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希腊化时期,究竟在历史上获得如何一种地位;一般言说,它是一个罗马帝国前过渡时期。希腊世界经过自身自戕的战争,从科林斯战役到留克特拉战役,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相继胜、败而黄雀在后,这个黄雀就是菲利普二世的马其顿王国。这个王国于喀罗尼亚战役战胜雅典和底比斯,继而成为希腊霸主。一说,菲利普对于雅典网开一面,只是惩罚了底比斯,当然,这个惩罚也被说成是雅典自此失去自由(以后安提帕特让它失去民主。)这样,在出现了复兴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之寄托埃及失败,和西西翁的阿拉托斯寄托马其顿复兴希腊世界失败,最后,是德摩斯蒂尼反对菲利普和安提帕特失败,他本人自杀殉国,这些包含菲洛波门在内的“最后的希腊人”,开始不得不让位于马其顿人,埃及人和塞琉古人——这便是希腊化世界的三国鼎立(自然,扩充而言,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帕提亚等等。)希腊化世界究竟如何希腊,是实现希腊民主还是希腊自由?是实现雅典自治,还是实现混合政治?有波利比奥《罗马帝国崛起》一书序文作者翁嘉声认为,这个希腊化,按照德国学者说法,就是,“希腊化时代于是被看做是一个下山(经过搭山,攻顶!)或堕落的时代,背离古典时期的典范,因为希腊化时代的人不再说典雅的雅典希腊文,而是简化的普通希腊文;希腊人不再生活于自由自主的城邦之中;而是受独裁君王的宰制。”这个情形称为“希腊化”。(虽然很多学人对此持有异议)。于是希腊化三国鼎立之局面就此形成,那就是托勒密埃及,安提柯马其顿和塞琉西叙利亚三王国。

可是,这个泛泛的三国演义之判定其实并不完整,其中,犹太化或者说犹太人对此的抵制(时间要晚些时候)方兴未艾,此起彼伏;而“希腊化”丑化者塞琉古的安条克四世以对犹太人实施暴行著称于世。他把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及其杀戮行为推向后世,让纳粹于20世纪继续人类大屠杀——一种说法是,这个词意味着犹太人整体炙烤牲畜之含义,并以牺牲之火拯救圣殿——又,“这个词出希伯来语OLAH,意思是‘向上’,暗指整只动物燔祭时的烟‘向上’飘往上帝”。(《耶路撒冷三千年》西门.蒙蒂菲奥里)而后来,犹太家族马加比“和他们的敌人一样希腊化,他们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字,他们开始和希腊暴君一样残暴行事。”(同上)

所谓“犹太化”最为著名的象征,是亚历山大大帝造访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圣殿当然是第二圣殿——而在这个圣殿被希律王复建和罗马将军提多捣毁之间,圣殿的前途正如耶稣曾经预言的,它必然倾覆。亚历山大的到访和前此耶稣到访之,形成对比,十分有趣而深刻——“耶稣来到圣殿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大约在两千年前,神子耶稣(Jesus)在世间传法,因为信奉者越来越多而触怒了当时的犹太教势力,从而被犹太教所仇视,一些犹太教上层人物想要抓住耶稣并杀害他。这时耶稣却返回了犹太教的圣地—–耶路撒冷(Jerusalem)。耶稣此时已经预见到自己将要被坏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这之后犹太民族将要因此而承受的苦难。

在耶路撒冷,耶稣和门徒们一起游览了耶路撒冷圣殿。当耶稣和门徒们一起走出耶路撒冷圣殿时,门徒们还在回味着圣殿的金碧辉煌。

……门徒看到圣殿美丽的大理石和雄伟的建筑,非常激动。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然而耶稣却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又预言了圣殿被毁灭的时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進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

此其一注意,耶稣说,圣殿将一石不留地倾覆(!!!);二,耶稣对于圣殿变成市场也曾经怒不可遏。略。

而亚历山大,据说,也造访过圣殿,虽然这个传说有人以为牵强附会,不可采信。但是我们还是给出一些资料,以正视听。这里是网络上的说法——

“In circa 70 AD, the historian Josephus Flavius wrote that after the
conquering of Tyre and the siege of Gaza, Alexander visited Jerusalem.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ity, he met the Hebrew Archpriest, Simon the
Just, and many other priests and people.

