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系列小说《学潮春秋》节选)

一.莘莘学子 请愿中南海

二.   姣姣淑女 哭闹新华门

东城书斋 三兔论民主

 

当天傍晚,风雨交加。

北京东城,一家四合院。

晚饭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书斋里,陈独秀和胡适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蔡元培从外间进来,抱歉地说:“仲甫,适之,刚才有点俗事要向内人交代,让两位久等了。”

“孑民兄,你太客气了,我们也不是外人。”陈独秀笑道,和胡适一起站起来。

“蔡校长招待晚餐,学生就有些不敢当的。”胡适也笑了笑。

“唉!大家都不必客套了,两位还是坐下喝茶吧。我们都是留过洋的,中国文人这点酸味还是去不掉。”蔡元培坐下后,笑着对胡适说:“小兔子!在家里没什么校长,你要是还坚持不与我称兄道弟,叫我‘大兔子’也行。否则,我就要称你适之兄了。”

“那我还是称您先生吧!先生是我父执一辈,开开玩笑可以,学生实在不能奉命。”胡适有点诚恐诚慌了。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都是中历“兔”(地支十二属相之“卯”)年出生,因此被人称为北京大学的“三只兔子”。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生于清朝同治六年(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元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浙江省绍兴人。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翰林。一八九八年九月下旬,“戊戌政变”发生,蔡元培认为清政府不可救药,弃官回原籍,开始从事教育。一九O一年,列强逼清政府签订了《辛丑各国条约》后,蔡元培愤而投身反清革命。他先后创立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光复会”,为会长;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任上海支部部长。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学馆教习(教授),后又到德国进修文史哲学四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首任教育部长(后称总长)。六个半月后,见窃据大总统的袁世凯专制独裁,他和另三位同盟会员宋教仁(农林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王正廷(代理工商总长)等联名辞职。此后,蔡元培到法国学习法语并从事著译;创立华法教育会,任华方会长,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组织华工赴法和在法华工教育。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病死后,他于年底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到校工作,第六天就亲自到前门外的旅馆里,拜访由上海来北京办事的陈独秀,恳切地邀请他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当时北大分文、法、理、工四科;文科设国文、英文、法文、德文和哲学五门,不久增设史学、俄文两门(后来门改称系)。蔡元培年届五旬,在中外教育界和政界已极负盛名。

陈独秀字仲甫,生于清朝光绪五年(己卯年)八月廿四日(公元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十七岁中秀才;十九岁考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因有反对满清朝廷的言论被追捕,他逃往南京,结识了在南京陆师学堂学习的章士钊等人。从此,陈独秀就开始了他“做学问──闹革命──逃亡或坐牢”的学者兼革命家的生涯。民国前,他三次去日本留学,参加和组织过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他在国内先后参与创办过《国民日日报》和《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参加了蔡元培等领导的“光复会”。在芜湖的安徽公学任教期间,他与同校教员柏文蔚等组织了半军事秘密团体“岳王会”,并任总会长。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岳王会在安庆策动新军起义,失败后瓦解。辛亥革命爆发时,陈独秀三十二岁,已成为安徽最有声望的学者革命家之一,民国初期的两任安徽都督均任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一九一三年七月,陈独秀协助安徽都督柏文蔚参加国民党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兵败被捕,后经保释出狱。一九一四年初,陈独秀第四次去了日本。一九一五年八月回国,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出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他迁到北京。三十八岁的陈独秀和他主编的《新青年》,由于大力提倡民主、科学和新文化运动,在国内知识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影响极大,声誉很高,他被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三圣”之第一人。

