:“这儿的总经理是个三八式的老党员,他完全给朝钱看腐蚀了嘛,蜕化成了资产阶级了嘛,我要挽救他也不行,他还不知羞耻地说什么在公司里捞钱是符合按劳付酬原则的,还说小金库也是合法的,你们听听这不是变质堕落是什么?”

他声明从此辞去总经理不干了,这个人多么狡猾,他知道犯了罪了,就想滑脚开溜了,简直把我们当小孩子嘛?

我不主张大家去翻烂谷子瘪芝麻的那些账本,查这个没有用的,我们就是要发动群众,各种检查人员比这儿的职工多一倍,这就是我们很有利的优势嘛,主观的力量压倒敌方的兵力,还怕打不赢这一仗?……然后找准突破口进行攻心战,跟他们斗智,斗政策,对于老狐狸,我们也有办法剥下他的画皮……。

如果说,宋恩庆同志喜欢用佛门的语言,徐策同志讲话则喜欢用军事术语,他对军事本是一窍不通的,但用起来却像连珠炮似的,说得纯熟,火药味十足,增强了同仇敌忾的气氛。

打开突破口的战役打响了,按照徐策司令的部署,第一部就是“背靠背”,组织人们大胆发挥想象力,聚在一起揭发挨整的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说错一句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等等,最最要害的是反动言论和攻击领导人的片言只语。“背靠背”还有另一种解说,背靠着领导,鼓励公民和党员背叛他的朋友、同志和爱人。

毕竟时代不同了,徐策布置的背靠背进行得很不顺利,第一天背靠背开了个哑巴会,第二天仍旧没有人肯揭发,甚至还有人出来为总经理评功摆好,按理,记录本上专记坏话,不记好话,所以记录本始终是空白,大有交白卷的危险。

八十年代的背对背的会场气氛与五十——六十年代的也大不同,第一天会上,与会者好几个人嗑傻子瓜子,弄得满地是瓜子壳,有一个小姑娘,不嗑瓜子,却在一边背英语字典;会议主席指出这样背靠背太不严肃,不要再嗑瓜子了,这才停止喀剥声。

整个公司只有十一个人,除总经理和副经理洪良杰二人不能到会,其余九名从业人员全得背着这两位领导人,分两个组提溜这二人的劣迹(注:提溜,山东话,藏匿的东西找了出来,从人群里抓走坏人,都叫做“提溜”)。

第三次背靠背,徐策决定抛材料出来,作为诱导和启发(这在五十年代的“背靠背”会上是不许可的)。谁知一石激起干重浪,这一着果然打破了前两次会议的冷场,本公司的男女雇员纷纷发言。先由考察办的同志指责总经理平时不上班,拿干薪水,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导游钟竞美(女,自学英语):“创办这个旅游公司,宋经理出了不少力,他出了许多好主意,开始运用运筹学和系统工程学组织旅游,也是他设计的,使旅游事业合理化和科学化,连‘中旅’都到韦陀来取经。这不就是他的贡献?听说外国有的已实行在家里办公的制度,怎么能说他不上班、拿干薪水?他本是离休干部,照顾他的身体,不一定要他来坐班,我们这里谁都认为是应该的,而他还是三日两头往这儿跑,还亲自陪旅客去了两趟规定的路程,发现接待旅客中有什么问题,旅客有什么意见,及时改进,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打击人不是这么打击的。资产阶级办旅游的一套就是不错,不是也值得我们学习吗?老实说,连旅游这个行业,还是资本主义开创的。”

驾驶员小侯:宋经理做事不拖拉、不官僚,辛辛苦苦创办这个公司,给他一定的报酬,咱们没意见。他是总经理,我是驾驶员,一个月干得好,连工资加奖金加夜餐费也有两百多,我比他拿得多。打击经济犯罪十分重要,有些人吃里扒外也做得太不像样了,党中央号召严办经济犯罪,我们非常拥护,可我们这里并没投机倒把,贪污受贿;像他(指抛材料的同志)讲的宋经理的表现,我看连不正之风也挨不上哪!旅游公司就这么停下来,要我们连开二天会,读这些鸡毛蒜皮没影儿的事,这损失算谁的?“(其它人的发言从略)

徐策看会议纪录,看到这里,肝火上升,再也看不下去了。好半天他才悟出“背靠背”的全线失败的原因,他愤愤地说:

“这些人,都是靠亲朋戚友关系拉进来的,他们都上了宋恩庆的贼船了!”

洪良杰打算去找宋恩庆,向他报告徐策在群众会上如何讲总经理已经腐化堕落,成了一只老狐狸等等的话;参加会的韦陀汽车司机小侯如实告诉他如何背靠背,他听了之后,脸色发白,绝望地说:“又来了,果然又来了!”他苦闷焦急,并且气愤,一股不知哪儿来的冲动他必须趁夜色去找宋老商量,如何对付这一场已拉开序幕的十级台风!

快要走近宋宅,又没有勇气往前走了,他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躲在暗影里盯他的梢,没发现可疑的人,就往前走,走了没几步,他又想起老宋曾关照他,下回不要再上他家去。他又踌躇了,于是往回走。一种不祥的预感像魔鬼—样笼罩着他,总觉着身后有什么人,他又回头看,就在他做贼心虚回头看的当儿,在他身后真的出现了三个人,“你是韦陀的副经理吗?”路灯的微光映出他们的面孔,就是进驻韦陀的平时聚在一起打扑克的专案组人员。“我们不是逮捕你,上级关照把你拘留审查。跟我们走一趟!”洪变得冷静了,他没有任何选择,只有乖乖地跟他们走。

他跟这三名彪形大汉走,心里想的是:“总算不是在老宋家里被捉住,幸亏我没跨进他的门。”走了一段路,心里又冒出一个念头:“真有韦陀就好了,求求你救我一救吧!”

副经理洪良杰失踪,使这个半死不活的韦陀旅游公司彻底瘫痪了,原来的职工大都吓得不敢再来上班,门口那块贴着“客满”的牌子经过“雨水”以后一场雨水的冲刷,已经被狂风吹得无影无踪。有两个“办”的同志在案桌上核对账本,其余的围着一只银箱打扑克;有一位女同志抓着电话筒不放手,反正不用掏电话费,打了又打,只有她无事可做。打扑克的同志同样爱好嗑瓜子,地上的瓜子壳从上回的背靠背以来,一直没人扫除过,新的一层瓜子壳添加在口不离的瓜子壳上,形成了地质结构的新层次,从未有人想去碰它。

徐策演出的保留节目——背靠背,一无收获。现在他选定了洪良杰作突破口,在他看来,洪副经理是个关键性人物,宋恩庆的一举一动,他不能不知道,加之这个人物表现出胆小怕事,总是战战兢兢的样子,肯定有鬼。

他决定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把副经理隔离审查,审查关在什么地方呢?这一点倒难为了他,他知道没有检察院的逮捕证,法律上规定不能抓人。这是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不过,还是留有余地,隔离审查或称拘留审查、行政拘留还是允许的,这就给了徐策很大的方便,不过,隔离审查不能关在公安局拘留所里去;关在本机关的仓库和地下室吧,韦陀公司是租用人家的住房,连三平方的囚室也腾不出来。不能不钦佩徐策在克服困难上的创造发明,他竟找到了好好儿的一幢三层楼房子,里面已经撤空,他了解到这幢空房子就要拆除,迎候它的末日来临。他派了专案组的一个同志再去了解,该幢房产打算什么时候动手,那人回来说,最快要在下个季度。这信息真是天助我也!中国的建设速度是以季度和一年作为计算单位的,坏事变成了好事,这就有利于开辟成个禁锢人的囚房,好在关进来的未决犯,都是速战速决,禁闭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季度的。

