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几年前,共产党领导人改变了“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动向台湾当局提出和平统一的建议,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实现和平统一的道路上,的确还存在着许多障碍。

具体说来,障碍存在于何处呢?

有人说,海峡两岸经济水平差距太大,故难以统一。

这种说法未必正确。古今中外,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绝非罕见。倘若说均富是统一的必要条件的话,上海和甘肃历来同属于同一个中央政府就是一个明显的反例。

有人说,两边的意识形态不同,所以无法统一。

这种说法也欠准确。别的不说,即以今日台湾为例,即以台湾岛内已有的政治力量为例,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譬如说)工党的意识形态就很不一样,但那并没有妨碍它们彼此都共存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之中。至于说英、法、北美等国家,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更是其显着特征。

有人说,大陆与台湾不能统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样。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未免失之笼统。因为:第一,政治制度相同者,未必就能够和平统一,魏蜀吴三国在政治制度上没什么区别,但最终还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第二,政治制度不同者,未必就不能够和平统一,在美国就有一些小型政体,它们并不与大型政体同构。

两个政治实体能否和平统一,关键在于它们彼此是否具有必要的包容性。而要判断某一个政治实体是否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当然不能以它在统一之前向对方作出的美好许诺为依据,必须要考察它对于在自己内部的不同政见和不同政治力量能否实行宽容。就此点而言,共产党方面显然逊色于国民党。众所周知,台湾现在已经有了不止一个的反对党,而在偌大的大陆,连一家不同政见的刊物都还没有。两相对比,谁是妨碍统一的主要方面,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现在,中共领导不断呼吁和平统一,再三表示他们愿意和宿敌国民党携手合作,“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执意要把一群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没有迫害过共产党,而只受过共产党迫害的、坚持用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个团体——中国民联打成反动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力图要让世人相信它对台湾方面提供的优厚条件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岂可得乎?

我们主张统一。但是我们认为,统一本身并非最高的价值,并非绝对的价值。

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一书中,借主人公郭文之口道出:革命不是至高无上的。在革命之上,还有人道。

我们还可以说,统一不是至高无上的,在统一之上,还有人民的幸福。

台湾舆大陆分裂近四十年,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事实。但是,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假如台湾在三十多年前就被大陆统一了过去,台湾人民后来的处境,是会比现在更好,还是会比现在更差?当初的分裂,究竟是绝对的坏事,抑或还竟有其好的一面?

我们不赞成台湾独立。不过我们多多少少也懂得产生台独思潮的特殊历史渊源。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好“统”“独”的问题,需要各个方面共同作出努力。

作为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我们注意到,有的人之所以主张台独,还有一些人,虽然不主张台独,但却不愿意马上和大陆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方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促成两岸统一就和我们一向从事的推动大陆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如果大陆能较快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统一大业便会水到渠成。否则后果将是不幸的。

前面说过,中共领导主动提出和平统一的建议,总有其积极的一面。只是,从台湾方面看,鉴于大小的悬殊以及共产党方面不容异己的习性,因而采取“三不”政策,平心而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专制是否一定比民主更利于战争,这在学术界或许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一般而言,专制比民主更有利于外交,那恐怕倒是已成定论。一个专制的政府,由于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来自内部的压力,所以它在对外事务中往往具有超乎寻常的灵活性。迄今为止,非共产党政权在和共产党政权打交道中,总是吃亏的时候多。

“三不”政策当然是一个消极的政策。但是作为大陆人,我们应该对许多台湾人偏于自保的心理有所谅解。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虽然根本一致,但彼此位置不同、角度不同,因此有时对同一问题,双方考虑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在统一问题上,许多大陆人可能比台湾人更为热心。这些大陆人喜欢台湾的自由经济和政治民主。他们认为,台湾与大陆统一,必然会给大陆带来很多自由化的因子,因此会促进大陆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可是,台湾人却担心他们原有的经济水平和政治民主会由于统一而受到削减。香港问题就有类似情况。在香港搞“一国两制”,对港人而言是“表叔南下”,未必是可喜可贺之事;对大陆人而言却是“港风北上”,因此总是值得欢迎的。

两岸利益也有某些不一致之处。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当年北京与华盛顿建交一事,那对台湾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可是对大陆的开放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倘若北京与华盛顿一直不建交,不要说这几万学生留美将是不可能,便是现今中国共产党执行的向西方开放(虽然是有限的开放)的整个方针恐怕都无从谈起。倘若如此,大陆向自由化民主化方向的转变岂不是更加倍困难了吗?

