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争论的几点评论

在“六四”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围绕着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分析与评价,再一次引发了热烈的争辩。

报纸上登出这样的标题:“天安门之血能不能不流?”

这还用说吗?当然能够不流。是中共政府开枪杀人酿成血案。如果政府不开枪,自然就不会有流血。

不过,这不是提问者期待的答案。因为提问者的问题实际上是:示威学生是否应在军队开枪镇压之前放弃天安门广场,从而避免流血。

答案同样是简单的:“是。”社会上偶有强盗杀人事件,但倘若被抢劫者顺从地交出财物而不作任何反抗,杀人之事多半都不会发生。抗战八年,中国人死了千千万万;假如大家都不抵抗,这些生命大致皆可保全。

我知道这个答案仍然不符合题意,但我还是要写下去。我相信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进行分析讨论时,不论我们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有多少不同的看法,我们总不能否认中共杀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人民反抗专制争取自由乃天经地义的权利。对待复杂的历史事件,见大不见小是不够的;但见小不见大更糟。

在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该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写道:这场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那六周期间稳健节制是否曾向激进强硬让步,以及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是否因为不肯结束示威而破坏了学生们见好就收而宣称胜利的机会。”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早在八九年八月旧金山的一次研讨会上,几位发言人便依据政治学中“一报还一报”的理论,对八九民运的失利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在九零年三月—十月,我发表了一篇八万余字的长文《八九民运反思》(连载于《中国之春》杂志)。文章指出:八九民运的主要失败是未能“见好就收”。激进派学生领袖过高估计了群众承受风险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过于低估计了中共当局的残忍程度;故而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结局(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拙着《中国民运反思》一书,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于九二年九月出版)。据我所知,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大陆内部,都有许多人持有和我类似的见解。也许我可以说,这种观点早已成为民运界大多数人的共同结论。

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引用了激进派学生领袖李禄的话。他认为,“假如我们撤离广场,将发生的事会非常简单。政府仍会大肆搜捕、秘密杀人和迫害。”这话是否正确,我以为要依撤离选定的时间而定。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民运占据上风;此时撤离意味着民运的胜利,并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在另外一些时刻撤离,效果就不会如此美妙;而拖到运动末期,撤离确实会引出李禄所说的后果。但即便在那时,“撤”很可能犹胜于“不撤”,因为“坏”总比“更坏”略好。有关这一问题,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

其实,在最近这些天,由《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文章引发的热烈讨论,其焦点已经不在于Tyler所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即广场上的激进派是否压倒了稳健派而破坏了运动见好就收的胜利机会。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少数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广场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对他们的某些言行,以至于对他们的政治品德,究竟该做出何种评价?

报纸上刊出了柴玲在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一次录影采访中的两段话。柴玲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付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跟同学们说?……”当记者问到柴玲自己是否准备继续在广场上坚持下去,柴玲答道:“我想我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什么的,……”

《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宣称,柴玲的这段谈话是“首次公开”,是“过去从未完整报道过的”。其实不然。在八九年八月修订再版、第四次发行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中文,该书由台湾《联合报》编辑部编,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收有柴玲这篇录影讲话全文,长约八千字,其中就有前引的那两段。另外,在九零年五月出版的《Children of the Dragon》(英文,中国人权编,Collier Books和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一书中,也收有这两段话。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Carma Hinton)对我解释说,所谓“过去从未完整报道”,是指的录影带,是指的没有被电视或电影完整使用过,不是说没有以书面文字形式公布过。正是卡玛女士,提醒我在《Children of the Dragon》一书中已收有这两段话。在我看来,和五年前发表的文字相比,如今公布的这两段话,既无所谓“窜改”,也谈不上“断章取义”。当然,专门拣出这两段话并列,其阅读效果多少总会和把它

们放在全文中时不大一样;但那是几乎任何摘录都无法避免的,故不足为怪,至少算不上什么大毛病。

我知道,当报纸上以“首次公开”的名义刊出柴玲的那两段话之后,相当一批读者感到震惊和愤慨:“原来还有这等事!”“柴玲怎么能讲这种话?”可是,既然这些话早在五年前就公布过(中、英文都有),为什么人们当初不震惊、不愤慨?

