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存在着相当普遍的模仿苏联文学的迹象。

最典型的是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他的作品的语词与意象,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甚至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在写到关键性的与肖氏作品相雷同的情节时,隐忍不住地自问自答,自己要不要袭仿肖洛霍夫的故事情节与语言模式。

叶蔚林的小说《遍地月光》模仿俄国作家浦宁的小说《通宵晚霞》,他的获奖小说《没有航标的河流》雷同于契诃夫的《草原》。

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于1982年在中国出版时,曾经引起中国作家们的强烈追捧。我曾经有一个印象,《鱼王》也被中国作家抄袭过,但是一时手里难以查到资料。

我们很难说,小说作者的那种悠长、隐忍、舒缓的表现手法,没有被中国作家所袭仿,融入到中国文学的血脉中去。其实,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作家受到前苏联文学的深刻影响。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莫言,潜移默化地站在前苏联文学的肩膀中,采摘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果实,像近年来比较畅销的《狼图腾》的表现手法,也完全是一种苏联文学的模式,甚至小说的架构,隐约可以让我们记起前苏联的著名小说《断头台》。

但是随着苏联帝国的倒塌,中国作家都集体地隐藏了他们对苏联文学的热恋与吹捧,似乎向一个僵尸学习过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就连莫言,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把他的袭仿对象拉扯到八竿子搭不上边的拉美文学。实事求是的讲,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在血脉上的相通,已经具有了至少一百年的历史,两个文学种类之间,即使不是出于相同的政治原因,就是在文脉学理的内在上也有着类似的文化基因。

从中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得出中国文学的势利眼性质,而只能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国家值得关注,才能支撑起这个国家的文学。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了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这与最初的中文版本,已经相隔了35年。当年在这期间,其它的出版社,也曾经出版过《鱼王》,我查到的信息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重版了由相同译者译出的同一译本《鱼王》。

但广西师大版的《鱼王》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里面多了一章,这就是排在第三篇的《没心没肺》。而这一篇没有出现在初版本中,并不是一次可有可无的疏忽,而是有着必然的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篇的时候,还是觉得与整个小说的龃龉成份。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里新增加的一章《没心没肺》风格上与《鱼王》的“以景托事、以意统物”的总体格调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一部分,完全没有了整部小说里采取的浩大磅礴、洋洋洒洒、随心所欲的叙事手法,文笔干瘦简单得惊人。这一章通过童年的“我”遇到了一个逃出生天的逃犯的叙述,展现了当年西伯利亚地区出现的大量苦役犯从事劳作的惨不忍睹的现实境况。这一部分的叙事笔调,完全不是阿斯塔菲耶夫式的,如果选择一个相近的概念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科雷马”式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前一度时期出版的《科雷马故事》,我读到《鱼王》里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感到小说的情节,已经走上了《科雷马故事》路线,甚至觉得两本书的印装都似曾相识。所以,我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特意把《科雷马故事》这本与《鱼王》一样、如同一本厚厚的辞典的精装书给找了出来,发现两本书的印刷单位都是同样的“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难怪两本书的印刷效果极其雷同。雷同的印装,雷同的故事表达手法,使得阿斯塔菲耶夫《鱼王》的这一部分,几乎就是《科雷马故事》里的章节遗失到《鱼王》里来了。在这一章节中,写到了一个劳改犯,原来是一个军人,因为反对落后于时代的训练方式,而被判刑,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劳改工厂,在矿上做苦役,小说里写到了处理尸体造成的集体尸坑、因饥饿而被同案犯割掉臀部的尸骸以及由此导致的不顾一切的逃亡。小说中的劳改犯逃亡的目的,是意图向斯大林靠御状,但是,他的出走无一能够成功,最后在再一次劳改营中反抗时自杀身亡。这篇小说里的纪实元素,已经涵盖了《科雷马故事》的主体情节,而这样的风格,在《鱼王》里无疑是突兀的。在这一章节中,阿斯塔菲耶夫还特意提到了“科雷马”,这是作为一系列的劳改犯服刑的场所而由作者罗列出来的,小说借由逃犯之口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干得更阴险更狡猾。索洛维茨基岛、白波运河、科雷马、乌赫塔、因迪吉尔卡的经验被成功地仿效,并针对这里进行了创新。”(P145)。