約莫在公元70年,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寫道,就在征服泰爾和圍困加沙之後,亞歷山大拜訪了耶路撒冷。在經過這座城市的大門的時,他見到了希伯來大祭司,公正者西門還有其他許多祭司與人民。

Alexander always respected the rules characteristic for the places he
visited, so he descended his horse and went to greet the Jewish
Archpriest. Alexander’s general Parmenion suggested that the soldiers
were displeased that he greeted the Jewish Priest first. Alexander
answered that he didn’t greet the priest, but the God he represented.
As Josephus wrote:

亞歷山大始終都對他所拜訪過的每一個地方的風俗民情相當尊重,所以他主動下馬迎接猶太祭司。亞歷山大的將軍帕曼紐告訴他說,士兵不會樂見於他居然把會見祭司擺在第一位。亞歷山大隨即答道,他會見的並不是祭司,而是祭司所代表的上帝。正如約瑟夫斯寫說:

”And when he had said this to Parmenion, and had given the
high-priest his right hand, the priests ran along by him, and he came
into the city. And when he went up into the temple, he offered
sacrifice to God, according to the high-priest’s direction, and
magnificently treated both the high-priest and the priests. And when
the Book of Daniel was showed him where in Daniel declared that one of
the Greeks should destroy the empire of the Persians, he supposed that
himself was the person intended.”

“當他這麼答覆完帕曼紐後,他向大祭司伸出了右手,祭司與他一同隨行,亞歷山大就這麼進城了。當來走進神殿後,他依照大祭司的指示向上帝進行獻祭,他對待大祭司和祭司的態度也無可挑剔。在他看見被遞到他面前的《但以理書》明確記載著將會有一位希臘人摧毀波斯帝國後,他深信自己就是那個天選之人。”

Alexander’s name was added into the genealog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giving him a divine quality. Moreover, the Greek word ‘Synagogue’
dates back to the times when Alexander gave freedom for various Jewish
gatherings. The annual Hebrew Convention that used to take place in
Jerusalem was also called “Synitrins”, from the Greek word Συνέδριο.

亞歷山大的名字被納入了猶太人群體的系譜之中,他也因此獲得了神聖的地位。還有,希臘單詞“Synagogue”(猶太會堂)的起源其實就可以追溯到亞歷山大解放那些猶太教堂的時候。一年一度在耶路撒冷舉行的希伯來大會也被稱作“Synitrins”,來自於希臘單詞Συνέδριο。”(而《犹太人的故事》作者沙马认为此传不可居信。他认为约瑟夫斯的根据不足……。)

这两个传说说明的问题是,希腊化和犹太化之间的战斗,博弈和融合。虽然融合更多地让位于战斗。于是,如何看待希腊时期的雅典民主及其他,如何看待耶路撒冷的基督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核心。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希腊化语焉不详,只是安提帕特消灭了雅典的民主,确为事实。(“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后,新任帝国摄政佩尔狄卡斯让安提帕特继续控制希腊,但随着亚历山大逝世,安提帕特面临雅典、埃托利亚和色萨利的反叛,爆发拉米亚战争,而南方的希腊城邦也试图争取他们的独立性。在前322年安提帕特在克拉特鲁斯的帮助下,于克兰农战役击破叛军。因雅典参予叛乱的关系,安提帕特强迫雅典实行寡头政治,并要求雅典交出狄摩西尼(德摩斯梯尼),而狄摩西尼为免于落入马其顿人手中而自杀。”)(维基资料)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和信号,因为这个雅典之消灭成为希腊化反对希腊价值核心的所在。自此,希腊人转移到亚历山大的希腊之后时期——这个希腊之后,又转变成为罗马——成为拜占庭——而拜占庭自此成为西方的东方和东方的前哨——真正的东方是在印度,是在中国(此番议论也许疆域过大,打住。)拜占庭何意?它的定义十分有趣。因为一个希腊人拜占斯发现了一个“盲城”迦克墩/卡尔斯顿,而这个盲城之边就是拜占庭。于是,这个曾经的波斯帝国,这个曾经的被希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占领之地,转换为希腊化时期之希腊人、希腊化和犹太人、犹太化的交集之地(虽然犹太人大部生活在亚历山大城……)。但是,拜占庭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希腊人。这样,这个后来的东正教、东罗马和最后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历史轨迹,就把西方、真正的西方从西方拉扯出局了;希腊人和希腊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东方之地。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这才是希腊化真正的含义。