粗考其原由,大概有以下几条:

1、虽然印有这两段讲话的书销量不小,但很可能绝大多数人并不曾认真读过。八九民运,惊天动地;借助于发达的大众传媒(电视、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对运动具有相当广泛的了解。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家以为没有再去细细读书的必要。我们买书是为了保存史料,偶尔浏览一下,难得认真咀嚼。这可说是现代人的一个堪称悖论的特点:人人无所不知,个个不求甚解——起码是在其直接经验和专业领域之外。

2、和书籍相比,大众传媒(电视、报纸)在影响的广泛性上,以及在对接受者的情感刺激上,均不可同日而语。其结果便是,一件事,只要它不曾上报纸上电视——当然,还须是大报纸大电视台——它就不会引起什么轰动的反应。

3、更重要的是,彼时此时,一般人的接受心理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家都沉浸在对中共当局的无比愤慨和对示威学生及民众的深切敬佩与同情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普遍的强烈情绪下,那些有关民运内部的负面消息通常会被人们淡然置之。一提到柴玲,人们便会联想到她作为总指挥坚守广场的形象,联想到在六四枪响之际她和几千示威者最后撤离的情节。如果有人注意到那段“期待流血”、“自己求生”的讲话,他或许会感到某种困惑,但通常也仅此而已。如今,人们的心境或多或少有了变化。影响很大的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同时发表文章,专门引述了柴玲的这两段讲话,这就不能不令一般读者产生强烈的反应。

让我们作一番细致的分析。

1、关于“秘密策略”

《纽约时报》文章写道:“柴玲在访谈中说,由她领导的广场指挥部的秘密策略(hidden strategy)是,挑起政府以暴力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

“秘密策略”一词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误解。有些读者或许会以为,在柴玲等人那里,有着一套早就深思熟虑、精心拟制且密不示人的通盘计划。按照这种理解,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原来六四屠杀事件,竟然是少数学生领袖蓄谋追求、刻意挑动的结果。我们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在我看来,导致此种误解的原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英文两种词汇的差异。不错,strategy应当译成战略、策略;不过在英文中,strategy的应用范围要比中文的“战略、策略”宽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politics、philosophy等。美国人常常把我们中国人只认作一般人事纠葛的事情称为politics;而中文的“政治”则是一个很大的词。如此说来,把hideen strategy译成秘密策略,在字面上固无不可,但在一般中文读者心目中则很容易引起过于严重的联想,从而导致不容忽视的误会。其实,那无非是指一种不便公开讲出的想法或打算而已。在广场上那种紧张复杂的情势下,年轻的学生领袖们的思想并不稳定。要说他们早就暗中抱有一套明确严密的大计划,显然不符合事实。

2、关于“期待流血”

柴玲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这是什么意思呢?毕竟,期待不同于等待。期待兼有期盼、期望之意;等待是纯粹中性的,期待却表示我们对于期待之事抱有某种正面的态度,我们愿意见到那件事发生。柴玲说:“期待流血”,看来不是用词不当;因为她认为“只有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团结起来。”按照柴玲他们的解释,在当时的形势下,撤也会遭到屠杀,不撤也会遭到屠杀。与其让共产党不事声张的屠杀,不如让共产党明火执仗的屠杀;因为后者会唤起民众,激发更有力的反抗。所谓“期待流血”,是指期待在广场流血。这不是在流血与不流血二者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以什么方式流血之间作选择。因此,要说柴玲坚持要在能够避免流血时不去设法避免,还要故意刺激政府杀人流血,那未必符合柴玲的本意。

3、关于“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

那么,柴玲为什么不向同学们讲明他们正在“期待流血”呢?用柴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很难对同学说我们必须用鲜血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愿意这样做,但其他人还是年轻的孩子”(痛哭)。换言之,不讲明是因为不好讲明,是因为不忍心讲明。柴玲认定同学们甘愿为民主流血,因此让他们流血就没有什么不道德。可是要在事先就告诉他们必须以流血唤起民众,那确实很难讲得出口。