当然,绝大部份大陆人不希望台湾在统一的旗号下被“吃掉”。他们希望台湾能保持自由经济和政治民主。然而,他们确实希望台湾方面能更主动些,尽可能对大陆施加影响。因此,他们很愿意和平统一这出戏唱得更热闹些。老是说“三不”,挂免战牌,无异于甘心放弃主动影响大陆内部发展的大好机会。但台湾许多人的想法也许不一样,他们可能会认为,最重要的是保住我们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动出牌,能赢点固然不错,但万一输了呢?

注意到两岸人们在观察问题时可能产生的角度差异,有助于使我们尽可能地站在一个更为持平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从而作出尽可能地对双方都有利无害的抉择。

“三不”政策虽然可以理解,但不等于说无可修正。这是因为:

一、世变时移,攻守势异。在今天海峡两岸的对比上,台湾具有若干优势。非专制政权在和专制政权打交道时常常是吃亏,不过绝不是注定要吃亏、必然要吃亏(否则,人类的前途就很黯淡了)。以往吃亏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整个大形势,而如今这个因素已经根本改变。在大形势改变的情况下,再设想出更恰当的策略,主动出牌还是值得一干的。

二、台湾岛内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压力,将使得台湾当局很难再坚持“三不主义”。台湾现在民主了(尽管还不完善),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执政者是很难一意孤行的。

因此,不论是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台湾都应考虑对“三不”政策作出调整。

有人批评说,共产党既表示要和平统一,它就不该继续用武力相威胁,同时也不该在国际组织中处处排挤台湾政府。这种批评不甚得当。因为共产党的这些作法和它的和平统一主张并不矛盾。

第一,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意思是说,它将努力谋求用和乎方式解决统一问题,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动用武力。这些特殊情况包括外国入侵、岛内暴乱和台湾独立等。

共产党的上述立场,从逻辑上讲是站得住脚的。假如夏威夷遭到入侵,华盛顿不会不考虑用兵;假如北爱尔兰发生暴乱,伦敦不会不派人镇压。这大概无人见怪。至于说一国内某一地区的政府宣布独立,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动武,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中央政府有权动武,有人则否认中央政府有权动武。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当局恐怕应该是否认地方政府有权独立的。例如,台湾的某县宣布独立,国民党当局未必不会动用武力去制止。既然如此,它又怎么能说共产党拒绝作出绝不对台湾用武的许诺是和其和平统一主张相矛盾的呢?

第二,既然北京坚称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因此它在国际组织中排挤台湾政府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简言之,谁要是站在北京代表中国的立场上,谁就会认为共产党的上述作法(不放弃对台湾用武,在国际事务上排挤台湾)是合乎逻辑的。台湾自然是反对北京代表中国这一立场的,因此它可以从立场上反对共产党的上述作法,不过它却不能从逻辑上对之进行批评。

有人说,不管怎么说,共产党的上述作法会引起台湾方面的反感,因此对和平统一不利。

台湾会反感,这当然是真的。但若说因此便不利于实现共产党心目中的和平统一。那却是未见得。也许,共产党的本意就在于使台湾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从而不得不回过头来接受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共产党人很清楚,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都缺乏自愿与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统一的意向。因此,要完成统一大业,不能指望港台人民的心甘情愿。香港的事情好办,九七年一到,英国人自然会走,主权自然会回到自己手里。麻烦的是台湾,台湾自己搞得奸好的,何苦和你共产党治下的大陆搞统一呢?所以,共产党人相信,要使国民党人走到和谈桌上,最好的办法是搞得国民党混不下去。五十年代共产党在大陆搞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为什么这种改造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就在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用当时的话就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有人说,共产党对台湾威逼交加,会把台湾推向独立的方向。可是,共产党人可能会认为,台独的倾向越强,国民党接受一国两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所副所长李家泉在(再论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模式)(《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九日》)文中,告诫国民党当局不要硬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撑下去,否则,“将来被别人取代改一下‘国’的称号,其结果必将是祸国殃民,成为中国的历史罪人”。这句话的含义很清楚:既然“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不被承认,台湾的处境将日益艰难,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台湾要么只有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么只有宣布独立,另改国号。照共产党的分析,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国民党将负“历史罪人”之名,并失去在台湾执政之实,反不如取前一出路,除了在名义上由一国政府降为一省政府外,其余一切不变。