洪良杰就关在这幢楼房的一间家徒四壁的卧室里,为了防止洪的逃跑和跳楼,窗户上加了几根木条;这个办那个办的闲着打扑克的专案组成员,有了新任命了,确定了四名来此担任临时看守(因为不加“临时”二字,谁也不肯干这个差使),一日三班轮换,多出一名是作为星期假日调休的。

副经理关在这里面,囚房虽则新奇,但电和水已经断绝供应;当年这儿曾经是喧闹的人挤人的地方,如今变得一片死寂,屋子里既没有家俱,连个小板凳也没有,只留下一两件断了胳膊的玩具,塑料娃娃和长颈鹿,还有一件是没有了壶嘴的炊壶,仿佛是太古时代留下的历史文物,证明这里住过人,而且曾在这儿生男育女。关在这儿,不消两个小时就感到无聊和恐惧,并不陌生的临时看守从洪的家里取来了被窝和两只热水瓶,还有一条香烟和一只打火机,这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反而勾引他想起自己的多灾多难的妻子和孩子来了,想象他们拿出这些东西交给临时看守时的那种惊慌和伤心的神情,惹得多愁善感的洪良杰止不住热泪盈眶。

从家里拿来的东西,表明家里人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竟忘了带进毛巾和牙刷;给了热水瓶,却忘了给茶缸,好在热水瓶上还有铝制的盖子,可以权当茶杯喝水。他不知道妻子听说丈夫被剥夺了自由,已经丧魂失魄,不知所措,她又不晓得夫君关在什么地方,心头沉重而又慌张,才造成了顾此失彼的疏忽。

头—天下午,徐策就亲自审问洪良杰,没有桌椅板凳,法官和罪犯是面对面坐在两张旧报纸铺的地板上,这种简单朴素的审案格局也是徐策首创,值得大书一笔。

法官少不了交代政策,讲了几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话,并且讲了“你只要揭发总经理干了些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没有你的事,出去还干你的副经理。即使你有一定的责任,那也可以将功赎罪嘛。”

谁知副经理窝了一肚子的火,碰上专案组长,就向他肆无忌惮地发作起来,他脸上爆起青筋骂道:“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你说过没有你的事,乘夜里把我绑架到这儿来就是违法的。违法乱纪的不是我,是你,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早该否定了,你如今又照搬那一套,完全是白费心机,你拿得出证据,你就判罪就是了。为什么把人关起来再来逼口供?”一个胆小怕事的可怜虫,忽然敢于顶撞专案组长,在洪良杰的一生中实是难得的一次,这是因为毕竟清算过文革,凡经历过十年浩劫的,都有了嗤之以鼻的厌恶情绪;采取突然袭击把他关在这么一个荒凉的所在又诱发了他那不可遏制的愤怒,当然,两天以前,吕家伟律师的一席话也使他有恃无恐,平添了不少勇气。

徐策的涵养功夫还是不错的,挨了骂他可并没恼怒,还是稳坐在旧报纸上,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微笑,就好比玩耍着猎获物的猫,在老鼠面前用不着鸣叫一样。徐策等他骂得差不多了,然后淡淡地说:“给你充分的时间,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就放你回家。”

洪良杰发出一声怪笑,顿时从地板上站起来;他那可怕的扭歪的脸型使专案组长赶快采取防御的动作,也跟着蹲起身来。

“谢谢你布置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你骗骗小孩子也没人听!我告诉你,马上让我出去!我没有什么交代的,我觉得宋恩庆还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你呢,你是什么东西?你是无赖,你是四种人!”(注:“四种人”是文革结束后流行的政治术语,指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爪牙,是政治上最使人难堪的骂人语。)副经理愤怒到极点,说罢,便向房门那边走去,而房门并没有反锁上。

徐策并没拦阻他,大声地叱责说:“你走不掉的,你走好了,逃出去给你又增加一条罪名!”洪良杰果真不敢冲出房门,他回转身来,像逃学之后回到家中的小学生,躲开徐策的眼光。

“你说清楚,什么是四种人?”徐策不放过他。

“你比三种人还坏,到如今还在搞冤错假案,还想照搬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是不是比三种人更坏呀?”

徐策没料到他还有这一手,这根尖刻锋利的箭刺伤了他,他的冷静的微笑再也维持不下去,换成一种比狞笑低一档的冷笑,说了一句:“是呀,你的话提醒了我,对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我还不曾去调查过。”说罢,就灰溜溜地离开了临时囚室。

一天、两天、三天,时间在透过木条上的窗外流走。拆迁户留下来的空屋,没有煤气,没有厕所,(抽水马桶也已撤除。)洪良杰一天三顿饭,是由临时看守送进的方便面,用热水瓶里的开水泡泡充饥,方便面是八十年代的新食品,让囚犯连着吃可不是滋味,三天吃下来嘴唇上打了好几个泡。家里忘了送毛巾牙刷,良杰也没勇气向看守人员提出,所以三日来不曾刷牙洗脸,如果真要洗脸,这儿也没有水源;晚间马马虎虎把被头铺在徐策留下的两张旧报纸上睡觉,三天的折腾足够消磨一个中年人的意志了。他独自个仰面望着黑洞洞的屋顶,引起了许多思念和想象:欠起身来抽烟,偏偏打火机的能源告罄,怎么打也打不出火苗,他自比这只打火机,顾影自怜起来,回顾自己四十多年的生涯……。

第四天的上午,他从窗玻璃里看到自己的形像,他几乎不认识自己了,真正变成了地道的囚犯,三天不洗脸会把一个人改造成这个样子,他也研究不出啥原因,恐怕主要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萎顿的焦虑的眼神,受了屈辱而又无可奈何的脸,再加上蓬乱的头发,就活画出一个惴惴不安的囚徒的面形来。一缕阳光射进斗室,在地板上划了几道明亮的格子,他突然生起了强烈要求自由的欲念,他盘算着,民不跟官斗,徐策手里有权,当初我瞎了眼,曾经把他看作是救命星,谁知他如此心毒手辣,他把老宋当成斗争对象,翻脸无情,对一同南下的老战友,必欲置之死地,一个离休老干部,老战友都不保他,我是党外人士,与老宋非亲非故,干吗去做替死鬼?

于是,他真的换了个角度来看待宋恩庆了,他忽然想到:在自筹资金上,规定十万元的开办基金,老宋名下入股五千元,我们只让他拿出三千五,账上宕空一千五,这是不是贪污呢?他就把这一条交代出来,争取早点出去。代价一千五,换来个自由,这也没有什么!根据多年的生活经历,洪良杰明知徐策提出的条件是圈套,最后他还是往里头套进去了。一时冲动表现出的强硬反抗,在经历八十多个小时的折磨以后,性格的软弱素质又复归它的原生状态。

交代材料写出去了,可是徐策并没有放他出去。临时看守传进话来:要他再想想,好好想想,要揭发得更彻底!

