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舒芜同志:

承赠《回归五四》。其中“论主观”等文章都还是五十多年前看过的,现在不过是略翻一翻,重温旧梦而已,倒是把你十万字的“后序”细细看了一遍。你我年龄相若,才大我一岁,我们虽然经历并不一样,但都是从那个岁月、那个环境中走过来的,因此很足以使我借以对自己的一生作一番回忆与反思。

去年春初,为纪念“五四”,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回归五四、重新启蒙”。现在你的书的题目就叫《回归五四》,可见我们的思想很相似。但是我们自以为尊“五四”,却都已经是“五四”以后出生的人,到懂事的时候,起码已距“五四”十年以上了。我们了解“五四”,接近“五四”,其实都是通过文学,尤其是通过鲁迅而认识“五四”的。从“后序”中,我发现你我启蒙的时间也差不多,都是在初中时从读《狂人日记》、《阿Q正传》开始的。你提到的《大众哲学》,我是在1935年暑假由初一升初二的时候由初一的级任老师(一个地下党员)给我读了的。读过这些书,我也就自以为是启蒙了。你特别尊重鲁迅,我也是特别爱敬鲁迅的。这一点,自己从来没有变化过,不过看了你在1998年写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强调“尊五四,尤尊鲁迅”,六十年不变初衷这一点却不知道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竟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而思考的结果竟与你六十年不变的结论有所不同。

当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尤其是因为去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我也读了一些“五四”的文献资料,结果发现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比如陈独秀就说“五四”运动只能由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负责),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

“五四”精神就是由陈独秀先生首先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现在,有人认为“五四”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性解放”。个性解放当然是民主,甚至也是科学的始基,但“个性解放”能代表“五四”的全部吗?

你说,路翎的一句“需要个性解放”是促使你写“主观论”的动力。那是1943年冬天的事。不到半年,你的文章完成了。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不久后,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说:“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所以,从字面上说,路翎的见解和你的文章与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并无什么不同。而且,你还感到,自从《论联合政府》发表以后,“一个大的意志贯串了中国”,这才真正是主观作用的大发扬;相形之下,“论主观”所主张所呼唤的似乎是比较小一些空一些弱一些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意义?不能不说,你真是足够敏感,敏感到了十年以后与党的关系的症结所在。不过你与胡风等人把“论主观”这样的文章看成是在白区“帮助党整风”,可是百分之百地会错意了。整风运动正是为这个“大的意志”确立无可挑战的统治地位而发动的,且不说它在革命运动中本来有所继承(如反AB团),实际上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从反胡风、反右派、到文革的一个承先启后的样板。

这个,你在白区是不会知道的。但我在抗战胜利后就到了延安,常听到与你辩论过的胡乔木同志(他是我的上级,当时还没有恢复以“胡”为姓)的教诲:“共产党员不要好争论,你的意见那样多,毛主席怎么能从心所欲地进行指挥?”

所以说到底,这个“大的意志”的不断发展,最后,与你上高中时所极为反感的“军训要义”本质上并无多大不同。那个军训教官说话是不太文明,其实你真要反他一下,他也不见得真的敢枪毙了你?

因此,如果说“个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话,那么这个“个性解放”应当是争取中国人人都能做到的“个性解放”。那样才可能避免伟大领袖从心所欲的“个性解放”压杀我们这些凡人的“个性解放”的惨剧。在这方面,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经验教训是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为规范的。只有树立并遵行这些规范,人们才有可能走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些规范就是“五四”所确立的“民主”。在我看来,不管鲁迅对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争自由的战斗何等勇猛,但是他对这套规范的认识和理解是很不够的。在中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牢不可破的国家里要认识、理解这样的规范并不容易,更不用说加以倡导了。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的陈独秀,就居然是走过一段“亲手扼杀五四的民主启蒙”的道路以后,经过多年的反思才觉悟到(可惜那时鲁迅已经死了):“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致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当然,陈独秀并不是政治学或法学专家,也不是宪法学专家,他的话也许说得不够完备,比如说:民主不但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必须多数尊重少数;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必须分立,相互制约;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之上;原告不能作审判官……等等。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关于作为民主基石的“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又有不小的发展。联合国还以国际道义的权威通过了许多有约束力的文件。但是刊布陈独秀这些最后言论的胡适,已经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他说:“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制度的生死关头。”