到目前为上,共产党鼓吹一国两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这是因为它相信在台湾处境艰难的条件下,民进党比较容易宣布台湾独立;而国民党很难公开宣布台湾独立。同时,台独呼声越强,民进党势力越大;台湾若独立,国民党很可能会被取代。有鉴于此,趁着国民党还在执政的情况下,加紧对国民党实行1.给压力2.给出路(一国两制)的攻势,或许会取得理想中的成功。

假如我们对共产党的意图分析得不错的话,那么这里面包含有一系列问题:

一、在得不到各国外交上承认的情况下,台湾是否会困难到无法生存和发展?

二、如果台湾人宁肯冒独立之险也不肯冒一国两制之险的话,国民党(假若它仍在执政)是否一定会拒绝扮演有关的角色?

三、如果台湾独立将导致国民党下野,它是否可能接受这一局面并准备东山再起,还是愿意为保住自己一时的权力而接受一国两制?

四、台湾一旦布独立,共产党方面究竟是否会动武?如果动武,其后果将是如何?

五、在台湾的现状发生重大危机(假如说要发生的话)之前,大陆内部及国际形势会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六、一国两制到底对台湾意味着什么?

对于上节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下述一些事实。首先,是台湾的执政党、在野党和相当一部份民众都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统治,不信任“一国两制”,同时坚持“一个中国”。其次,台湾在外交孤立的情况下,注意发展和其它国家的经济与技术联系,从而为自己争得了一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再者,国民党强调“宪法就是法统”、实行本土化,用以克服所谓“法统危机”;国民党正在转变为民主政党,它明确宣布要遵守民主规则,承认其它党有合法获取权力的机会与可能性。在民进党方面,则强调,除非国共片面和谈、出卖台湾人民利益,除非中共统一台湾,除非国民党不实施民主宪政,民进党将不主张台湾独立。根据上述事实,共产党的“逼和”策略(假如它确有此打算的话)还是很难奏效的。

至于说到动武的可能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或逻辑问题。更重要的是:一、双方军事力量的比较;二、台湾方面的抵抗意志;三、大陆人民对用武的支持程度。要求共产党方面保证绝不用武,不仅在理论上办不到(坦率地讲,国民党方面也很难作出绝不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尽管它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意义也不大。本世纪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单方面的保证还是双方面的互不使用武力的条约,到头来真能起到防止战争之效的,似乎并不太多。

毫无疑问,广大大陆人民对台湾并没有什么敌意。他们一般不会赞成发动一场对台湾的战争。不错,在今天的中国人那里,民族主义和大一统观念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我们必须看到其中的狂热成分已大为减少。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越大,政府发动不受欢迎的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防止海峡两岸再动刀兵的最大保证是两岸人民彼此加深了解以及在各自的社会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利。另外,我们不妨顺便指出,共产党关于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公开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其“逼和”策略的一个有机部分而提出来的。因此,不可不郑重看待,但也不必过分认真。

关于“一国两制”。

乍一看去,一国两制的方案很是公平合理、现实可行。它承认“差别”,既主张保存“两制”,同时又共为“一国”,这就把目前海峡两边都承认有“两制”的现实和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两点全都包括进去了。按照这种构想,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大不吃小、小也不吃大,你不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取长补短,长期共存。共产党一再表示,双方都不要把自己奉行的主义强加给对方,不要把别人“统一”到自己的制度下来。

按照中国共产党对“一国两制”的解释,统一后,台湾的一切其实都维持不变,唯一变化的只是国旗、国号和政府级别(由原来的中央政府变为地方政府)。显然,这仅有的变化对广大的台湾人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恐怕只有执政的国民党才会对此过分计较(有趣的是,台湾方面确实也有人表示,对一国两制方案最感不满的一点便是台湾当局将会“被贬为地方政府”.但是,统一带来的好处都是明显的,统一有助于使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有助于促进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加深两岸人民的亲情关系,有助于台湾各界精英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施展抱负。如此等等。(有人否认统一会给台湾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这种说法未免过分武断)。