洪良杰知道上当了,看来,一千五的代价争不来自由,触发了他第二次的狂怒,他在小屋子大骂徐策是流氓,是奸贼,是猾头,并且用手拉断玻璃窗上的木条格子,临时看守很快在窗外钉上了整块的木板,弄得一线儿的光亮也给挡在外边,里面再也看不见阳光。

徐策抓住了宋恩庆挪用公款一千五这一条,很感满意,这是他进驻韦陀公司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实质性胜利,洪良杰倒戈起义,从这个突破口正可以扩大战果,他怎么肯轻易放出他来?下一个步骤,用军事术语来说,徐策有了这颗重磅炸弹,有利于到宋恩庆那里进行“火线喊话”了。

徐策做好了一切准备,不需要人员陪同坐上汽车直奔宋宅。一进门才摘下那副墨晶眼镜,宋恩庆看到了他熟悉的带有冷笑的冷峻的脸。

老宋一面迎他走进客间,一面用嘲弄的话给他一个猝不及防:“你怎么想到来这儿看望老狐狸呢?”

徐策很尴尬地脸红了,这脸红不是羞愧,不是心虚,而是感到吃惊:“他怎么知道的?”一定有内奸。他赶快打哈哈地说:“你不要听那些闲言碎语,我是向你求教来的。”

“我早就滑脚开溜了,上次我向你宣布,我跟韦陀公司脱离关系,你还有什么求教的?”

老宋的话句句带刺,徐策心里想,这家伙大道理讲得漂亮,说什么他是不朝钱看的,没有以权谋私的,洪良杰讲出的一千五百元,难道不是钱,是锡箔灰?今天看他嘴皮子还硬不硬!

老宋没让坐,徐策就在沙发上坐下来,开门见山打算开腔,宋恩庆站在那里首先提出了质问:“我倒要问你一声,为什么把洪良杰关起来!你这么做合法吗?”

徐策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并没有难为他,只是停职反省几天,目的是要他把经济活动讲清楚,防止他继续犯罪,宣布他拘留审查,我们有手续的,完全合法。”

“有什么手续?”

“纪委有批条。”

老宋笑了,说:“呵呵!纪委的权力是处分党员,洪良杰不是党员,他是外商指定在韦陀的代理人,纪委的条子管用吗?”

徐策被将军得无语辩解,他赶快转守为攻,用一种冷峻的微笑,说:“你太书生气了,哪儿开条子还不是一样?”宋坐在他对面,徐策摊开皮包里的一份纸头,庄严肃穆地问道:“你们的副经理已经交代了。”他不直接说出副经理交代了什么,脸上却做出保管着重大机密的神情。

老宋却冷淡地扫他的兴,说:“还不是靠逼、供、信那一套,他能揭发我什么呢?”

徐策听出话意,老宋最后一句是内心的空虚的表露,他趁热打铁地教训他:“你别把自己看得那么干净,把门关得紧紧的你放谦虚点……。”

老宋打断了他的话:“又是那两辆汽车,是不是?”

徐策这时才开始他的火线喊话:“我本想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由你自己交代,这比较对你有利。我可以告诉你,不是汽车,是关于造假账方面。”

老宋说:“我没造过假账,问心无愧,你用不着跟我玩捉迷藏。”

“大概你岁数大了,一时记不起来。”徐策打算作出让步了,说:“我给你提醒一句吧,你在公司开办的时候,账上的入股资金跟你的实付现金不符,总该想起来了吧。”

宋恩庆从容地说:“葫芦里我当是卖的什么药,原来是卖的野人头(注:野人头,江南土语,在适里是”假货“”假药“的意思。),这事情有的,开头我报的数字是五千元,洪良杰对我说,你先出三千五,一千五百元由他来垫付,算是我欠他一千五的款子。这属于向人借款,也没立字据。在这问题上我检查不出有啥错误。”

徐策故作神秘地说:“洪良杰讲的跟你可不一样。”

“既然是他说的,这件事他最清楚不过了。”

“很明显,这是一笔假账。”徐策又加重语气说。

客厅里的老宋还像没事人似的侃侃而谈:“我从你刚才玩的捉迷藏游戏里,看出专案组整个儿的思维方法是颠倒的,思维方法的颠倒,必然导致黑白颠倒。”

现在轮到老宋居高临下地教训起徐策来,徐策则把对手当做是保管着重大机密,急切地问道:“你说,什么地方颠倒啦?”

“一上来,你就说我造了假账,你先定了性,然后要我交代问题;假使我没有造假账的事实呢?你就认为我不老实,是老狐狸,或者用刑、用精神折磨逼他招认了假账,依然维持着你的早就定下来的‘定性’。这种思维方法在过去几十年中不知制造了多少冤错假案,坑害了多少好人!可是你至今还是应用这个害死人的思维方法办案!同志,党的威望,法律的尊严就断送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

可惜当局者迷,徐策哪肯认输,他用手弹一弹摊开的纸张说:“这些可都是有凭有据的。”

老宋马上回话说:“凭据必须经过法庭监定,未经法院检验过的,你不要当做宝贝。”

他心里的怨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接着又质问徐策:

“你上回说,韦陀公司可以照常营业,怎么至今还打烊着?文革时期还喊抓革命促生产哩,怎么如今倒实行起停产闹革命了?”

“这个,这是为的两辆旅游车来路不明,要查查清楚才能发还,你怎么可以拿文革来比!”徐策又找到了对方说话的漏洞。

“为什么不能比?跟文革时期比,才能从对照里看出社会的进步,看出是不是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了!只有与文革时期对照对照,才能照出某些人身子是八十年代,而脑袋瓜还留在七十或是六十年代。至于两辆汽车,让它闲搁在那里,就是国家的经济损失,打击经济犯罪的目的在于堵住经济损失的漏洞,而你们却是增加经济损失,这个符合政策吗?再说,我们有廖公的批文,人死了,他批的条子难道不算数了,党的政策往后还有什么连续性呢?”

徐策应付一阵,败一阵,最后他还抓住了一个把柄,乘今天一古脑儿全捅了出来:“即使把汽车发还,你们这个公司还是不能开张。”

老宋诧异地问道:“你又有什么新章程,为啥不能开?”徐策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公司的名字也得改一改,韦陀公司的名称很有点迷信色彩,跟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太符合,必须改名以后,才能营业。”

老宋爽朗地笑出声来,简直是目中无人的样子,回话说:“社会主义精神并不表现在起什么名字上头。这几年各个旅游点都在修复庙宇道观,花了上百万钞票,大造泥塑木雕,照你的说法,岂不是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不协调?难道砸毁庙宇里的五百尊罗汉和韦陀菩萨倒是革命行动了?不错,韦陀公司的名字是我起的,因为韦陀是著名的护法神,对于破坏法律、践踏法律的妖魔鬼怪,韦陀就擎起了那根钢鞭,加以干涉。我还有一层双关的意思,我们有一条旅游路线是普陀山两日游,普陀山是‘海天佛国’,游客中很多是香客,我们迎合旅游者的心理,才取了一个‘陀’字,还有一条旅游路线是到无锡苏州,唐代有个大诗人名叫韦苏州,取它一个‘韦’字,所以才叫做韦陀旅游公司。你觉著有迷信色彩,是不是改名马克思旅游公司,或是叫做井岗山旅游公司呢?”

徐策苦笑着摇摇头,没想到他只说了一句话,却引出了老宋的一番大道理,连挖苦带质问,弄得他相当狼狈,他只得说:“不,不,也不好。”

宋恩庆立起身从书架上抽出薄薄的一本书来,推到徐策的面前,徐策一看那封面上印的一行红字:《法律常识讲话》,说:“我建议你好好看看这个小册子,身为专案组长,法律知识似乎没有普及,需要补补课。”

徐策坚决地摇头,不肯收这本书,他以为老宋存心侮辱他,他说了一句谎:“这本书我看过,重要的不是啃条文,要看实际。”

谁知这句临时应付的话,又招来了老宋的一顿训教:“要是你研究过法律,你还这么干,那我要说你是知法犯法,更不能原谅了。比如,你刚才进门来找我,不经我的许可,擅自进入私人住宅,这是法律上写明的违法行为,这个你知道吗?”