至于说“自己求生”,柴玲认为自己很重要,不甘心就这样给共产党毁掉。另外,她认为自己身为领袖,势必要遭到比一般同学更重得多的处罚,所以她要躲避。

以上,我尽量以同情的角度,对柴玲的讲话作出我以为讲得通的解释。我想,许多对柴玲讲话极表震惊和愤慨的读者读了上述分析,或许会发现事情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严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柴玲的讲话就象她自己说的那样“不会有问题”。

首先,作为学生领袖,不论你如何认定同学们都有甘为民主流血的决心,一旦流血的危险迫在眉睫,你也应该明确地将危险告诉大家。在战场上,指挥官有时可以不把战局的险恶向士兵讲明;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到底不同于战争,而群众组织领导人与所属群众的关系,也和军队指挥官与士兵的关系不一样(这一点我在《反思》一文中讲得更细致些)。

其次,我同意,基于全局利益的考虑,我们可以优先保护领袖的安全。但那通常要建立在明确公开的约定之上。重要的是,领袖不能擅离职守而独自求生。其它组织的领袖,由于不负有领导广场的同学们的直接责任,若各自躲避倒并无不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袖们又怎么能这样做呢?

在为五·二八录影讲话作辩护时,柴玲讲到五月二十一日绝食团指挥部的一个决议。当时,几个学生领袖从特殊渠道获悉军队要强行清场的消息。柴玲等人认为,当局对一般参加者不会怎么样,但可能要“枪打出头鸟”,所以他们作出决定让领导成员们下去隐蔽。事实上,柴玲等人果真也悄悄地离开了广场,后来看到没出什么事又回来了。假如说这一次脱离职守独自求生的行为还比较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五·二八的形势下表示同样的意图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五·二八的形势下,柴玲已经清楚地估计到一般参与者也必将遭受重大的牺牲。没有人否定柴玲有求生的权利,但眼下的问题是,身为广场示威者的直接领袖,是否可以在明知情况危急,全体成员都面临流血牺牲,但却不把危急情势告诉其部属,并在置部属于险地的情况下独自求生?其实,那些在危险情况下力主让广大同学撤离的别的学生领袖们,何尝又不明白那样做只会使危险集中到自己头上呢?

是的,柴玲积极投身运动,在六四枪响之际最后一批撤离广场,而且还昂然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告诉我们,不能仅以一时一事去对一个人的政治品质作结论。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以一个人做出的大量的正确行为去掩饰其一度做出的不正确行为。

大量事实表明,在广场上,激进的学生领袖和稳健的学生领袖之间发生过尖锐的冲突和争辩。有人为了替激进派的失策辩护,干脆否认广场上有过什么两种策略之争,他们说广场上只有权力之争。那等于是说,广场上的各路精英,没人真正关心运动的成败得失,没人在乎民众的自由安全,有的只是争夺权力和争出风头。辩护过了份,真比不辩还要糟。

在反驳激进派学生领袖的错误时,王超华引用了一句成语,“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句话很准确地指出了激进派学生领袖的责任所在。毫无疑问,不论是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激进派学生领袖对六四事件的责任都和中共当局的强硬派不可相提并论;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也确实负有责任。

有人说,我们不应该责怪柴玲、李禄这几位激进的学生领袖,他们能够积极地投身于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何况他们还都只是二十出头的孩子。

我不同意这种辩护之词。道理很简单,我们之所以要批评柴玲、李禄,不是把他们当做普普通通的青年,而是把他们当做八九民运的重要领袖。对领袖的要求当然应不同于对一般民众的要求。一个人不能只要领袖的头衔、荣誉、权力或影响力,而拒绝承担领袖的责任。如果你自知年轻、经验少、不成熟,你就不该去争那个领袖的位置,别人也就不该去支持你得到那个位置。既然你主动争得了那个位置,既然有些人没有反对你去得到那个位置,那么一旦出了差错,不论是你自己还是那些支持者们便再也不能以“年轻”、“不成熟”等理由为你辩护。这就叫权力与责任相对应。众所周知,王明掌握中共大权时也只有二十几岁,王明路线给中共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未有人以“年轻”为理由,说什么“能参加革命就很不简单了”来抵制对他的批评。

