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学潮与民主——撤不撤？（三）

（长篇系列小说《学潮春秋》节选）

一．莘莘学子　请愿中南海

二.   姣姣淑女　哭闹新华门

三．东城书斋　三兔论民主

当天傍晚，风雨交加。

北京东城，一家四合院。

晚饭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书斋里，陈独秀和胡适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蔡元培从外间进来，抱歉地说：“仲甫，适之，刚才有点俗事要向内人交代，让两位久等了。”

“孑民兄，你太客气了，我们也不是外人。”陈独秀笑道，和胡适一起站起来。

“蔡校长招待晚餐，学生就有些不敢当的。”胡适也笑了笑。

“唉！大家都不必客套了，两位还是坐下喝茶吧。我们都是留过洋的，中国文人这点酸味还是去不掉。”蔡元培坐下后，笑着对胡适说：“小兔子！在家里没什么校长，你要是还坚持不与我称兄道弟，叫我‘大兔子’也行。否则，我就要称你适之兄了。”

“那我还是称您先生吧！先生是我父执一辈，开开玩笑可以，学生实在不能奉命。”胡适有点诚恐诚慌了。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都是中历“兔”（地支十二属相之“卯”）年出生，因此被人称为北京大学的“三只兔子”。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生于清朝同治六年（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元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浙江省绍兴人。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翰林。一八九八年九月下旬，“戊戌政变”发生，蔡元培认为清政府不可救药，弃官回原籍，开始从事教育。一九Ｏ一年，列强逼清政府签订了《辛丑各国条约》后，蔡元培愤而投身反清革命。他先后创立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光复会”，为会长；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任上海支部部长。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学馆教习（教授），后又到德国进修文史哲学四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首任教育部长（后称总长）。六个半月后，见窃据大总统的袁世凯专制独裁，他和另三位同盟会员宋教仁（农林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王正廷（代理工商总长）等联名辞职。此后，蔡元培到法国学习法语并从事著译；创立华法教育会，任华方会长，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组织华工赴法和在法华工教育。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病死后，他于年底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到校工作，第六天就亲自到前门外的旅馆里，拜访由上海来北京办事的陈独秀，恳切地邀请他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当时北大分文、法、理、工四科；文科设国文、英文、法文、德文和哲学五门，不久增设史学、俄文两门（后来门改称系）。蔡元培年届五旬，在中外教育界和政界已极负盛名。

陈独秀字仲甫，生于清朝光绪五年（己卯年）八月廿四日（公元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十七岁中秀才；十九岁考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因有反对满清朝廷的言论被追捕，他逃往南京，结识了在南京陆师学堂学习的章士钊等人。从此，陈独秀就开始了他“做学问──闹革命──逃亡或坐牢”的学者兼革命家的生涯。民国前，他三次去日本留学，参加和组织过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他在国内先后参与创办过《国民日日报》和《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参加了蔡元培等领导的“光复会”。在芜湖的安徽公学任教期间，他与同校教员柏文蔚等组织了半军事秘密团体“岳王会”，并任总会长。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岳王会在安庆策动新军起义，失败后瓦解。辛亥革命爆发时，陈独秀三十二岁，已成为安徽最有声望的学者革命家之一，民国初期的两任安徽都督均任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一九一三年七月，陈独秀协助安徽都督柏文蔚参加国民党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兵败被捕，后经保释出狱。一九一四年初，陈独秀第四次去了日本。一九一五年八月回国，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出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他迁到北京。三十八岁的陈独秀和他主编的《新青年》，由于大力提倡民主、科学和新文化运动，在国内知识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影响极大，声誉很高，他被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三圣”之第一人。

胡适字适之，生于清朝光绪十七年（辛卯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元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徽省绩溪县人。十八岁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学文学，四年后获文学士学位；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一九一六年，他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学”。这篇文章投寄《新青年》后，陈独秀大加赞赏，称之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陈独秀又自写《文学革命论》一文。两篇文章于一九一七年一、二月在《新青年》上刊登后，对全国文化界影响很大，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同年七月，胡适在完成哲学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博士文凭还未到手就回到国内，经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讲授《中国哲学史》。他还应邀担任了《新青年》月刊编辑。虽然胡适才二十六岁，但他在知识青年中已经颇有名气，在“三圣”中排名第二。第三人为钱玄同，也是北京大学教授。

因此，蔡元培摇摇头说：“适之，你未免过于谦恭了。你也是北大教授，我们是同事嘛！真是后生可畏呀，我在你这个年纪是……？今年戊午，二十四年前乃甲午，中日战争，喔！我刚升补为翰林院编修。当年我见了前辈老翰林们，倒也是毕恭毕敬的。”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孑民兄，你当年比起适之兄现在的成就，也不相上下呀！”陈独秀笑着说：“我这个‘中兔子’就相形见绌了。十二年前是丙午，那年夏天，我第三次去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学英语，不过大学生而已。比起两位来，真是惭愧哟！”