胡适字适之,生于清朝光绪十七年(辛卯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元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徽省绩溪县人。十八岁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学文学,四年后获文学士学位;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一九一六年,他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学”。这篇文章投寄《新青年》后,陈独秀大加赞赏,称之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陈独秀又自写《文学革命论》一文。两篇文章于一九一七年一、二月在《新青年》上刊登后,对全国文化界影响很大,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同年七月,胡适在完成哲学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博士文凭还未到手就回到国内,经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讲授《中国哲学史》。他还应邀担任了《新青年》月刊编辑。虽然胡适才二十六岁,但他在知识青年中已经颇有名气,在“三圣”中排名第二。第三人为钱玄同,也是北京大学教授。

因此,蔡元培摇摇头说:“适之,你未免过于谦恭了。你也是北大教授,我们是同事嘛!真是后生可畏呀,我在你这个年纪是……?今年戊午,二十四年前乃甲午,中日战争,喔!我刚升补为翰林院编修。当年我见了前辈老翰林们,倒也是毕恭毕敬的。”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孑民兄,你当年比起适之兄现在的成就,也不相上下呀!”陈独秀笑着说:“我这个‘中兔子’就相形见绌了。十二年前是丙午,那年夏天,我第三次去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学英语,不过大学生而已。比起两位来,真是惭愧哟!”

“仲甫兄又自谦了。适之,你知道吗?仲甫兄十七岁就中了第一名秀才,十九岁考入杭州求是学院,习法语和造船。那年正值戊戌政变,我认为清政府无可救药,弃官离京,返原籍浙江,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不过,我当时还没未遇到仲甫兄。仲甫兄不久因有反清言论被追捕,逃离浙江。从此,仲甫兄革命、学问两不误,比起我们这些祗会读死书的人来,自是更胜一筹了。”

“孑民兄取笑了。”陈独秀哈哈大笑,“你当年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不过是足下帐前一小卒而已。”

“那我们今天先就叙叙旧好了。仲甫,我们是十四年前认识的吧?”

“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上海。那年三月,我在芜湖办了个半月刊《安徽俗话报》,十一月去上海参加刚成立的爱国协会暗杀团,试验做炸弹。记得是章行严写信招我去的,我一到上海便由会长杨笃生监誓入会。孑民兄好像是副会长吧?”

“章行严是副会长,我和蔡松坡等是会员。我是民国前十一年到上海的,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那年列强逼清政府签订了《辛丑各国条约》。次年,我组织了中国教育会。那个教育会是个秘密的反清团体,可算是我从事革命活动之始。仲甫,你那几年是在日本吧?”

“民国前十一年辛丑,我第一次去日本,半年就回国了。回到老家安庆,组织了个青年励志学社,搞些鼓吹科学、反对迷信及反帝反清的宣传活动。不久,我被清政府通缉,于是又逃到日本。那已是次年秋天。当时我进了东京高等师范,与张继、冯自由、苏曼殊等二十多人组织了个留日学生中国青年会。”

“如何?仲甫,我说得不错吧!”蔡元培笑着说:“你的革命史比我还长点,何况我还痴长你一轮。你可以说是先知先觉,我就算是后知后觉罢。”

“那我就是不知不觉了。”胡适也笑着接了一句。

“看来中兔子是非受大、小两兔子的夹攻不可了。”

陈独秀做出无可奈何状,喝了一口茶,又说:“不过,适之兄,你虽然不主张政治革命,但在文学革命上,足下却是先知先觉的急先锋哩!”

“是了,我进来这一阵闲话,把《新青年》主编与编辑先生的正题也打断了,两位适才正讨论‘新文化运动’的题目吧?”蔡元培问。

“略为有点关系而已。《新青年》从本月的四卷五号起,完全采用白话文,孑民兄想已知道。不过,我们刚才主要还是议论今天部分学生罢课请愿的事。我和适之兄猜想,孑民兄邀我们来,此事多半才是正题罢。”陈独秀收敛了笑容。

“两位猜得不错。”蔡元培的神情严肃起来,“学生集体罢课出校,是我就任校长以来的首次,恐怕自民国以来也无先例。上午,我到校门口劝阻学生不果,已让门房通知一、二个领头学生,要他们晚上到这里来介绍今天的情况。我找两位,一来也是想听听你们的高见;二来你们师生之间也可以顺便交流一下。两位都是本校最受学生爱戴的导师,尤其是仲甫兄。有两位在场,学生也少点拘束。北大领头的三个学生是许德珩、易克嶷和段锡朋。前二个是你们文科国文门的,后一个是法科商学门的,据说都是高才生。我祗认识许德珩,他的古文底子不弱。适之,你们年轻人是否交往多些?”

