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华正茂在上海
美满的家庭，成功的事业，那时正是父亲人生理想的开始（1943）。
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医药及医疗设施尚不普及，卫生条件普遍很差，以致肺结核症四处蔓延，人们谈虎色变，认为肺病乃不治之症，当然主要原因是没有特效药，患者死亡率甚高，中国人为此被世人称作东亚病夫，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上海。
肺病又称痨病，当年这种传染病没有特效药，来势汹汹，受传染者上至达官富人，下至平民百姓，为了挽救国民生命，也为了中国的前途，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施肇基，为尚未成立的上海防痨协会组织了一个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of SATA），藉此筹募基金，专门为上海防痨事业之用。而这位施肇基先生本身其实并不是医生，他曾在民国时代任驻美大使，是一位外交官。
1938年上海防痨协会正式成立，时值抗日战争第二年，因施肇基先生的热心参与，当时的第一任会长便由施先生担任，而防痨协会下属的第一肺病医院院长，则由美籍麻风病及结核病专家海森德博士担任。
那一年年父母辞别家乡来到上海，初时在静安寺1081弄开设私人诊所，诊所门口有“欧阳忠医师/梁其容女医师”的招牌，诊所楼上即是我们家的居所，母亲专职妇科小儿科，父亲则是内外全科，不过很快地，他便被刚刚成立的上海防痨协会罗致旗下。
当年的上海防痨协会是一慈善机构，用上文提到的基金设立免费医院，并隔离及治疗收容所里的肺结核病人。防痨协会下属的第一肺病医院设立之初，用了中央研究院撤退后的房屋，并设置100张病床。1941年，发动了一次募捐运动，购买了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麦克劳路（现虹桥淮阴路）的职工疗养院，占地有23亩。次年（1942年）太平洋战争之后，父亲便担当了肺病第一及第二医院院长一职，我的舅舅梁其琛医生（1957年成为右派）任外科主任。
那年，父亲年仅31岁，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他原本就是怀着救国捐躯的一腔热血来到上海，虽没有机会亲自到战场上为士兵医病疗伤，但挽救当年被日渐猖獗的肺结核困扰的国民性命，同样是不可推却的神圣职责。母亲说，当年父亲接手第一肺病医院院长之后，就变得忙碌不堪，每天都要从静安寺的家花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位于虹桥淮阴路的医院开会、协商，还要指导属下对肺病的医药及手术治疗工作，另外，还有病人瘉后的复元等等。
终于，父亲及同仁动用防痨协会的基金，1945年建造了两层高的病房大楼，病床扩张到180张，大量病人等待住院接受治疗的窘迫情况立刻得到缓解。同时，父亲在上海防痨协会的倡导下，积极开展大规模防痨宣传教育运动，包括报纸宣传、流动汽车广播、电车及公共汽车车身张贴宣传画、电台广播等等，父亲作为医学专家，每月三次亲自到电台主持防痨讲座。
当年的上海是全中国的医疗中心，父亲和我的舅舅梁其琛都是上海著名的胸外科医生，而且他们两个是全中国最早施行胸外科手术的，本来，这些防痨宣教工作属于公共卫生的范围，但父亲全不计较，他宁愿亲历亲为，这彰显了父亲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所应有的高贵品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为病人着想。
同年（1945年）父亲被任命为上海防痨协会总干事，一直到1950年。
1947年，父亲已作了多年肺病医院院长，还兼任总干事，对上海的防痨事业可以说功不可没。由于父亲的杰出工作，上海防痨协会决定派他到美国学习并考察，而赴美的考察费用则是由防痨协会基金所出。那是父亲的第一次出国，抵达美国纽约后，先与颜惠庆博士联系，这位颜博士是1938年协同施肇基先生一起创办上海防痨协会的知名社会人士，首任会长为施肇基，施老定居美国后，颜惠庆博士则继任会长，而当时颜惠庆则是中国防痨协会的理事长。
接待父亲学习和进修的地方是美国哥仑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Columbia），颜博士作为东道主，跟父亲见面之后，便将父亲引见给该校的教授J. Burns Anderson，当时美国的防痨工作，从学术研究到诊断治疗，已经很有规模，1943年对于肺结核病有特殊疗效的链黴素，就是美国人瓦克斯曼研制成功的，后来又再发明了异烟肼（雷米封），从那以后，肺结核患者的死亡率才开始逐年下降。
在主导教授J. Burns Anderson安排下，父亲去了位于纽约州的杜鲁特疗养院参观，并探访当时的住院病人，特别学习肺结核病人瘉后的各种复元工作，这也是后来父亲亲自在上海肺病医院创立复元工场的缘由，那复元工场包括缝纫、编织、印刷和玩具制作四大部门，为病人返回社会实行职业治疗。
在美国短短一年的时间，父亲收穫甚丰，他目睹了当时最先进的结核病治疗方法，以及病人瘉后的复元处理工作，教授Anderson对父亲的工作也非常满意，马上吸收他为美国结核病学会的会员，并开始安排父亲的工作。那时，中国正处于一场历史性的政权更替前夜，大批国人争先恐后地逃到香港，甚至美国，正在美国的父亲却全不动心，他一门心思地想将学到的防痨讯息和最新知识带回中国，再说，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上海，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留在大洋彼岸，他婉言谢绝了教授的一番好心。