而耶路撒冷,则是被神殿毁灭者提多和后来的尼禄,哈德良,图拉真(115年,希腊-犹太裔之间的冲突在犹太行省演变为严重的犹太人骚乱,并逐渐蔓延到了有庞大犹太社群居住的埃及、昔兰尼加以及塞浦路斯。图拉真被迫从两河流域回师镇压骚乱,并任命养子哈德良为安息战争的总指挥/维基资料)等等之为希腊化鼓噪和毁灭犹太之集大成者,成为历史上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开局。这是后来天主教和犹太教分道扬镳的开始;一直到十字军和水晶之夜(为此,两千年后的梵蒂冈为此道歉。见后。)我们知道,天主教前身之保罗,之彼得之所以骨殖建殿,成为西方天主教多伯禄(保罗)圣彼得教堂之系列,而恰恰没有任何耶和华大教堂,耶稣大教堂,原因不示自明。因为基督教被西方化了,而拜占庭和雅典或者说雅典之后,业已变成西方之东方的拜占庭了。这样,整个西方文化政治宗教霸权,自然建筑在罗马,在梵蒂冈,在耶路撒冷之西。换言之,基督教-天主教转变和扬弃了基督教-犹太教——而拜占庭,扬弃了雅典。最为严格和严重的说法就是,正乃希腊化本身,否定了雅典民主的核心价值而走向一路并不明确的君主文明(请注意,我们并不否认其君主统治,亚历山大统治,甚至,后来的西方学者称其为正面帝国主义之体制,之统治,也是文明历史的一个环节。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否认的就是亚历山大希腊化的核心价值:消灭雅典民主——虽然他给与雅典自治——确是西方真正政治文明民主的败坏者——而天主教转移自基督教和犹太教,也是一种难解的异化现象学。这个现象学的初衷,就是给基督教注入“人”的原则吗?——这条轨迹一直发展到神圣罗马时期之文艺复兴。)

于是,接之的问题就是,针对人文主义,希腊主义——“人是万物的尺”之希腊化说法,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罢,他们面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究竟应该何属何归?这是一个问题。人类既然创造了希腊多神主义和民主主义,那么,基督教和柏拉图加之亚历山大,何以将其一举改变为一神教和愿景、现实皆为政教合一之极权,之专制——同时,而这个柏拉图主义,又延伸了所有宗教和哲学话题的延续和永无答案(所知即无知——苏格拉底);正是所谓,不适合题,永处分题——而这正是西方政治哲学高妙之处,解构之结构,结构之解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合题是庸俗败坏的历史和上帝之死。……这些课题非常难缠,廓清之,理还乱。简而言之,是不是回到希腊,哲学、宗教问题就会解释和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按照希腊精神转化为基督教精神的历史演义,我们看到只有汤因比有着关乎于此的独到见解。他的观点是,一,希腊化时期基督教取代希腊精神的历史转变,是以基督教自身反对自身而得以完成的——这个观点惊世骇俗;也就是说,基督教反对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而注入了他所谓的希腊精神(虽然,他认为希腊业成一具枯骨……),才使基督教得以转变了人们不接受犹太教的局面。此为一;