“这三个学生选过我的课,功课都不错,但我和他们还不熟。听说许德珩的作文在国文门是拔头筹的,仲甫先生恐怕最了解。”

“我也祗认识许德珩一个,国文门二年级学生,年纪与适之兄差不多。他父亲是前清秀才,在九江同文书院任教员,也算家学渊源。李列钧任江西都督兼九江都督时,许德珩在都督府当过一年秘书。他与李守常兄倒是很熟,对我却有点敬而远之的意思,也不知为什么。”陈独秀摇了摇头。

“听有的学生说,许德珩、易克嶷等对我们提倡白话文学,很有点不以为然。”胡适苦笑。

“哦?”蔡元培似乎有点惊讶,“许德珩过去倒也是同盟会的人。我找的主要是他,既然还未到,两位是否先接着你们原来的话题谈。”

“适之兄,先前你还未谈完,你索性再一起说给孑民兄听罢。”

“好吧!我也不客气了。两位先生都知道我对政治活动的一般观点。我是主张多做学问少谈政治的。去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日本横滨,便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和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学生干预政治,其实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的。在中国这个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或老年人弄坏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真正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干预政治的运动就从一般未成年的青年学生界发生了。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的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浪费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非常的不幸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也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而单靠罢课作武器,更是下下策,是最最不经济的方法。学生罢课于旁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害。罢课对功课学业的影响自不待言,使学生于精神上亦受相当损害。它很可能使学生养成一些恶习:一是懦夫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出头做事,要依赖群众罢课来呐喊助威,以壮声势。二是懒汉心理──罢课学生中,认真做事的是少数,多数祗是袖手旁观,既不出去助威,也不在校自修,无非多了个偷懒的借口,顺遂了逃学的习惯。三是盲从心理──一处罢课,别处也跟着做,至于为什么非罢课不可,功效灵验如何,很少人过问,绝大多数学生祗是出于无意识的行为。这第三点尤其明显。上书请愿,一人数人足矣,何须集体罢课?用罢课赶走不称职的教员,或许百试不爽;借罢课干预国事,如何能起作用?参加罢课的学生祗要有意识想想这些问题,就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可见无意识的盲从已经成了这些学生的习惯心理。”

“嗯!适之,你这分析颇有道理。”蔡元培点点头,“这么说,你主张学校在此方面要予学生以适当指导,是吧?”

“是这样。我主张教育学生尽量先不要去搞政治的活动,而要注重课堂的、课余的、书本的和实验的学生生活;少喊些口号,多研究些问题。学生应当渐渐地养成追求知识和研究问题的兴趣,养成观察调查和独立思想的习惯,养成科学的理性的精神。现在的学生干预政治,一曰救国,二曰民主。他们天天谈‘二十一条’,究竟‘二十一条’是什么东西,却没有几个人说得出。没有知识学问,提不出救国方略,单靠罢课请愿,岂能救国?要想救国,先要救出自己;而救出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适之,你是否能就‘救国与救己’的问题发挥一下,在学校里做个演讲,或写篇文章?”蔡元培建议。

“适之兄以《易卜生主义》为题写了篇文章,我们已经发排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了。该文鼓吹个性解放,把个人主义的精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孑民兄有兴趣,我明天就把原稿给你送来。”

“孑民先生,拙作的英文稿最初是民国三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会宣读的,主要是从人生观的角度,宣扬易卜生剧作中的两个典型:斯铎曼医生和娜拉。先生治美学尤有心得,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适之,你又客气起来了。你的大作,我是要拜读的,指教就谈不上了。好了,你还是接着‘救国’罢。”

