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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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二、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成长:谁送来的繁荣?
三、中国经济的稳定:国有部门如何汲取资源、创造需求
四、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替代了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
五、通向“小康”社会之路:繁华的城市与萧条的农村
六、要不要走出经济发展的瓶颈?
七、 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调整: 深化改革的真正难题
八、简短的结论
【注释】

提要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繁荣稳定有三个重要原因,即大量外资突然涌入,国有企业通过国家银行“汲取”金融资源而能够少产出多提薪,倾斜性政策把农村经济资源转移给城市居民消费。乡镇企业虽然蓬勃兴旺,但主要靠压低工资来维持竞争力,农村居民从这一轮经济繁荣中得益不多,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比改革前还大。一个处境艰难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

在中国,计划经济已经瓦解,但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寄生攀附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引进外资的高潮已经过去,今后很难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目前,国有部门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是靠国有银行“输血”,结果把国有银行也拖进危机中。在现行制度环境里,非国有企业不可能大量连续吸收国有部门的数千万冗员,中国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取决于国有部门的改革能否深化,否则现存的非国有部门很难迅速长大、至少二十年内无法替代国有部门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国有部门的改革中,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深化改革可能会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动摇金融和财政。要改革国有部门的体制,仅仅在调整改变所有权关系上动脑筋是远远不够的。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不可能完全在旧的社会结构中形成,旧的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这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但目前中国仍然缺少有效的社会结构调整机制。政府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的仲裁者角色。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中国目前实现稳定的机制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

在人类迈向下一世纪之际,中国出现了经济繁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世界的注意。中国的经济前景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而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很多与“中国热”利益关联的企业或团体期盼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国际商界的“中国热”推动新闻媒体更多地关注中国经济,而媒体发出的一系列相当乐观的报导又反过来为“中国热”加温。经济繁荣已经出现了,为什么还要研究“繁荣从何而来”呢? 因为,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就不了解繁荣能否持续下去。

九十年代开始以来,中国顺利成功地走出了一九九零年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稳步成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消费品市场繁荣,外资踊跃进入中国。中国的《亚太经济时报》1995年末的报导指出,中国的经济正步入一个转折点,其标志有三,一是市场机制正在取代计划体制,二是短缺经济正在转向供需平衡,三是由过去的闭关自守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三个现象表明,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中国经济成长的制度环境已经有了根本性转变。但是,影响中国经济前景的因素很多,仅仅根据这三个现象,显然不足以推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世纪之交的中国能不能继续维持九十年代前半期那样的经济繁荣呢?海内外大体上有两种看法。西方国家的一部份专家所关注的,是中国能否控制货币供应、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他们相信,只要中国注意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就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快速增长。而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学界并不把眼光单纯放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他们所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当前的关键难题是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模式的转变[1]。

粗放型增长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增长模式,其特徵是,经济增长依赖于不断大量增加的新投资项目,经常盲目扩大生产能力,造成许多新形成的生产能力放空、投资浪费、投资回报率很低;同时企业技术进步迟缓、效率低下、原材料、能源消耗过高、资金周转滞缓、利润率呈下降趋势。(Gregory & Staurt,1980;Kornai 1992)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不得不改革,就是因为其低效率的经济系统无法长期支撑粗放的增长方式;而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恰恰就在于它能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而制止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改革前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改革以来更是反复强调这种转变,几乎每一次制定五年计划的时候都要重新强调这个问题。”[2]现在看来,不仅在国有部门中粗放型增长的状况久未改变,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染上了这个毛病。为什么经过十多年颇为成功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依然如旧?为什么中国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这种植根于社会主义旧体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看起来似乎并无多少矛盾,彼此相安无事?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至今并没有抑制经济繁荣呢?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之“谜”。中国现在的经济繁荣有多少源于经济市场化的成就,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那种粗放浪费的经济增长的结果呢?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

可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在社会科学当中,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但是,还没有哪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徵的持续繁荣。因此,要解这个“谜”,就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型可以照搬,而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再归纳出一些理论性结论。在本文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抓住九十年代一系列重要而尚未引起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充份注意的现象,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一组解释,试图解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这个“谜”;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讨论,以便更准确地判断中国经济的前景。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改革年代里,特别是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枝独秀”。显然地,“中国道路”具有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什么因素使得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徵,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份说服力,常常可以利用前一种方法进行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倾向于后一种角度,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来看,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path dependence),所以用一个社会的过去来解释它的现在,比较容易说明为什么它的某些现状有历史渊源。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它受到了挑战,其局限性因此而暴露了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的改革比中国要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在那里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王瞳)。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还有别的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性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3],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情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至1994年经济增长率才恢复到百分之五左右。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份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东德地区现在失业率也还高达百分之十四。[4]这样的“成绩单”似乎还不如中国。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5]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三百分之一,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这很容易理解。可为什么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经济就会持续繁荣呢?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在市场化过程的中途停下来比进一步市场化更有利于经济繁荣?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是有利有弊的。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判断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期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不太多。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一下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国家的观念是怎样也解释不通的。这些现象中的第一个是,在市场机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过去五年来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城市内出现了“农民上岗、工人下岗”的怪现象[6]。第三,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1995年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7],把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8]。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成长:谁送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今后会像它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八十、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看这些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仅仅根据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记录推测未来的成长,就只能作简单、浅表的判断。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了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前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后一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没有料到,仅仅是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突然又迎来了难以置信的增长和繁荣。如果没有九十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第二次繁荣就没有根基。然而,这一轮外资投资高潮可能已经结束,很难指望出现又一轮由外资推动的经济繁荣。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繁荣会消失呢?从1983年到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这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上升后出现了对食品、服装、耐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这一需求引导投资集中到消费品工业,再带动重工业的增长。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两个阻止经济继续繁荣的现象,一个是农民的购买力增长缓慢,因而需求不旺;另一个是,城市居民虽然收入继续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已接近饱和,对食品和服装的需求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后也稳定下来。九十年代开始时,稳定而缓慢上升的消费需求[9],已经无法象八十年代那样成为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此经济萧条期持续了一年多。

在中国,需求增长减缓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远大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表现为投资的分散化、小型化、轻型化和“短平快”倾向,不仅国有企业这样做,乡镇企业也时常如此;结果导致加工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了重复投资、行业性过度扩张等问题。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成本过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开工不足、出现亏损,而只有当需求过度膨胀时才可能充份开工、有所盈利。(程晓农、吴仁洪 1987)因为产业结构扭曲而造成了相当多的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性极强,需求稍有收缩,就会有很多企业产品滞销、亏损严重、陷入困境,由此带来税收萎缩、企业间“三角债”迅速增加,甚至部份员工生活困难、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经济界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有一种内生的对扩张需求的要求,这并不仅仅是源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和企业主管的好大喜功,还因为只有在需求扩张、经济高度繁荣时,那些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的企业才有机会减亏微利、缓“一口气”。但是,如果在消费或投资需求上未出现新的集中、强盛的需求热点,即使政府松动银根、企业增加生产,也只会导致库存过量积压,而很难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1990年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扩张需求必然会受到现存经济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在加工工业内寻求新的可扩张行业时的选择空间是趋于缩小的,也就是说,加工工业中很难形成新的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效地扩张消费或投资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大的变化、而带来新的消费品需求,这取决于居民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行为的相应变化;其次是大幅度扩大出口,这要借助大量外商的帮助与合作;再次是出现对房地产开发的强大需求,这主要靠外商推动,因为国内城市居民依赖福利性公宅配给,既无财力、也无动力去作大规模房地产投资。非常凑巧,过去五年中,这三种可能性都转化为现实了。