1957年,我作为右派被揪出来批判(当时叫“辩论”,所以以后对“犯错误”的人有“轻则批判,重则辩论”的说法,这也是一条不可忘记的掌故)。领导上为了“练兵”特意给参与批判的革命群众每人发了一本列宁在1918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当然也发了一本给我,好让我“照照镜子”。说实在的,我本来对无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都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只因为毛主席1956年说过“我们实际上实行的是训政”,第二年又号召“鸣放”,因而由衷地拥护。(不但拥护鸣放,而且拥护前八年的专政,因为我相信“不经秋肃临天下,那得春温上笔端”,以为毛主席在实行“必要的专政”,亦即训政之后,马上要“还政于民”,要实行民主了。)不料排山倒海的连续揭发批判表明,我原来向往的都是叛徒考茨基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纯粹民主”,或曰“形式民主”,而我们实行的已经都是无产阶级的“实质民主”了。而“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原话及黑体均引自列宁)。我理屈词穷,尤其是加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惧,只有“磕头如捣蒜”,服罪认输,乖乖地被逐出人民内部,再不敢“乱说乱动”而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了。我是又过了十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慢慢体会到原来实质民主必须有形式民主作保证,两者只要是真干而不是假干,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

前两年读了陈独秀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人类经过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经验了从法西斯到法东斯各式各样社会改造的理论,现在也已经明白,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其实都只是在极其狭窄而短暂的“时空条”中存在,只有极相对的意义,归根结底,人就是人。而鲁迅在写《呐喊》、《彷徨》的时代本来就是这样认识的,只是到后来才有所改变。

所以,如果你提出的“回归五四”是指重新进行“民主启蒙”,那么至少是应当本着五四的精神,按照陈独秀晚年的觉悟,在中国启蒙世界上已有共识的、已制度化的“民主”观念。其实即使在八十年前,这套观念在世界上已经不能算新的了。照陈独秀的说法,它已经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对我们来说,遗憾的是,懂得这一套,而且宣传这一套的,竟没有什么左派,这个工作在中国大多是非左派们做的,虽然做的力度极小,因之劳而无功。至于我们这些左派,则正如你1946年在“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中所说的,其实只懂得“战斗”,而战斗的目标则是实现已经在苏联实现了的共产主义。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真可说是独步千古。他的文学感染力之强是无可比拟的。还记得我初读“纪念刘和珍君”、“写于深夜里”……这样的文章时,中人若电击,看了一遍之后,马上要看第二遍、第三遍,不多几遍之后(仗着年青时记忆力好),仿佛就能背诵了。至于像“野草”这样的散文诗,在我看来简直不是人间笔墨。1945年下半年,我在四川一个中学当教员。10月19日晚上,主持了一个鲁迅逝世九周年几年会,寒风习习,夜静如死,烛光摇曳,几个学生朗诵鲁迅作品的片段,一方面是啜泣之声微若可闻,一方面是肝肠断裂怒火中烧。鲁迅的著作永远是对我心灵的启示与激励。甚至在被划为右派以后,我居然还荒唐到自以为是“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年青的一代去宽阔光明的地方。”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在我心目中,胡适当然“也是个人物”,但是他软弱,易妥协,同鲁迅比起来,“不像一个战士”,而且显得“浅薄”……。这些“胡不如鲁”的印象本来也一直存在心里。直到看见《新文学史料》上你的“回归五四”说,你做中学生时就定下的“支点”──“尊五四,尤尊鲁迅”,六十年后依然不变。这一点却刺激了我,经过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