可见,作者在这一段落中,有意把叶尼塞河的劳改营放置在整个苏联同一体系的管理制度下进行了体现。实际上,在《鱼王》的其它章节中,“科雷马”这一特殊内涵的词汇,也曾经出现过,只是在之前的版本中,我们太过容易忽略了这一个地名所蕴含着的特殊意义。在《葬后宴》一章中,小说里写到一个后来被熊咬死的脾气暴躁青年,说他在领导面前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整个北方外加科累马河流域都见识过了,也没有给吓破过胆。”(P389)。这里用的“科累马河流域”显然就是指科雷马地区,但由于这一章采用了旧译,所以没有和前面的新增加的一章的译名保持统一。

当年《鱼王》在中国出版时,离苏联解体已经不到十年。作者写作的年代,与苏联的崩溃时间,之间相距二十年左右。我们可以说,《鱼王》是苏联晚期的一部作品。

那么,当今天我们有一个明白告示,告诉我们,在《鱼王》出来之后的二十年之后,这个帝国大厦就轰然倒塌了,我们必然会想起什么?

我们本能的选择是,要在这本小说里寻找到二十年后一个帝国瓦解的蛛丝马迹。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苏联后期,苏联的文学作品的标志性作品,都有向远东地区倾斜的趋势。当时,前苏联最知名的作家艾特玛托夫,是一名吉尔吉斯族作家,而吉尔吉斯与中国仅仅隔着一座帕米尔高原,在艾特玛托夫的笔下,写到了我们中国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天山山脉,而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文学的熏陶与滤境作用下,作者笔下的异域风情,也带上了俄罗斯文化艺术骨子里烙印上的那种时间停滞的忧伤感。显然,尽管艾特玛托夫小说反映的地域,离我们中国更近一点,但它折射出的社会精神内质,却典型的是苏联的。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远东地段的风情风貌,还是苏联主体文学的一个补充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后的苏联文学,却有视角东移的迹象,往往通过远东土地上的微妙的风情变化,来观察苏联大厦的破裂与震颤。最典型的标志是,反映修建通向库页岛石油管道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以及描写库页岛二战后苏联人重新回到岛上从事捕鱼生产的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都曾经是苏联文学的一个边缘地带的补充,是为苏联的文学大厦添砖加瓦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不同了,艾特玛托夫的文学作品,俨然成了苏联文学众首翘望的顶峰,艾特玛托夫笔下的远东边缘地带的每一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苏联文学界的连琐波动。阿斯塔菲耶夫也应该属于苏联后期文学的这种奇怪的“风向东转”背后的一个风云人物。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苏联后期文学之所以将目光移向莫斯科的身后,转向苏联的亚洲板块,实在是因为在这块被命名为“远东”的后花园里,更无限于接近于自然,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一种“天人合一”哲学意味,可以更明白地看清苏联整个帝国出现的隐秘裂纹与症结所在。就像《红楼梦》中,在前宅大院里看到的是一片歌舞升平,而哀音出现的地方,正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后花园位置的大观园,哀被华林的不祥之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因为那里,更贴近自然,可以非人力地感悟到自然的真实的波动与走向,传达着人事中被隐藏了的真正的启示与告诫。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吉尔吉斯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这里展现的一片宽广的大自然,能够更敏锐地感应到一个体制的微妙的变化与走向,可以洞观到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危机所在。就像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呈现的那样,尽管小说里描写到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自然的舞台上,掠杀生灵,但人类的自身的灵魂,却已经朽蚀,人类越依靠武力与强权展示自己强大的时候,却被证明从另一个方面被掏空了灵魂,蕴含着瓦解的因子。

同样,我们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里,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的叙事策略。在《鱼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远东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上,最大的社会困境是一个社会已经没有信仰,人们精神空虚,没有什么能够支撑着人们在那片浩大的土地上继承生存下去的勇气与理由。