不错,“一国两制”看来的确很好。但是我们要对它提出如下批评。

首先,“一国两制”缺乏可靠性。无可否认,现在其共产党的信誉是很低的。这不仅由于它有着大量的食言纪录,而且更在于它至今为止仍是一个无限权力,因而也就是一个任意的权力、反复无常的权力。

许多中国人在政治问题上最常犯的一个错误也许就是,他们过分看重统治者的诚意,因此他们最容易被那些故作姿态性的言行所迷惑。我多次强调,对权力怀有戒心是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标志。比如说“反右”运动,当毛泽东号召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地许诺言者无罪时,人们首先应该考虑的倒并不是去猜测毛泽东本人究竟是否真诚,而是要考虑“假定”他是不真诚的,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有力量子以抵挡。基于同理,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去争论共产党关于“一国两制”的许诺是否出于诚意,而是要考虑,万一某一天共产党变了主意,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对付。我们当然希望共产党说话算话,但是,我们在考虑自己的对策时,必须要假定统治者说话不算话。民主、法治的整套构想,就是建立在对统治者不轻信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

有人提出用制定法律的方法来确保“一国两制”内容的落实,这是无济于事的。法律只有在实行法治的地方才有效力,在实行人治的地方就没有效力。这应是一个常识。而没有分权与制衡,就不可能有法治,这也是明明白白的。从四九年至今,大陆上光是宪法就换了好几部。在那里,立法、执法、司法都集于一身,集中在不超过十人的一个小圈子之手。不要说别的,连一点舆论的监督都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用立法的形式有所作为,显然意义不大。

还有的说法就更有趣了,前面提到的李家泉在自己的文章中抬出了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宣称这个理论是“实行一国两制最大的与最可靠的保障”。我们都知道,三十多年来,中共的“基本理论”已经换了五、六次(譬如,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论、三面红旗论、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抓纲治国论、初级阶段论,等等)。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不过是现在这一届中共党中央在一九八七-八八年度公开亮出的旗号,它对于任何人,首先是对中央自己毫无约束力。把这个理论当作“一国两制”的最大保证,实在是很不严肃的一种态度。

共产党领导人多次重申,一国两制政策,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如前所说,这种许诺缺乏可靠性。此其一。第二,共产党领导人根本没有权利宣布它单方面制定的什么政策“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因为那显然是对广大人民的权利、对我们下一代、下几代子孙的权利的非法剥夺。凡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事,必须由全国人民来决定,而不能只凭少数几个人来决定,子孙后代的事,必须由于孙后代来决定,而不能由前辈包办代替。共产党领导人搞专制搞惯了,当他们拍着胸脯说“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时,他们压根没有想到他们原本是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为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事情打包票的,因为那时的一切属于那时的人民。前辈人能为后代人所作的,不过是为他们留下一个更能让他们自由选择、自由发展——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改变前人的章法——的社会环境。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对后人进行忠告,但无权搞包办代替。我们并不想夸大“代沟”的现象,不过我们总得承认,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变的社会,动不动宣称“五十年不变”甚至“一百年不变”,抛开其有无诚意这一点不谈,那也是对自己力量无限夸大的一种幻想和专制性格的一种不经意的流露。

也许,共产党领导人会说,因为一国两制是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所以我们有把握“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不错,历史上确实有些深得人心的东西得以长存不变。例如美国宪法。但是,它们并不是由上代人单方面宣布不变,而是经由每一代人的重新肯定方得以延续下去的(美国宪法的明智之处恰恰在于它承认每一代人民均有修正的权利)。所以,共产党人若真心相信他们的一国两制对全中国人民都是福音,那么,唯一有效的使他人信服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代中国人,经过民主程序,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因此,千言万语,归到一点,那还是,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这才是解决好两岸关系问题的唯一正道。

一国两制的缺点,不仅在于它的无保障(见上节),而且也在于它自身的不对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看来是对等的,实际上却是不对等的。必须看到,包括中国(大陆)、苏联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基本特征并不是它的那套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它的政治结构,是它的集权制度,也就是共产党的绝对权力。共产党说大陆搞社会主义,但在大陆分明也可以搞些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大陆还欢迎地地道道的外国的或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来大陆立家落户。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大陆搞社会主义”并不是说大陆搞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说大陆要坚持它的那套“社会主义”政治。