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光芒照亮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黑暗。综合先进国家的经验,启蒙应当有破和立两方面的意义。我现在的体会,大而言之,鲁迅主要的是“破”传统的战士。他自称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的人”,主张“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胡适则除了在五四运动初期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后,精力就主要转到“立”的上面去了。因此,鲁迅倾心革命,胡适钟情改良。对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两者的吸引力(也就是我们眼中的“深刻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徐懋庸的名言:“人谁不爱鲁?”当然,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在对传统和现实几乎完全绝望之后,也有“立”的一面,那就是他因为创造社的攻击而学得的新思潮,又因为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介绍而向往的新世界。鲁迅和胡适的身世背景,其实可以说是差不多的,他们在近代史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的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作“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认清这一点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

你的“后序”中,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你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最高峰,不仅非当时的权威梁启超、严复所可及、也超越了后来五四时期的主将陈独秀、胡适”的话。我也是推崇这两篇文章的,但是按照我现在对“启蒙”的标准看,却远不到你所说的程度。因了你的推崇,又拿来再看了一遍。然而除了比过去更加觉得其文字的晦涩冗杂、佶屈聱牙(可能是他还没有摆脱章太炎的影响,未接受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而改写白话文的缘故),无非就是要求个性解放而已,比起陈独秀晚年的觉悟,比起胡适一贯提倡的民主、法治、自由主义,在我看来还要差一些。

请看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的话:“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何等简练乾脆! 何等明白晓畅! 其实,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的“被现代化”国家,从1840年被打开国门,只能算是惊梦,到甲午海战失败,朝野失色。1895年严复给中国的病症下了断案:西方与中国的所以有富强与贫弱的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异耳”,才有了启蒙的要求。又到1919年的五四,中国才算是有了一场真正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民族要求并不是要建立“无比美妙”的乌托邦,也不是要建立洪秀全式的“小天堂”,而只是要赶上先进国家,实现现代化。胡适提出的目标,我们在二十世纪没有能达到,如果能在二十一世纪达到,就可以谢天谢地了。

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启蒙,是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所发起的“新启蒙”,是比五四的“资产阶级启蒙”高得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全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我自己曾长期以此而自鸣得意,好像从少年时代起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家的样子。其实我哪里分得清什么旧启蒙与新启蒙,只是朦朦胧胧觉得要反封建、反传统,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产主义而已。只是到被划为右派以后才渐渐悟到这两种启蒙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以后又过了很多年,年纪已近七十了,才进而又悟到归根结底只有一种启蒙,也就是五四的启蒙、西方几百年前就开始的古典的启蒙。这两年,社会上又有所谓“超越五四”之说,反正我是认定了,在五四定下的建立像样的“民主”和在多数民众中确立“科学”精神的目标实现以前,凡说“超越”的都无非是蒙汗药。抗战前后的所谓新启蒙,照它的原意就是对旧启蒙的超越,实际上则是对五四的“民主”和“科学”启蒙精神的偏离。起初也许只是差之毫厘,逐渐就谬以千里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偏离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人:停步,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鲁迅的悲剧,其实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剧。被他认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在1932年写道:“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业’了。”他又说:“我们即将迈出的一步与五四无关”。这难倒还不能被理解为“超越五四”吗?

二十世纪下半期,鲁迅和胡适在中国大陆的命运,真是一在天之上,一在地之下。胡适在1954年就成为全国全民大批判的对象,可以说成了毛主席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鲁迅则不但被封为圣人,而且到文革中竟成了唯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这种命运当然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但是也不能说与本人一点关系也没有。胡适一贯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当然不能见容于新中国。鲁迅则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倾向于你所说的伊里奇和约瑟夫,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导。他在和从郭沫若、周扬到杨村人这些人战斗时,自认是同导师们的思想一致的,就同胡风自认为同毛泽东思想一致一样。现在有的研究者说:“可以证实的是鲁迅后来似乎接受了组织的领导。”既然说“似乎”,我看就还不能“证实”。不过我确实怀疑鲁迅受到了冯雪峰和瞿秋白等人的误导。因为鲁迅晚年的思想倾向与他一向张扬个人的基本品格并不一致,而他又不是个可能根本改变基本品格的人。不过,六十年后回头看,你我这样年龄段的人,不能不说确实也受过鲁迅的某些误导。

