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致远:从中国经济改革之路看未来的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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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赴美访问学者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后果:中共元老的“离经叛道”
经济改革的成功与邓小平为代表的实用派领导人的胜利
中共经济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两个历史性机遇的结合
市场经济的深化与中共的蜕变
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景

中国大陆与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没有导致向多党民主政治体制的剧变。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景如何?在海内外有两种看法颇具代表性。持第一种看法的人虽然也承认,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实现市场经济,这本身或许包含着种种深刻的矛盾,但他们相信,依靠共产党来推动经济市场化并非转型期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大陆面临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认为,中共执政已经几十年,根基很深,既然它愿意推行市场化,就应该依托它;因此,就象现在没有理由再去鼓吹计划经济一样,也没有必要非要在中国发展多党政治。

另外一种在大陆比较普遍的思潮是,有效的多党政治需要一定的条件,而在中国大陆,这些条件仍有待市场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些看法都未回答,为什么唯独中共能够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维持现行政治体制,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都做不到?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景作出恰当的判断。本文通过回顾近几十年的历史,以及分析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的影响,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能够并存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因素具有较大的历史偶然性,而有些因素则是深层的、结构性的,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在偶然性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由于文革的特殊经历,不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也出现了离经叛道倾向;他们在毛去世后为了取得最高权力,主动地发动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另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是冷战后期中国与西方结成反苏联盟,给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想的外部环境。而最主要的深层结构性因素是,中国大陆改革以前的社会经济体制长期维持着一个被排斥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的封闭的农村社会,这个庞大的、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一旦被“包产到户”的政策所解放,就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对经济改革的成功作出重大贡献,并因此为中共维持其现行政治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

在上述条件的作用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排斥多党制政治的因素获得了新的营养,传统官僚制度中内含的腐败特徵(以权谋私)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有了新的土壤。当然,这些条件并不能保证今后政治体制免于变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创造出政治变革的社会政治基础。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大陆虽然仍是一党制政治体制,但目前的中共已不是过去的中共了,其内部在价值取向、政策选择以至组织原则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已经超出任何民主政体下不同政党之间的差异。未来中国大陆能否出现平稳的政治体制演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的执政党是否愿意推动经济政治转型期的制度化建设,以及它能不能摆脱短期政治利益的束缚,真正防止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制度转型中的混乱捞取不当利益,减少今后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火种。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后果:中共元老的“离经叛道”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着先天的致命弊端,所有执政的共产党都或迟或早地试图引进某些市场经济因素以寻求出路。但共产党也因此面临一个困境: 如果不改革,他们就只能等待垮台的命运;而一旦改革持续下去,经济的市场化也会造成意识形态等政治上的危机。因此,共产党要推动市场经济,首先必须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中共之所以能够实行比较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比较成功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制约,而这一点与文化大革命有密切关系。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加速了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反叛,尤其是,文革在共产党的元老层中导致了严重的“离经叛道”倾向。文革中,资深的中共领导人普遍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基层,不仅饱受屈辱,而且有机会品尝自己栽下的苦果,这种痛苦的体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毛去世后,在文革中失势的元老派领导人与在文革中得势的少壮激进派领导人竞争权力。当时少壮派死守毛的教条,抵制一切变革;而元老派领导人为了赢得民心、却打出了”解放思想”的旗帜。

这一现象很不寻常,因为历史上掌握军队和组织大权的元老派通常倾向于固守旧的意识形态,往往使倾向革新的少壮派屡遭挫折;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情况正好相反。之所以会出现中共元老派“离经叛道”这一反常现象,是因为毛以正统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剥夺了几乎所有元老的权力。在夺回权力的斗争中,另树异帜至少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要的策略选择。然而,中共元老派可能自己也未曾料到,正是他们的“离经叛道”倾向,却在客观上大大地减少了以后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阻力。

经济改革的成功与邓小平为代表的实用派领导人的胜利

七十年代末期,中共本来并没有打算发动一场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深刻改革。在文革刚结束时的中共内部,从上层元老到基层干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离经叛道”仅仅是局部的、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需要;而要求坚持中共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底线的势力仍有广泛的市场,全面经济改革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呼声。许多干部本不愿意彻底放弃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不愿意改变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这样就会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社会的基本稳定构成威胁。所以,尽管经济改革需要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当时中共不可能发动一场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全面批判;而缺少对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清算,中共就不可能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从一种新理念出发的、分步骤、有规划的市场化改革。把中国引上市场化转型的农村经济改革,恰恰走的不是自上而下、统一组织这么一条道路,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没有统一“设计”规划的过程。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逐渐瓦解了中共党内抵制大幅度变革的强大势力,市场化改革才在中国占了上风。