1992年中国的经济开始转入又一轮繁荣,由投资需求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因素占整个经济增长的六成以上,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消费主导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10] 造成经济繁荣的这些投资又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来的呢?八十年代中国的投资曾经集中投向投资周期短、赢利快的轻工业,结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九十年代的投资无法继续重复这条老路。可是,九十年代中国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1992年全国县以上兴办的经济开发区从上一年的一百十七个突然猛增到近两千个,全国建筑工程规模因而增长近百分之五十。[11] “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表 1.外商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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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中国统计年鉴》“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 额”,1995年数据系根据国际收支状况作的估计。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中国统 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 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份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1995年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几乎达到三分之一(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繁荣状态。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的攻坚战(国有部门的改革)的成果;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这并没有为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能力以及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

表 2. 外商工业企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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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外商工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的定义是,在当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量里外 商工业的比重。外商工业产值即《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中“其他经济 类型工业产值”,“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主要是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 计算工业产值增量时,用的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

面对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投资需求,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反应和得益截然不同,乡镇企业靠抢占销售市场,国有企业靠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二十三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十到十五个百分点,[12]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百分之二十,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百分之五;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1993起,经济繁荣中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更是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百分之七十、九十和一百五十(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百分之三左右徘徊。[13]

表 3. 国有工业与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率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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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出厂价格指数 = 当年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固定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

表 4. 由国有部门垄断的产业的产品出厂价格上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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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泡沫经济”的成份很大。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额盲目乐观,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外商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目前大部份新建成的开发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新一轮的引进外资高潮,否则这些“有地有房、独缺外商”的开发区就一筹莫展了。

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是尚未到来呢,还是已经结束了?九十年代上半期,引进外资高潮中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而能够移往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对中国的总投资规模远远赶不上港台投资的总量。从1995年上半年起,外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就有减少[14],1996年下半年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九十年代上半期,以港台资本为主的外资送给中国的这场经济繁荣是一次“飞来横福”。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再次迎来一轮外资引进高潮,那么外资的主力只可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不再是港台地区。发达国家确实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急待进入中国吗?这是很可以存疑的。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上一轮港台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今后可能吸引的发达国家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完全不同。港台资本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往往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结果扩大了中国的出口、帮助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他们雇佣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加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其生存机会增加了。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与港台资中小企业的目标、经营策略都有很大差异,大企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主要投资动机是在中国长期发展、站稳脚跟、占领市场,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业。中国大陆需要外来资本和技术,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那种只想买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愿让出市场的天真想法,只是一相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产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业多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亏损扩大、面临破产之时。虽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他们必然会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

从现在起,中国已经面临一个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中国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其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

中国今后引进外资的前景究竟如何呢?既然涌入中国大陆的港台资本并不是无限的,其高潮已过,那么,港台资本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趋于稳定,而不会越来越大。从中长期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这一方式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着加速度的轨迹,不可能越来越快。所以,可以预见得到,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么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三、中国经济的稳定:国有部门如何汲取资源、创造需求

中国与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个国家非国有部门都快速成长的情况下,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总体上没有陷入衰退之中。所以,当谈到中国近年来经济稳定繁荣的原因时,仅仅强调非国有部门的成长,说服力是很弱的;因为在东欧和俄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并不比中国慢,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经济衰退,是因为国有部门失去了保护就一蹶不振,私有化也无法短期见效。而中国除了有外资送来的繁荣之外,还有一个“秘诀”,即通过全力保护国有部门来支撑经济政治稳定。中国政府为了追求政治稳定,把满足国有部门员工的利益要求放在政策的优先位置;而东欧俄国则把实现改革的预设政策目标列为优先。这种政策优序的差异导致对国有部门的不同政策,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果。

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的稳定主要以城市为基础,城市稳定了,全国就能稳定。虽然农民是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并不一定立刻会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会能量则远比农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国有部门员工,他们的利益要求、对政策的反应、社会不满的形成都非常相似。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

社会主义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要逐渐降低国有部门对经济的支配作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五年的改革,国有部门的地位是否确实变得越来越轻了呢?许多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肯定的答案,而笔者却认为,对这个问题回答yes或no都不算错,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兴旺,国有部门在销售市场的竞争中业绩越来越差,地位明显下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仍然由国有部门供养,城市的消费繁荣主要由国有部门支撑,国有部门在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上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东欧俄国那种国有部门的明显衰败和朝不保夕,关键就在于,尽管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与非国有部门争夺销售市场时节节败退,但在争夺金融资源时却是优胜者;国有部门虽然自身盈利微薄,但由于它可以汲取国民经济系统的大部份资源,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大多数国有部门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水准。这产生了两个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即国有部门的高收入高福利支撑着一个潜在购买力强大、对外商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消费市场,和维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城市社会。

改革中中国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这个现象在工业中最突出,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三分之二已降到1994年的百分之四十左右。[15] 在包括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国民经济中同样如此,但国有部门的比重下降得慢一些,1994年国有部门的比重大约比1985年下降了六个百分点(见表5),因为金融、交通电讯等重要服务行业一直被国有部门垄断。从这个速率来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生产中还会保持相当的份额。

表 5. 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及占用金融资源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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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计算国有部门在GDP中的比重时,各年第一、第二产业的国有比重和1992年第三 产业的国有比重可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里查出,1985和1994年第三产业的国有 比重是笔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估算的。“全国贷款”是国家银行各项贷款、农村信 用社贷款和城市信用社贷款之和。“国有部门贷款”是从国家银行各项贷款中扣除 给非国有部门的贷款(即对城镇集体和个人贷款、农业贷款)后得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国家 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农村信用社各项存贷款”等表。《中国金融年鉴》中 “城市信用社存贷款”表。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在生产和服务业中的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它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应也明显下降,后者的变化取决于城市社会中依靠国有部门为生的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事实上,历时十多年的城市经济改革只是小幅度地降低了城镇就业者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从1984年到1994年,这个比重仅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城镇就业者中仍然有三分之二是国有部门员工。(见表6)如果把国有部门员工人数加上受政府保护、具有国有部门特徵的城镇集体企业员工,则他们仍然占城镇从业者的百分之八十六。国有部门员工包括企业员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两部份。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为人满为患的机关事业单位“消肿”,相反,却产生了“增肥”的结果,城镇就业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城镇就业者中国有企业员工的比重在1992年以前下降得非常缓慢;从1992年到1994年,“三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国有部门中吸引走了一批年轻、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但是数量有限,国有企业员工在城镇就业者中的比重仅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见表6)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市场化过程不断推进,城镇居民的大多数至今还是要依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城镇集体单位为生,他们的生存方式并没有随着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相应地独立化、市场化。如果多数民众仍然依赖社会主义式的生存方式,那么,他们必然会要求政府继续保护国有部门。

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以为,改革中可以不必对国有企业“动大手术”,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能够大量吸纳国有企业的员工,从而,不需要很久,国有企业的多数就会逐渐自然萎缩、“无疾而终”。但是,中国迄今为止的现实表明,这样的过程似乎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这样长的“等待”可能是国民经济难以承受的。目前,国有工业企业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长年亏损、应当依法按破产程序处置,其员工大约占城镇就业者的百分之十,如果今后城镇就业者里国有企业员工比重的下降速率与过去相同(十年减少6.2个百分点,见表6),那么,要到2010年(16年之后),这些长期亏损的国有工业企业员工才可能被非国有部门大体上自然“吸收”完。假如要把城镇就业者里国有企业员工的比重压缩到百分之二十(加上机关事业单位,整个国有部门员工仍占城镇就业者的百分之三十八),按照上述速率,需要四十六年。看起来,要等待国有企业自然收缩,大概就只好制定“五十年计划”了。

表 6. 城镇从业者当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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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从业人员”表。

