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05 丁东 丁东小群
唐达成生于1928年，逝世于1999年。邢小群认识他很早，因为他是小群父母的同事。交情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丁玲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唐达成被打成右派以后，下放到太原钢铁公司，在父亲推荐下，小群1970年代初到太钢开门办学，就和唐达成有了来往。右派改正以后，唐达成回到北京担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1980年小群去沙滩文化部大院里的简易房看望他，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数年后，他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到1980年代末去职。1993年经唐达成提议，又经马烽夫人杏绵疏通，小群借调到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环球企业家》杂志工作，此后我和已经赋闲的唐达成有了较多的交往。他虽然做过高官，但十分平易近人，在他家的客厅里可以天南海北，畅所欲言。我知道他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度处于中国文坛漩涡的中心，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却迟迟未动笔。于是我建议由他口述，我们录音整理。他表示可以。但我们和他一共只谈了两次，第一次是请他谈批判《苦恋》的经过，第二次是请他回忆和韦君宜的交往。不久他就查出肺癌，住进了医院，口述历史中断了，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批《苦恋》是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大事。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唐达成是当事人之一。白桦1957年是右派，批判文章的执笔人唐达成和唐因也是1957年的右派。人们往往由此想到箕豆相煎的典故。其实，唐达成和唐因及背后的张光年，乃至胡耀邦，都有种种无奈。二唐八易其稿，总算交了卷。唐达成也由此受到高层赏识。不久中国作协领导班子换届，唐达成接任党组书记，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班子的一把手。我感觉，此事的内情值得入史，于是请唐达成回忆这段往事。
以下是当时的采访实录：
丁：您和唐因联名批评《苦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是文艺界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您是较早看到这部影片的吗？
唐：80年代初，白桦创作的剧本《苦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彭宁执导，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当时影片并没有公演，只是内部观摩。我和唐因都在《文艺报》任副主编。彭宁是烈士子弟，电影拍成后，请军队的一些人先看，也请我们看片，希望得到捧场。但我看了以后，先是感到艺术上漏洞很多，许多情节设计站不住。比如画家爱上了黄浦江上的摇船女，怎么出国，没有交待；画家到国外办画展，摇船女居然到展览会上与画家重逢，抱头痛哭。她怎么去的，没有签证，没有入境手续，一切像是天方夜谭。并且理念的东西太强了，为了反对造神运动，就写一个大佛，被善男信女薰黑了。当时反对造神运动已经成为共识。但这个片子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寓言化了，也就简单化了，不能真正揭示出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形成的复杂原因、背景及其严重后果。与当时张弦的短篇小说《记忆》相比，就不那么有说服力。
丁：您和唐因是怎么想起要写这篇文章的呢？
唐：黄钢发表了一篇大文章，用阶级斗争观点，批评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解放军报》等也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文章。文化界很受震动，也很吃惊。文艺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这个作品虽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这种批判法。大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言谈之中，都很不以为然。文艺界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本来就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元气，再搞一次怎么得了。
当时总书记是胡耀邦同志，他很注意文艺界的事，要看片子。邓小平同志也要看，看了之后很不满意，说了很尖锐的话。这话在《邓小平文选》里有：“《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见《邓小平文选》三卷，346页）
当时耀邦说，文艺界对《解放军报》的批评有意见。邓小平说，那就让《文艺报》再来写一篇。小平同志说了话，《文艺报》不能不写。当时主编是冯牧，他不愿意写。白桦在云南时是他的部下，他说我写不合适。我和唐因是副主编，我们就推不掉了。张光年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他决定让我和唐因写。
丁：您平时写文章一般都用笔名唐挚，唐因写文章用笔名于晴，为什么这篇文章用了真名呢？
唐：我们提出用笔名，光年同志让署真名，表明我们是负责任的。