“仲甫兄又自谦了。适之，你知道吗？仲甫兄十七岁就中了第一名秀才，十九岁考入杭州求是学院，习法语和造船。那年正值戊戌政变，我认为清政府无可救药，弃官离京，返原籍浙江，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不过，我当时还没未遇到仲甫兄。仲甫兄不久因有反清言论被追捕，逃离浙江。从此，仲甫兄革命、学问两不误，比起我们这些祗会读死书的人来，自是更胜一筹了。”

“孑民兄取笑了。”陈独秀哈哈大笑，“你当年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不过是足下帐前一小卒而已。”

“那我们今天先就叙叙旧好了。仲甫，我们是十四年前认识的吧？”

“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上海。那年三月，我在芜湖办了个半月刊《安徽俗话报》，十一月去上海参加刚成立的爱国协会暗杀团，试验做炸弹。记得是章行严写信招我去的，我一到上海便由会长杨笃生监誓入会。孑民兄好像是副会长吧？”

“章行严是副会长，我和蔡松坡等是会员。我是民国前十一年到上海的，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那年列强逼清政府签订了《辛丑各国条约》。次年，我组织了中国教育会。那个教育会是个秘密的反清团体，可算是我从事革命活动之始。仲甫，你那几年是在日本吧？”

“民国前十一年辛丑，我第一次去日本，半年就回国了。回到老家安庆，组织了个青年励志学社，搞些鼓吹科学、反对迷信及反帝反清的宣传活动。不久，我被清政府通缉，于是又逃到日本。那已是次年秋天。当时我进了东京高等师范，与张继、冯自由、苏曼殊等二十多人组织了个留日学生中国青年会。”

“如何？仲甫，我说得不错吧！”蔡元培笑着说：“你的革命史比我还长点，何况我还痴长你一轮。你可以说是先知先觉，我就算是后知后觉罢。”

“那我就是不知不觉了。”胡适也笑着接了一句。

“看来中兔子是非受大、小两兔子的夹攻不可了。”

陈独秀做出无可奈何状，喝了一口茶，又说：“不过，适之兄，你虽然不主张政治革命，但在文学革命上，足下却是先知先觉的急先锋哩！”

“是了，我进来这一阵闲话，把《新青年》主编与编辑先生的正题也打断了，两位适才正讨论‘新文化运动’的题目吧？”蔡元培问。

“略为有点关系而已。《新青年》从本月的四卷五号起，完全采用白话文，孑民兄想已知道。不过，我们刚才主要还是议论今天部分学生罢课请愿的事。我和适之兄猜想，孑民兄邀我们来，此事多半才是正题罢。”陈独秀收敛了笑容。

“两位猜得不错。”蔡元培的神情严肃起来，“学生集体罢课出校，是我就任校长以来的首次，恐怕自民国以来也无先例。上午，我到校门口劝阻学生不果，已让门房通知一、二个领头学生，要他们晚上到这里来介绍今天的情况。我找两位，一来也是想听听你们的高见；二来你们师生之间也可以顺便交流一下。两位都是本校最受学生爱戴的导师，尤其是仲甫兄。有两位在场，学生也少点拘束。北大领头的三个学生是许德珩、易克嶷和段锡朋。前二个是你们文科国文门的，后一个是法科商学门的，据说都是高才生。我祗认识许德珩，他的古文底子不弱。适之，你们年轻人是否交往多些？”

“这三个学生选过我的课，功课都不错，但我和他们还不熟。听说许德珩的作文在国文门是拔头筹的，仲甫先生恐怕最了解。”

“我也祗认识许德珩一个，国文门二年级学生，年纪与适之兄差不多。他父亲是前清秀才，在九江同文书院任教员，也算家学渊源。李列钧任江西都督兼九江都督时，许德珩在都督府当过一年秘书。他与李守常兄倒是很熟，对我却有点敬而远之的意思，也不知为什么。”陈独秀摇了摇头。

“听有的学生说，许德珩、易克嶷等对我们提倡白话文学，很有点不以为然。”胡适苦笑。

“哦？”蔡元培似乎有点惊讶，“许德珩过去倒也是同盟会的人。我找的主要是他，既然还未到，两位是否先接着你们原来的话题谈。”

“适之兄，先前你还未谈完，你索性再一起说给孑民兄听罢。”