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派在与少壮的激进派争夺权力时,打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然而,赢得胜利后不久,元老派就意识到这面旗帜包含的风险,如果真要按照这个“唯一标准”去检验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他们坚守的意识形态就可能被完全否定。于是,他们提出了“四个坚持”,作为不可争论的底线。尽管在“四个坚持”上,元老派意见一致,但在如何对待意识形态框框这一点上,文革后中共新的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分歧开始显露。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用派领导人,其特点是在思想上不完全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约束,把“四项基本原则”主要看作是维护权力的政治策略。而另一种倾向则认为,共产党的政权制度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有内在的一致性,否则后果严重。陈云关于“鸟笼经济”的议论,即是为此而发的。

当时,邓小平和陈云这两派势力都认为经济体制需要调整改变,但是思路和策略很不相同。陈云虽然承认市场的作用,但是他坚持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改革的初期,陈云的思想在中共党内是主流,因为他不仅在党内德高望重,而且是公认的经济专家。在经济政策方面,邓小平很难与之正面相争。按照陈云的思路,轻重工业、投资消费的比例需要作较大调整,而经济体制则只需要作一些有限的改革,他认为这个经济调整过程会导致一个短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也有一些领导人对计划经济并不那么迷信,邓小平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不过,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不是他,而是万里。

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主要牺牲的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天然就有摆脱计划经济控制的动力,只要政治气候不过于压抑,他们就可能在自己的村庄里作小范围的改革试验,包产到户就是这样出现的。这些试验获得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默许或支持,因为中央计划束缚了地方的手脚,地方政府也有反对中央集权的倾向。因此,在改革的初期,既有以陈云思想为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有限改革,也有大量地方和农村基层的自发的经济改革。基层发起的改革中,包产到户是最彻底而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包产到户和其他自下而上的改革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带来了空前繁荣的经济局面。这个事实使党内的主流看法发生了转变,许多人感到,陈云的方针并不是最好的,而分权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则可能是一种更简单、更有效的办法。

由于分权改革的成功,邓小平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以邓主持军事和外交、由陈云主持经济的权力格局被打破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实用派掌握了经济改革的主导权,邓小平成了毛以后的强势领导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成功与毛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邓这个“总设计师”恰恰没有做任何事前的“设计”和选择,而是“跟着感觉走”。但是,也应当承认,邓小平的胜利还包含着极大的历史幸运,因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领导作风恰恰适应了当时出现的经济机会。

中共经济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两个历史性机遇的结合

中共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两个历史性机遇及其难得的结合,一个是中国大陆农村的工业化高潮从六、七十年代被推迟到八十年代,另一个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潮。

前一个机会是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经济建设败笔的副产品。中共在推动斯大林式的强制工业化的过程中,不能象苏联那样把多数农民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而是使数亿农民陷入集体化农业的贫困之中。中共既不能让他们进城,又无法让他们靠有限的耕地维持温饱。为了求生存,中国大陆农村早就孕育了自发的工业化冲动。五十年代,农村工业化因大跃进失败而遭到严重挫折。到七十年代,利用文革之乱,东南沿海一些地区的社队企业挤出了一条生路。包产到户之后,农民收入和消费大幅度上升,面对突然膨胀的农村市场,在国有基础工业的支持下,中国大陆的农村工业化终于进入了高潮,进而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农村工业化的进展,在改革的初期给国有经济部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发展环境。国有部门和城市居民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通过各种方式分享了农村改革的经济收益。农民被从集权经济中解放出来、充满了活力,而国有部门员工并未体验市场化改革的压力、却品尝到了农村改革的好处,城乡一片赞扬声,这是中共的经济改革在初期没有遇到大的社会阻力的重要原因。

但是,农村经济的增长不可能满足国有部门“大锅饭”体制产生的无止境的欲望,到1988年,国营部门的收入攀比终于导致了改革以来第一次通货膨胀。进一步的市场化必然会改变城市居民现有的机会和既得利益,这不仅意味着一部份人可能发财,而且意味着另一部份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会下降。结果,象所有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城市工人和其他工资收入者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风险和收入分配状况不满,这种不满很自然地转化为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改革往往因政治危机而受阻。