小说里的父亲,原来是一名参加卫国战争的炮长,头部受伤,退役回到了家里。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到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英雄气概,整天嗜酒如命,甚至把集体的钱换成了酒,挥霍一空,最后被判刑。而在小说里,酒鬼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苏联解体前夕的一场失败的治国行动,就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禁酒运动,然而这个运动无疾而终,当一个社会必须依靠酒来调节民众的精神指向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可救药的顽疾也可以说是昭然若揭了。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里写到了苏联的贩毒现象,与此有着相同的内在肌理。一个帝国,一个王朝,一个社会,一旦走上下坡路、开始一蹶不振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麻醉剂、兴奋剂来提高自己活下去的兴趣与动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发生背景里深刻地体验到这一点。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社会的信仰缺失?在新版本上补上的那一篇《没心没肺》中,我们看到,支撑着那个劳改犯知难犯险、一意孤行地不断出逃的原因,是想跑到莫斯科去,进见斯大林,告诉斯大林发生在劳改营里缺失人性的暴行。去见斯大林,这是一个美丽而宏伟的理想。在苏联的小说中,“为了斯大林而战斗”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在苏联著名小说《磨刀石农庄》中,小说里的人物,最高理想,就是去见斯大林,向斯大林汇报农村的实际情况。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向斯大林大胆陈辞,状告农村里发生的暴力现象,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从而阻止了逆行的发生。这一切,都显现出斯大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巨大存在。但在《没心没肺》中,那个抱着坚定信仰的劳改犯,终于没有冲破重重追捕,最终还是死在了劳改营里,他在奋起搏击、打死了一个灭绝人性的看守之后,高呼着“斯大林同志万岁!”走向了死亡。这名逃犯死于自己的信仰,但信仰并没有拯救他。这个章节在整个书中过分明显的政治抒写,恰恰隐含了为什么信仰丧失的终极原因。

《鱼王》的世界里,呈现出的是一种人类信仰丢失的一片真空。

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一节中,写道:“母亲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有一个信仰,指望在冥冥之中临到支持。……她没有地方可去,只能乞求于上帝。”在《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中作者写道:“信仰的力量能激发毅力,生命不朽的信念帮助人们庄重地离开人间,走向另一个世界。”可见作者在书写中,始终明确着信仰在人类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而现代人的困顿,恰恰是信仰丢失后灵魂的空白。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凝聚人心,所以暴力执法便成为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在小说的多篇章节里,都描写到稽查人员与偷猎者之间的猫与老鼠的博奕。而作者的站位,显然是站在老鼠这一边,因为作者的逻辑是,当猫用暴力肆无忌惮地展现出它的爪牙的时候,那么,无辜的老鼠因为它们的弱者身份而具有了同情的理由。《达姆卡》中描写了有一点像我们阿Q的达姆卡因偷鱼而被渔业稽查站的人抓了一个“现行”,并被那些行政人员搞得半昏迷状态,放了回去,之后他破罐子破摔,重操旧业,喝酒,寻欢作乐,直到拒绝支付罚金被送上法庭做了牢。暴力执法的结果是“稽查越严格,鱼在水底深处就死得越多。”(P196)。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但我们并不陌生的悖论。在《黄金暗礁附近》中同样写到了一个挑战稽查员的渔民柯曼多尔,他成功地摆脱了稽查员的追捕,但回到家里,却发现爱女死于车祸。如果说前一篇中达姆卡是逆来顺守地得过且过,那么,柯曼多尔的抗争,却换来的是自己生活的巨大不幸,遭受到了自己所作所为的残酷惩罚。《渔夫格罗霍塔洛》中,命运线同样万变不离其宗。捕鱼时,渔夫被稽查员活抓,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房子发泄,被捆了起来。

这些特写式的人物在小说里勾勒出的是作者如出一辙的意念。他们都统一地受到人类社会的暴力对待,所以,他们转嫁了他们的暴力力量,而作者在小说里用以反衬的主题,就是大自然在开导与启蒙着这些被信仰抛弃了的人灵魂。