徐策不服输的辩解道:“我,作为你的老朋友,难道不可以串门儿吗?”

老宋撕下面皮怒气冲冲地说:“你早就不是什么老朋友,你从头到脚,把我出卖。你当众骂我老狐狸,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哪有一点朋友的气味?少来你的两面三刀吧,你以为我是瞎子,我问你,今天你是不是以专案组长的身份找我来的?既然这样,你就得按法律行事,请注意,这里的户主还是合法的公民,洪良杰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公民的权利是不能随便侵犯的。请你好好学学这本书吧。”

今天的火线喊话,没想到落了这么个结局,反而挨了他一顿训斥,他气急败坏地起身要走,脸色苍白,连墨晶眼镜也忘了拿,当他记起找回那副眼镜,他又非常严肃地说:“我郑重再一次告诉你呀,你起的这个公司的名字,是个原则问题,你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立场,为了钞票,已经站到佛教徒立场上去了。”

老宋的态度也缓和下来,说:“反正我已经辞去总经理职务,你喜欢换个什么名字,随你的便吧!”徐策出门以后,他对着天花板自言自语:“真是不可救药!”

宋老夫人来到客厅,战战兢兢地说:“那一千五,怎么啦?要是落实你造假账,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呢!”

老头子安慰她:“这是我跟洪良杰之间的借贷关系,谈不到造假账,你别听他的虚喝。说起来,当初是你给我挡的道,这才留了个把柄,”老太伤心地叹了口气,说:“谁料到今日碰上这个鬼呀!”说罢,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两天以后的傍晚,宋宅有人敲门,宋恩庆以为又是专案组长来了,一开门出现的竟是洪良杰,他好不惊讶!把良杰迎进之后,头一句话便问:“你怎么出来啦?”

洪良杰还留着明显的囚犯模型,眼神无光,脸色憔悴,嘴上的几尊泡还没平复,按说,释放出来面有喜色才是,可是他并没笑容,说话吞吞吐吐地,仿佛是刚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逃犯,他说:“今天下午宣布放我出来,我马上来找你,我注意了,没有人盯我的梢,你放心!放我出来以前,还有约法二章呢,头一条是不许串连,第二条:拘留关押和问口供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说。”老宋不耐烦地问:“那么,第二条呢?”

“不得翻案。”

宋恩庆问:“你到我这儿来头一条就违反了那怎么办呀?”

洪良杰说:“徐组长说的,要是违反了三条里的任何一条,一切后果自己负责。我知道,这是吓唬人的骗局!什么后果,顶多再关进去,我觉着一定要来见你,徐策非要我揭发你老,我揭发什么呢?在里边一天一天过去了,由于里头没有钟表,也没有报纸,不知道我在里头关了多少天,我后来想,不给他一点交代,不会放我过门。文化大革命的逼供信不就是这样的吗?我……(略有停顿)我就讲了一点不关紧要的。”讲到这里,良杰全神注意老宋脸上有什么反应,只见老宋紧了紧嘴唇,右边的一道眉毛极轻微地抖动了一下。洪良杰心里感到沉重,自己的脸上不免热辣辣地发烧。

从良杰的表情里,老宋预感到小妙,他鼓励良杰:“尽管说嘛,你可晓得我听说你隔离审查,多么为你难过。”

“我只讲了你一条关于入股的事……”没等他说完宋恩庆打断他的话说:“是不是我入股的时候少付了一千五百元哪?”

“所以,我要来跟你说个明白,我原来的交代,你在集资的时候没交足五千元,差了一千五百元,我说由我替你垫一下,其实,这一千五百元我并没有拿出来,这件事,如果有差错,错在我的身上。”

老宋平静地问他:“既然没什么差错,用不着这么紧张。”两天以前,徐策已经把这串透露给他,并且拉到犯罪上去,老宋看到副经理一副可怜样子,心里感到很沉痛,他恨透了那个两面三刀的家伙,他不忍看洪良杰的囚犯面孔,一个礼拜不到,一个堂堂男子汉竟会变成这副样子!他替他难过,仿佛是自己害他吃了这场官司。什么时候人整人的鬼蜮伎俩从神州大地上完全消失呢?他从徐策那里得知副经理交代了什么问题,不论他说了些什么,他不想责怪他。他只是关切地问道:“你在里头好吗?”

他惶恐地说:“就为的交代了这一条,徐策认为我交代得不错,才释放了我,我感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这家伙会把这笔账算在你的名下,所以我一定要来跟你谈清楚,不论你老怎样看待我,你也好有个思想准备。”

宋恩庆说:“这事我不怪你,毛病出在我答应的入股不该留一手。徐策的约法三章你已经破坏了两条,你有没有勇气把他的第三条也一并踢翻它?”

洪良杰不明究竟地问:“不许翻案这一条吗?”

老宋点点头说:“若是查明罪状过得硬的,被告要翻案也翻不掉。凡是搞冤错假案的,最怕被害人翻案,这正是他们做贼心虚的地方,所以他要作为一条禁令,谆谆叮嘱于你。他不许翻,你就偏要翻,好在我们现在有青天在上,有党中央给我们作主。”

洪良杰坚定地说:“没问题,非翻不可。”

接着,宋恩庆授意道:“你能不能把刚才跟我谈的关于账上少付一千五的真实情况写下来,前面加上一段专案组如何绑架你,如何禁闭你,如何实行逼供信的事实,你就在我这儿写,写好以后直接寄N市纪委。我们相信市委是正确的。”

于是,副经理欣然命笔,趁着他伏在老宋的写字台上打草稿的时节,老太悄悄地跟老宋说:

“趁他在这儿,我们把一千五还给他,补上他的饥荒吧。”(注:“饥荒”。欠债的意思,山东土语。)老宋一听,妻子的话有理,亡羊补牢,早点堵住这个漏洞,徐策没题做文章了。

且说洪良杰把底稿写好,经老宋过目,这时候他才知道洪良杰在交代材料里强调了老宋少付一千五,却没有说自己垫支的事,他皱着眉想:“小洪毕竟受不住考验,原来他是这么讲的。怪不得徐策那天进门的时候,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洪良杰临走以前,老宋把一千五人民币交与他手里,说:“今天我把欠款还还清,你收下吧!”

洪良杰拿着这笔款子,回去以后竟交到徐策那里,声明这是宋恩庆同志还了我的欠款。他是想给自己补漏洞的,谁知他这一个行动等于火上加油、弄巧成拙。徐策收到这笔现款,心里十分得意,夸奖洪良杰的交代很老实,一钱不差,他以为老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缴枪投降了,才由洪良杰转交,他打发人送了一张收条,送到宋家去,宋恩庆一看收据,脸上涨得红,抑制不住直涌上心头的愤怒,那收条上写着:

兹收到韦陀旅游公司总经理宋恩庆退赔赃款一千五百元正。

后面一行是年月日,下面是徐策的签名。

最后还有一行小字,此款已如数交银行某某区办事处,银行收款凭证编号为:“T3699”

他气得真要把这张纸头扯碎,但他没有撕,嘴里骂着:“什么时候,我退赔了赃款呀?真卑鄙无耻!”

他妻子一看那纸条,脸上泛白,差一点心脏病发作,是她前日出的好主意,甘心情愿拿出一千五,倒买了个贪污份子的帽子戴,她气得要吐血,歪在沙发里直流眼泪!