既然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它就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出让较多的份额给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非国有部门。那么,中国改革中的真实情况如何呢?中国国内有一项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产出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其资本比重的下降速度(郭克莎 1994)。在1980到1988年的第一个阶段,工业产出比重下降,同时工业资本、工业劳动力这两个比重也显著下降,这说明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份额确实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尽管转移的速度不如市场份额的转移那么快;而在1988年到1992年的第二个阶段,情形就不同了,虽然国有工业的实际产出和市场份额继续大幅度下滑,但国有工业占用的资本份额只有小幅度地减少,工业劳动力的比重甚至不变,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资源份额的过程明显地放慢,这表明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见表7)可以说,1989年以前的改革在引导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面明显比1989年以后的政策要有效得多;在后一阶段里,尽管一般的看法是改革取得了全面进展,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能力反而受到种种限制,还不如前一个阶段。

表 7. 国有部门在工业产出、资本和劳动力中的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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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中工业产出指工业净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转引自郭克莎“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动与资源总配置效应”一文(1994)。

近几年来,国有工业的困难日益严重,盈利率过低,在国有部门内出现了一种把资本转向第三产业、籍此谋利的倾向(即“发展三产”),如果把第三产业也纳入分析,从国民经济的范围来看,则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表5显示出,在1992年全国金融资源(贷款)里国有部门占用的份额将近百分之八十,而该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四十多。从1985到1992年,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六个百分点,但同期国有部门占用金融资源份额只下降了四点七个百分点;而从1992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继续下降,但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反而上升了一点五个百分点。1993、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是百分之二十四和百分之二十[16],而银行贷款利率仅百分之十[17]。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部门能够以低利率优先获得大量贷款,仅仅通过利率上的好处就能获取百分之十以上的资金利润率。这实际上就是,当国家财政对国有部门不能再大量提供补贴后,国家银行用低利贷款的方式提供着另一种补贴。尽管享受着这样巨额的金融补贴,国有工业的实际资金利润率仍然不到百分之三[18],实际上,这一点微薄的利润也是银行补贴的结果;而乡镇企业融资时则可能要付出比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高一至两倍的利率,但乡镇企业却仍然能够获得百分之五以上的资金利润率[19]。1996年通货膨胀率降到贷款利率以下后,银行的金融补贴消失,结果整个国有工业从总体上计算,就亏大于盈、不再有利润了。

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不能只用国民生产总值里国有、非国有部门比重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制的效率是否提高。判断一个经济机制是否有效的依据是资源配置是否改善,即使国民生产总值中高效率生产者(非国有部门)产出的部份增加了,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里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同步改善了。因为,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只是反映了由它支配的一小部份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而与此同时,由政府操纵的、决定主要资源配置的经济机制却把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低效率生产者手中去了,因此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很可能不是改善了、而是下降了。

国有部门在竞争中丢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但仍然能够通过国有垄断性金融机构操纵金融资源的分配,使自己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不至于减少,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国有部门在“汲取”国民经济资源。这个“汲取”过程的经济社会效果有正负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汲取”过程产生的“汲取效应”。其正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有助于扶持城市消费需求,稳定城市社会,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还可借助外资带来的制度文化间接地促进市场化;而负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大大抑制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同时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既然中国城市从业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部门员工,城市购买力就主要是靠国有部门支撑的。从城市家计调查中可以发现,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约百分之八十五仍然来自国有部门。[20] 假如随着国有部门市场份额的缩小,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同步下降,那么,毫无疑问,城市购买力就会明显萎缩,城市消费品市场会步入萧条,城市社会会陷入不稳定之中。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当然会影响外商的投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亏损日益严重,而它雇佣的劳动力毫无减少,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并支撑着城市消费的繁荣,秘诀就在于“汲取效应”──通过汲取资源维持国有部门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进而维持经济社会目前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会出现制度性偏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员工反而能够享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

“汲取效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最近几年来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从百分之二十四迅速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相应地,其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百分之七十六降到百分之二十五(程晓农 1995)。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1994年在十二万个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为百分之七十五点一,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四千多亿元,则资产负债率为百分之八十三点三。[21] 企业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负债,本是现代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如果企业贷款后能够通过投资增加企业的资产,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和企业的自有资产可以同时增加,使企业处于良好经营状态,资产负债率也不会上升。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但企业的资产则增加不多。这就是“汲取效应”这个宏观现象在企业财务这个微观层面的反映:国有部门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即市场份额缩小、收入短拙、员工不减、工资福利还必须不断提高,于是以企业自己的营收就很难维持工资福利开支,企业必然要通过银行“汲取”金融资源才能应付。

这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常规状态不同。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是我借你贷、有借有还的单纯商业关系;而在中国,国有银行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成为国有企业从国民经济中“汲取”金融资源的“水泵”,在企业与银行间资金的流向常常是单向的,有“汲取”但没有“回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究竟难在何处──只要“汲取”现象继续存在,国有银行就不可能转型成商业银行,还得继续充当“汲取”资源的“水泵”。

四、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替代了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把经济体制变成了一种什么状态?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中进行。十五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是,指令性经济计划的消失和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这样的“两分法(dichotomy)”,也许可以很快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是由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了。但是,计划经济消失以后,填补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场机制吗?在理想主义的改革设计蓝图上确实可以这样写。但本节却试图说明,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计划经济固然已经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既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不同,也与东亚地区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同,它寄生攀附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营者、劳动者的工作努力,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

在中国大陆过去十多年关于改革的讨论中,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把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狭义地定义为改革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和调整排斥私有经济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连很多严谨的学者也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以为只要在意识形态中给市场经济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经济活动中清除了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基本成形了。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只是经济计划加意识形态而已,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体制下还产生一定的社会结构,生成一种制度性文化。后两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们完全可以在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失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为转型过程深深地盖上自己的“烙印”。清除计划经济并不难,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社会基础则极为艰难,东欧俄国虽然也未完成这后一过程,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清理,而中国实际上则是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既承认原来的权力体系、又承认市场交换活动的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其一是,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其潜在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其二是,一千多万的党政干部和两千多万的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的活动能量比改革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机构和干部所生存的环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份的活动空间。其次,各个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目标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以及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则是机构要努力“创收”、个人更是“一切向钱看”。第三,计划经济的瓦解使财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样垄断财源,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上级机关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为下级机构拨付足够的正常活动经费,更无法满足这些机构员工永无止境的提高工资福利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中,机构和干部们的行为方式自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可他们也不是真正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不愿意放弃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也不甘于经济地位上半点落后;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可同时他们也想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他们最“驾轻就熟”、最可能的机会;他们既算是“大公无私”的公众利益的代表,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象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籍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现行体制会有什么特点呢?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国家已经不再扮演万能的计划者的角色,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自动退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动,政府用非计划手段完全可以实施和过去相似的干预活动。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对经济进行调节或管理,这种调节有些是政府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行使正常职能,而有些则主要是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不一定以提高经济效率或维持社会公平为目标。由上一节探讨的国有部门的资源“汲取”现象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取消指令性生产和销售计划后,商品市场可以迅速形成,但是这个市场化过程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过程;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状态完全可能与在商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并存,构成一种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不一定也是资源配置争夺中的优胜者;由于国有部门“汲取”了本来可由市场机制配置给非国有部门的资源,使得低效率的部门得以维系、而高效率的部门失去了利用更多资源的机会,这种过程当然不是资源利用优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笼统地谈市场化进程可能会掩盖上述资源配置反市场化的现实。