“救国就不多谈了,再说民主罢。学生罢课请愿,多半想的是‘为民请命’。不少人以为民主就是要求当局‘予民作主’,完全本末倒置。至于有些人士鼓吹民主乃‘由民作主’,也未免浅薄。中国的大多数国民是文盲,由文盲作主的政治祗会是乱民政治、暴民政治。历史证明,这样的政治祗能以乱制乱、以暴易暴,能发而不能收,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扰乱而不能安宁。‘多数暴政’根本不符合民主精神,是暴民专制,还不如开明帝王专制的仁政之治。

“学生干预政治的运动,从汉、宋两代太学生的请愿,到明末书院学生的结社,到清末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以至辛亥革命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虽都有发生的理由,对腐败的官僚乃至政府间或有所打击,但于民主政治却毫无建树。所以,中国当务之急应该是教育与研究,开启民智,提高全民文化,改造思想与文艺,替民主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这也就是我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学’的初衷。要让国民都会读书写字,非用白话文不可。这至少需要一代人,也就是二十年的努力。到那时候再谈民主政治,才有点实际的意义。现在空谈政治,祗会被一些自称‘代表民意’的政客所利用。今天学生罢课请愿,我看还是汉宋遗风,实属幼稚盲动之举。当然,对办教育的人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压制学生运动,而是要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我的见解还望两位先生指教。”

“谈不上指教,我祗是对适之兄的部分主张不敢苟同。”陈独秀接过话来,“适之兄关于文化与民主之分析,我以为非常精辟,也同意中国现在尚无实现完全民主的条件;但由此得出目前谈政治无实际意义的结论,未免失之偏颇。我看近代欧洲文化之优越,无非民主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荡然无存,是专制与迷信的混合体。我们图中国文化之根本改造,当以民主与科学并重。开启民智,教育国民,自然要基于这种改造中的新文化。我与适之兄在这个问题本来是没有争议的,是吧?”

“是的!我们都主张新文化,而且我更倾向于全盘西化。”

“你既然主张不谈政治,那么你所说的新文化,现阶段就不包括民主了,是吧?”

“也不尽然。我以为,在文化启蒙阶段,应该先引进西洋的科学技术、人文伦理,当然也包括政治方面的自由民主思想,祗是不必涉及实际政治活动,不必与那些争权夺利的官僚政客打交道。也就是说,先建设一个思想文化的基础,再革新政治文化以实现民主政治。当教育普及了,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那时再宣传民主会有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中国的‘民主共和’祗会被政客们所玩弄和利用。三天前,南方‘非常国会’决议取消广州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改行七总裁合议制,选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使孙中山先生失去大元帅的职权,而成为总裁之一,表面上似乎更民主,实际上不过是拥岑派的‘政学会’议员假民主之名玩的花招。”

“据最新消息,中山先生于前日声明辞职离穗以后,已取道台湾赴日本。”蔡元培插话。

“这就是民主被政客们玩弄的最新一例。所幸孙中山先生并不上当。请仲甫兄继续批评。”

“适之兄实际是主张,我们在改造中国文化时,可以先不必干预现存政治文化即专制制度的部分。这当然不是适之兄的初衷,然而却是我们实际分歧之所在。适之兄的主张在逻辑上或许说得通,但事实上却行不通。”陈独秀侃侃而谈:

“首先,一个民族接受民主之难易程度,与国民的读写能力并不一定成比例关系,而在于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民主思想的可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恰是反民主的。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类专制思想,并不会随着西洋科学人文知识的传播而自动失去效力。纵观中国社会史,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与人民几乎不生关系。中国政治所以至此者,正因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政治,群以为政治是从政者的事业,所以国民缺乏政治知识、政治能力,使中华民国沦为中华官国、中华匪国。而保持人民在政治上的放任和愚昧,正是每一专制政府生存的必要条件。专制政府可能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垮台,但若无民主力量起作用,孔孟之道的愚民教育,则可维持专制文化千年不败。在中国,抗拒民主知识传播的主要势力,正是受教育多之所谓文人,既有官僚政客,也有受过西洋正规科学训练的专家学者,前清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即为此两类人之结合。倘若我们主张民主之人士都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对民众开展民主教育,专制文化就会教育出更多人加入反民主的阵营,到那时候再宣传民主恐怕反而要事倍功半了。而国民生活若不加以政治采色,若不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

“其次,担心民主可能导致‘暴民政治’,不过是对民主之最坏假设,正如有些人担心科学的力量会毁灭人类自身一样。说它是假设,实因至今不曾有过基于民主的‘暴民政治’。历史上之所谓‘暴民政治’即民众暴乱,皆为专制之产品,是民众对暴政的反抗。那些暴乱的社会文化背景或有不同,但基本动机却是复仇和泄愤,并不在于民众对于民主之追求。对民主之浅薄理解可能会助长动乱,但决非动乱发生的起因。民主共和之乱,是过渡时代一时之现象,且为专制余波所酿成,决非民主自身之罪恶。王者仁政之治,乃专制社会短暂的闪光,其伤损国民自决自治之人格,实与霸者虐政无殊。所以,中国专制社会的动乱,较欧美民主国家既多且甚。吾人当宁取民主共和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至于近代革命暴动,则是专制政府用暴力封杀和平民主改良的结果。‘辛亥革命’与‘戊戌变法’之关系就是如此。若无民主变革,暴乱就成为由一轮专制至另一轮专制的过渡,惟民主制度能打破此种恶性循环。运用民主与科学,都需要积累经验。学生初做科学实验容易出事故,有人还用科学手段杀人,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不教科学。对于适之兄所批评的那些曲解和盗用民主的现象,显然要通过加强而非取消民主政治的活动来纠正。

“其三,学生有了科学知识,固然会自发地生出些许民主思想,但民主究竟不是一种道德修养,可以祗通过内省来实现。儒家‘格物、致知、正心、明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决非学习民主之道。学习民主必须通过社会实验,即参入政治活动。民主与科学的根本差别就在于,科学实验可以祗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而民主实验必须是集体活动且得到相当多人的支持。青年修养,固不在讨论政治;学生主旨,亦不在干预政治。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青年学生安能忍默不言?

“学生们今天的上书请愿活动,或许不过适之兄所谓汉宋遗风,但以民间清议干预政府专制,也是民主的萌芽。虽说幼稚,爱国热情却可贵可嘉。作为教员和校方,祗可因势利导,不宜泼冷水。当然罢课影响功课学业方面,我们应该教育学生尽量避免;同时,我想校方也可以设法补救,对缺课者予以补习和辅导。”

“仲甫兄对民主政治理解之深,令人不得不服。看来有仲甫兄督阵,我一点不谈政治是不行了。仲甫兄爱护学生的补课建议,我也赞成。不过,我担心这样是否会助长学生过多参加社会活动,从而打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加重教师负担倒在其次,主要就怕补不胜补,以致学生荒废学业。当年仲甫兄能做到革命、学问两不误,但多数人哪有这么高的资质。我就做不到,因此才有不谈政治的决定。”

“小兔子‘不谈政治’的理由是有些牵强,终于没有逃出中兔子的包围。我这个老兔子有些经验之谈,倒想与两位讨论一下。政治这个东西是很难逃得出去的,除非你躲入没有人迹的深山。躲政治有时也是一种政治,伯夷、叔齐逃入深山不食周粟,难道就不是政治?倘若普通国民都不过问政治,中华民国岂不徒具虚名?适之的担心也有道理,有几个人能象仲甫兄一样革命、学问两不误呢?……喔!许德珩到了。德珩,快进来!”