不久前,台湾方面有人提出建议,国民党应向大陆谋发展,具体的办法是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成立办事处,发展组织,推动党务。对于这个建议,共产党方面可能会作出什么答复呢?共产党可能会说:“很好,让我们互相在对方设立办事处。不过,按照一国两制,我们彼此应该互不干涉。这就是说,你们不许可在我们这里从事任何有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活动,同样地,我们也不会在你们那里从事违背你们法律的活动。”

这样的答复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依据台湾现今的法律,人们可以办不同政见的刊物、可以组织反对党。因此,共产党的驻台北办事处有着相当多的机会从事批判和反对台湾政治的活动。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一切人都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国民党的驻北京办事处将没有任何机会从事批判大陆政治的活动。这样的办事处,其功用不会比外国使领馆的功用更多。

一国两制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此,所谓“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你搞你的民主,我搞我的专制。你那里搞民主,这意味着我可以在你那里反对你;我这里搞专制,这意味着,你不能在我这里反对我。

香港便是一个实例。以报刊杂志而言,共产党的报刊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香港,而香港的报刊却不能自由自在地进入大陆;共产党可以或直接或间接地在香港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只要不违反香港的自由的法律;但香港人在大陆却必须忍受北京当局规定的一切束缚,和其它大陆人一样。结论很清楚,一国两制并不对等,因为自由和专制并不对等。

“一国两制”方案的缺点有如上述。但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台湾方面“确实尚未找到一个对付一国两制的可行方案”。

当然,台湾及海外一些不满于一国两制的人也提出过不少替代方案,如“一国良制”、“两制一国”、“两国两制”、“一国两治”、“一国两席”等等。不过这些替代方案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国两制”方案之所以受到人们较多的注意,实在不是由于它比其它方案更正确,而是因为:

一、它是共产党最高领导直接提出的,因此它能调动全部宣传工具为之宣传,并且始终保持一个同一的声音,从而迫使舆论为之注目。

二、它具有一种对等的、公正的外貌,再加上它背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使许多人们认为它是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同时也是值得认真加以考虑的。

三、它注意到针对台湾目前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注意到针对台湾上下的某些心理负担,换言之,它注意到使自己和台湾的内在压力相结合,因此加重了自己的份量。

四、共产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与之配合的行动(从修复蒋氏故居到鼓励直接通商),造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攻势。

反观台湾方面,则有如下缺点:

一、台湾当局提出的“三不”,是纯粹防御性的、消极的方针,既缺乏进取性,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积极讨论。

二、共产党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容易给人们造成“在大实力下提小要求”的印象,而国民党方面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则容易给人造成“在小实力下提大要求”的印象,这就使不少人因怀疑其现实可行性而不予重视。

三、有些方案虽然要求不高,但毕竟过分依赖于共产党方面的善意,因此它们只能赢得一些人的赞同而不能被众人认真看待。换句话,这些方案并没有注意和大陆内部的压力相结合,所以显得软弱无力。

四、在其它方面,台湾当局也倾向于消极防御而极少采取主动态度,因此它不能造成一种广泛的声势。

我们主张统一。我们认为,统一必须基于民主、基于法治。

有人之所以对一国两制感兴趣,无非是因为他们以为一国两制能兼收并容,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一国两制并不具有包容精神,事实上,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连中国民联这样和平理性的政治组织都毫不宽容,足见其所言为虚。只有明确地提出民主和法治,我们才有希望建立起真正的民族和解和国家统一。

有人之所以赞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因为他们认为三民主义就包含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因此三民主义不同于四项坚持而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可是问题在于,三民主义者们应当看到现今大陆上绝大部份人并不熟悉和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这一事实,更应该懂得广大人民(尤其是大陆人民)对各种主义均持存疑心理,不肯轻言信仰,十分重视自己的选择权利这一普遍心态,因此当今首要之务并不是急匆匆地把自己以为不错的信仰加给别人,而是努力建成一个人民能够在其中自由比较,自由选择的政治架构,也就是说实现民主和法治。

我们高兴地看到,很多人、很多党派、很多组织都赞成民主统一中国。目前真正反对这一主张的,说来很遗憾,不是别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今年第三期(争鸣)杂志发表了一篇李玉先生的文章(和平民主统一中国)。这篇文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用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关于统一中国的意见来批判当今中共领导人的错误主张,颇有意思。当年毛泽东力倡和平民主统一中国,要求废除一党专政,确保公民各项自由,建立起自由选举的联合各党派的中央政府,实现军队国家化等等。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些正确的意见(不要因人废言),毛泽东自己并不实行,今天这些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中共领导人们也不实行。非但不实行,他们还一定会把这些意见扣上“自由化”的帽子。正是共产党领导者的这种错误立场,使得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大业困难重重。

