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怀念唐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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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5 丁东 丁东小群

唐达成生于1928年,逝世于1999年。邢小群认识他很早,因为他是小群父母的同事。交情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丁玲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唐达成被打成右派以后,下放到太原钢铁公司,在父亲推荐下,小群1970年代初到太钢开门办学,就和唐达成有了来往。右派改正以后,唐达成回到北京担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1980年小群去沙滩文化部大院里的简易房看望他,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数年后,他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到1980年代末去职。1993年经唐达成提议,又经马烽夫人杏绵疏通,小群借调到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环球企业家》杂志工作,此后我和已经赋闲的唐达成有了较多的交往。他虽然做过高官,但十分平易近人,在他家的客厅里可以天南海北,畅所欲言。我知道他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度处于中国文坛漩涡的中心,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却迟迟未动笔。于是我建议由他口述,我们录音整理。他表示可以。但我们和他一共只谈了两次,第一次是请他谈批判《苦恋》的经过,第二次是请他回忆和韦君宜的交往。不久他就查出肺癌,住进了医院,口述历史中断了,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批《苦恋》是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大事。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唐达成是当事人之一。白桦1957年是右派,批判文章的执笔人唐达成和唐因也是1957年的右派。人们往往由此想到箕豆相煎的典故。其实,唐达成和唐因及背后的张光年,乃至胡耀邦,都有种种无奈。二唐八易其稿,总算交了卷。唐达成也由此受到高层赏识。不久中国作协领导班子换届,唐达成接任党组书记,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班子的一把手。我感觉,此事的内情值得入史,于是请唐达成回忆这段往事。

以下是当时的采访实录:

丁:您和唐因联名批评《苦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是文艺界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您是较早看到这部影片的吗?

唐:80年代初,白桦创作的剧本《苦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彭宁执导,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当时影片并没有公演,只是内部观摩。我和唐因都在《文艺报》任副主编。彭宁是烈士子弟,电影拍成后,请军队的一些人先看,也请我们看片,希望得到捧场。但我看了以后,先是感到艺术上漏洞很多,许多情节设计站不住。比如画家爱上了黄浦江上的摇船女,怎么出国,没有交待;画家到国外办画展,摇船女居然到展览会上与画家重逢,抱头痛哭。她怎么去的,没有签证,没有入境手续,一切像是天方夜谭。并且理念的东西太强了,为了反对造神运动,就写一个大佛,被善男信女薰黑了。当时反对造神运动已经成为共识。但这个片子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寓言化了,也就简单化了,不能真正揭示出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形成的复杂原因、背景及其严重后果。与当时张弦的短篇小说《记忆》相比,就不那么有说服力。

丁:您和唐因是怎么想起要写这篇文章的呢?

唐:黄钢发表了一篇大文章,用阶级斗争观点,批评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解放军报》等也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文章。文化界很受震动,也很吃惊。文艺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这个作品虽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这种批判法。大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言谈之中,都很不以为然。文艺界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本来就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元气,再搞一次怎么得了。

当时总书记是胡耀邦同志,他很注意文艺界的事,要看片子。邓小平同志也要看,看了之后很不满意,说了很尖锐的话。这话在《邓小平文选》里有:“《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见《邓小平文选》三卷,346页)

当时耀邦说,文艺界对《解放军报》的批评有意见。邓小平说,那就让《文艺报》再来写一篇。小平同志说了话,《文艺报》不能不写。当时主编是冯牧,他不愿意写。白桦在云南时是他的部下,他说我写不合适。我和唐因是副主编,我们就推不掉了。张光年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他决定让我和唐因写。

丁:您平时写文章一般都用笔名唐挚,唐因写文章用笔名于晴,为什么这篇文章用了真名呢?

