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怀念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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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4 丁东 丁东小群

王元化先生是湖北武昌人,生于1920年,2008年5月9日去世,今年是他的十周年。

我和王元化先生相识于1997年,当时他77岁。在这之前,我就喜欢读他的文章,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思想。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他从小在清华园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文化工作。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长期遭受审查。在逆境中,他坚持研究学术,研究莎士比亚、研究黑格尔,在《文心雕龙》领域自成一家。改革开放初期,李锐推荐他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因参与周扬讲话的起草,卷入漩涡,后离开政界,重归书斋,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0年代,他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在沪上知识界深得众望。比起一生在书斋里生活的学者教授,他的文章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为学术而学术,革命和从政的经验,使他的思考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现实穿透力,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紧扣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他的观点,一针见血,直接进入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比起那些站在思想解放前列,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两头真老干部,他又更有书卷气。现实的政治层面和形而上的学理层面,同时在他的视野中得到关注,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学问,还是西方现代的学问,都能融会贯通,这就使他的表达方式超越了意识形态话语,在严酷的出版环境中,新书仍然不断问世。

我和王先生谋面以前,1996年和高增德联名发表过一篇小文章,提出1990年代的中国学界有“南王北李”。南王是上海王元化,北李是北京李慎之。他们都大力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不作媚时语,良心不泯天理声,并厉言谴责插标卖首、俯仰随人、阿谀取容、自诬卖友、见利忘义等诸种世象,使人如闻黄钟大吕,感到卓尔不群。他们关注学术文化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无论对陈寅恪人品文品的推重,还是勉力于顾准精神的薪火相传,都着眼于此。观其学术,纵横捭阖;读其文章,掷地有声。不管论学论人,都如快刀破竹,有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他们率先提出研究命题,带动南北学界后生,影响所及之处,已是一片华章。他们在中国思想界正起着开风之先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王先生给高增德去信,以为“南王北李”提法不妥,理由是不宜着眼于立场。后来我见到李先生,李先生也和我说,不要再提“南王北李”了。于是,我和高增德都放弃了这个说法。然而“南王北李”的说法还是在知识界流传开了。

1997年6月末,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到上海第一次拜访王元化先生。他和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先生住在一个小区。陈敏之一打电话,他就欣然表示愿意我去他家做客,并为《顾准日记》题写了书名。几天内,我到他家数次,有一次长谈了半天,受益非浅。我突出的感受是,王先生的反思非常彻底,不管是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鲁迅,不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他自己投身的革命,都要一一重新思考。

他做事也不含含糊糊。我第一次见他,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

他还告诉我,1980年代他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胡乔木对巴金在香港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为换掉其中国作协主席职务作铺垫。王元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王元化先生顶住了,巴老的上海市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1980年代,正是这样一批有风骨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才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中兴景象。

以后,我陪《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到上海组稿,也受到王元化先生的热情接待。他和我们在公园一边散步一边漫谈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后来,夏中义邀我参加编写《大学人文读本》。在革命与改良的专题里,编委会的同仁选择了王元化先生1980年代的一篇文章。《读本》出版以后,他们向王先生赠送样书。王先生看过以后,提出疑问:这篇文章的观点,我到九十年代已经自我否定,你们要选,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当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赵明节很紧张。夏中义也很为难。我自报奋勇,愿意当面找王先生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2002年9月,王先生正在瑞金医院治病。我到医院,向他说明了编者的初衷。他表示理解。当面商定,在《读本》新版中,将他在九十年代接受李辉采访时讨论革命问题的相关段落,替换《读本》的原有内容。当时知识界关于王元化和李慎之两位先生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传闻。病中的王元化先生主动向我问起,“慎之身体好吧?”并让我代话向李先生问好,还说看了慎之关于鲁迅和胡适的文章,很赞成他的观点。我回北京不久,有一个朋友有意为李先生在香港出版文集,想让我引见;我和金凤编辑《王申酉文集》刚刚出版,也想送给李先生一阅。于是我和那位朋友一起去了李先生潘家园的新居,就便转达了王元化先生的意思。李先生当时说:“那就好。”2003年4月,李慎之先生病逝。王元化先生写了悼念文章,我编入《怀念李慎之》文集。

以后,夏中义主编了《大学人文》丛刊,得到了王元化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不但题写了书名,还推荐文稿,称赞《大学人文》是他见到的最有品味的出版物。

最后一次相见是2006年。我去上海交通大学参加有关大学人文教育的研讨。夏中义事先和王元化先生联系好,到他的住所餐叙。那天,王先生邀来自己的几个弟子,和我们几个参与编辑《大学人文》的学者,尽兴畅谈。谈起当今高等教育的状况,王元化先生颇多忧虑。当时他送了我一本新出的书,我也送他一本书。他还让我回北京代向李锐先生问好。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和王元化先生的永诀!

王元化先生去世后,上海方面要编《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托我向李锐老约稿。当时已经年逾九旬的李锐老不但同意撰稿,还翻出了王元化和他的通信,在怀念文章中首次披露。但上海方面最后还是没敢把李锐老的文章收入纪念文集。好在李锐老的文章《王元化与新启蒙》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刊出,和读者见了面。再过十天李锐老就要满101周岁。他最近病重,已经不能握笔,我只能向他默默地祝福。

修改于201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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