两岸统一,不是一个朝夕可就之事。这是一个主要由共产党方面造成的不愉快的事实。在通往统一之路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间接谈判;二、直接谈判;三、统一。显而易见,目前仍处于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岸当局,或国共两执政党,乃至于两边的政治力量,除开台湾雷渝齐与新华社的一次接触外,都尚未进行正式的接触舆磋商。但是它们纷纷发表声明、发表文章,表示对统一的意见,表示对谈判的意见,且彼此间有问有答。这虽然还不算谈判,但无疑是在谈“谈判”,或曰讨论谈判的先决条件。双方走到这一步来,离统一目标固然还远,但毕竟较之以前的军事交锋和毫无动静是一个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急着谈判,国民党拒绝谈判;对于谈判,共产党没提什么先决条件,国民党则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如此严厉,以至于会被认为是变相拒谈。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台湾岛内许多人,对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态度不满。如今,台湾各界对当局的压力都不小,昔日的全面抵御政策(如三不通)事实上已有较大的突破,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民党当局自己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只是仍嫌不足和不够主动。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立足于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对于这些问题展开认真细致的研讨,那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首先我们要指出,国共两党对和谈的态度冷热不一,固有其各自的原因。一方大,一方小,小的怕被大的吃掉,这自然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对待和平谈判的问题上,共产党本来就拥有比国民党更多的回旋余地。众所周知,和平谈判的目的是化敌为友。因此,单单是走到和谈桌前这一举动本身,即已表明你怀有和对方消除敌意的愿望。共产党既是主动倡议与国民党和谈,那便意味着它已有意解除对国民党的敌对关系。可是我们要知道,共产党在大陆搞了几十年政治运动即政治迫害,从本质上讲都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政治压制的继续(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就说过,文革的斗争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一旦承认国民党不再是敌人,那便意味着在中国(大陆)将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敌人存在。国民党是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一旦国民党不再是“反革命组织”了,全中国就很难再有谁能按上“反革命组织”这个罪名了。

话是这么说,道理是这么推,但共产党办事,实在是灵活得令人叹为观止。就在共产党领导人对国民党称兄道弟之际,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中国民联是“反动组织”的判决。当《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出党中央的指示,“昔日对中国人民犯有罪恶之国民党人员”不究既往(也不要求他们一定要声明悔过),欢迎来大陆;但与此同时,中国驻纽约领馆警告我,如不退出中国民联,将禁止回国。直到现在,共产党在下面攻击中国民联时,仍强调其“国民党背景”。这不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吗?

由于共产党在其治下对人民实行了无微不至的全面控制,因此它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今天一是非,明天一是非地随心所欲地变化而不致招来明显的内部压力。对比之下,国民党显然无此灵活性。因此它不大敢轻易走到谈判桌前。

不少人提出,建议国共双方停止敌对宣传,降低敌意。这个提议自然很好。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求于双方的,不是权宜性的改变宣传口径,而是要真正地改变态度:不是出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计谋,而是出于对不同政见政派的人格尊重。我们当然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够改变对共产党的敌对态度,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不过,在共产党一方面连中国民联尚不肯容忍之前,我们并不急于对国民党单方面提出过高的要求。

应该承认,要求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不讲任何条件地走到和谈桌前,恐怕是不妥当的。依我们之见,眼下台湾方面可做之事还不是谈判,而是谈“谈判”,亦即在提出谈判条件上下功夫。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向世人讲清楚何以还不能直接和谈的原因。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谈判的先决条件问题。

十一

谈“谈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向对方施加压力、施加影响的有效手段。台湾方面如果不在间接谈判上作努力,那不仅会失去对大陆影响的机会,而且会招致越来越多的来自岛内的和海外的压力,势必使自己陷于益发被动的境地。

间接谈判不同于直接谈判,讨论统一的条件不同于讨论谈判的条件。比如说,关于大陆一定要真正实现完全的民主法治、自由经济,这应是统一的条件,不能作为谈判的条件。

关于谈判的条件,不宜太高,否则总是进入不了直接谈判的门,那会削弱向对方施加压力的份量;也不宜太低,否则会自乱阵脚。既然共产党在和谈上历来容易占便宜,所以必须设法克服这一点。