在信仰缺失之后,极寒之地的艰难生存状况,注定无法留住人迹,大规模的人的逃亡与撤守,便成为小说里向我们揭示的另一种时代的萎顿状态。我们看看,小说里提到的一个靠近楚什镇的名叫克里弗利耶克的村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一个移民的车队经过这个地区,聪明的首领带着大家往北,一看到这块乐土就让车队停下,下令在这里建立家园。”(《在黄金暗礁附近》)。1932年是什么概念?是苏联大饥荒之年,但是这个不幸之年,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了一个西伯利亚小村庄的开创之年。而在作者描写到苏联七十年代,却是“集体农民举家迁徙,离开塞姆河,远走他乡,迁到叶尼塞河。接着是细心谨慎的渔民和猎户也步了农民的后尘,行动更谨慎、更诡秘的旧教徒也都远走他乡。”(《黑羽翻飞》)。当年热闹的互助友爱的村庄,消失了,留下了一个个森林中的残骸,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小说里道出那份人类从原始森林失守的无奈与忧伤:“但凡年轻一点的人都远走高飞了。”(《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作者一方面指责了三十年代那个缺少人性的政治由头,但是作者不得不以更加无奈的笔触描写了信仰丧失后人类一道道撤守自己的防线,这显现出作者叙事上的一种矛盾。旧有的年代,不管人们出于什么的动机,来到了密野密林之中,但毕竟让这里出现了人迹,创造了拥有生命活力的村庄,而到了大厦终结前的尾盘时,却是一片人走屋空的荒凉景象。苏联远东地区出现的这幕持续的隐形的变化,正潜伏着一个帝国大厦将倾前的凄凉晚境。这也是弥漫在《鱼王》里的预示着未来崩溃的不祥隐兆。

在作者浓墨重彩地表现的大自然的伟岸力量的时候,作者强调的是自然的价值,是它永远有一种知道如何活着、为什么活着的最基本的信仰。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礼失,求诸于野”的意思。作者在书里在礼赞自然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归结到这一点:“在这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再生。”(P94)

作者称颂自然:“我们对它只是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使它毁于烈火。然而不管我们如何费尽心计去糟蹋它,它始终不会传染上我们的恐惧、惊慌,也始终不会对我们产生敌意。原始森林依然是那么雄伟、庄重、安详。”(P97)。

作者比较城市与自然之间给予自己心灵带来的落差时,提到:“我哪怕能逃离这个世界一个夜晚,我的内心就能求得一夜的解脱,一夜的宁静,坚定宇宙无穷、生命永恒的信念。”(P100)。

那只可爱的小狗“鲍耶”的死亡,正承担着人类信仰缺失后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当父亲因为坠入酒精中不能自拔荒废了正事被判刑入牢,不知人间是非的鲍耶出于本能的对人的热爱,扑向被押解的父亲,被押解人员击毙。这篇小说反映出信仰丧失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可怕事件,而存在于植物与生物身上的坚强的信仰,正衬托着人类的堕落与崩溃。鲍耶之死的隐寓意义在小说里也就得到了富有冲击力的凸显。《鱼王》这一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渔民在猎杀一条大鱼时,陷入与鱼困于一体的窘境,在这生死一线之间,他思考到的是自己对当年失贞的女友的暴力性虐待,实际上,是自然力量,重新唤回到了他身上的人性的复苏和对人类信仰的尊重,从而使得他脱离了险境。