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还表现为九十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由于行政事业机构若仅靠财政度日一定会陷入“半饥半饱”状态,这些机构普遍展开了有组织地或个人单独地“创收”活动,这既是不得已之举、也是利益驱使之必然。其最容易的做法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屡禁不止的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卖新闻、实行“有偿报导”,大专院校办短期“培训班”、卖文凭,中小学卖座位、收“高价生”,出版社卖书号,医院向公费患者强行推销昂贵药物、搭售日用品等等。这样,税收稽查权、新闻播报权、学历授予权、出版发行权等过去与商业交换无关的权力机会都变成了“创收”的工具。其结果是一方面把市场型交换扩展进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这样的“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比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寻租”活动的空间,机关事业单位为了谋利,不但可能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在财政支付能力缩小、而机关事业机构不随着相应缩编的情况下,此类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短期内稳定社会的作用,这是中央政府对此现象“眼开眼闭”的原因;但同时此类活动又大大地扰乱了经济社会活动的应有秩序,增加了混乱,威胁着长远的稳定。这些活动同时还瓦解了道德标准,腐蚀了社会。当此类活动是由单位有组织地进行时,常常被称为“搞活、创收”;如果是员工假公济私、个人单独进行,一经查获则被视为“腐败”。实际上,当行政事业机构有组织的此类活动广泛存在时,它与个人假借机构名义所进行的同类活动常常互相连通、无法区分,机构的不当“创收”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可以彼此转换、相互掩护。在这样的秩序混乱中,很多社会成员一方面是受害者,一方面又是混乱的制造者;他们会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为自己的不当谋利行为辩护,而对别人类似的损害自己的行为,却从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在计划经济消失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体制会是一种与计划经济无关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余留的行政性干预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市场机制是真正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讲的行政性干预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观管理,而主要是指两类情况。一种是为满足个别利益集团而实施的政策,例如银行奉命向长期亏损、拖欠大量逾期贷款的国有企业继续提供新贷款,这样作既有违经济效率也损害社会公平。另一类是拥有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主要是为了满足干预者的个人或小群体的经济目的,这样的干预不可能有明确、统一的规则,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难有效地控制,只能定期地发动反“摊派”、反贪污之类的“运动”加以遏制。实际上,此类现象正是现行的半市场调节、半“随意型”行政性干预的“双轨”体制的一种“体制病”,只有对这种体制进行“手术治疗”才能“手到病除”,而用“模范人物”的道德宣传或“运动”型打击惩处,必然是“缘木求鱼”、无济于事的。

这样的“双轨制”可能存在相当一个时期,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市场机制的一部份功能,产生了激励机制,也为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正常交易提供了市场规则,保证了计划经济消失后经济活动的活跃;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虽然若干早已“事实破产”的国有企业会遣散员工,但这些员工的多数仍然会被政府安排到其他国有或准国有企事业机构,国有部门作为一个具有优势社会地位的利益集团会寻找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私有企业、乡镇企业在这个“双轨制”中将“优胜劣汰”,而国有企事业机构的多数则是“优胜劣存”。非国有部门的扩张与渗透有制度性壁垒,其一是“汲取效应”,它使国有部门拥有足够的金融实力去抵制非国有部门的“接管(takeover)”,而非国有部门则在资源占用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而缺乏能力去“接管”国有部门。另一壁垒是城市乡村间的制度性隔离,它把乡村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局限在乡村内,使乡镇企业即使壮大后也无法控制城市内的国有企业,从而使城市里国有部门的优势地位不致于动摇。这两个壁垒的作用使得非国有部门虽然能不断扩大在市场上的销售份额,却无法有效地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里国有部门的主导地位,也不可能大量“吸收”城市中的国有部门员工。可以预见的是,非国有部门必然会继续扩大、并“蚕食”国有部门的市场,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国有部门会被非国有部门“消化”掉;如果上述壁垒继续存在,那么非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上占据主要地位的前景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趋势

过去十五年来,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成长确实另世人惊讶,但如果只看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是很难判断它的扩张渗透能力。乡镇企业是中国非国有部门的主力,它的扩张主要靠原材料的便利、劳动力的低廉和自我积累能力。乡镇企业为了维持成本竞争力、以便渗透到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中去、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只好走压低相对工资的路,从1985年到1993年,乡镇企业员工与国有部门员工工资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见表8),这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勒紧裤带”求发展的“苦办法”。但是,乡镇企业要继续保持高速成长的势头,只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扩张,余地会越来越小,能否成功地进入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将成为乡镇企业今后一个阶段成长的关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乡镇企业就需要更多的融资,不能再单纯依靠自己有限的积累能力。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在县、镇政府重点支持下迅速长大的大中型乡镇企业[22], 但是,从两千多万个乡镇企业这个总体来看,近几年乡镇企业的融资困难有增无减。从1990年到1995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百分之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但1995年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全社会贷款余额的比重仍然只有百分之八,而同时国家财政通过改变税制把乡镇企业的税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23] 这种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制度环境对未来乡镇企业的成功发展无疑构成了障碍。八十年代中,因为产品价格受到管制、税率过高、经营方法受到政府的限制,国有企业经常抱怨说,无法与乡镇企业公平竞争;现在,这些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多已消失,而对国有企业的融资优惠等却依然如旧,乡镇企业是在明显的不公平竞争中谋求发展。

表 8. 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工资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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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乡镇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表

中国城镇集体企业的生产规模、就业人数虽不如乡镇企业大,但在城市中却是仅次于国有部门的第二大类,远比外资、私营企业要庞大得多。其从业人员在1991年达到高峰,为三千六百万,占城镇从业人员的四分之一。此后该部门开始衰退,从业人员减少,但至1994年底,其从业人员仍然将近三千三百万,占城镇从业人员的五分之一,比外资、私营企业员工及个体业者总人数还多约一千万。[24] 当初创建这些企业是为了吸收国营企业无法容纳的城镇剩余劳动力,其经营管理机制基本上模仿国营机构,由城市里的区或街道政府管理,虽然“吃”不到全国、全省范围的国营“大锅饭”,还是可以“吃”上区或街道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小“大锅饭”。改革过程中,这些企业的境况越来越差。随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下降,这些企业再也得不到地方政府足够的财务支助,而中央和省级政府要优先照顾国有部门,也无余力资助。由于这些企业地处城市,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又不能大规模裁员或减薪。结果这些企业既没有能力与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乡镇企业争夺市场,又没有条件获得资金,不能更新设备技术、开拓新市场。在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失利的情况下,从1988年到1994年,六年内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就从百分之十一点六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五[25],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

中国的私营企业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经济社会角色,它的发展潜力如何预示着今后国有中小企业能否通过民营化获得生机。据报导,中国的民营企业中约四成盈利状况良好、两成略有盈利、三成可维持经营、仅一成因经营不善而关闭,但最近民营经济的投资收缩、资金向海外转移。[26] 据中国有的学者分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房地产、股市低迷令私人的“热钱”撤出这些领域,但又不愿转为前景未明的产业投资;另一方面,因担心政策不稳及“劫富济贫”,已从事常规性工商业的私人资本开始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27] 这些迹象似乎表明,中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尚未调整到吸引国内私营企业及私人资本转向长程性投资的状态,因此,指望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现在就投入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好像过于乐观。

综上所述,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各类企业中,除了城镇集体企业萎缩不振之外,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各自都遇到了限制其加快扩张的制度性壁垒。如果改革不能深化,这些制度性壁垒就会阻碍非国有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现行的双轨体制下,非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虽然超过了一半,但国有部门可以通过“汲取效应”少产出、多消费,从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仍然保有支配地位,而国有部门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则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的支柱。只有当非国有部门吸收了城镇从业人员的多数,使得城市的社会稳定不再依赖于国有部门的高收入高福利,非国有部门才算真正地成为经济社会的支柱,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只能经过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之后才可能实现,中国目前还没有迈入这一阶段(有关的讨论详见第七节)。