如前所述,共产党之所以在和谈上容易占便宜,是因为它在其治下能一手遮天,它能免除任何来自内部的压力。因此,间接谈判的目的就在于对这一局面来一个貌不惊人的,但具有釜底抽薪意义的扭转。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当一方要使自己提出的要求对另外一方产生压力,它必须能够找到对方统治的弱点,必须能够和对方社会内部的压力相结合,必须能够以其公正对等的姿态赢得尽可能广泛的各派人士的支持,并且能够采取其它一系列活动予以配合。

台湾方面可以公开向中共当局提出严肃的要求,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根据在于唯有在不同政派不同政见的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真正保障的情况下,民族的和解、国家的统一才不是一场骗局。

提出上述要求的好处在于:

一、它对准了大陆专制统治目前的最大弱点。今日的极权统治早已不能控制住人们的批判意识,它只是靠压制这些思想的自由表达而强撑度日。

二、近些年来,大陆人民,尤其是知识界和年轻人,对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要求十分强烈,他们不仅有着坚定的自觉意识,而且还不害怕公开提出自己的这一要求。这后一点很重要。在政治中,只有公开显现的力量才是算数的力量。台湾方面如能提出同样的要求,那就会和大陆社会内部的压力迅速结合,互相呼应,彼此加强。假如台湾方面提出的要求超出大陆人民能够正大光明地子以肯定的程度,则会失去大半力量。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这一要求,由于它对各种派别倾向的人都一视同仁地予以尊重,故能博得极其广泛的认同和响应。例如说,海外的各家左派报刊也都是赞同这些要求的,它们也必然会对台湾提出的这一要求持积极态度。毕竟,台湾自己在这方面的进步是举世公认的。那更会增加这一要求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另外,提出这一要求,也表明台湾方面不是局限于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利益出发的。

毕竟,解决统一问题的关键是促进大陆自由化民主化,而促成大陆自由化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只能是大陆人民自己,但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大陆之外的力量却能够在其中起到相当特殊的作用。台湾不可能代替大陆人民自己争自由争民主,但它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在释放大陆内部的自由化力量的过程中给予一个有力的推动。

也许有人会怀疑,仅仅提出言论出版等自由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不是太低了些。我们要说的是,对付一只大气球,你其实只消钻一个针眼。不要忘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是在什么情况下招致苏联坦克的入侵的,那就是当杜布切克政府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打算实施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时候。当然,要实行统一,仅仅是这些自由还不够,但作为走到和谈桌前的先决条件,它们绝不太少。有了它们,你就可以和对方好好谈了。当共产党在自己地盘上有了一支越来越强大的监督制约力量时,它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当一个专制政体向它的对手发出和谈的邀请时,那首先是表明了它的弱而不是表明了它的强。另外,专制政体之所以容易在谈判中占便宜,无非是在它内部没有对之批评监督的力量。所以,采取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措施,不失时机地(这一点很重要)、积极地从外部施加影响去推动内部的自由化民主化,无疑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不妨设想一下,假若台湾方面正式提出这样的要求,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它将构成对中共领导的一项极为严肃的挑战。如果中共领导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拒下作出任何答复,依旧自说自话,重复“一国两制”的老话,或者说干脆明白否定这一严正要求,再弹什么“社会主义言论自由”和“资本主义言论自由”一类陈词滥调,那必然会使自己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与此同时,大陆人民一定会对台湾的这一要求产生热烈的回响,因为这正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公开提出的基本主张。再加上海外华人及台湾岛内各派力量的一致赞同,这就造成了一股内外呼应、广泛联合之势。它必将对促进大陆自由化民主化冲出“瓶颈”造成极大的效果(一旦冲出“瓶颈”,大陆的自由化民主化就将一泻千里,势不可遏)。

如果中共领导在这种形势面前,能够不是为时太晚地接纳这些要求,那就意味着大陆的自由化民主化将进入更为波澜壮阔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意味着两岸民主统一跨越了最艰难的障碍。这既是大陆人民多年斗争的结果,是中共当局明智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海外人民和台湾人民支持帮助的结果,也是台湾当局积极推动的结果。它将对未来中国统一的格式的形成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前景产生深刻的影响。

十二

上面所说,是第一阶段即间接谈判阶段中可做之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宜匆匆进入直接谈判。因此,对于台湾方面来说,提出这样的要求,应是一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极富进取性的措施。下面的问题是,在间接谈判阶段,还有那些事好做?