此刻,许德珩已到书房门口,进来后向三位导师各鞠一躬:“蔡校长!仲甫先生!适之先生!”三个人也连忙站起身来,蔡、陈点头答礼,胡适则回鞠了一躬。

“不敢当呀!适之先生!”许德珩不好意思了。

“我也不敢当哟!德珩兄,我们年龄相仿,以后彼此就不必太拘礼了。”胡适笑了。

“虽然学生痴长先生两岁,但师生之礼总还是要的。”许德珩正色地说。

“好了!德珩,师生之礼到学校去讲,在家里就不必客套了。大家还是坐下来谈吧!这是仲甫先生给你砌的茶。”蔡元培插话了,“我找你来,是想请你介绍一下你们今天请愿的情况。你们见到冯河间了吗?”

“见到了!他说……”

“这样吧!你能不能先从你们罢课请愿的起因说起?”

“哦!三位先生大约都知道,今年‘五·七’国耻日,我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被日本当局捕去学生代表三十四人。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留日学生一千多人全体罢课回国,组成归国请愿团,其中一部分到了北京,来各校串联。我们北大、高师、法专、工专四校共有约二千同学表示响应,经过协商,我们决定游行请愿,以唤起民众救国之心。……”

许德珩接着叙述了今天众学生如何游行去中南海,八代表如何进总统府上书,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如何接谈,学生们如何辩论,天津郭隆真如何控诉,最后大家如何决定返校等大致情节。然后,他表示,希望三位导师和校方能够理解并支持他们的行动。

“对于你等学生爱国之心,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也是过来人嘛!你到来之前,我们三个当先生的,正讨论学问与政治活动能否兼顾的问题。先谈点我个人的经验。我三十岁辞官前任翰林院编修,实际上还在做学问。在三十四岁那年开始组织反清的教育会以前,也没有太过问政治,没有搞过上书请愿,空谈政治则间或有之。那以后,我一度倒成了激进革命派,与仲甫先生都曾参加过‘暗杀团’。后来,尤其辛亥以后,我发现对中国而言,教育与研究,比之政治革命,更为重要,故走回办教育、做学问之路,名曰‘教育救国’。这并非说,惟有此路可行。如仲甫先生,学业未成即投身革命,亦能成为当今著名学者;他能成功,旁人未尚不能效仿。再如孙中山先生,医生不做而当职业革命家,当然亦可效法。‘条条大路通北京’。每个青年人,每个学生,无不可依各人之理想、兴趣及特点,选择成家立业与济世救民之道。

“然而,凡事都有轻重缓急,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如仲甫先生革命学问两不误,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涉及资质与科门两个要素:其一,如仲甫先生资质者,为数不多。其二,资质好的学生,于文法两科,不难自修成才;于理工两科,若未经学校完整而系统的正规训练,能成功者,凤毛麟角。当年与我辈一起搞革命的学生,理工科高才生为数不少,但凡中断学业者,后皆难以恢复,无不顾此失彼。革命主要靠民众觉悟,无须太多职业革命家。革命之后要建设,中国却大量缺乏科学家与工程师。况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关重要,进而求之,犹有更重要者相关联。自甲而乙,又乙而丙丁,以至壬癸而子丑等等。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追日,永无止境。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自小学以至大学则维持如故,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军,或补充其它缺员之职业,难道彼等爱国之心就不如你们吗?诚然,你们质问得也对,国难当头,政府不救,学生焉能安心学业?故你们以救亡为重,上书请愿,我不反对。但你们今天罢课,必要性何在?我看大可质疑。难道请愿那么紧迫?为何不能等到星期天?晚五天有何不可?”