二,希腊精神本身转变成为基督教的过程,是希腊枯骨业已无法复活的证据,因为希腊化时期,虽然有有着百年历史的哈蒙尼斯王朝对于希腊化的抵制,却因为他的非政权化和非建制化,而最终偃旗息鼓——他的代表约瑟福斯也变成钱谦益那样的所谓二臣……在那个版图上,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马其顿王朝乃至帕特亚王朝,都已丧失了雅典民主的建制和核心观念,成为亚历山大终结雅典民主的余绪。

三,基督教转变成为天主教是因为天主教既反对了犹太教,也反对了希腊化。这个罗马社会何以崛起和上升到世界顶点,不是因为他简单继承了希腊化和犹太化,不是他简单转变了两希价值论,而是因为他成为变相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而波利比奥关于反对罗马是疯狂的说法,只是证明了罗马对于希腊政治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因为罗马混合政治的前身就是希腊帝国之一千个城邦。

四,罗马非希腊化和非基督化的自身反对,自身异化和自身悖论,还表明了他们对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而非犹太教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以尤西比乌斯代表的反对当时主流派亚流、亚那他修等的三位不是一体之犹太教说法。这个政治的决定,说明了天主教的政治决定论和政治最后解决。

五,关乎到柏拉图主义“一”主义在希腊护教者口中书下的论据,他们认为没有摩西就没有柏拉图。严格而论,护教者其实是在维护一种让哲学让位于宗教的说法(——这说法也是汤因比认识的,哲学如果不提到宗教,他势必影响式微,偃旗息鼓……我们从哲学本体论叙述之柏拉图到蒯因所谓“词与物”是一对原罪之说明,说明,柏拉图千年哲学知识产生了他的千年注脚——也就说,哲学让位的说法,和哲学史本身,本体论失败,让位于现象学和实证论,有很大关系……)。柏拉图复核了一神教,是坊间不二的说法。

六,于是,柏拉图悖论,理念与实体幻觉(雅典民主抑或希腊机制,价值和民俗的背弃于理想国,成为后世极权主义操作的一个模式——虽然柏拉图未能试行一天他的极权主义)中间,成为后世哲学悖论的延续:

这个延续是,没有摩西是不是就没有柏拉图?

这个延续是,康德经验和超验之间间性何存,如何体现,如何论证的悖论。

这个延续是,上帝最后审判和对着这个审判的最后上诉是不是存在,合法和操作如何?

这个延续是,上帝一神教和希腊人是万物尺度之间的上帝凯撒说——如果二者离间,孤立,无助,凯撒上帝都会归于虚无。

这个延续是,圭恰迪尼说,即便遵循上帝的旨意行为也是无济于事……

这个延续是,无数的历史死结和循环并非黑格尔说的二次出现,而是N次出现。

我们看到哈斯蒙尼王朝和马加比一书二书之间对于罗马毫无能力的反抗。我们看到,为了基督教价值犹太人和犹太教被数典忘祖地千万杀戮(从哈德良到希特勒)。我们看到,在历史玩笑中,雅典,诸城邦和后来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甚至帕提亚诸国之间,业已缺失了雅典民主这个当时并非主流的建制和精神,但是,世界上的雅典变成罗马,变成神圣罗马和拿破仑帝国之间的混合政治和僭主政治操作,依然最后给了耶路撒冷一个复归的位置——但是无论是赫茨尔,本-古里安,梅厄夫人还是其他人,她们不再对西方政要谈及这些十字军杀戮的往事而是谈及更加古老的往事——因为一个新的、媾和无神论、共产党,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后人类意识形态的命运体,业已形成,且,开始了其自副格尔(Fugger)和梅迪齐家族开始发迹,兴旺和完成的资本主义史——这个历史的原则就是:恶的就是善的(GEED IS GOOD。)