当远洋轮停泊在香港港口的时候，父亲百感交集，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从这里他踏出了他的人生，成为了一名医生，并成家立业，定居在上海，但这里还有他的老母亲和兄长，有他过去童年的印记。亲友们劝他：留在香港吧，稍后把阿嫂（指母亲）和孩子们接过来，现在时局动荡，共产党马上要上台，看来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老母亲也泪眼婆娑地望着儿子：
“你在香港不是也可以行医吗？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呢？你看，我们欧阳家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北方（当年上海对香港人来说是很远的地方），想看看你都不容易啊，留下来吧，不要走了。”
当时，父亲的绝大部分亲属都在香港，五叔的一家本来也在上海，但五叔后来去联合国任职，也就定居在美国了，因此，父亲的家族中确实只有他一人在远离广东的上海。
当然，怀有雄心壮志的父亲志不在香港，他想的是尽快回到上海，进一步推动防痨事业，为此，父亲还从美国带了一台Westing House牌的缩影X光机，那是上海开阜以来的第一架小片机，是他用自己的钱买下的，事后从未张扬。
（注：以上有关父亲在上海防痨协会及肺病医院的历史，参考自“中国防痨史料”‘第一辑’。关于父亲赴美前后情况，参考自梅国祯医生1979年2月与母亲的谈话。）
1953年，中共发起所谓三反运动，有人在上海居然诬告父亲贪污，为此，父亲被押到上海对质，结果那人不得不承认，政治运动的压力令他胡乱供出已移居北京的父亲。其实，父亲从美国自费为肺病医院买回那架X光机，怎么可能贪污？谁想到五年以后竟发生这样的事。
满腔热血的父亲义无反顾地回到上海，不仅投入到防痨协会的工作，也迎来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父亲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怀着一股中华赤子的激情，他觉得他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家乡——香港，而选择了上海，是多么理智和幸运。
次年（1950年），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这也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年会，大会修改了学会章程，选举曾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首领医病的傅连璋为理事长，父亲和母亲都在邀请之列。那年他们首次踏上了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的土地，父亲带着相机，在北京各处留影，我家的相册上有很多这一年父亲亲自拍摄的颐和园、天安门、故宫、景山、协和医院等等照片。从照片的图景和衣着判断，那是1950年的夏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当。
其中有一张照片，正是父亲参与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年会的留影（下图），右一即是父亲，他在相册中注了一行小字：中法大学中华医学会八届大会，为何称八届大会呢？我的推测是，中华医学会早在中华民国时代便已存在（如今在台湾也有中华医学会的组织），这八届大会应该就是从1949年以前的历届大会顺序排下来的。
至于中法大学的前身，是1919年由留学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创办的法文预备学校，后来才改成综合性大学，校址则在北京市东城区皇城根一带。1949年以后，政府接管了中法大学，所有系科并入其他大学，而中法大学连学校带名称都被取消，若不是研究历史的北京人，恐怕听都没听过曾有中法大学的存在。
1950年的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年会，应该就是在中法大学举办的，那也是中华医学会最后一次在那里举办年会，因为此次会议不久，中法大学便消失在北京了。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北京典型的前廊后厦大瓦房，不知是中法大学的入口处，还是某大教室的前面，廊簷下还挂着一横幅：XX医学工作者为建设人民健康事业而奋斗。虽改朝换代第一年，已经很有中共口号宣传的特点了。
照片上的七个人，除了可以认出父亲，其余都不知何人。父亲和另一位先生穿西装，中间三位戴帽子的男士，穿的都是解放装，不知是否从延安来的医药卫生方面的干部，而唯一一位女性穿的却是列宁装，这在当时曾是一种十分时髦的装束。五十年代初，这三种服饰也代表了不同阶层人士的着装心态。
这一次父母赴京参加中华医学会的年会，想不到就是我们全家从上海移居北京的前奏。在此之前父母在上海十年的拼搏，令他们在事业上取得相当傲人的成就，更何况先后生下我们四个子女，我想父亲在他的一生中，最怀念的大概就是这十年了。然而，对于刚踏入中年的父亲来说，事业上进一步的发展，更是他的渴求，甚至他毫不眷恋在上海已经取得的成就，带领全家移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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