老宋看着贤内助受打击的份量比给自己的大,他本来要把一肚窝里气发泄在妻子身上,但见她气得眼泪汪汪,不便发作。他拿起了另外几张白纸头,决定把心头的愤怒、不满和疑惑写在这纸上,寄给党中央首长看看。当他写到第二页,心头的激动才开始平息下来。

专案组总结第一阶段清查工作的会议开了整整两天,为的韦陀公司的营业部地方小,讲话容易泄密,不得不借用大华宾馆二楼的一间会议室,每天租费一二八元。有人问组长,这笔开销谁个出?徐组长思考了一会儿说:“记在韦陀公司的银行户头上就是了。”

总结了进驻韦陀公司以来的赫赫战果,肯定了火线喊话,选择突破口以及拘留审查等等都是英明的战略决策,这份总结报告由徐策亲自执笔,足足写了两个夜晚,三个白天,才告完成。写好了,接着是打印几十份,送各个办,也送市纪委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央纪委和政党指导委员会等等。

洪良杰自以为获释是因为自己交代得好,徐策向他提出约法三章的时候,也强调了:“你总算肯交代问题了,我讲话是算数的,现在就放你出去。”

其实,宣布释放洪良杰的,是有另外的后台。这是由于市纪委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请徐组长去汇报上作,徐策把油印的总结和洪良杰在隔离反省中写的材料塞进公事皮包坐上汽车去市纪委,找他谈话的是一位姓蔡的老同志,蔡同志是未见过面的,听说以前直接过问韦陀公司专案的金同志出国去了,到日本的姐妹城市参观访问,二十天以后才能回来,这样才委托蔡同志附带管管他交下的任务,徐策给这位头次见面的领导人汇报起来有声有色,讲到什么事情,就拿出原始交代材料的复印件给蔡同志看。当他讲到副经理被拘留审查;这位负责人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不能这么干了,首先要从账册单据中找漏洞,单方面的坦白交代不一定可靠,总该记得,清队运动就是把人关起来逼人家写揭发材料嘛,你写的总结报告我已研究过;这上头写着根据各方检举和揭发”(他指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总结的第一行)。我找原件看,结果只有两封信,一封是一个游客批评这家旅游公司服务态度不周到,另一封信说韦陀公司有小金库,外币打埋伏十多万美金,这两年中韦陀公司接待的外宾不过两千人,查查银行账目他们创汇六万二千多元,说它私吞十万元美元怎么可信呢?有人说,只要花八分邮票就能打倒一个人,这封检举信是匿名的,只贴了四分邮票,就算那封游客的批评信加在一起是八分邮票,根据八分邮票就打倒一个公司,也未免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徐策满以为会听到首长的嘉奖语,没想到今日碰上个陌生面孔,兜头给浇了一盆冷水,他想申辩几句,又不知这位负责人啥来头,几十年的处世接物,告诉他对一个初见面的领导人必须谦虚谨慎,决不可冒先顶撞,他怀念那位金同志,要是他听着汇报,肯定会给予肯定的评价的。他用呕气的声调问了一句:“那么,是不是把专案撤出来?”

“不用。你先把关押的副经理放出来。”停顿一会儿,蔡同志说:“你们已经开了头,草草撤出也不太好。我建议,你们还是作一些过细的调查研究,然后作结论,不要被八分邮票和道听途说牵着鼻子走,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对打击经济犯罪案,首先讲究打得准,而不是打得狠!”

“还有什么指示吗?”徐策没精打采地问了一句。

“这案子本是老金负责,他熟悉情况,我是临时顶替他过问韦陀的案子。专案组撤不撤等他回来再决定吧!”

多亏蔡同志的干预,他的一句话才救了洪良杰,从那个拆迁户的囚室里解放出来。

蔡同志给徐策泼了一盆冷水,使他头脑清醒了一些,他开始考虑自个儿干吗这么积极,异想天开的鬼点子层出不穷,究竟为的啥呢?要说他是踹了老战友的肩膀往上爬,指望整人升官提拔,那实是冤枉了他,发财的念头他也没有,打击经济犯罪,自己怎能有发财的念头呢?他信心十足,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养成了一个并不坏的习惯,凡上级交下什么任务,总得要出色地完成,力争上游即意味着做得过头点,做过头,心要硬,手段要狠,宁愿让下边人骂娘,只求得上司的一句表扬。在他一生中,做过头从来不受谴责,往往博得上级器重而越级提拔。这样就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和个人风格,即使时代变了,还不免穿旧鞋走老路。

要说徐策头脑清醒了,也不尽然,对这位陌生的领导,徐策的思想上还是抵触的,甚至怀疑他是宋恩庆派性上的人?为着解开这个谜,他打听到姓蔡的果然是右派出身,不,比右派还糟,原来他是潘汉年案里受株连长期关牢监的三千三百名反革命中的一份子,二十多年在青海劳改农场,他跟犯人自然有感情,不过,蔡同志要他放人,他还是执行了。

接着,就是布置专案组进行过细的调查研究,在徐策的经验里,调查研究就是组织调查组或是分头出去“外调”。

各个“办”派来的人马围着银箱打扑克、嗑瓜子的时代结束了,—听说专案组派人出去外调,闲散人员军威大振,纷纷前来报到。特别是与韦陀公司有往来的单位,都是江南和西南地区的名胜古迹;这五路兵马所去的路线,包括了大半个中国,约分普陀、杭州、新安江一线;苏、锡、太湖、宜兴一线;黄山、九华山一线,最吸引人的是桂林、昆明、九江一线等等。一条线派去三个人,五条线就有十五人;但是各个“办”的人不止十五名;于是设计把线化为点,比如说到黄山一线分成两个点:去黄山的三人,去九华山的另派三人;据说这么作可以快一点,又可调查得深入细致点。这么一安排,除了考察办有一个怀孕女同志不能去外,所有各办人员都分到了旅游点。这么多外调人员在出发以前,徐司令分别面授机宜,还集合起来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战前动员”。

不提五路兵马个个气宇轩昂长距离出击;且说这位徐司令自己也坐不住了,他忽发奇想,觉着要获得内外勾结的底蕴,有必要到外国去走一趟,洪良杰的伯父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私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必须有高水平的人才能当此重任。徐策不免跃跃欲试,觉得自己已告老离休,今后无缘出国,看着周围上下左右都往外国跑,不免心动,这一回正是个难得的机会。只可惜洪的伯父在新加坡,这地点在地图上等于一个复兴岛,可玩的地方不多,不过听说新加坡的建设和海景很好,吸引欧美去旅游的人数很多,去一趟也还是有意思的,为什么别的人出国大多藉参观访问的名义,徐某是正正式式为的打击经济犯罪跟踪追击为什么倒不能去呢!想到这里,他一方面信心倍增,—方面很有点愤懑不平。

一百条理由都找着了,只有一条拦路虎打破了他的理想,批准出国需要高层的批准,而一个专案组长是只能望“洋”兴叹的。他决定作一番试探性的努力,在一次向蔡同志汇报他如何遵行蔡同志的过细做好调查研究的指示,如何把专案组全部人马派出外调,他以一个第三者的口气发话道:小组里有人建议,“此案的关键在新加坡的洪某,是不是有必要组织一次外调?”

