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郭小川与海默

三十年过去、五十年过去,距离我最后一次见到海默先生,迄今已经六十年了。随着时光流逝,对他的思念反倒越发浓烈起来……

所谓最后一面,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我那时不过八九岁,由于生于战乱、营养不良,我记事很晚,只记得三十出头的海默是个豪爽的山东汉子,长着一副憨厚的娃娃脸,圆圆的,浓密的络腮胡一直连到耳根。无论是与哪个小孩子见面,他必定要把孩子抱起,用他的鼻子和孩子的鼻子轻轻碰一碰。据说这是一种印第安人的礼俗。有时还会用他的络腮胡子扎孩子们的嫩脸蛋,这往往成为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

我父亲大约是1943年在延安与海默相识的,遂成好友。那时父亲在马列学院学习,闲暇时总爱往业余演剧队跑,帮助拉个幕,搬个道具(他在三五九旅时即如此),偶尔还饰演个村姑什么的,所以他很佩服海默年纪轻轻的就在延安写出话剧《粮食》并引起轰动。我当然没看过这个话剧,但根据它改编的同名电影却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父亲与海默在延安的交往很多,但父亲在1945年过黄河时,所有的文字材料都被汹涌的河水卷走了……

父亲1953年到北京后,与海默久别重逢。父亲常在我们面前夸奖海默如何有才,能在一天里写出一个电影剧本(《深山里的菊花》)(传说不准确,据海默的女儿张小默说,长篇小说《红旗谱》改编成电影,海默是仅用三天时间就改编出来了)。后来能够得到的他的信息就越来越少了,只是依稀知道他的政治处境和个人生活都很不幸;偶尔听到父亲说起,就是(喝醉了酒)“海默又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十七岁我远赴北大荒,与海默更是天各一方。但海默的形象并没有淡化,随着他的作品的传播,比如电影《洞箫横吹》、小说《突破临津江》;尤其是脍炙人口、至今传唱不衰的歌曲《敖包相会》、《草原牧歌》,等等。它们时时提醒我,有这样一位值得骄傲却又很不了解的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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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翻检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与海默相知甚深——在相对完整的1955年12月~1959年7月近四年日记中,涉及海默及与海默交往的记载竟有54处;1962~1964年(不全)有14处;文革前后的检查中涉及海默的有3处。仅以这样不完整的记录统计,就总共有71处之多。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天天见面。如1958年3月16日至4月17日,就见了10次。

从日记可以看出父亲对海默的评价。

1956年1月8日:“海默夫妇来,同他们畅谈,谈到他准备写的剧本……很兴奋……这是有天才的人,愿他得到正常的发展。”(《郭小川全集》卷8P376,下同)

1956年2月5日:“十时,海默来……跟海默玩了五小时,谈他的剧本,又谈了他准备写的特写,愉快极了,每一次谈话都有些新的收获,我的确很喜欢这个人哪!”(卷8P389)

他们交谈最多的还是文学,比如父亲那首长诗《一个和八个》就是听了海默讲的一个故事,深受触动而写的。(卷12P101,父亲在文革初期的检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1957年11月……我改出了长诗《一个和八个》这株特大毒草。这个东西是……4月20日,北影的海默跟我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他们也谈政治与形势:

1957年1月26日:“(晚上)去看水华、海默,谈了一会儿,就约他们来做客。在家里谈了一个晚上。海默对农村充满忧虑,主观主义作风似乎在农村十分风行,而农民生活又极其艰苦……”(卷9P21)

1957年4月21日:“海默深深感到,我们有许多功臣,实在已经不大想工作了。在前进的主流中,阴暗的东西很多。……但是他和××所看到的黑暗面都如此之多,而我却似乎只看到了光明的东西。”(卷9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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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家父受到批判,海默也被划为“右倾”,两人来往有所减少。

1959年底,父亲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干部批判他等四人大会上所作的《第二次补充检查》,也印证了两人的关系:

“对于海默,因为他比我年轻,我自以为政治上强,又觉得他有才,主观上是想帮助他的,所以批评也多。到北京后,我又在帮助他解决党籍上起过作用,对他许多作品都提过意见,我的许多作品,他也看过,出过主意,我也受过他不好的思想影响。”(卷12P42)

到了1962年春,他为海默问题的“解决”欢欣鼓舞,这在他1962年4月1日从广州写给我母亲的信中可见一斑:

“海默的问题已彻底解决,什么尾巴也没有留。在这里不久前结束的戏剧家座谈会上,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中,一再举他的例子,为他大鸣不平。他现在情绪很好,刚与辽宁人艺的一位红怡同志结了婚,不久他也到那里去做女婿,下放在辽宁,但编制仍属北影。我觉得,海默这个人还是可爱的,表现的态度很好,不埋怨,不记仇。但谈起来,他这几年的日子真惨,家破,人病,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谁也没有人理他。当然,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自己,也的确有不小的毛病。”(卷10P280)

为什么解决要加引号呢?一是因为“右倾”的无形帽子一直戴着,二是仅仅四年,文革浩劫一来,海默还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北影造反派“揪出”,关进“牛棚”;我父亲则是1967年9月被作协造反派从人民日报社揪回,关在当时全国文联地下室,二十余“黑帮”囚于一室,至1969年底下放“五七干校”前才被放出。失去自由两年期间,多次被殴打、辱骂、提审……

海默的处境更糟,因为他是个耿直敢言的人,在电影界比较了解内情,又收集了许多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等,对江青特别厌恶,到处去说,最终遭致杀身之祸。

冯牧在《一本没有写完的书》(原名《海默难默》)中对此有详尽的叙述:

“有一次……他用那种从牙缝中迸发出来的充满了憎恨的低沉声音,向我痛斥着江青、张春桥一伙人的丑恶历史和反动行径;这个性格刚强的铁汉子,在诉说中突然不可遏制地热泪流淌。‘如果是公开的敌人,’他说,‘我可以豁出这个脑袋和他们真刀真枪地拼……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伙人,明明是鬼,却打着党的招牌,你不和他斗,他就要搞垮你,这可难死我了。’然后,他从书架底抽出一本刊载着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照片的画报,用鄙夷的眼光盯视着,自言自语地说:‘就让这个人,让她夺了党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接着,他又难为情地擦去脸上的泪水,强带笑容地说:‘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不久我们就几乎同时都失去了自由。有一天晚上,一个以打人为能事的造反派小头目带着幸灾乐祸的声调告诉我海默已不在人世的消息,他还没有忘记添加一句威胁性的话:‘要不老实,海默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这霹雳轰顶般的消息使我一时间几乎失去了知觉。黄昏,我把这消息悄悄告诉了小川。我们当时所能做的事情,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用毛巾盖住自己的脸——因为那时公开为战友流泪是不允许的……”(《冯牧文集》卷5P323-324)

据张小默了解的情况,海默于1968年5月14日“一打三反”运动中,因“反江青”言论,被北影和电影学院造反派从北影的“牛棚”揪走,导演谢添回忆说:海默是被用麻袋套在头上从“牛棚”抓走的,再也没有回来……(张小默转述)

在电影学院地下室,海默遭到严酷殴打,始终不肯屈服。打手受造反派头头指使,下手特别狠,边打边吼:“我叫你硬!看你还硬不硬!”从晚上七八点钟持续殴打至凌晨一点,倔强的海默就是不吭一声。打人者为主的是北影一名五十岁的演员,他当时把殴打用的竹片都打折了,又用拳头连续猛击海默头部及在朝鲜战场受过伤的腰部。海默被打得遍体鳞伤,脸部肿胀,已经出现创伤性应激反应,造反派还逼着浑身哆嗦的他在纸上签字……延至5月16日,海默因伤势过重,终于不治,时年45岁。

一代正当盛年的、铁骨铮铮的天才剧作家,少数几个在文革初期就识破江青嘴脸,并公开表达要与之斗争的人,中华民族的精英,就这样被封建法西斯极权集团残酷杀害了!

尽管有人说江青1936年赴延安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我却认为她那时就怀着投机心理,是因为在上海演艺界搞得声名狼藉、混不下去了,才跑到延安寻找机会的。而且,恰恰是那个体制之恶迎合了她个人品质之恶,让她得以戕害多少祖国、民族的优秀儿女啊!

文革中她掌握了一定权力、以“文化革命的旗手”的姿态甫一登场、,就授意兴起了一股类似瓜蔓抄的恶浪,对于凡是了解她在三十年代劣迹的人,都要“封口”。连当年帮助过她的保姆秦桂珍都不放过,包括当年引她走上话剧舞台的恩师赵太侔。

我说一个发生在北大荒、我身边的事实:

赵太侔的儿子赵光久是我所在农场五分场五队北京知青(1963年来到农场)。文革中,他和他姐姐都被以“议论江青”的罪名投进监狱,一直关到1976年底。赵太侔是文革初期被人发现淹死在青岛海滨的,据说“死因不明”。有传说赵死前一天,江青曾秘密赴青岛,找赵谈过话。据赵光久说,父死他未能奔丧,后来听说父亲在海边被发现时是装在麻袋里的……

打死海默的人是那样穷凶极恶、有恃无恐;那个指使演员打人的坏头头说:没事!就说他是反革命!(据张小默转述)而海默冤死数年后,北影在文革中的权力机构仍坚持给海默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海默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在对江青的认识上,当过“官”的父亲显然比没有当过“官”的海默觉醒得晚些。海默多年走遍乡村、草原,他以他的正直和人民性思想,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很早就了解农民遭受的苦难。父亲的觉悟是在1974年之后,是他还想为国家出力时却被江青兜头一棒打翻在地,才认识到江青之恶并起而抗争的。

当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是什么造就了这个潘多拉、纵容了这个女魔头?没有江青,还会有李青、张青、王青……来祸害人民!江青垮台已四十余年了,死了也已二十年了,这些年的历史事实昭告了我们什么,大家都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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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父亲没能活到解禁那一天。如果有机会,他会写出感人的悼文,发自内心地悲悼最好的朋友!所以可不可以说,我这篇小文也是替父亲还愿的呢?

大海平静时是沉默的,但你能说大海会永远沉默吗?占地球面积十分之七的海洋,一旦暴怒起来,那滔天巨浪,其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一切在民众之海上行舟的“船长”可要识“水性”即知道敬畏大海啊!

今年是海默先生蒙难五十周年,我要郑重提议:海默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有骨气的一员,堪为中国文人的脊梁,他的事迹应当彪炳于中国文学的史册;他的英名应当镌刻于烈士纪念碑!

附注:海默(1923—1968),原名张泽藩,山东龙口人,男,1941年就学于华北联大,1943年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创作话剧《粮食》等。1949年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创作或改编电影《春风吹到诺敏河》、《草原上的人们》(与人合作)、《母亲》、《洞箫横吹》、《红旗谱》(与人合作)、《深山里的菊花》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突破临津江》、《四嫂子》、《我的引路人》等多部。

初稿写于2016年5月中旬
修改于2018年7月29日
海默罹难5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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