唐:我们提出用笔名,光年同志让署真名,表明我们是负责任的。

于是,我和唐因住进了厂甸中组部招待所。文章很难写。第一稿是我写的。当时电影没有公演,老百姓没有看过,写影评不行,大家会莫名其妙,只好评剧本。本来我对作品艺术上的缺点有看法,但这篇文章光谈艺术交待不了。我自己当时认为,毛泽东晚年确有错误,这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经作过全面的分析。个人迷信要批判,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我认为毛主席有一系列失误,但作为一个历史伟人,要全面看,战争年代他施展雄才大略,把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全盘否定。《苦恋》这种寓言式的写法说不清楚,理念模糊,把历史的发展简单化了。这部分我写得比较有分析。然后讲艺术。最重要的是最后一部分。黄钢的文章是一棍子打死,按他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白桦就不能再写作了。对于白桦,我们认为不能沿用文革中那种无限上纲、不允许改正错误、无情打击的态度,因为这涉及到如何保护和引导作家创作积极性的问题。在对待白桦的问题上,如果处理得不当,不实事求是,就会大大挫伤文艺界十年浩劫后刚刚开始复苏的元气。小平、耀邦同志他们从大局出发,认为对于有错误倾向的作品要展开正常的批评,同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求《文艺报》写一篇更加有分析、更加以理服人,不至于使作家无所措手足的文章,用意是积极而深远的。这并不仅仅是一篇评论的问题。更何况白桦写过《曙光》、《阳光不能垄断》等好作品,他是在革命队伍里多年的作者。悟往者可鉴,知来者可追。我们说他还是世界观问题,人生观问题,只要重新认识就可以了。

丁:听说写作的过程很不容易,您能进一步回忆一下吗?

唐:当时唐因和我的思路不完全一致。我写第一稿后,他又写了第二稿,我觉得他的稿子比较烦琐,未能提纲携领抓住主要的东西。两稿都打印出来,让光年、冯牧看。光年同志让我把唐因稿子的优点吸收一些,我又搞了一遍,写成第三稿。唐因还觉得不合适,又写了第四稿。唐因写评论的长处是很细,很具体,但容易琐碎。光年同志也觉得他的稿子有些琐碎,太长了,有些重要的东西反而湮没了。于是让我在第三稿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冯牧同志一看光年同志管起来,就没有发表太多的意见。写出第五稿后,请韦君宜、秦兆阳、葛洛几个文艺界的老同志看了,韦君宜还动手改了一些字句。大家知道邓小平的意见,要围绕这些意见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这一稿指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对毛泽东的分析符合六中全会决议,比较客观,大家认为基本可以。让我在此基础上再整理成第六稿。光年、我、唐因拿上这一稿送到中宣部审查,王任重、赵守一、朱穆之等看了以后,说文章份量不够,作品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不对嘛,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嘛,文章政治上还要加强。我很为难,还怎么个加强法呢?坦白地说,他们的意见全采纳,我们的文章和黄纲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文艺界就很难接受。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要和黄的文章有区别,更有说理性,更以理服人。和黄钢文章一样,也不符合小平、耀邦同志的精神吧?最后的结果,为了加强政治性,只好把邓小平的原话加上去。文章一开始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原话,但没有加引号。

这样送上去以后,有人还是不满意。但耀邦同志比较满意。说,我看写得可以。听说两位同志写了很多遍,很辛苦,是不是眼都熬红啦?就这样发吧。文章就这样反复修改了七八遍,前后大概两个月,最后发表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应当说是在小平同志的提议下,耀邦同志的关心下,光年同志和文艺界的一些老同志的指导和参与下写成的,实际上已经不单纯是我们两个署名人的文章了。

丁:文章发表之后白桦有什么反应?

唐:后来我和他见了面。我说:那篇文章对你的作品谈了一些意见。他和我一边握手,一边表示: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丁:现在回想这件事,您有什么想法?

唐:从当时的背景看,文艺界大体上还能接受,认为这篇文章不再采用把作者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艺术上是有分析的,是与人为善的,是希望白桦吸取教训,继续写出好作品。在这一点上与黄钢有区别。现在看,文章还可以写得更周到,更细致,但那时很难做到。经过这么多年,人们对文艺的态度更开明了。对作家应该有一个客观态度,不可能篇篇作品都非常精彩,非常符合社会需要。作家也可能写出一些思想上有缺点、有毛病的作品。对这些情况不宜过于夸大。更不应当无限上纲。作家的作品有偏差,可以展开说理的批评,作家如果不接受,也可以写文章讨论。文艺批评是不能取消的。没有批评,光说好话,或无人理睬,对文艺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把批评弄成政治判决,以势压人,使文艺家无法创作,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唐达成不但为写这篇文章经历了诸多无奈,后来担任党组书记期间也有很多纠结。他说自己就像巴金笔下的觉新,夹在老人和青年的当中,两头受气,两头都不满意。

他退下来之后,口碑却很好。因为他不曾利用权力谋私利,也不愿意整人。1990年,为了避免在处分一批好人的决定上签字,他甚至宁愿住院去做一个不需要做的手术,主动到医院挨了医生一刀。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他只活了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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