关于犹太人建国和他们的所谓“政治权力究竟是能够维护虔诚还是会伤害虔诚。当然,这样的争论在两千年之后,仍然没有从犹太人生活中消失。时至今日,这种争论已经变成了政治和<托拉>之间的冲突。犹太教需要国家保护,但以色列人的宗教确实在从埃及国王手中逃出来之后形成的,并且是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在<应许之地>建立起来的。哈斯蒙尼人自认继承了大卫家族的血统,而这与其他借口一样,成为千古难题。”(《犹太人的故事》西门.沙马)这是围绕亚太国家和让他人民的建制和信仰派生的饶有趣味的论题。显然,犹太人实在被驱逐出埃及后产生的基督教信仰——十诫是在没有国家建制的流泪山林中派生的律法——而约书亚要求日月停转的日子,似乎还在不久之前——他们是在如何一种天地中接受了这个基督教法制的无国家状态呢?虽然,所罗门和大卫国乃几后来的士巴女王和再后来的、两千年以后的以色列国家都违背了这个应许之地的建制,无国家的建制。(而梅厄夫人在60年代会见肯尼迪的时候曾经告知,巴比伦人,亚述人都消失了,唯独犹太人继续存在,为了他们不至消灭,所以以色列必须存在;云云《梅厄夫人自传》。而后,她接着见到了戴高乐——她说,当戴高乐看见她以后,人们就像红海分开一样为戴高乐见到她而让出了道路……;虽然戴高乐认为,那时,如果阿、以战争色列首先开战,那么,世界就要毁灭——是的,梅厄说,以色列和世界都没有毁灭,而且以色列成了胜利者。)所以,做出一个奇怪的判断是,犹太教是无国家,无国界,有种族的宗教,这个惯例,至少今天必须破除。

正式从哈斯蒙尼王朝开始,这种建制中的所谓制衡系统就开始运营了;这个系统就是以色列国家祭司和国王之间的制衡,战争和博弈。有三种情形出现,1,是国王-祭司制衡,2,国王代替祭司抑或任命之,把以色列的婆罗门变成刹帝利,于是就是类似中国周礼以后代替周易的国王辖制祭司的儒教文化滥觞;3,就是双向之间的争斗和无序。如果说希律王最后消灭了这种制衡,那么,犹太国的腐恶和覆灭就是注定要完成这个政教合一的死结——这个死结是不是哲学王统治死结的翻版呢?我们看到,这个犹太国从摩西开始的对于人类的奴役,正好和希腊雅典的人格尊严和国家民主相悖而在。这个民主的先驱,一度被说成是暴民民粹及其他。我们说过,文明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形态的文明,在极权主义产生和实践之前,民主的伴侣可以是王朝,可以是僭主(专制),可以是教皇和皇帝(神圣罗马帝国)——而历代公民的革命论题,却是以基佐早就说过的,是一种回到教皇,皇帝,商人,僧侣和平民创制的普世价值为追求为原则的——换言之,任何革命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而这种革命保守论的根据就是无论是在犹太国还是在雅典国,人们早就发明或者发现了无论是法制的,政治的抑或宗教的普世价值。而在这个普世价值中,专制——民主(自由)——法治的转换是游刃有余的,充分成熟的。所以,犹太教缺失的那种后来叫做政教分离主义的实践,只是失衡了,失败了,却不是没有尝试的(而理想国在整个希腊,波斯,罗马都一天也没有尝试过,这是人类睿智的表现。)