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56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境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你熟识的乔冠华在1962年、胡乔木在1982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当然,鲁迅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在俄国的威望更大,他的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时,曾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们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

在中国,六十年来鲁迅研究一直是显学,然而他被别人涂的油彩太多了。他自己晚年的政治倾向也增加了几分暧昧。到现在除了可以肯定他“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这一点外,作为一个文学家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其美学价值还很少被真正发掘出来。胡适是个启蒙思想家,他虽然写过半部中国哲学史,却并不十分高明,实际上只是开了一代风气,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开山的人”。他的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上。他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少的宽容精神。他一再强调“宽容”为民主的第一要义。他的名言是:“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做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此言确实可以师表人伦。与之相反,鲁迅则从认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到主张“打落水狗”,到临终遗言:“一个都不宽恕”。不管他说这些话时有多充份的理由,我们只能说一句“不免为先生盛德之累”。史沫特莱曾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坚决保卫你发言的权利”已成为现代民主的原理、全球伦理的准则,而这在号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及鲁迅著述中却是找不到的。

一个世纪过去,尘埃落定,鲁迅的弟子大多如昙花一现;而胡适的弟子则遵守他“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教导,还有不少人留下了若干我称之为“可超而不可越”、亦即可以胜过但是不能绕过的业绩,为中国的现代化垒下了一块一块的基石。1937年胡适在给翁文灏的信中说:“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焦虑?”其实以后二十年,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是略有进步的,又以后的三十年才是一片狼籍。这二十年似乎渐渐有了一点“江南草长”的模样了,但离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还远。近几年来我才觉悟到公民教育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政治学家、法学家被消灭净尽这么多年之后,到哪里去找能给中学生写教科书的人呢?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不可能不是迂远的,然而也只有耐着性子走下去,毕竟这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上面所言其实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落实“回归五四”,只有这样才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起点。以中国传统包袱如此之大之重,要确立民主的制度、民主的精神、民主的习惯,是要不断地学,不断地习,不断地“学而时习之”的。比五四先贤还早的又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孙中山,为了教中国人学习民主,特意在1917年写的《建国方略》中用专章讲述议事规则,想以此教会中国人懂得如何开会,名之为“民权初步”。他还在其序言中特别申明:“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浏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其精神至可感佩。六十多年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还是“学而时习之”的。近五十年来,因为整个社会的忽视,已经被大家忘怀了。到现在,严格地说,中国人还是连会都不会开。前几年,在一个规格极高的会议上,有一位地位显要的老人突然悄悄地问我:“这么重要的提案,连附议都没有,怎么就能付表决了呢?”传统还是压杀了启蒙。

民主启蒙任务的艰巨,不但可以从启蒙八十年来中国民主仍未有成就这一点上看出来,而且可以从五四的导师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曾走过弯路这一点上看出来。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西方的启蒙先贤、理论大师们,照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往往有不少失德败行的地方。但是他们一是不怕揭露或被揭露,二是他们的有价值的思想总是能得到承认而汇入新新不已的传统中去,终至成为今天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才是人类在民主中不断进步的真正体现。

然而论世不易,知人更难。我的学力实在不足以比较鲁迅与胡适,只是心中虚悬了一个问题:尼采与杰弗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比拟不伦。

我们都是快八十的人了,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幸而历尽坎坷,吃了自己曾经十分宝爱的“理想”的苦头,然而幸而又活到还能反思,或许可以有做个明白人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反思必须到位。这样,不用说什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的大话,至少自己可以心安理得一些。

一得之愚,未必有当,不敢自秘,敬请指教。此致

敬礼

李慎之
2000年10月

【编者注】限于篇幅,本刊在发表时略有删节。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1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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