五、通向“小康”社会之路:繁华的城市与萧条的农村

中国城市居民的大多数都从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很大利益,对不少家庭来说,“小康”生活似乎已经实现了。当城市居民走上了通向“小康”之路时,占中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居民景况如何呢?如果今天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受市场机制左右,那么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增强并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居民应该得益更多。但是,中国的现实正好与此相反,尽管城市里国有部门效率低、亏损严重,其员工的收入福利却象“芝麻开花节节高”,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农村居民则未能获得应得的经济收益。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了压力、创造了条件,因此有一种形像的说法──中国的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来推动体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却表明,国有部门集中、体制落后的城市反而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资源。国有部门所“汲取”的是谁的资源呢?国民经济是由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组成的,国有部门要“汲取”资源,只能是从非国有部门“汲取”。如果从非国有部门中排除准国有的城镇集体企业,则非国有部门包括全部农村劳动力和七分之一的城镇劳动力,那么,从非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从农村“汲取”经济资源,被“汲取”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居民,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结果。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反而产生出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分配结果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最近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快于城市,但农民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农村资金被城市抽走了。该研究机构发现,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六百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四千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4年,全国经济增长中农村的贡献占四分之三,但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却跌入了历史上的低谷,因为,仅1994年城市就从农村中抽走了一千三百四十多亿元的资金。[28] 当资源被从农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现的结果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和一个相对萧条的农村。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萧条为条件的。

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倚(urban bias)”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它造成经济发展中的低效率和不公平(Lipton)。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一现象。本文只把注意力放在与现实有关的两点上:第一,为什么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改革曾有效地改变了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偏倚”、缩小了城乡差距,而到了九十年代,城乡收入差距反而退回到改革前的状况,甚至比改革前还大?第二,城乡差距的扩大对今天的经济繁荣和明天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倒底有多大?[29]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的一项研究[30],过去十五年中,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始终持续稳定地增长,平均每年增加近百分之五;而农村居民则只是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到1985年收入增长较快,此后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仅及城市居民的一半;因此,从1980年到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由三点一比一下降到二点三比一;但是,从1986年起,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到1993年,这个差距达到三点三比一,比1980年还大。(各年数据见本文附表一)

关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中国民众中存在着不少理解上的误区。一谈到致富,人们就会想到“大款”、私营业主,确实,今天中国拥有百万资产的人已达一百万人[31],可是这批人在整个中国社会中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光靠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国城市的消费市场不可能如此繁华。人们还经常会从新闻报导中得知,沿海省份农民生活水准很高,新建小楼到处可见,根据这些消息,似乎很难相信城乡收入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笔者分析了全中国各省农民1987年到1994年的实际收入(即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可以在各年之间比较的收入),统计数据揭示出以下事实:从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四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勉强赶得上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农村居民最富裕的广东和浙江,1994年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及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宁夏、湖南、贵州五省区的景况则是今不如昔,这些地区农村居民1994年的实际收入不是比1987年还少就是和1987年一样、毫无增加(详细数据见本文附表二)。

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很多,如农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过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困难等。而这些原因都与资源分配上农村受到的种种不利待遇有关。例如,国家财政把较多的财力用于维持城市的低消费物价,而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提高国家控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国有的工商业通过大幅度提高农用物资价格、乡镇企业使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业消费品价格,获得了很大利润;国家银行把农村存款转用于城镇国有部门,使得乡镇企业缺少资金;农村基层行政事业机构从财政拿不到足够的经费,就转而向农民摊派等。实际上,这些做法也就是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自从城市改革开始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开始扩大。这仅仅是巧合吗?有一种解释是,城市改革把国有部门搞活了,所以城市职工的收入开始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入上升快与农村居民收入停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更自由化,市场机制在农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升反降呢?事实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不如农村改革那样成功,城市改革给了国有部门大幅度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的机会,但并没有改变国有部门的效率和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垄断性地位。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城市经济改革,导致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少、而占用经济资源多,最终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如果国有部门的收入福利分配也象农村一样,基本上由市场机制调节,而不是依赖国家提供的种种垄断性机会和优惠,那么,在国有部门利润萎缩、负债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不但可能无法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也不会扩大。

中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有关学者早就针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提出警告,新闻媒体也经常报导,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一趋势并未停止,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过程也依然照旧。例如,1994年,为了防止农业减产,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带给农民的好处,又被国有部门通过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拿走了,结果农民的“得”与“失”相抵,净得无几。[32] 类似情形其实已经在过去近十年中一再反复出现。又如,1995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城市政府恢复给零售商业的物价补贴,用一只“看得见的手”按住了市场机制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以便压低城市物价;结果造成收入高的城市物价便宜,大中城市反而成了价格的“盆地”,在收入低的农村里,物价的涨幅反而高于城市物价涨幅五个百分点左右。[33] 显而易见,低收入的农民可能受到通货膨胀更多的伤害,为什么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不去保护农民,而是主要保护高收入的城市居民,“越富越救济”?这种主要都市居民高收入又“吃救济”的现象,在原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普遍,改革以前,莫斯科、列宁格勒、东柏林等城市都是全国商品供应最丰富、生活条件最优越、国家补贴最多的城市。中国是仍然在重复苏联、东德的老路,把大量物价补贴投入城市,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需要政府的经济帮助,而是因为城市居民可能的不满比农村居民的不满政治威胁更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储蓄能力下降。改革以前,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只购买消费品市场上百分之四十的商品,其余都是城镇居民购买;在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1985年,农村居民的消费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三;此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拉大,农村居民消费的份额逐渐萎缩,到1995年,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四[34]。全国居民当年储蓄中,1985年农村居民还占三分之一;而到1995年,下降到只占百分之十七[35]。与此对应,农村居民自建住宅的数量也相对收缩了,1985年他们用于自建住宅的投资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五分之一,而199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十分之一[36]。农村居民收入微薄,储蓄不足,限制了他们在自己的经营中再投资的能力,结果导致农村经济成长缓慢,农业产量下降。

与萧条的农村相对比,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据报导,1994年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城市家庭年收入为一到三万元或更多[37],而且因为住房的低廉或免费,以及能够享有种种其他福利,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市场经济国家人均收入一到两千美元的家庭。因此,本国产品已越来越难满足这个中产阶级消费的品味和对时髦的认知,发达国家的名牌商品和高档消费都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城市消费结构的升级立刻吸引来了西方的大企业,中国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的魅力展现出来了。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又向国有企业敲响了警钟,质次价高、产品老化的国有工业正在逐渐丧失它的城市市场。

中国城市居民实现的小康生活水准不是在国有部门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靠“吃国有部门的老本”和“汲取”农村经济资源维持的。这和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由国家供出一个“小康”生活水准,十分相象。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许多三口之家正在努力实现或为之陶醉的两房一厅、热水浴室、地毯瓷砖、彩电冰箱、壁灯电话等,苏联东欧早于二十年前就已经在多数城市里普及了。可是,事实证明,苏联东欧国家这样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它们经济建设成功的标志,而只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广告”。由于这样的小康生活是国家“发”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馅饼”,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生活水准提高了,工作效率依旧;同时,在苏联东欧,这样的消费升级不是建立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依靠国家动用它多年积累的资源,如同坐吃山空,最后终于维持不下去,“小康”生活又得而复失。

中国改革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非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它在直接损害农村居民的利益时,也已经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引发对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损害。其社会效果是,农村劳动力被生机所迫、又为城市里的繁荣和机会吸引,大批涌入城市,在城市又得不到公平对待,由此增加城市流动人口群体中的不稳定因素,引起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果中国农村广大的中部地区长期收入增长停滞,农民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潜在的农村危机会通过农民大量进城而转化为城市里的“农村危机”。而在经济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把戳向国有部门的“双面刃”,一方面把外商大企业吸引进城市的消费品市场,而把国有工业从这个市场上挤出去;另一方面,又不断削弱农民的购买力,挤压国有部门的农村市场,使产品质次价高的国有部门在农村市场上也销售乏力。一个处境危艰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这样的局势直接危及城市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础。

六、要不要走出经济发展的瓶颈?