“什么?到新加坡外调?”蔡同志不胜诧异地问。

徐策从他脸上看到了突然而起的兴奋,只是从他的兴奋里看不出有一点认可和赞许的表情,他想,要是老金在国内,也许会批准的,偏偏碰上这一个对头冤家,徐连忙改口道:“这不过是一种设想。”

“不,简直荒唐,海外奇谈!哈哈!”蔡同志嘲虐地笑了,会场上其它的人也跟着笑。

徐策的心猛烈地跳了,又猛烈地收紧,但赶快附和他说:“可不是?我也觉得是个海外奇谈。”他尽力不让对方透视出自己的心,可不是?“海外”外调成“奇谈”,这四个字像凿子一样戳着了徐策的心窝。他放出的试探性气球,他的梦寐以求的理想,他的深入虎穴的计划,全被这四个字打得粉碎。

出发外调的人马,有的花了十天时间,有的半个月功夫,陆陆续续回来了。徐策组长亲自听取大家的汇报,又借了大华宾馆三楼会议室,五个“方面军”人人带着厚厚的簿子来到这间富丽堂皇的会议室,会议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徐策发现他的部下都不约而同地倒在沙发上瞌睡了。有的竞发出轻微的鼾声,只有做记录的怀孕女同志没打瞌睡,没精打采地握着圆珠笔,徐策可没有去唤醒他们,他猜想他的部下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在外一定不得好好休息,而这个会议室布置得这么舒坦,又有柔软的沙发和空调暖气,恰好给这些疲惫不堪的猛士们准备了一个进入睡乡的摇篮。会议开不下去了,他宣布,会期延至明日上午八点半。他暗暗地为拖延时间而感到高兴,他在数着日子,指望能拖到金同志回来的那一天。他私下里曾把市纪委负责人蔡同志划入潘汉年的同党里去,他自己呢,倒真的成了金家门里的忠实信徒了。

汇报会稀稀拉拉开了三天半,宾馆收费倒要算五天的(半天算一天,第一天开幕式等于没有开成,也算一天),开销七百五十元记入韦陀公司的银行户头里。

各路人马汇报的战果又使徐策陷入兴奋状态之中,有一条材料是说九江一个旅游社付了宋恩庆七千元,请宋经理联系南通造船厂造一只旅游船,材料里写付款已经一年,没见船的影子,分明是诈骗吃没公款。“好,又加上七千元,再加上他倒欠的一千五,快凑成万数了。”被蔡同志弄得灰溜溜的徐策,如今又获得宋恩庆的新罪证,仿佛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他的干劲又急剧上升了。

他重新派出人去,到南通造船厂去核实是否收到老宋经手的七千块;七天以后那三个外调人员回来了,听汇报中才知道,这三位年轻人并没有去南通,而是去了九江,他们的目的地其实是庐山。至于南通造船厂,虽则没一个人去,但问题弄清楚了,对方在长途电话里说明是一笔试制费,七千块已收到,交货日期是南通船厂和九江旅游社签了协议的,要到明年五月交货,这事与宋恩庆同志无关。专案组长听了好不恼火,一来是南通来的消息勾消了老宋的一大罪状,二来是八十年代的青年人未免太自由化了,玩心太重,连根本目的也不顾了,靠打电话怎么行呢?拿不到盖有图章的白纸黑字,完全不派用场!这引得他怀念起文革时期来,那时候造反派虽则动作粗野,无法无天,不过外调人员倒是循规蹈矩,不敢自作主张的,他们也游山玩水,但一般是在外调任务完成以后。对这伙无组织无纪律的小伙子他很为不满,但他并没把这件事向上报告,他知道市纪委蔡同志对他领导的专案组不够信任,如果把这事捅出去,岂不是给自己脸上抹黑,送上去挨骂!好在三人去庐山的来回路费由韦陀公司账上支付的。由于南通来的长途电话使他大为扫兴,他发狠不让报销长途电话费二元四角,给闹自由化的三个年轻人一点惩诫!

徐策一个人又关在大华宾馆的一套客房里写他的总结报告,算算日子,金同志在两天以后就该回国了,他的总结报告就是准备呈给他看的,必须争取在两天之内写好。偏偏就在这时候,市纪委打电话来要他去开会,他想,莫非是老金提前回来了?他怀着又喜又耽心的心情赶到市纪委,找他谈问题的还是那个姓蔡的,在座的有一位打击办副主任,此人他是认识的,总共三个人,不像是开会。

蔡同志把几张纸头展开在办公桌上,他先发言道:(这里只能摘录他讲话的要点,并非全文,如与原话有出入,由作者负责)……收到了韦陀旅游公司副经理洪良杰的一份报告,我把它跟你(指徐策)那里送来的他的交代材料对照研究,发现有很大的出入,究竟相信哪一个材料呢?我看,应该相信在自由环境里写的,在时间上应该相信他最近写的。这证明,在政治压力下剥夺了自由所写的东西,有掺假的成份,不可信。逼供是不对的,如果再加一个“信”,问题就严重了。现在还好,我们只做了“逼供”的第一步,还没有形成“逼供信”(他把脸转向打击办副上任)。你看,是不是这样?

老蔡喜欢撇开当事人,讯问副主任,在徐策看来,这不是他的虚心,而是存心冷落他、蔑视他,这时他如坐针毡,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问答。

蔡同志翻出另—个文件,又像给徐看但又不给他看,故意吊胃口,这一个动作表明他对徐策不信任,使他很尴尬。蔡同志指着文件说:“那逃税十六万元进口汽车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去海关讯问一下,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这是轻而易举的调查研究嘛,干吗舍近求远跑到桂林、庐山呢?(他又转过身讯问副主任了,态度很严峻)这个,你们也有责任,问题没弄清楚,就冻结旅游公司的汽车,最早是你们干的,是吗?这么做,对经济改革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假如韦陀公司控告你们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你们在这场官司里将是败诉的一方,市纪委也不能站在你们这一边,否则,市纪委也就不成其为纪律检查委员会了。”

“是呀,是的。党中央号召讲纪律、讲理想,讲……”打击办副主任挨了批,说话也颠倒了。

“我建议,赶快把两辆汽车还给人家。”老蔡说罢,副主任又连说了两个“是呀!”

蔡同志接着说:“离休老干部不是不可以经商,中纪委的文件没有这一条;我们反对的是违法的,损公肥私,盗卖倒买、欺诈勒索、营私舞弊。如果谁在经济改革中混水摸鱼,搞诸如此类违法的勾当,那不论离休干部、高干子弟、或者有什么背景靠山,我们打击经济犯罪是一视同仁的。政策的要害是区别事物不同性质,不是看当事人的什么身份、背景和资历,如果先看重人的不同身份,要么就是禁止所有共产党人做生意,要么就千方百计照顾有身分有来头的人,从轻发落,法律面前不能做到人人平等!”