在这方面,中共并没有创造出“奇迹”,从1988年到1989年,中国大陆也出现了类似东欧苏联的社会摩擦与冲突。但由于经济现状和社会结构不同,中国出现了不同的结局。首先,政治民主化的要求虽然在城市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但是,由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不关心,中共领导层中反对政治改革的势力占了上风。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89年出动镇压的军队都是由北京市民那样的城市兵组成的,结局可能会大不一样。当然,对民主要求的强力压制本身并不可能给中共带来出路。事实上,在强硬派主政后,经济情况一度曾很糟糕。中国经济之所以在1991年后又有了大发展,是因为中国农村工业与海外资本的大规模结合,给中共在政治专制下搞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机会。

“六四”事件后,中国大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开始的,而中国则事实上是促成这一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不仅宣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破产,而且增强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信心。同时,也恰恰是中国政府在“六四”时的镇压措施,成为改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加速了柏林墙的崩塌和苏联东欧的巨变。社会主义大势已去的现实,使中共内部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人失去了阵地。以台湾、香港资本为先导的海外华人资本,不仅看到了中国大陆发展劳动密集制成品出口的巨大潜力,而且看到了中共当局的困境有机可乘。

当时大陆的城市国营工业改革正进退维谷,与进入发展高潮的农村工业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中共领导人曾试图用压缩农村工业的政策来支持国营工业,结果发现是既吃力又不讨好:农村工业没有被压下去,国有经济的亏损反而扩大了。倒是乡镇企业在海外资本的支持下发展出口工业,反而使中共从两难的政策困境中解脱了出来。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农村工业化与海外资本的结合,为中共提供了新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海外资本的流入和出口收入的增长,使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使中共有了更大的财力来安抚社会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外资的大量进入,分化了大陆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有相当数量的城乡居民,在这一轮市场化的热潮中,得到了以前梦想不到的收入。这些人不希望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成为有利于中共政权稳定的社会力量。

市场经济的深化与中共的蜕变

中共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自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1989年的事变为界,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共领导层虽然意识到共产党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他们还有信心,也有一定的道德勇气进行比较大胆的变革。象一切统治者一样,中共统治者也随时关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那时他们相信自己的利益可以和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一致。这种信心,具体地表现在元老派选择了胡耀邦、赵紫阳主持日常领导工作,这两个人代表了共产党领导集团内开明的力量。胡、赵作为共产党人,不可能全盘放弃多年形成的理念,但是他们对民众利益的关切、对正义的追求,使他们乐于听取新的思想和主张。在他们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种比较宽容的社会风气。对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来说,搞政治运动“整人”的收益越来越小,发展经济的收益则越来越大;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逐渐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分离。这些转变吸引了大批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参加到共产党的经济改革中;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倾向于民主政治,他们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他们对改革仍抱有希望。

1989年中国大陆的事变以及后来东欧和苏联发生的剧变,揭示了在共产党体制下进行不流血政治变革的临界条件。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既得利益集团,象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集团一样,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因为放弃权力不仅意味着经济利益的损失,更可怕的是来自社会的报复和清算。因此,他们会使用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

只有在公众普遍抵制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时,不流血的(或基本不流血的)政治变革才可能发生。而社会普遍抵制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则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一个首要的条件是,统治者陷于极大的孤立,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则是军队成员有较高的公民意识,或者,向现政权挑战的政治领袖有很高的威望。1989年的事件并不具备上述任何一个条件,这就注定了政治反对派不可能一举而改变共产党政权。但是,“六四”对无辜平民的镇压严重地动摇了中共统治的道义基础。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中共统治层失去了对自己政权的正义性的自信。面对空前的政治危机,中共一度企图通过恢复高压政治和计划经济来稳固政权,但发现效果却适得其反。于是,中共再度转向市场化。在保持对政治反对派高压的同时,中共给大陆民众较多的经济和文化活动空间。

为了回避倾覆的风险,中共一方面不敢改革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推动市场化来发展经济、维持政权,其结果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使自己逐渐蜕变。中共最根本的变化是党的组织与党的正统意识形态脱节,从而使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中共的党组织与党的意识形态脱节,起初是因为党的意识形态不能为市场化的经济政策辩护;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陈旧的意识形态越来越遭到中共各级当权者的唾弃。它不仅束缚发展经济的手脚,限制广纳人才,同时也使日益腐败的官员感到不快。脱离了意识形态约束后,共产党的上层组织基本上与国家组织合一,党委制名存实亡;权力关系空前个人化;基层组织更是退出了对普通民众生活的直接控制。