“蔡校长!我们担心大总统星期天不办公。”

“你们今天见了冯河间,又能起何作用?你们以为有可能说服他吗?这是其一。其二,即便能说服他,你们以为他能有独裁权吗?其三,倘若他有独裁权,你们以为应该鼓励他动用吗?你们若把向他面陈请愿书看得如此重要,事先至少对这三点应有肯定答案。德珩,你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这个……蔡校长!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三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作决定是过于冲动了些。当时我们至少能否定第二点,大家都知道实权在段合肥手里。这也是我们后来决定撤的根本原因。对于段祺瑞,第一和第三点更是否定的,我们倒也没有打算向他请愿。”

“单论上书请愿,亦有两点须加以考虑:一是能否打动当局,二是能否影响民众。倘若无此两种可能,上书请愿无疑是对牛弹琴甚至以卵击石,毫无意义可言。旧时‘文死谏’之愚忠,时人不足以效法。德珩哪!我与当局这些人都打过交道,有些还共过事。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前清官僚与军阀,你们若想靠请愿说动他们,根本没有希望。否则,我们几个当先生的,也会去上书;我甚至不会退出政界;孙中山先生亦不至于组织南方军政府。故请愿之作用就祗剩下影响民众一条,而据你刚才所述,今天的行动于此亦收效甚微。靠上书请愿来影响民众,积极作用本就有限。它可能唤醒部分国民的良心与勇气,却无法改变多数民众的无知与盲动。历史上一些得到民众响应的请愿行动,最后往往超出请愿者的控制,导致群众骚乱,以至当局之流血镇压。启谛民众觉悟,根本还在教育。这是一项长期活动,须有耐心。

“其次,就追求民主政治而言,上书请愿是一种很幼稚的行动,因它须以承认专制的权威为前提,无论成败如何,非但无损于专制,反为之提供了显示其权威的机会。你在学生里年纪较大,又起领袖作用,还是同盟会老同志,我对你要求就要严格些。我希望你今后再组织学生活动时注意三点:其一,作计划要周全,多想想功效及后果。其二,非学术活动尽量不要影响上课与作业。你们几个是文法两科高才生,也许不在乎这些,但你们至少要为理工科同学着想。其三,各种集会与游行活动尽量不要上街。你们要搞民主实验,如集会、结社、出版一类,先在校园里试,我一定支持。我们这点办学自由来之不易,社会上反对派本就不少,若因轻举妄动给他们找到太多口实,招致当局干预校政,则未免太不值得。因此,务必要学会忍辱负重。第三点尤为重要,德珩!我希望你切切不可掉以轻心。”

蔡元培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说得许德珩频频点头。他感动地说:“校长!学生铭记您的教导,回去就转告其他同学,今后一定多加注意,不给学校添麻烦。我们年轻幼稚,很希望前辈导师经常指导。祗是我们知道,校长还有仲甫先生和适之先生,除校务繁忙以外,又要勤于著述,时间宝贵,实在也不敢多打扰。”

 

四、北京政府 一虎称霸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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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ditor

在 “张裕:学潮与民主——撤不撤?(三)” 有 1 条评论
  1. 由莫迪亚诺获奖想到重读王小波

    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有没有?在哪里?
    没有!
    友人好李敖,整个九十年代(上世纪),搜罗甚巨。新世纪,李敖到了
    北京,开始欺世诳语了,友人也逃出中国,没法谈论中国人的坏根性了。

    秀才喜王朔。只因一句话“鲁讯不可学!”后半句自加的“学则绝”, 干吗?
    使人了无生趣!
    王小波也是这样,还使自己陷入荒漠。不说此导向极易江郎才尽了。
    正如有二种基督徒,一是泛爱慈悲为怀,一是残杀异教徒的耶酥会会士
    的护法者。
    王小波自己也说到“应当是”使人走到四通八达的路口,这以后是“是”
    的当中架构了。
    推进应当是。使人极端,西化,中国人的趋向是“化身博士’,“小丑”!
    所谓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如然,而不是西式的小隐于野。

    不要污辱公共知识分子!
    ”人民圣殿教”和文革五十步,一百步而已!王小波告诉了人们:那些年的非人生活!

    2013.2.22~1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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