八九民运以学运为先导,因此在运动前期,领袖的重担不可避免地只能落在一些年轻的学生肩上。如果他们力不胜任,指挥失误,那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在运动后期,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各界人士纷纷投入,愿意承担领导重任者不乏其人。有些学生领袖愿意接受其它人士的指导(王丹曾明确表示,在大事上他听王军涛的),这就减轻了他们个人的责任。但柴玲、李禄却不是这样。柴玲说:“作为总指挥,我一再要求掌握权力,抵制这些投降派。”按照几位当事者的讲述,有两次,一次是五·一六,一次是五·二八,撤退计划都差一点就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柴玲、李禄等人的极力反对,事态才成了另一个样子。既然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和其它力量与其它有经验者争夺广场的领导权时,丝毫不因自己的年轻、无经验而有所谦让;那么,等到把事情搞砸了,我们又怎么能以“年轻、无经验”为他们打圆场呢?

柴玲为自己辩解道,广场上的重要决定并不是她一人单独作出,而是绝食团三、四百人集体表决的产物。我以为这种辩解缺乏说服力。首先,在广场上,并非每个重要决定都是全体成员表决的结果。据柴玲讲,在五·二八录影讲话之前,指挥部曾经做出决议,从减少牺牲的角度,指挥部领导成员应该下去隐蔽。显然,这个决议就不是由绝食团全体成员表决,而是由指挥部几位学生领袖自己作出的。再有,当柴玲说“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时,这里的“他们”是指其余广大学生,而抱有“期待流血”这一明确意图的“我们”,只是部分指挥部领导成员。其次,即便有些决定是全体成员表决的结果,这也不等于说每一个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都是半斤八两。那些大力鼓吹某一主张,有效地影响了他人观点的人,无疑要比一般人发挥了更大的力量,从而也就比一般人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八九民运反思》中,我对激进策略提出了分析与批评。当时,我并没有论及个别人的道德瑕疵。这一来是因为我那时还缺乏足够的事实材料,二来是因为我考虑到,真正决定运动成败的是决策的正误而非其它。我强调政治家的责任感或曰责任伦理。我写道:“民运人士的特殊地位,常常使我们意识不到这种责任感,运动成功了,大家都夸我们;运动失败了,大家都骂政府。结果便是,无论运动是成是败,我们民运人士都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责任要负。”“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运动,无一不是从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训。自我检讨多少是一件有点扫兴的工作,而且,它有时也会变成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相互推诿抱怨。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回避这项重要的工作。”我并没有把责任仅仅推给几个学生领袖。我认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只要回想一下我们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都需要认真反省。我注意到,就连一些新闻记者也在严肃地检讨。八九民运末期,香港亚洲电视台播出李鹏下台的消息。消息传到北京,对学生和市民的情绪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香港记者协会八九年出版的《人民不会忘记》一书中,他们将这件事称为“香港记者巨大成绩中的污点”。责己之严,令人感佩。为什么我们的激进派学生领袖们就不肯反省呢?

李禄说:“我一再回忆那些日子,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在屠杀之前就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我觉得离开与否,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怎么会没有两样呢?就算运动注定了会失败,会流血,那也有一个由谁——是由民运人士、民运领袖,还是由一般参与者、由支持民运的普通老百姓——来付代价的区别;而这对于维系民运的道义感召力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再者,你不能把撤与不撤之争只限定在屠杀之前的时刻。因为在此之前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有利时机,使得民运能够赢得见好就收的胜利,起码是会使民运方面的损失大为减轻。除非你断言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流血的结局。倘如此,民运岂不真的成了给民主改革“帮倒忙”?无怪乎一些原先的激进派后来要转而赞成新权威主义,转而成为民运的取消派了。最激进的主张往往导致最保守的结论。这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关八九民运是否有过见好就收的机会,我在《反思》一文中作过详细的分析,兹不赘述。我看不出李禄在作此表白时曾经认真考虑过别人的论证。