有朋友说,政教分离和凯撒上帝分开的说法,也属于普世价值之原则。这个说法循规蹈矩,并无过错,问题的提法就是,当凯撒干预上帝和上帝干预以色列,索多玛,蛾摩拉的时候,他们如何分开。我们看看沙马的说法,“尽管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会把国王的失败甚至圣殿的被毁——巴比伦人的全部灭绝行动——称为完美地遵循了上帝的计划,但这并未使权力与信仰的一致性问题变得更简单。”又说,“《圣经》的主体部分显然是在国家权力最薄弱的期由一代一代人写就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当时,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认同这样一个常理:如果没有强大的帝国实力作保证,精神王国是很难有什么成就的。”(同上)这就是凯撒保护上帝的世俗说词;这个说词还可以反向论证,如果没有精神的王国,任何国家的国家体制如果是无神论的,它必然就是专制极权主义。这是一个铁证。问题究竟何在?其实,这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无答案。我们看到,当教皇保罗二世在天主教犯下荼毒人类罪行这两千年后所作出的道歉和忏悔——

最近(2000年)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準備發表聲明,為由過去到現在天主教會曾經犯下的罪過道歉,包括十字軍東征、異端裁判所、對其他基督徒的宗教戰爭、和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漠視……。

我雖然是基督教徒,但是對教宗的道德勇氣卻十分佩服,也希望他真誠的道歉,能夠為千多年來的歷史傷口縫上第一針。年少時,我的想法很不一樣,基督教的英文是Protestant ,直譯是“抗議者”,正式的譯名是“抗羅宗”,即是對抗羅馬天主教的宗派。伽理略案、十字軍東征、異端裁判所……,都是用來證明天主教不可信的證據,天主教越壞,便顯得基督教越好。

後來自己年行漸長,我開始發現,對很多未接受基督的人來說,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一樣人,伽理略案、十字軍東征、異端裁判所……,並非有損天主教、有助基督教,而是對兩者都有影響,甚至乎塗污基督的形像!當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北愛爾蘭互相火拚時,人家不會去分析那一方較為對,他們只是認為雙方都是一丘之貉!

教宗公開悔罪並非首次,在一九九二年,教宗承認當年教會迫害科學家伽理略是一項錯誤,伽理略案發生在十六世紀,伽理略繼承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的理論,認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太陽並非圍繞地球轉動,相反是地球繞著太陽轉。可是當時天主教會認為這是違背聖經的思想,強迫他放棄地球繞日說。科學界很早已經證明伽理略是對,天主教在幾乎四百年後才為伽理略翻案,未免有點遲,然而,遲翻案總比永不悔改好。

這一次教宗的聲明,雖然也是一個遲來的道歉,然而在規模和意義上,這一次比起為伽理略翻案還要大,上次只是為一個案件認錯,現今卻是為了由古至今的錯誤道歉;伽理略案代表了宗教和科學的衝突,但是十字軍東征、異端裁判所……等代表了天主教徒與幾乎所有非天主教徒的衝突。

以十字軍東征為例,在名義上,十字軍東征的目的,是援助受到回教徒威脅的東正教大本營君士但丁堡,及從回教徒手上搶回聖城耶路撒冷。可是,在幾次戰爭中十字軍卻屠殺猶太教徒,最荒謬的事情,是有一次十字軍竟然搶掠君士但丁堡、屠殺東正教徒。由十一至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種下了天主教徒與回教徒、猶太教徒、東正教徒的仇恨。

異端裁判所不但代表了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與其他持不同信仰者的衝突,也代表了天主教裡面的矛盾,很多被異端裁判的受害者,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百幾年至幾百年後,不少“異端”被教廷封為聖人。

這一個遲來的道歉,似乎是天主教向基督教徒、回教徒、猶太教徒、東正教徒、被錯判為“異端”的天主教徒……等的懺悔。

但是以色列大拉比刘梅尔拒绝他的道歉——

以色列大拉比劉梅爾﹙Meir Lau﹚指出天主教對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態度,實在“令人失望”,在納粹時代,當時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XII﹚沒有譴責希特拉政權,劉梅爾說:“﹙這一次聲明﹚沒有為過去低調的宣言加上什麼新意,當年庇護十二世站在受害者的血上而不發一言,天主教卻對此隻字不提,那麼更正過去的罪惡是沒有可能。”

