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我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在台湾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被评价为“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除了中文版，目前《杀劫》已有藏文版和日文版，《西藏记忆》则于最近由法国著名的珈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几天前，法国《世界报》记者就法文版要采访我。所以我在推特上转载了《西藏记忆》中一些口述者的回忆，如寺院被砸、内地红卫兵的涌入、藏人被军队镇压等等，以及与我访谈的经历者心有余悸的感受，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引发了一场争论。有汉人推友口气咄咄地指责我：“子弹费的事，我相信。灭教的事，我也相信。只是，那是那个疯狂年代、独裁统治下各民族共同的不幸，是‘反共’的理由，而不是‘反华’的理由。”其他还有说天葬是“侮辱死者”之类完全对西藏文化无知、无良的言论。
后来我与记者见面时说起在推特上的争论，记者很有兴趣，问对方是不是毛分子？我说从当时推特上的发言来看，不是什么毛分子；而是素来声称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维权人士，或者说异议人士，还签署过“零八宪章”。我还说，虽然类似反应对于我并不陌生，尤其是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后，整个中国社会更是普遍存在这样的反应，但有趣的是，连异议人士也如此，这表明在其心目中是有双重标准的。也即是说，在他们看来，民主、人权与自由等普世价值观似乎只对中国人、或者说汉人有效，而少数民族，对不起，似乎是不能被民主、人权与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光芒所照耀。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专制的受害者；但他们从来不认为，对于其他民族而言，他们也是专制的化身，是加害者。
之后，《动向》杂志的“推特茶坊”约访我时也谈到这次争论，认为争论虽发生在我与个别推友之间，却暴露出许多貌似已接受普世价值观的人，其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并且问我，是否“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们普遍超越了汉族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我直率地说，这样的说法我不同意，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超越。访谈者又问，“零八宪章”关于未来联邦国家之建构愿景，是否反映了一种思想认知的超越？我回答，虽然我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不过说实话，就未来中国的联邦制度这一愿景，我保留我的意见。
我只能点到为止，这是因为所涉及的话题越趋敏感，而我们生活在动辄就有可能被贴上“分裂分子”或“反华分子”标签的环境中，绝无可能有畅所欲言的自由。而且，并非只有当局会贴这类标签，包括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在内，在这个似乎是体现了“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往往都会与当局口气相仿、步步紧逼。所以访谈者最后问，你能接受这样一种对前途的判断吗？即只要努力奋斗，最终，我们是可以抵达“零八宪章”中所展示的那个美好愿景——如同美利坚与瑞士联邦等国家一样的多民族共存且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之目标的。我的答复是：这是一个美好愿景。访谈者不甘心地继续问：在那些已超越了大汉民族中心主义与专制主义万有引力的汉人身上，难道您没看到这道曙光？我的答复还是：因为是一个美好愿景，所以是一个美好愿景。
另外，就文革给各民族带来的不幸，我也谈了我从写作《杀劫》与《西藏记忆》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即全藏地在文革中所遭到的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可以说超过了中国内地的文革。简而言之，正如一位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分子所说：“一九五九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这就是事实，是真相，是结果，并非什么“反共”或“反华”的理由，大可不必上纲上线。
2010/12/27，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