也许,在眼下这场争论中,有些批评者并不具有善意,或者是不认同我们的立场。如果说这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我必须说,我们实在很需要这样的敌人。因为唯有他们才热衷于寻找我们的毛病大作文章,这就使我们随时保持清醒,迅速地纠正自己的失误。古人\简{云}:“国无外敌者恒亡。”在这个意义上,敌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同样的,有些朋友可能是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太宠爱你因而太姑息你,到头来反而害了你、毁了你。假如几位激进的学生领袖在前两年就对大家说:“当初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事后看来,如果我们接受别人的主张,在某一恰当的时候撤离广场,运动的结果也许会更好一些。”假如他们能说,在那高度紧张的日子里,自己也曾经有过慌乱,有过一时的失言或失职。这对他们的形象有何损害?那又何至于有今日的被动?

民运人士眼里不能只有共产党,不要忘记了还有人民。有些强词夺理的话,对付共产党似乎很有力,但人民听了未必会满意。我们民运人士真该多到人群中走一走,听一听别人对这些事有什么反应,试一试自己能否说得别人信服。我们无法掩盖自己的过错,谁叫我们选择了民主而没有选择专制。现在我们总算懂得了,为什么共产党五九年庐山会议会从反“左”变成反右:还不是因为担心阶级敌人和右派份子借口党在工作中的缺点而反党反社会主义,还不是为了维护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本来是我们有缺失别人才批评攻击,而许多人为了反击则矢口否认我们确有缺失,甚至进而美化我们的缺失。这不是理性的态度,也不是对我们的事业负责任的态度。至于说对那些提出不同意见和讲出不愉快事实的人,动辄查出身、揭老底,大行诛心之论,那当然就更不可取了。

在五年前写就的《反思》一文中,我指出,八九民运没有获得成功,即便按照激进派自己的观点,它也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并没有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相反,倒是出现了更严重的恐惧、背叛、疏离与消沉。我指出:“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因此它使得民运陷入更艰难的处境。那时候正流行一种观点,预言李鹏政府必在两年之内垮台。这表明许多人仍然未能摆脱激进思维的逻辑,以为越是把矛盾推向极端便越是有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事实证明,这个逻辑并不那么靠得住。在“六四”六年后的今天,这一点已毋需多论。经验是位严峻的教师,他总是先考试,后讲解。眼下我们的任务是,从过去汲取教益,向未来索取收获。

在开放的环境下,争论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唯有经过争论,我们才可能凝结共识。可是争论也可能导致情绪的对立,导致观点的两极化。这种情形多少已经发生了。在一部分当年共同投入八九民运的人们中间,围绕着对八九民运的评价,围绕着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彼此的观点、解释,以至于立场、感情,似乎都有渐行渐远之势。这并不全然是正常的。它显然与我们在争论时不加节制的情绪化以及不肯倾听对方理解对方的偏执性有关。我并不奢望所有的分歧和对立都能消除。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为自己树立一个要求,一个标准。我们知道,极权主义有它特殊的一套言说方式。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摆脱它的影响。标准的意义不在于使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谨守不误,但它能指示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值得提倡,什么不值得提倡。我以为这也是我们建设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八九民运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的一次民主运动。它理所当然地打动了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就连现在对八九民运作出近乎否定性评价的朋友们,当初何尝不是和大家一样深深地被它吸引和感动。如果我们不想亵渎自己当年那份神圣的情感,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对它进行讥讽或否定。

不错,八九民运也有它阴晦的一面。但是,仅仅说一声“这就是历史”,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历史:法西斯的猖獗是历史,美国的创立也是历史。是历史就有善恶的交织,可是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基调,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和一切重大事件一样,时间的冲刷会磨损掉八九民运的各个细节,最终只留下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我相信那将是:自由、勇敢与光荣。□

原载《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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