九十年代前五年里,中国幸运地获得了外来的机会、用国家银行支撑着运营不良的国有部门、又把农村的资源转移到城市使用,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相对稳定。这五年中,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与八十年代不同的阶段。在八十年代,改革的重心和突破都在农村,城市中的改革主要以减少指令性计划和松动价格管制为目标;消费需求引导投资结构偏向轻工业;利益分配上曾一度比较注重城乡之间的平衡。而进入九十年代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心移到了城市,对外加速开放,金融与房地产业全面活跃;利益分配上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城市偏向;由于高度倚重经济社会的稳定,余留的旧体制以新的形式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从八十年代的阶段转向九十年代的这个阶段时,中国经济成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是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九十年代已经时间过半,看来这个棘手的任务会成为世纪之交经济政策的焦点。目前中国的体制格局和经济结构并不能有效支持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与稳定,相反,还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要改变目前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滞后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的转轨,从而影响了包括非国有企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38]

国有工业是改革前三十年中国大陆抑制消费、倾全国之国力而积累下来的家当,在改革过程中又“汲取”了全国的大部份金融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它的“体质”却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的竞争中连连落败。“1984年冬提出城市经济改革以来,就把搞活国有企业定为关键性的重点。经过十年的各种试验,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39] 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工业没有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投入技术进步,而是全力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条件,换来了城市消费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商业、旅游、娱乐业的膨胀,但却严重损害了国有工业的发展潜力。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有工业的产业素质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开放,但是开放程度越大,国有工业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份、遇到的压力也越大。虽然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大规模引进了外资,但国有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都没有因此而显著改善。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最近指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推动了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但中国的国有工业与这一轮出口的高速增长关系不大(Lardy)。在1986和1987年,五分之四的出口增长来自国有工业,而到了1991和1992年,在新增的出口额里国有工业只占五分之一。[40] 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关于中国工业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工业是因为靠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才能生存,在十九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有十个产业,包括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纸浆原材、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造纸等,如果没有贸易保护措施,它们的产品价格就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或者说按国际市场价格来衡量其工业增加值是负的),将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World Bank:55─56)。国有工业中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如钢铁、石油等,过去在国际竞争中,虽没有质量、服务方面的优势,却还有低成本低价格的有利竞争条件;经过1993、1994两年能源原材料的大涨价,这些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不仅提价创收从此不再可能,而且由于国产品质量差,只好在国内市场上用低价与同类进口产品竞争。但是,这些产业在产品出厂价每年上涨百分之五十到一百的时候(见表3),尚且不能明显改善盈利,现在却要被迫降价竞争,谈何容易,中国的冶金部长已经就此发出了警告[41]。

过去十几年来,国有企业丢了国内市场,失去了设备更新的时机,也耗用了可用于技术进步的金融资源,现在负债比率过高、盈利能力很低,又面临着价格壁垒消失、国际竞争强化的新环境,可以说,国有部门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另一方面,现在国有部门又支撑着城市消费群的主体,可以说,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国有部门。在这样的情形中,国有部门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是靠国有银行“输血”。八十年代中,财政曾经是国有部门的坚强后盾,现在财政已经被掏空了,要反过来靠向民众借债过日子。中国财政部每年必须要发行一千五百亿到两千亿的国库券,才能维持必要的支出,这已经到达财政的借债上限。如果哪一年里国库券利率不能吸引民众,或者民众对国库券的信心不足、不愿意购买,财政就只剩下向银行透支一个办法,而一年内向银行透支上千亿这样庞大的数目是极其危险的。

中国的国家银行除了要应付财政透支之外,还要听凭国有部门“汲取”,结果银行本身也已进入危机状态。据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大陆“四大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是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事实…占贷款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贷款已经坏掉无法收回。加上逾期(包括展期)呆滞贷款,比例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对银行而言,这两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1991年末四大银行的贷款呆帐约有四千三百多亿元,而同期四大银行的资本只有一千五百多亿元(据《中国金融年鉴》银行机构业务统计),四大银行已经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现象。”[42] 最近一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竟然开始向银行“打白条”[43],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全国每年对银行欠息一千多亿元[44]。因此,1994年中国大陆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1995年情况更为严重,上半年全部金融机构亏损达两百五十九亿元[45]。 银行亏损,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为此1994年中国大陆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46]。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了。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十到十五倍,理应准备比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多十几倍的坏帐准备金(国际上商业银行一般每年都从盈利中提取相当于其资产百分之一到二的坏帐准备金)。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银行为了追求帐面利润,所准备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47]。 换言之,银行把大量贷款借给了不打算归还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坏帐自己也并未准备清偿,那么,是谁在承担损失呢?“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48] 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通过国家银行“汲取”了金融资源来支撑城市的消费和储蓄,而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又造成了国家银行濒于破产;目前银行居民储蓄存款中城镇居民存款占百分之八十,所以,国有部门造成的银行坏帐的大多数,最终又是由国有部门的员工用自己的个人存款作了赔偿。

银行的坏帐那么严重,又没有坏帐准备金,存款户事实上已经损失了相当大数额的存款,为什么银行还能照样维持呢?关键在两点。第一是政府信用,储户继续往经营不良的银行存款,不是相信银行经理们有回天之力,而是以为,不管银行如何经营,有政府作国家银行的担保,存在国家银行里的存款就不会落空。第二是金融垄断,中国大陆的银行“只此几家、别无分店”,民众只要想存款,就得把钱送进国家银行。因此,尽管银行业本身危机四伏,民众(主要是城市居民)还是照常把源源不断的存款存进银行。当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对政府有足够的信心时,银行与财政才可能支持下去;而银行继续帮助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则有助于巩固城市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但是,银行的这种“鸵鸟”政策对中国走出经济发展的瓶颈毫无帮助,只是把经济往死胡同里引。

七、 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调整: 深化改革的真正难题

中国的改革一直未能在国有部门内创造出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环境,许多学者注意到,公有制可能是一个原因。本文所要强调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但却在中国长期被掩盖、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旧的社会经济结构阻碍了国有部门的制度转型。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仅仅在调整改变所有制上动脑筋是远远不够的。实行了几十年的“大锅饭”、“铁饭碗”式的旧体制已经建立了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直接阻碍着改革。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不可能完全在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改革中出现的新体制雏形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这些规则与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的要求摩擦冲突。旧的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这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如果不愿意调整旧的经济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完善新体制。中国迄今为止一直在回避这个挑战,但是,还能回避多久呢?现在多数人都承认,国有部门的颓败状态不能再拖下去了;而国有部门改革的真正障碍恰恰就在于,不仅社会结构的调整阻力重重,而且多年的改革一直绕开这个真正的难题,使得目前中国仍然缺少有效的社会结构调整机制。

中国有两种流行的解释国有部门改革困难的说法,它们本身都不错,但是也都不能讲清楚问题的根源。一种看法是,国有部门员工长期习惯于“大锅饭”体制,对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高效率无法适应。然而,1991年中国经济界在讨论“斯米克”现象时就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49]。当时,上海有一家生产“斯米克”牌羊毛衫的国有企业,业绩很差,有台商去访问并讨论合资事宜,员工中风传台商可能裁员,结果台商到访的几天内,员工的生产效率倍增;后合资未成,台商离去,员工的生产效率立刻回降,一切如旧。关于“斯米克现象“的讨论涉及到一个国有部门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政府的各项政策、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企业主管的政治思想工作、企业的诸多奖金福利都无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而外商一来这个企业就“麻雀变凤凰”?国有部门员工在国有企业内工作效率低,这是一个事实,但一旦他们投入外资企业、“第二职业”,就会立刻生龙活虎、工作效率倍增。这个在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表明,这些员工决不是天然的低效率劳动者,面对国有部门的制度,他们的反应是低效率地工作,一旦进入一个完全讲求高效率的工作环境,他们完全可以适应。那种强调用思想工作来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旧想法既十分肤浅无知,也一再被现实证明无用。员工的行为并非脱离社会环境的怪异行动,如果不对产生这种行为的制度之缺失作深刻的剖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变制度、消除这种行为的制度性原因,而只是要求厂长大胆敢干、不怕工人胡闹,要求工人顾全大局、为改革作出暂时的牺牲,只能应付一时,却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