这是众所周知的情形。我们看到,犹太人集体在无论是罗马人,阿拉伯人还是波斯人治理下的从耶路撒冷的逃亡,弥散,死亡之历史——而耶城,成为几乎是死亡之地的象征符号。那么,犹太人究竟如何在他们“散点透视”做法上融入和挑战(应战)主流资本主义世界呢?沙马认为,约瑟夫斯是罗马人的降臣——就像我们知道的明清之间之二臣榜上的钱谦益,洪承畴等人;但是,约瑟夫斯的确是论证他们犹太人历史之第一人。自此,犹太人只好默认了天主教对于他们宗教的覆盖和霸道(那个英文词汇叫做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霸权(意大利语:Egemonia
culturale,英语:Cultural hegemony)也称为文化领导权、领导权,是意大利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提出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它指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文化(信仰、解释、认知、价值观等),支配或统治整个多元文化社会;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会被强制作为唯一的社会规范,并被认为是有利于全社会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实际上只有统治阶级受益。)其中,这条词含还说,葛兰西在二十世纪初期,见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如马克思所预期的发生革命,因此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更深入的了解,并依此来订立更有效的革命方针。

自此,我们可以托出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犹太教为“另类中心论”。这个另类中心就是犹太人秉承其教以抵制主流话语权之一种做法。我们看到,有作者做过归纳,那些犹太布尔什维克,究为何许人也?王康说,同样,由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年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市)纯正的犹太血统,由于俄国革命浓重的犹太背景:俄国革命之父普列汉诺夫的夫人罗莎莉(Rosalie)是虔诚的犹太妇女,俄国革命无可争辩的领袖列宁拥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苏联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着名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捷尔仁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乌里茨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都是犹太人,由于罗莎·卢森堡、梅叶勒夫娜·海尔夫曼、安娜·库莉赫芙、贝拉·库恩、库特·艾斯纳等名震欧洲的犹太男女革命家惊人的承受力和殉道者般的牺牲精神,在整个二十世纪成为中国和全球激进主义革命精神源泉的历史运动和世界思潮,曾一度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犹太国际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惟有太息,惟有沉吟,惟有祈祷》)

但是在另外一个向度,有另外一种做法。犹太人转向主流体制和文化,并且融入之,杰出之(虽然梅厄她们命名是:犹太社会主义复国主义——见《梅厄传》。)这些著名的犹太人之业绩和愿景,给人一个背弃犹太人文化和宗教原教旨而转向西方主流之举之印象,也就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和人文。他们是缺了犹太人的原则吗?他们是“乌头马角终相救”吗?我们看到蒙特维奥利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迪斯累利和很多融入之人,之家族;这些人无法突围于那个文化霸权和梵蒂冈之桎梏,但是他们依然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异果。我们看到,(维基资料)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 Haim Montefiore)爵士(1784年10月24日 –
1885年7月28日)是一位英国银行家、慈善家和伦敦治安官。他出生于意大利的英国犹太人家庭,曾捐赠大笔资金,以促进黎凡特的犹太社区的工业,商业,经济发展,教育和健康,包括在1860年创建的第一个犹太新定居点平安居所。

作为英国犹太人代表、领袖,他在1841-42年与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查尔斯·亨利·丘吉尔的通信被视为原始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关键事件。

我们看到,纳坦·迈尔·罗斯柴尔德(德语:Nathan Mayer Rothschild,1777年9月16日-1836年7月28日),德国犹太裔金融家,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之子,生于法兰克福,为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的创始人之一,执掌家族在英国的业务,晚年在伦敦逝世。

我们看到,迪斯累利,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和贵族,曾两次担任首相……

迪斯雷利一家是经营生意的意大利塞法迪犹太人。迪斯雷利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都生于意大利。迪斯雷利的祖父本杰明(Benjamin)在1748年离开威尼斯,迁居英国。迪斯雷利后来为自己的家世加上了浪漫色彩,称自己的父系祖先是西班牙和威尼斯的显赫人物。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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