徐策开始进入角色了,姓蔡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联系自己,他过去也曾这么想过,在离休以后也去找个民营的公司干一场,那时他怀有跟宋恩庆同样的想法;不知从何时起,他却全盘接受了“共产党员做生意一定是利欲熏心”的观点。

“这位老同志给党小央写了一份申诉报告,中央首长的批文,要我们查明真相向中央报告”,姓蔡的又揑着一份厚厚的纸片,说:“我已经查过了,这位,这位……”他大概一时说不出写报告的姓名来,上了年纪的人往往有这种毛病。

“是不是宋恩庆吧。”徐策从旁给他作补充。

“对,就是韦陀公司的总经理。”徐策原先把蔡同志看作是宋恩庆的后台,属于一个派性上的人,如今看到他连老宋的名字也喊不出,原来他的认定被否定了。

蔡同志接着说:“这位老同志给韦陀公司管家管得还是不错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嘛,还是由你去了结这个案子,(这时,他才正式面对着徐策讲话。)好好善后,并且给副经理道歉,这没有什么嘛,我们允许经济改革中的改革家犯点错误,同样,在查经济案件中我们的人也难免犯错误,我们幸亏发现得早,没有闹大,现在还来得及收拾。……本打算让金同志回来,由他处理韦陀的案子的,后来我想到现代化的企业,时间就是金钱,像旅游公司,停一天就损失上千元吧?要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处理问题嘛,莫说两天,一天也不能拖啦,所以,今天我把你们请来,讨论如何做好收场的工作。”

徐策首先想的是,该死的老宋,打了报告给中央首长告我,不知他在报告里怎样糟塌我呢?会不会诬蔑我是“四人帮”的一套吧?徐策的好胜心和锐气一下子“逃逸”了,开始转入如何捍卫自己的声誉方面,一个人的情绪的转换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他有点生气,但又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中央政策变了,我当然服从,没有问题。”

姓蔡的敏感地觉察到了,不放松地向他指出:“不,中央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你回去要他们赶快恢复营业。”

徐策又提出新问题:“那么,关于这个公司的名称有宣传迷信的色彩,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适应吧,这是个原则问题,要不要改一改?”

蔡同志好像对这个问题早就成竹在胸,他不假思索地回话说:“是不是韦陀这个名字呀?关于取名问题,我们也要放权,父母给他孩子取名,我们党都懒得去管;不能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倒要去干涉人家起什么名字,何必这么找麻烦呢?关于厂名、店名和商标、牌号发现有重名的时候,才由商标局去处理,考察办不必考察这一类问题。”最后他又关照了一句重要的话:“别忘了给业务有联系的单位,去消除影响。”他的布置工作,可说是周到细致极了。

徐策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用请示的语气问道:

“那么,一千五的赃款也退给他本人咯?”

蔡同志又纠正他:“如果不是赃款,那就要退;韦陀的副经理不是已经把情况交代明白了吗?既然宋经理把一千五还给了他,作为他补足短缺的股金也可以,你看是不是这样?”当初他把这条材料看作是重磅炸弹,没想到这枚炸弹里头装的是草木灰;徐策的所有筹码都输光了,他从未遇到过今天这样的场面:力争上游反而挨了一顿克(读Ke),只差两天,没料到这个“临时工”真个的分秒必争,采取闪电般的决断就下了结论。他有气无力一想到老宋告他的状,给他赢了,心里就不能平静。好在蔡同志没有说过韦陀一案是错案或是假案,他今日的一席谈或许并不代表市纪委做的结论,他倏的从席梦思软垫上跳起来,不再写什么总结报告,决心改写一份给中纪委的信,他要报复,他要向党中央反映这一起经济大案的严重性,顺便指出市纪委软弱涣散,惩办经济犯罪不力……报告写好了,第二天看看,不满意,乃把宋恩庆的受贿改写成不正之风;晚上,把报告放进信封之前,他又看了一遍,这一看,把他最后一点勇气全吓跑了。他想到打击办副主任都同意蔡的观点,又想到闹到党中央,也许把《徐策办旅游》作为反面典型通报全国,不是没有可能的。一想到这里,不由得身上冒出冷汗来,他把这份报告塞进公事皮包里,终于没有发出。

十一

韦陀公司进入了落实政策阶段,明明是纠正错误,恢复原状,徐司令在迅速下马,全线退却声中,不能让专案组成员觉得是大败而回,还得寻找个好听的词句下台,叫做:“落实政策的扫尾阶段”。

且说徐策召集了几个“办”派来的同志开会,并特别邀请洪良杰副经理参加这次会议,“据说也请总经理来参加,总经理说,他已辞去总经理职务,所以没来。洪良杰心神不定地走进会场,自从打击经济犯罪开始以来,他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听说请他出席,心里忐忑不安,估计是把他当作批斗对象了,”走进韦陀公司的那间办公室,抬头没看到批斗不法份子洪某的大幅标语,只有两条又小又不起眼的黄纸头,上写着:“把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坚持到底!”还有一条是:“有则改之,无则嘉勉。”这两句口号代表着两个时代,不免自相矛盾,也可看出徐策乎日喜欢舞文弄墨,在文字上用心良苦。

会议开场,徐策说明为什么邀请副经理参加会,他这么说:“洪良杰同志是革命群众了,今天的会上宣布解放他,这就是落实党的政策嘛。……”洪良杰肚里的一块大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放了心了,大概不会再批斗他了,他可不计较徐组长说漏了嘴,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群众”又照抄照搬。

他在会上的发言很精采,这里只是抄引几个片段供大家欣赏:

“我们专案组到这里来,成绩还是主要的,我们纠正了韦陀公司的经营方针,他们的大方向就不对头嘛,比如说,旅游事业的游客很少劳动人民,专门给爱好游山玩水的有钱人服务,这能说是为人民服务吗?替朝山进香的老太太服务,方向也不对头嘛!”

“我们第二个成就还是不小的嘛,通过对韦陀公司的内查外调,我们摸清了这个公司的家底,澄清了外间的种种传言,这还是值得的,查下来发现韦陀公司的问题,还不属于经济犯罪;错误是有的,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嘛”,他一边用手指一下墙上的标语。

“第三,我们培养了一批懂得经济事务和管理人才,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锻链了年轻人的队伍,你们不怕远涉千山万水,不怕艰苦,到外地许多单位获得第一手的材料,这种一丝不苟,积极负责的精神,对继续深入打击经济犯罪,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学到的东西很不少。”

“市纪委指示,清查经济犯罪不能误了生产,这是我们的缺点,今天开会,正式宣布马上恢复正常营业。”徐策并无半句向洪良杰道歉的意思,他以为,既然宣布他是革命群众,请他一同来开会,这就是给了他很大的面子,还要怎么样?

最后,徐组长郑重地给韦陀公司布置今后的任务,他庄严地宣布:

“你们这儿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你们不学习马列主义,只晓得打扑克,吃瓜子,迷失了大方向嘛。建议你们订一份党报,并且建立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制度。(讲到这里,副经理洪良杰连声地说:”这个不难,我们一定办到。“)前年发的西装,好多人都穿旧了,不回收了,要不要在工资中扣还,由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讲到这里,徐策又面对大众)我们不能草率收兵,专案要有头有尾,善始善终。有几处外调材料,从字面上看,好像是经济犯罪,也可以算不正之风,这就需要外单位重新写明确。有一些外省的旅游单位,把资助的捐款写成了‘受贿’,还得派人到那边去肃清影响。”

组长这么一宣布,专案组的全体人马又活跃起来,这一次又是分兵五路,不过各路好汉都相互对调,上回没捞着去桂林昆明的,这一回换了去桂林昆明。据说是为的“只争朝夕”,时间就是金钱,几路大军都是乘民航机前往。只有九位同志没乘飞机,其中三名因外地距N市近,无飞机可乘;有两位有高血压,不宜乘飞机,有四位是因前几天报载有架飞机失事,生怕出不幸事故,不肯乘飞机。

徐策这时已心灰意懒,对这一群临时工,他又何苦去管束他们,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他签名盖章方可领取外调来回路费和出差费,他怀有某种发泄不满的情绪,几乎是闭着眼盖图章,反正韦陀公司肥得很,临去以前也得拔脱几根猪鬃玩玩!在国营单位,这叫做大手大脚的不正之风,在民营企业却称作“减肥”,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奇怪的是洪良杰对徐策的大手大脚进行减肥手术,倒是感激的,他知道,大家分头乘飞机出发,是到外省各个单位去肃清影响,洗刷不良名誉的呀,这笔钱是非花不可。