另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失业者无处领救济,所以国有部门无法大量处理冗员,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革内部机制。如果说国有部门过多地解雇员工确实会造成失业者生活无着,砸碎“铁饭碗”的办法不可行,那么,为什么减少一点“铁饭碗”里的“饭”也那么难,为什么亏损的国有企业不能象乡镇企业那样、通过降低工资福利来减少成本、转亏为盈,相反,还要大举借债、不惜破产也要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为什么在冗员的国有企业里,还要增雇农民工来干重活脏活,导致成本上升、亏损扩大,而不能把多余的国有员工转调去作这些工作?为什么三资、私营企业“炒鱿鱼”没有人去胡搅蛮缠,而在国有、集体企业里,仅仅因为员工职务被调整或者被扣几元奖金,职工就可能闹得厂长经理不得安宁?上海有的学者八年前就指出,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倾向,“即在社会经济并不发达和个人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职工超前地形成了一种不愿从事某些艰苦工作的意识和习惯。”[50]

是谁把国有部门的员工变成了“贵族”?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重点,即社会主义体制是如何在中国大陆造就一个僵化的社会结构的。与世界各国国有部门员工相比,恐怕中国国有部门员工的优越感和稳定感最强;也只有大陆的中国人、特别是出身农村家庭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充份理解大陆语言里“国家干部、国家职工”所代表的特殊社会经济身份,能充份体会被授予或剥夺这种身份所意味的社会含义。民众对这些的认知,反映了一种在僵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文化,它包括在社会地位、职业评价、社会升迁等方面的观念。最近,中国的报纸经常呼吁要改变眷恋“大锅饭”的“落后观念”,为国有部门动员员工“下岗”造舆论。可是,这些说法并没有说明,这种“落后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又是如何紧密关联的,可能不改变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却又改变这些观念吗?

中国改革以前,在国有部门和城市社会中,早已形成了一个由政府建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每个社会成员在这个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地位由执政党和政府决定和控制,受到一整套经济社会制度保障。一个人能否在城市居住、受到提拔、得到住房等,要由执政党和政府根据他的政治表现、工作年限、学历等作出规定(在中国习以为常地称为“由组织上按政策办”)。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主要受工资、人事、福利等政策左右,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一定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常常可能只是执政党对忠贞之士的奖赏。不管一个人的民间声望如何,他的正式的经济社会地位仅以政府认可的地位为准。比如,对社会精英(中上层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衡量他们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这里“享受”这个词就点出了这个地位的来源──它是“授予”的、而不一定是在社会公认中自然形成的。由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必须经由政府背书,这就确保了政府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控制,只要他不触怒政府,这个地位就有保障;同时,不管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政府通常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已有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会下降,又通过政策宣示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对自己未来地位的提升有比较明确的预期(比如,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文凭或工龄标准,就能加工资、晋升高级职称)。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人人都熟悉这套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则。

在这套规则的作用下,社会升迁和社会结构变得非常特殊。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通常是单向的、只升不降,绝大多数人总是往中上层移动;而只要不犯(政治、性关系)“错误”,往下层移动就是罕见的。因此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了“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形”。比如,机关事业单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企业里管理人员比重过大,而一线工人不够;工人里中、高“级别”的工人比重过大,而从事非技术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不足。这种“倒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是政府对城市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作出承诺和担保的结果。多数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何况政府至今也从来没有打算改变社会政治体制、以便调整这一结构。正因为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升迁方式是政府支持保护的,所以只要员工不在政治上“犯规”,政府实际上就不能因其工作表现不佳而惩处他们、使得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可以说,每个国有部门员工从进入该部门工作的第一天起,最重要的“必修课”就是把握这个“游戏规则”,在不触犯“政治戒律”的前提下,学会既能工作得轻松、又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于是相应形成了社会主义“单位”文化:工作纪律松弛、工作效率低下,已经成了常态;不想“入党”、“升官”,就可以不必努力工作;用怠工来要求更多经济利益,往往可以达到目的;奖金福利只有平均分配,才能减少员工的埋怨;“单位就是我的家、家里东西随便拿”,等等。政府即使对此十分不满意,也无可奈何,这是它建立的制度的产物。了解了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性文化,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很难降低工资成本进行竞争,为什么国有部门的冗员不肯干重活脏活,为什么裁撤少数冗员会演变成对政府的政治威胁。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也有一些困难,但从来不会象在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更不会构成对政府地位的威胁。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要必然不断变化,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因而不断相应调整,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很少有那种永久的、一旦获得就不会丧失的经济社会地位,这正是经济社会保持活力的前提条件。而且,每个社会成员自己要随时观察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能力以适应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地位。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工作机构的“老板”,都没有义务为哪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作出担保,也不会有人要求政府作出具体承诺、防止他的个人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的独立性、自立性和政府的超然性相互依托,国家要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政府绝不会扮演“大家长”的角色、把社会成员当做“家庭成员”来呵护,不会为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背书或作担保、以此换取社会成员的效忠,而社会成员也不至于把国家当长期“保姆“、过度依赖国家的照顾。

当前,中国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遗产正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挑战。首先,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直接要求调整社会结构,比如,对律师、金融、外贸专业人员的需要增加,而政府机关里的经济管理官员则开始变得多余,失去了用武之地。一部份社会成员获得了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一跃而成为高收入的新社会精英。而与此同时,不少过去大权在握、地位显赫的政府机关现在变成了“门前车马稀”的“清水衙门”;不少政府经济管理官员的社会价值降低了,他们在旧体制中多年积累的资历虽还能获得政府的承认,却未必能在市场化过程中换来象过去那样优厚的待遇和傲人的社会地位。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筹建官办公司或把政府机关“翻牌”成公司,就是一种对市场化过程的适应性行为;他们试图利用政府机关尚未失效的最后的权力,获得一些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以挽救自己日益下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这又恰恰是腐败的源泉。从这点来看,反腐败就会造成旧精英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政府真准备这样作吗?

其次,改革中政府虽然仍然承诺要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政府的财力今非昔比,承诺难以兑现。最典型的例子是教育文化科研部门,在多年的“大锅饭”体制中,这个部门完全依赖政府拨款,机构不断膨胀,养活了不少“南郭先生”。在改革中,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统揽国家财源的体制,结果政府财力逐渐收缩,教育文化科研经费越来越短缺,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不断“缩水”,其社会地位也相应下降。这是转型中的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终,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一部份教育科研机构从业人员为生机所迫,而退出越来越清贫的知识分子群体,使得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阶层缩小。从某种意义上讲,旧体制促成了“虚胖”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改革则迫使社会结构中的这个群体“减肥”、甚至可能事实上降低这个群体的社会“等级”。

第三,改革开放过程在改变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相当一部份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比如,国有工业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前景不佳,其员工过去由政府设定、受到制度保障的优越社会地位,实际上将被市场机制否决。不管他们过去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对“党和国家”做过什么样的贡献,市场机制只根据他们现在的效率和业绩评价他们的社会地位。国有企业虽然暂时还能指望国有银行“输血”、维持其员工的经济社会地位,但这绝不可能长久。

既然改革要求政府改变原来的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承诺,也迫使政府越来越多地减少实际上的承诺,那么,政府削减以至最终停止对这些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就可能是势在必行的。即使上一届政府不愿作,下一届政府也或早或晚不得不做。如果改革中部份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稍有下降,就要由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如数加以补偿,那就没有必要去努力推动改革,而且这样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当一种体制替代另一种体制时,通常会发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一部份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而另一部份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前者由此获得激励而热情支持这一变动,后者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可能不满,甚至会抵制制度变革。这种现象本来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问题,真正的社会经济变革是不可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充份满意的。