共产党方面提出了“三通”“四流”。台湾方面先是拒绝,尔后渐有开放,尤其是这大半年来,民间的流通已有可观的进展。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似乎也有研讨的必要。

早在四十年前,英国作家阿瑟。柯斯特勒就告诫西方,在和苏联打交道时,一定要强调思想和信息(各种书报、广播、影视)的自由交流。他强调这个要求一定要不厌其烦地提出来,在联合国上提、在安理会上提、在每一次高峰会议上提,它应当作为东西方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

四十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东西方之间举行了无数次会议,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但是被柯斯特勒所再三强调的关于思想和信息自由交流的要求,却始终未能实现。并不是西方人都不重视这个要求。事实上,这个要求多次被人们郑重其事地提出。只是,面临着对方毫无妥协余地的强硬立场,他们不得不一再地予以放弃。到了后来,许多西方人已经把提出这一要求视为例行公事的虚晃一枪,并不当回事了。

这是共产党人在谈判上取胜的又一实例。和共产党人在谈判桌上惊人的灵活性相辅相成的是,共产党人在谈判桌上也具有一种惊人的顽固性。凡是他认为对自己绝对权力有损害的,他一概加以拒绝。这当然也是因为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摆脱内部压力。很多要求,对国家、对人民都大有好处,只是对他们一小批人的无限权威没好处,他们就不顾一切地坚决拒绝。一日一人们在他们的这种顽固性面前沮丧屈服了,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们同意,在两岸尚未和谈、尚未统一之前,有些一事情可以先“通”起来。我们也认为在这些“通”里面,最重要的是思想信息的通。台湾可以公开流通大陆的书籍,大陆可以公开流通台湾的书籍。这一点现在似乎很有进展,我们甚至看到,两岸打算合作编书。这些当然都很好。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已经着手的“思想信息交流”都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方面。因此基本上不具有像柯斯特勒等人所期望的那种意义。

现在,海内外都有一种普遍的意见,认为“流”和“通”宜先从非政治性的方面人手。台湾的一些执政者,从执政者的眼前角度出发,以为让对方的政治性的东西进入岛内,可能会给自己添麻烦,因此也倾向于接受非政治性流通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短浅的见解,它必然会招致严重的后患。

道理很简单。因为非政治性的流通对于每一方面而言都可能是有利有弊。既然专制的一方具有更强的对内部异己因素的压制能力,它就能更有效地把那些交流带来的负作用予以有效的抑制;而不专制的一方就不大容易这么做。其结果自然便是前者常常在流通中得到了更大的好处。我们在上几节反复强调,民主的社会在和专制的社会打交道时,除非它能致力于促进对方的自由化民主化,否则总是得不偿失;而促进对方自由化民主化当然是政治层面的事情。因而,放弃了政治层面上的交流无异于放弃了自己成功的唯一可能性。更何况,一个专制的社会乃是一个政权力量可以支配一切的社会,因此它不难给任何活动都赋予政治的使命,或者是从政权利益的角度加以调控。这样一来,所谓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别就只有单方面的意义了。与此类似,最近台湾不少人提议在两岸交流中,区分官方和民间,官方继续“三不”,民间不妨“两不”(不回避、不退让)。这样导致的后果便是,一方可以假手非政治性交往、假手民间交往向对方施加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另一方却无此便利。这种不对等的交往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实在是值得深思的。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台湾方面的这些想法,其基本点首先是立于自身安全,其次则是迫于压力、迫于岛内的压力。整个对策明显地缺乏进取精神。所谓“坐以待变”,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大陆自己确实在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大陆内部有变的趋势和力量,从外边去促一促岂不更好?今天的台湾,固然是非守成不能进取;但另一方面却又是,非进取不笼守成。

十三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国在变。海峡两边都在变。有些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喜欢谈什么“变化的客观规律”。按照这种理论,变是变,但变的方向和结果却是早就确定了的。其实,真正的变就是意味着不确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抉择,而抉择的困难以及它的引入入胜之处在于我们总是有着不止一个的选择方案。

在这样一个富于挑战意味的时刻,我们提出我们的分析和意见,希望能对局势的发展有所陴益。

一九八八年四月于纽约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0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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