如果说,《鱼王》里的大部分作品,仅仅是一种片断式的人物特写的话,那么,全书中,唯一一篇具有戏剧性、人为编造痕迹浓重的是《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篇也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但是,这一篇不过是小说中第一篇《鲍耶》的扩写,而且在小说里加进了一个文艺作品里总少不了的爱情作料,但因为爱情作料的出现,反而失去了全篇的来自于生活的醇正风味。《鲍耶》里表现了三个男人如何来到极圈内,度过一个危机重重的冬天的故事,而《白色群山的梦》则描写了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阿基姆在极圈里捕猎时,遇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城市姑娘,将她救活,并且死里逃生。问题就出在这个女孩身上,《鲍耶》中是三个男人的遇险,而《白色群山的梦》则想象成一个男人在严冬中碰到一个女人会怎么样?于是,在冰天雪地里封存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的孤男寡女,注定要在感情上产生一点什么。而值得注意的是,封闭的空间对于男人来说,是致命的,这一点在《鲍耶》里表现得相当的明显。受风雪影响困守在过冬的小木屋中的三个男人,产生了势不两立的仇恨感,其中两个男人大打出手,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当两个男人换成一男一女的时候,小说里立刻呈现出那种可以写出许多暧昧情境的浪漫描写,就像《鲁宾逊漂流记》在原著的小说年代,只能无趣地描写两个男人在岛上的艰难生存,到了现代人那里,更喜欢想入非非地设想一男一女在孤岛上会打造什么样的世外桃源,我们可以从波姬小丝主演的电影《青春珊瑚岛》中可以见识到这种乌托邦的端倪。《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章中,阿基姆拯救时尚女孩的段落,呈现出相当情色的光泽,也因而使这一章脱节于整部小说中对人的原生态生存状况的描写体系。在展现出当地人的古道热肠、天人合一的精神气度的时候,作者还设计了一个导致莫斯科女孩为什么深陷困境的坏男人。这个男人来自于城市,父母是艺术家,但他极端自私,心中只有自我,这是另一种没有信仰的现代青年,只迷恋自我,这也被作者视着这个时代病的代表。这个极端自私男,本来有妻儿,但不甘于按部就班的生活,只身来到西伯利亚的小镇上,在这里勾引女人,寻欢作乐,小说里在《达姆卡》这部分已经对此人作了铺垫,很快把从莫斯科来到这里寻找科考队父母的女孩给俘获住了。阿斯塔菲耶夫给予了这个自私男以标配化、极端化的道德评价,死死地把他摁在道德的耻辱柱上。可以看出,作者在反映出社会信仰缺失的同时,更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当代意识。可以看出,阿斯塔菲耶夫对此极为不看好,但是,除了从道德上对这个自私男进行全方位的抨击之外,实际上在他的身上还有许多优秀成份,比如他不安于现状,爱我所爱,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来到小镇后,什么活都干,包括搬运工一职,把废弃的仓库也修缉一新,非常具有适应生存的能力,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自立精神将会大有用武之地。但作者恪守道德的准则,对此加以抨击,显然可以看出,作者立场仍然在延续着苏联时代对所谓个人主义的批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联文学的末期作品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在抽离出信仰之后,苏联小说实际上也没有指明它自身应有的发展方向。它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自己的出路:一是人性,二是生存,三是道德。而这三个概念并不能填补信仰的空白。道德评价很难能够解说社会困境的终极原因。就像在《鱼王》中,作者的核心意图是,那是一片被信仰遗忘了的土地,所以,才暴力横行,人性缺失,而大自然里体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那是自然的伟力存在,作者建筑于对人类社会的批判,生发着小说的主题,转而去赞美并没有主观意识的自然力量,实际上是用人类的意识形态加诸到自然身上,用人类的信仰,去重新塑造了大自然出于原始本能而追求活着的生存状态,把这种本能升化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的执着层面,其实这样的套路,有其长处,但同样也显现出一种强烈的主观臆想成分。但由于我们习惯于对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谐和渴望,而并不觉得突兀,但一旦作者把他的批判矛头,有一点黑白分明地指向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作者很可能把尊重个体意识与生命自由的孩子也随着污水一起倒掉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白色群山的梦》里觉得有一些突兀不适的原因。因为在这一篇作品里,作者显然加进了过分明显、过分带着立场的恩怨与好恶。

实际上,阿斯塔菲耶夫在《最珍贵的稿酬》这一篇散文中(收在散文集《树号》中)中,提到了他妻子对《鱼王》的评价,其妻子在说到《鱼王》时说:“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

一个最亲密的人对作家的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而阿斯塔菲耶夫也没有直接否认,他说:“也许我真的不理解。也许我并不愿意去理解。”(广西师大版《树号》,P125)

这种不理解的原因,是因为阿斯塔菲耶夫感受到了苏联后期的那种不祥之兆,就像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听到某种背脊发凉的不祥之兆,他们凭着他们的特别的敏感,预感到了一场更为可怕的前程正向他们袭来。作家写出了这种预感,但时代要过了二十年之后才能告诉他真相。所以这样的小说,在苏联解体前,我们很难读懂作者写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什么,而今天,当我们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明白这部小说所潜蕴着的那种悲凉之雾究竟笼罩的是什么。

来源:豆瓣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