制度转型中,民众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有三种途经,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利用新旧两种机制、单纯依靠旧机制。现在,多数人已经懂得,第三种途径靠不住,而正在学着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如果政府逐渐撤除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民众就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结果,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果所有失败者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足够补偿,而达到成功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实际上是被瓦解了。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府很难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

八、简短的结论

中国城市改革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的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导致一系列影响中国大陆改革、稳定的深层的两难困境。第一个两难困境是与改革相关的:维持着民众信心的现行双轨体制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障碍,为了国民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必须对国有部门作进一步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却可能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动摇金融和财政。不改革不成,因改革而破坏民众的信心也不成。另一个两难困境是与宏观控制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为了继续吸引外资,需要国家银行不断扩张贷款投放,从而制造出不断膨胀、繁荣的城市消费市场;而银行系统经营恶化又需要收缩银根、清理不良贷款,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周转不灵、员工收入不保,再导致城市消费市场萧条、外商的投资信心受打击。这样的两难困境的架构实际上早就存在,积累至今,矛盾日益暴露、突出,已快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制度转型中追求经济社会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但中国目前实现稳定的机制却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如果过份地依靠维持旧的社会结构来追求当前的稳定,则今后的稳定和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显然,减少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补偿和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但又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允许各社会集团之间沟通、协商,让政府从与各个利益集团频繁的利益摩擦中解脱出来,站到一个有利于促成各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位置上去,使政府能够依靠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不是少数社会成员的要求,促成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

1996年4月初稿
1996年10月定稿

【附表一】 城乡居民年平均收入的差距 (单位:元)

009

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货币收入、 实物收入、住房补贴、部份劳保福利费用以及政府用于维持城市低价消费品与服务 的物价补贴。 数据来源:a、b、d三列1980年到1993年的数据转引自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课题 组的文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a、b、d列1994、1995年的数据是笔者按照国 家统计局的方法估算的;e列的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各种物价总指数”表和 “居民消费水平及其指数”表。

【附表二】 1987-1994年各省农民纯收入增长情况

010

注:1988-1994年累积价格指数是从1988年到1994年各年价格指数的连乘积。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各地区农民生活费用价 格指数”表。

【注 释】
[1] 这一提法在八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中经常见到,也曾多次作为政策目标被写进当时的重要政府文件。到了八十年代后半期,它被看作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而逐渐被市场化改革的讨论所替代。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以及2010年远景目标时再次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堤囿蓝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以及2010年远景目标时再次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实现今后十五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见周振华,“增长方式转变:开创新的经济发展之路”,《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李佳明,“经济增长面面观”,《解放日报》1995年11月29日。
[2] 郭克莎,“转变增长方式关键在加快国企改革”,《中国改革报》1996年1月16日。
[3] Jeffrey Kopstein.1996. “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 German Reconstruction.” Transition 2:34-36. 潘永明,“代价昂贵的德国东部经济转轨,”《中国改革报》1995年12月8日。马旭明,“德国统一五周年—-无形之墙消除难,”《解放日报》1995年10月3日。
[4] Due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1994.“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in Deutschland(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Germany),”DIW Wochenbericht(DIW Weekly Bulletin)43/94:724-733
[5] Justin Burke.1996. “The Physical Wall Is Gone,But a Mental Wall Remains.” Transition 3: 5-8. 马旭明,出处同前。
[6] 记者吴焰的报导,“为何‘农民上岗、工人下岗’?──福建‘再就业工程’采访手记”,《人民日报》1995年8月3日。
[7] 记者童岗的报导,“国民消费存在四大差别,缩小差别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改革报》1995年11月24日。
[8]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年和12月各省(区、市)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表”,《人民日报》1996年1月19日。
[9] 胡季、陈越、余斌,“199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1993年经济发展展望”。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白皮书1992─1993,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3年4月。
[10] 孙尚清,“前言”。出处同上。
[11] 胡季、陈越、余斌,出处同上。
[12] 乡镇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是:(乡办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村办工业分行业主要指标”表。
[13] 见《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表。
[14] 《世界日报》1995年8月5日转引中国海关总署1995年8月4日公布的资料。
[15] 见《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16] 《中国统计年鉴1995》,P.249。
[17] 《中国统计年鉴1995》,P.577。
[18] 《中国统计年鉴1995》,P.403。
[19] 《中国统计年鉴1995》,P.368。
[20]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家计调查在全国城镇居民中作了大样本随机抽样(三万多户),样本中国有部门、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合资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的比重和收入数据有比较可靠的代表性。可以根据人均收入里国有部门职工的收入来推断城镇居民工作收入里国有部门员工收入的比重。这里使用的具体算法是,从人均全部收入中排除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特别收入,再把“职工从工作单位得到的其他收入、被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收入、其他劳动收入”按照国有、城镇集体员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分摊给国有、集体部门,就可以算出在城镇居民工作收入当中国有部门员工收入的比重。根据1992年、1994年城镇家计调查数据计算,这两年国有部门员工工作收入占城镇居民工作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4%和84.9%。
[21] 见《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5日。“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是指企业帐面资产中的虚假不实部份。
[22] 记者夏郡的报导,“走向’大高外’──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人民日报》1995年12月18日。
[23] 齐景发(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局长),“辉煌别八五──来自乡镇企业的报告”,《人民日报》1995年12月18日。
[24] 见《中国统计年鉴》“城乡从业人员”表。
[25] 计算城镇集体工业的利润及资金占用时,以全部集体工业的数据扣除乡办、村办、城镇合作经营、农村合作经营部份而得。数据来源见《中国统计年鉴》“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表。
[26] 《世界日报》1995年10月2日。
[27]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魏杰的分析。出处同上。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见《1995年经济绿皮书》。
[29] 过去中国学者经常低估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他们分析这一差距时,只计算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而忽略这些居民在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下所享有的非货币福利,如公家配给的低廉住宅、公费医疗、政府及工作单位低价或无偿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等。只有把城市居民的这些非货币福利考虑在内,才不会低估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
[30] 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课题组的这项研究把城市居民的非货币福利计算到收入中去,又分别排除了各年城乡物价的影响,对改革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作出了比较准确的描述。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31] 吕红祥,“关于城市人口收入差异的思考”,《中国改革报》1995年6月16日。
[32]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4─1995:农民收入又如何?”,《人民日报》1995年5月29日。
[33] 顾兆农,“农村为何成了价格‘高原’──物价形势评析”,《人民日报》1995年8月23日。
[34] 见《中国统计摘要199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
[35] 见《中国统计摘要199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表。
[36] 见《中国统计摘要199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
[37] 中国经济信息社报导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一项研究报告,见《世界日报》1995年10月24日。
[38] 出处同注释2。
[39] 胡培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逆向生长的障碍”,《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第14页。
[40] Rawski,Thomas G.,“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 industries,”unpublished manuscript,March 1994
[41] 刘淇(冶金部部长),“最大的收获是观念的转变”,《经济参考报》1995年5月3日。
[42] 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页。
[43] 张炯强的报导,“企业竟向银行‘打白条’”,《人民日报》1995年2月20日。
[44] 黄勇、刘永扣报导,“效益:银行亟待完成的答卷”,《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9日。
[45] 翁杰明等编,《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第1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1月。
[46] 见1994、1995年《中国金融》各期中的“金融统计资料”。
[47] 出处同注42,第101页。
[48] 出处同上,第103页。
[49] 见“关于斯米克现象的讨论”专栏,《经济参考报》,1991年6月10日到8月31日。
[50] 蔡江南(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就业陷阱’:企业劳动就业现状的基本格局”,《第四届中国留美经济同学会年会论文集》第155页。中国留美经济同学会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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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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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6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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