于是，我和唐因住进了厂甸中组部招待所。文章很难写。第一稿是我写的。当时电影没有公演，老百姓没有看过，写影评不行，大家会莫名其妙，只好评剧本。本来我对作品艺术上的缺点有看法，但这篇文章光谈艺术交待不了。我自己当时认为，毛泽东晚年确有错误，这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经作过全面的分析。个人迷信要批判，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我认为毛主席有一系列失误，但作为一个历史伟人，要全面看，战争年代他施展雄才大略，把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全盘否定。《苦恋》这种寓言式的写法说不清楚，理念模糊，把历史的发展简单化了。这部分我写得比较有分析。然后讲艺术。最重要的是最后一部分。黄钢的文章是一棍子打死，按他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白桦就不能再写作了。对于白桦，我们认为不能沿用文革中那种无限上纲、不允许改正错误、无情打击的态度，因为这涉及到如何保护和引导作家创作积极性的问题。在对待白桦的问题上，如果处理得不当，不实事求是，就会大大挫伤文艺界十年浩劫后刚刚开始复苏的元气。小平、耀邦同志他们从大局出发，认为对于有错误倾向的作品要展开正常的批评，同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求《文艺报》写一篇更加有分析、更加以理服人，不至于使作家无所措手足的文章，用意是积极而深远的。这并不仅仅是一篇评论的问题。更何况白桦写过《曙光》、《阳光不能垄断》等好作品，他是在革命队伍里多年的作者。悟往者可鉴，知来者可追。我们说他还是世界观问题，人生观问题，只要重新认识就可以了。
丁：听说写作的过程很不容易，您能进一步回忆一下吗？
唐：当时唐因和我的思路不完全一致。我写第一稿后，他又写了第二稿，我觉得他的稿子比较烦琐，未能提纲携领抓住主要的东西。两稿都打印出来，让光年、冯牧看。光年同志让我把唐因稿子的优点吸收一些，我又搞了一遍，写成第三稿。唐因还觉得不合适，又写了第四稿。唐因写评论的长处是很细，很具体，但容易琐碎。光年同志也觉得他的稿子有些琐碎，太长了，有些重要的东西反而湮没了。于是让我在第三稿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冯牧同志一看光年同志管起来，就没有发表太多的意见。写出第五稿后，请韦君宜、秦兆阳、葛洛几个文艺界的老同志看了，韦君宜还动手改了一些字句。大家知道邓小平的意见，要围绕这些意见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这一稿指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对毛泽东的分析符合六中全会决议，比较客观，大家认为基本可以。让我在此基础上再整理成第六稿。光年、我、唐因拿上这一稿送到中宣部审查，王任重、赵守一、朱穆之等看了以后，说文章份量不够，作品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不对嘛，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嘛，文章政治上还要加强。我很为难，还怎么个加强法呢？坦白地说，他们的意见全采纳，我们的文章和黄纲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文艺界就很难接受。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要和黄的文章有区别，更有说理性，更以理服人。和黄钢文章一样，也不符合小平、耀邦同志的精神吧？最后的结果，为了加强政治性，只好把邓小平的原话加上去。文章一开始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原话，但没有加引号。
这样送上去以后，有人还是不满意。但耀邦同志比较满意。说，我看写得可以。听说两位同志写了很多遍，很辛苦，是不是眼都熬红啦？就这样发吧。文章就这样反复修改了七八遍，前后大概两个月，最后发表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应当说是在小平同志的提议下，耀邦同志的关心下，光年同志和文艺界的一些老同志的指导和参与下写成的，实际上已经不单纯是我们两个署名人的文章了。
丁：文章发表之后白桦有什么反应？
唐：后来我和他见了面。我说：那篇文章对你的作品谈了一些意见。他和我一边握手，一边表示：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丁：现在回想这件事，您有什么想法？
唐：从当时的背景看，文艺界大体上还能接受，认为这篇文章不再采用把作者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艺术上是有分析的，是与人为善的，是希望白桦吸取教训，继续写出好作品。在这一点上与黄钢有区别。现在看，文章还可以写得更周到，更细致，但那时很难做到。经过这么多年，人们对文艺的态度更开明了。对作家应该有一个客观态度，不可能篇篇作品都非常精彩，非常符合社会需要。作家也可能写出一些思想上有缺点、有毛病的作品。对这些情况不宜过于夸大。更不应当无限上纲。作家的作品有偏差，可以展开说理的批评，作家如果不接受，也可以写文章讨论。文艺批评是不能取消的。没有批评，光说好话，或无人理睬，对文艺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把批评弄成政治判决，以势压人，使文艺家无法创作，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唐达成不但为写这篇文章经历了诸多无奈，后来担任党组书记期间也有很多纠结。他说自己就像巴金笔下的觉新，夹在老人和青年的当中，两头受气，两头都不满意。
他退下来之后，口碑却很好。因为他不曾利用权力谋私利，也不愿意整人。1990年，为了避免在处分一批好人的决定上签字，他甚至宁愿住院去做一个不需要做的手术，主动到医院挨了医生一刀。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他只活了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