第三天,发还了韦陀公司的账本和原始单据,圆的扁的图章也一并发还了,这表明真正雨过天晴,打击办终止打击了。与此同时,洪良杰收到了一张一千五百元的银行支票。洪良杰打发两位驾驶员拿着组长徐策的证明信,前往打击办领回两辆面包车,他们发现这两辆车子并没有停放在那里,总务主任看了条子,答应归还,可是开了一张须付五十二天的停车费五百二十元的收据,两个汽车司机一看发楞了,声明付不出这一笔巨款,对方说:“一天一辆车收五元,这是规定。”小侯很不满地质问道:外头收停车费,至多收两块,怎么这里收得这么贵?抬高物价不也是不正之风吗?对方说:“你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停车,按全天收费,收一天五元还是便宜了你们。我们用了你的车子五天,就没算你们的停车费哩!”两位驾驶员憋了一肚子

的气只有往肚里咽,回来向副经理汇报,洪良杰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正在拮据没办法的当儿,压在玻璃台板下面的一张一千五的银行支票救了他,这才把被扣留的两辆面包车赎了回来。

到九江旅游社去的同志回来了,从N市去九江再去庐山观光的前后去了三批,没想到这第三批去的同志倒了解了一些实情:当该社的经理得知韦陀旅游公司并非经济犯罪,他才肯说了真话,原来,头一次派去九江旅游社外调的同志,对那里的一位年轻的经理这么说:“……我来是通报你一个信息,韦陀旅游公司的副经理被逮捕了,问题严重,你们跟韦陀公司有业务往来,如果不主动揭发,N市的纪委给你写上一份公函,说你们跟犯罪分子有默契,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九江旅游社的经理没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连文化大革命也没挨着,他经不住外调人员的“三吓头”,又加上对方自称是打击辫的,一听“打击”二字,他头上就发毛,才用发抖的手写下了宋恩庆吞没七千元造船定样的检举材料。

韦陀旅游公司在洪良杰恢复原职的欢呼声中,门外又竖起了一块:“安民告示:恢复接待旅客的木牌子”。

就在这一天,市纪委有电话请徐策去听,徐策从电话里听出是市纪委副组长金同志的声音,欢喜和委屈两种感情同时泛涌上来。只听得对方电话里这么说:“韦陀公司是不是恢复营业了?”“是的,是的”徐策含糊地回答,他发觉对方还是称“韦陀公司”这个宗教味十足的名称,心里预感不妙。徐策无限委屈地说:“盼你回来,你终于回来了。你去后,形势大变,如今已经没法挽回了。”这时他的心情就好似挨了爸爸一顿打,好不容易找到了妈妈去哭诉一般,金同志大概没领会徐策的意思,只听得他还在电话里说:“……还是请宋恩庆同志负责总经理,他向党组织提出辞职不干,这个不大好。市纪委要你给他传达这个意见。”

糟了,连老金也跟姓蔡的串通一气了。他本打算马上去见金同志,当面把蔡同志庇护老宋,使两个月的赫赫战果毁于一旦的变化向他报告看能不能挽回颓势;现在,他羞于去见老金的面了。最叫他难堪的,金同志还给他出了个难题,简直是赶鸭子上架,这当儿,他最怕见的人正是这位宋恩庆,偏偏硬捏着鼻孔往嘴里灌药水,要他去会见这个对头冤家,但是他又不得不去。

这一回徐策像个犯人似的去敲宋宅的门,墨晶眼镜也没顾得取下来,门开了半边,宋恩庆的头出现了,徐策僵在那里,生硬地自报家门,说:“市纪委叫我来的,有两句话向你当面转达。你准许我在你家里讲几句话吗?”

宋恩庆胜利地笑了说:“这么说还差不多,你大概学过那本《法律常识讲话》,有了长进了。……那么,请进。”徐策拖着一双沉重的脚踏进门槛,他是打定了主意的,不管宋恩庆怎样奚落他、嘲讽甚至辱骂他,他决不回嘴,决不认错,决不脸红,只有这三不主义才能有始有终保持专案组长的尊严。

他坐在三人沙发的正中,用一种庄严的腔调,念一个字一停顿,毫无表情地讲了市纪委不同意宋恩庆辞职的意见。原先给自己定下的三“不”主义没完全做到,他的脸还是胀红了,因为血液涌上来是不听主观意念指挥的。

宋恩庆并没发脾气,而是平心静气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年龄毕竟大了,再也经不起阁下这样的折腾了,亏得市纪委讲政策,没有把我打成走资派,我还是要向我们的董事会提出辞呈。听说你进驻韦陀公司,坐镇两个月,在大华宾馆专门开了个房间,你总算扭转了经营的大方向,我打算建议董事会推荐你做总经理,你不是对我讲过在你离休以后到本公司谋个位置吗?”

徐策连忙声明道:“你别开玩笑,我怎么当得起?至于材料里有些不实之词,我早就看出来了,是社会上存在着的一种红眼病;这是一场误会,你恐怕还不知道,是我竭力向纪委提出撤消这儿的专案组的。”

老宋的嘴角微微颤动一下,徐策以为他又要训斥他一顿了,这时,老宋却掏出那张徐策签名的退赔赃款的收条,一脸冷笑抑制住内心的愤怒,说:“这就是你说的误会罗!”

徐策的脸不由得胀得血红,可是还强撑着尴尬的笑,一时想不出什么话回答,他装作没看清的样子,问:“这是什么呀?”老宋把那纸头在他眼前晃一晃,又收了回去!“这是你签了字的,挖空心思想加罪于我的凭据。”

“喔,喔,”徐策还是不肯认错,说:“我,我是竭力想证明你退赔积极,为争取早日脱钩嘛,你别误会,你别误会了!”

宋恩庆又放肆地笑了,他不能不佩服对方的善于辞令,善于找理由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纺织公司有人给他起了个“活泥鳅”的绰号,今天宋恩庆总算领教了当代活泥鳅的灵魂,他不想跟他辩论,只说:“我是三生有幸,幸而碰上了包公,要是碰上了包公的侄儿,就得再来一次倾家荡产,铁索鎯铛了。”

徐策忽然想起蔡同志的讲话里,有两句对他有用,他马上拿来应付这个尴尬场面:“我们允许经济改革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允许检查经济案件中犯错误吧。”说罢,伸手想取回那张纸头,老宋说:“你不是要落实政策吗?凭这张纸条我有权利讨还一千五百元咧。”

“是啊,是啊!我们已经落实了,一千五我们已经发还洪良杰了。”

老宋奚落他说:“你呀,既不懂法律,连简单的经济手续也完全无知,你既然写明是在我名下退赔的,你怎么去还给他呢?”

“我是想早点了结这场不愉快的专案。”活泥鳅被逼得没有退路了,找到了给自己下台阶的理由。

老宋恢复了他的平静,穷追猛打地说:“我发觉你办旅游很有办法,你先后组织了二十多人到全国旅游,花了本公司的现金一万五千元,另外还开了两套高级宾馆,又花了两千多元,由你领导的队伍可算是一帮蝗虫,非把小小一个公司吃光扒光不可,这里头还不算停业两个月的损失,现在,你急着想了结,由你经手向银行支付的本公司的现金,只能算在你的头上,算你胡花了一万七千吧,这是不是经济大案呀?你想一走了之,恐怕没有这样容易!”

作于一九八五年七月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阅读次数:1,163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