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曾经厚古薄今，遭到中共的尤其是文革时代中共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和中共反对孔夫子厚古薄今的主要动机是为自己辩护，因为自己的政权从时间的顺序上，属于今天。按照著名的学者思想家辛灏年先生的理论，中共依靠暴力革命，颠覆了真正的新中国—中华民国，复辟了旧中国，即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国家。
这样的政权非常心虚，就象阿Q是个秃子，非常害怕别人说灯亮一般，害怕任何厚古薄今的说法。为了欺骗民众，为了编造自己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就拼命反对任何形式的厚古薄今或今不如昔日的说理。
事实上，先进与落后，不能机械地以物理时间的顺序来确定。确定一个文明或者一个政权是否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人权、民权、民生的水准。这样的价值标准已经为普世所共同认可。
物理时间上，中共的政权尽管运行现代社会，但是它的统治模式，是非常落后的，而且今不如昔的地方太多太多。中古古代，很多王朝还能重视一般的文明教育，科举制考选出来的官员，一般而言，都有很好的文化教养，除了特别的历史时期或者特别的混帐皇帝统治下之外，那些官员具备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能够维持社会民间一般的道德水准，并相对公正地行使政府权力。而目前的中国大陆，上上下下，到处都是袁世凯集团，他们的人生目的不外乎吃喝玩乐，由此而惟利是图，毫无廉耻感，好无责任心，闹得社会风气败坏透顶，政府不能保持公正。
只要看看目前腐败的深度、广度，看看官僚阶级如何几千万、几十亿地盗窃或抢劫国民财富，就可以知道中共官场的腐败，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那么中共统治下的腐败，为了如此猖獗？原因不要说它的体制与民主宪政背道而驰，就是按照专制体制下良好统治状态来对比它，它也有很多今不如昔的地方，而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官制。
中国自隋唐以来，虽然封建王朝，或多或少同时实行荫恩制度，但是那不是挑选政府公务人员的主流途径，一般的封建王朝尚能公开举行考试，天下的国民，只要勤奋好学，都有权通过科举制度获得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就是说，公开的机会平等的科举制度，才是封建王朝选拔公务人员的主流途径。
但是中共把持了国家权力以来，一向视天下公器为一党私产，根本没有实行公开的机会平等的考试制度，相反实行的是暗箱操作，首先将一些它认为能够赞成帮助它维护专制制度的人吸收到党内，然后由组织部门秘密地进行考察了解，最后由各级党委的首脑人物秘密地决定如何分配官职，人民被迫沦落为瞎子和局外人。
恩荫是世袭制的遗风。宋朝是恩荫制度最滥的王朝，凡是遇到吉庆大典，高级官员的子弟或亲戚门客都可以获得加官晋级的机会，家里要是有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可以恩荫几十个名额，但是与中共体制中的变相世袭制度做法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中共同时将封建王朝的恩荫制度扩展到了普遍化地步。无论哪个行政级别，乡镇也好，省市也好，中央也好，几个官员的子女，不是官员？并非说官员的子女，没有权利充任官员，而是说他们不应该享有特权充任官职，他们应该和公众一起，参加公开的机会平等的考试竞争，然后接受国家的挑选。但是一向视天下公共权力为一党私产的中共，一直不是暗箱操作，分配公务职位，就是普遍地实行恩荫制度，将国家政府的公务位置，向所有革命干部的子弟开放。据说八十年代，曾经有个文件，内容说：师级以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只要没有劣迹的，一律当成革命接班人培养。什么叫培养？事实上，不过是将高级领导的位置向他们敞开罢了。看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党政军警企的高级或各级领导岗位，有多少是官员子弟，就知道中共的变相世袭制度是多少普遍而根深蒂固。
设置机构的权力，应该在一个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如果地方官府的领导，为了安置私人裙带，任意设置机构，那么这样的国度，必然是混乱的混帐的国度。中共的地方各级机构，随意滥设者，冗员滥竽充数者，何止千万，屡禁不止。唐朝这个方面，也比中共要严明得多。唐朝的法律规定：“置制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两年。”意思是违反法律规定安置公务人员的，安置一个人，杖刑一百下，安置三个人的，罪加一等，杖刑之上是徒刑，那就是徒刑惩罚，到达十人的，予以徒刑两年的刑事惩罚。看看中共官场里，到处毫无法制，滥设机构，随意增添公务人员，有谁受到过严厉的刑事处罚？因此中共官场冗员的泛滥，超过历代任何王朝。有一个中科院的学者，竟然信口编造了目前中国没有两千万公务人员的说法，极力为专制体制辩护。初唐严明的法制，有力遏制了机构和冗员的膨胀。太宗贞观六年，即公元632年，中央政府的公务人员不过642人，就是二十四年之后，即公元656年，内外官员也不过是13465人，试问江苏省的人口和初唐大体相同，现在有多少机构和冗员？尽管工业主流化的社会，分工的精细，需要多些管理人员，但是现在交通、通讯、数字化等技术手段的先进，完全可以不需要那样多的机构和冗员。
还有象成克杰、高山以及难以记数的贪官污吏，受到刑事惩罚之后，那些以前在考察他们的结论上签字的组织部门领导们，有谁负过责任？有谁受到纪律或者法律的严明处理？
古代王朝，很多时候还有明确的保举责任制度，即法律明确规定官员的推荐者对被推荐者的行为要负责任。《唐律疏议》职制律中规定：“贡举非其人及应举而不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这里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推选人才不当，或者漏失人才，有一个推举不当或漏失推举的，判处责任人（一般是地方官员）徒刑一年，有二人的，加一等刑事处罚，即处罚以一年半徒刑（唐律的徒刑分为五个等级，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这个罪名的最高刑是三年。
治理贪赃枉法罪，中共也是今不如昔。唐律这个方面的规定是严厉的：“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绞。”受财不枉法者，一疋杖九十，二疋杖一百，三十疋加役流。同时官吏接受财物而为人请求的，接受自己管辖系统财物的，将自己所管辖系统的财物贷出去的，私自役使自己所管辖的人力或物力的，包括奴婢、牛马车船的，统统以贪赃罪论处。
唐律的刑罚总体分五等：死刑、流刑（流放异地他乡的徒刑）、徒刑、杖笞刑。流刑分三种：流一千里（应该在流放地劳改两年），流一千五百里（应该在流放地劳改两年半），流两千里（应该在流放地劳改三年）仅仅受贿并不枉法，即并不违反法度者，至三十疋也要处以流刑。至于私自役使自己主管的人力物力，同样严惩不怠。
看看中共官场，别的不论，仅仅就主管官员如何普遍广泛地役使公家车和公家司机，而没有任何人受到法律处罚，就知道它的吏治是如何的败坏，失去基本的法度。
至于冤案、假案、错案的责任制度，中共同样今不如昔，例证之多，范围之广，恶果之甚，就是费尽亿万笔墨，也难以写完。
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200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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