我们可以看见,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使中共由一个有明确的社会改造主张、有强大的基层组织的执政党,蜕变成为一个为了维护和实行统治而存在的由当权者和权力追求者组成的集团;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需要,这个集团又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很大的内部差异性。导致开放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的分权改革,分权改革使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地发展为对人才的竞争,各地党组织出于有效推动本地发展的目的,往往降低政治上的标准,尽量把当地的人才拉入党内,予以重用。至于中共内部的差异性增大,则与中共政权的全面腐败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一大批当年一度有过某些理想主义的干部经过几十年党内环境的熏陶,变得极为功利主义;另一方面,中共维持对主要资源的垄断,导致大批并不认同中共意识形态、只唯利是图的人也设法钻进党内,使党员中的腐败分子急剧增加。

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景

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私有产权,而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为消灭私有制、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而奋斗,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坚持实行市场经济确实很别扭,总有名不正而言不顺的困扰。从长远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显然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但是,由此就推出中国很快就要出现多党政治则未免有些简单化了。多党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现代社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但是,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国会走上不同的途径。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也不能假设前面就一定是坦途。历史表明,现代市场制度和现代的多党民主政治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两者的发展都需要时间,而且互为条件。在现实的过程中,究竟是一个不成熟的多党政治先建立,推动市场制度的发展,还是在某种专制下,市场制度先有一定的发展,然后再推动多党政治的实现,取决于许多历史的和偶然的因素。

中国大陆出现政治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是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就中国大陆目前的形势来说,由于中共元老派领导人的离经叛道,由于中共在市场化过程中迅速的蜕变,特别是由于大陆经济仍有高速增长的机会,在中国大陆公开向中共一党专政挑战的民主人士很难有东欧和前苏联那样的机会。不仅如此,由于许多干部和民众对激烈变革中的风险非常担心,他们对民主政治主张的理解和支持就有所保留。在中国大陆,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由于其分散性,不可能直接对执政党构成挑战。城市居民的政治能量虽然较大,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和文化自由的空间,他们当中社会分化越来越大。面对各种机会和中共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高压,人们往往选择政治上服从、在经济社会活动方面谋求个人发展,而不大会为政治改革轻易铤而走险。社会上的不满和失意者虽然不断增加,其影响力却因群龙无首而大大减弱。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观念,也替统治者的专制、官僚的腐败无能、官方伦理背离现实等现象辩护,使中共政权能从历史的遗产中得到不少帮助。比如,历史上庞大的中华帝国经常不能依靠典制实行有效统治,而不得不时常依赖一些权势集团达到施政目的,使正式的制度往往徒有其名;历代中国的官员清廉者向来不多,为官即贪对民间社会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长期实行的科举制度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视为官御用是唯一正途,经不起受官场冷落的寂寞,知识分子官僚化成了传统;官方正统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现实经常充满了矛盾,这在西方国家可能意味着政治危机即将来临,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情形却是常态,人们习惯于说的不一定做、做的不一定说,因此目前转型期中人们也很少关心各项实用主义政策该如何正名,只关注这些政策是否带来实际的好处。

总之,由于在中共现行体制下,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反过来为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创造了某些条件。未来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前景如何呢?在笔者看来,虽然共产党一党专政终将消亡,但是,目前中国大陆的格局,意味着这个消亡仍然可能有两种很不相同的过程。一种可能是,统治集团顺应世界的潮流,奠定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不仅使市场经济运行有制度保障,而且使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亦能通过一定的规则而获得协调;也就是说,共产党在一党制格局下仍促成渐进的政治制度转变。

另一种可能是,统治集团既无力亦无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相反,却利用市场制度的不健全来强化社会对政权的依靠、从而巩固眼前的统治、并从中攫取私利;这一过程势必会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后导致统治者陷入困境。前一种可能有利于多元政治在中国大陆的顺利实现,而后一种过程虽然也会导致共产党专政的结束,却未必会继之以民主政治。

毫无疑问,实现前一种过程,对多数中国人最有利。但是,哪一种过程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呢?在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今天,可以通过观察制度建设的进展来判断大陆制度变革前景。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若能使多数人都相信是朝着公平的“游戏场”这个方向演变,则中国大陆走向稳定的多元政治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近几年的局势看,虽然支持平稳的政治制度转型过程的因素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腐败的恶性蔓延仍反映出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滞后,走向后一种过程的可能性便增加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共各级干部中不少人在被迫接受市场经济的现实时、并没有放弃对市场制度极深的怀疑;结果,他们不是通过完善制度来纠正和防范各种弊端,而是回过头去从过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中寻找克服市场弊端的办法。在市场经济已经开始主导整个经济活动的情况下,这种半心半意的态度只能加剧市场规则不完善导致的腐败;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各种空洞的议论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宣传,而且是当权者对丑陋的现实进行的诡辩。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7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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