“好吧！我也不客气了。两位先生都知道我对政治活动的一般观点。我是主张多做学问少谈政治的。去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日本横滨，便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和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学生干预政治，其实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的。在中国这个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或老年人弄坏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真正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干预政治的运动就从一般未成年的青年学生界发生了。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的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浪费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非常的不幸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也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而单靠罢课作武器，更是下下策，是最最不经济的方法。学生罢课于旁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害。罢课对功课学业的影响自不待言，使学生于精神上亦受相当损害。它很可能使学生养成一些恶习：一是懦夫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出头做事，要依赖群众罢课来呐喊助威，以壮声势。二是懒汉心理──罢课学生中，认真做事的是少数，多数祗是袖手旁观，既不出去助威，也不在校自修，无非多了个偷懒的借口，顺遂了逃学的习惯。三是盲从心理──一处罢课，别处也跟着做，至于为什么非罢课不可，功效灵验如何，很少人过问，绝大多数学生祗是出于无意识的行为。这第三点尤其明显。上书请愿，一人数人足矣，何须集体罢课？用罢课赶走不称职的教员，或许百试不爽；借罢课干预国事，如何能起作用？参加罢课的学生祗要有意识想想这些问题，就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可见无意识的盲从已经成了这些学生的习惯心理。”

“嗯！适之，你这分析颇有道理。”蔡元培点点头，“这么说，你主张学校在此方面要予学生以适当指导，是吧？”

“是这样。我主张教育学生尽量先不要去搞政治的活动，而要注重课堂的、课余的、书本的和实验的学生生活；少喊些口号，多研究些问题。学生应当渐渐地养成追求知识和研究问题的兴趣，养成观察调查和独立思想的习惯，养成科学的理性的精神。现在的学生干预政治，一曰救国，二曰民主。他们天天谈‘二十一条’，究竟‘二十一条’是什么东西，却没有几个人说得出。没有知识学问，提不出救国方略，单靠罢课请愿，岂能救国？要想救国，先要救出自己；而救出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适之，你是否能就‘救国与救己’的问题发挥一下，在学校里做个演讲，或写篇文章？”蔡元培建议。

“适之兄以《易卜生主义》为题写了篇文章，我们已经发排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了。该文鼓吹个性解放，把个人主义的精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孑民兄有兴趣，我明天就把原稿给你送来。”

“孑民先生，拙作的英文稿最初是民国三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会宣读的，主要是从人生观的角度，宣扬易卜生剧作中的两个典型：斯铎曼医生和娜拉。先生治美学尤有心得，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适之，你又客气起来了。你的大作，我是要拜读的，指教就谈不上了。好了，你还是接着‘救国’罢。”

“救国就不多谈了，再说民主罢。学生罢课请愿，多半想的是‘为民请命’。不少人以为民主就是要求当局‘予民作主’，完全本末倒置。至于有些人士鼓吹民主乃‘由民作主’，也未免浅薄。中国的大多数国民是文盲，由文盲作主的政治祗会是乱民政治、暴民政治。历史证明，这样的政治祗能以乱制乱、以暴易暴，能发而不能收，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扰乱而不能安宁。‘多数暴政’根本不符合民主精神，是暴民专制，还不如开明帝王专制的仁政之治。

“学生干预政治的运动，从汉、宋两代太学生的请愿，到明末书院学生的结社，到清末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以至辛亥革命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虽都有发生的理由，对腐败的官僚乃至政府间或有所打击，但于民主政治却毫无建树。所以，中国当务之急应该是教育与研究，开启民智，提高全民文化，改造思想与文艺，替民主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这也就是我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学’的初衷。要让国民都会读书写字，非用白话文不可。这至少需要一代人，也就是二十年的努力。到那时候再谈民主政治，才有点实际的意义。现在空谈政治，祗会被一些自称‘代表民意’的政客所利用。今天学生罢课请愿，我看还是汉宋遗风，实属幼稚盲动之举。当然，对办教育的人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压制学生运动，而是要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我的见解还望两位先生指教。”

“谈不上指教，我祗是对适之兄的部分主张不敢苟同。”陈独秀接过话来，“适之兄关于文化与民主之分析，我以为非常精辟，也同意中国现在尚无实现完全民主的条件；但由此得出目前谈政治无实际意义的结论，未免失之偏颇。我看近代欧洲文化之优越，无非民主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荡然无存，是专制与迷信的混合体。我们图中国文化之根本改造，当以民主与科学并重。开启民智，教育国民，自然要基于这种改造中的新文化。我与适之兄在这个问题本来是没有争议的，是吧？”

“是的！我们都主张新文化，而且我更倾向于全盘西化。”

“你既然主张不谈政治，那么你所说的新文化，现阶段就不包括民主了，是吧？”

“也不尽然。我以为，在文化启蒙阶段，应该先引进西洋的科学技术、人文伦理，当然也包括政治方面的自由民主思想，祗是不必涉及实际政治活动，不必与那些争权夺利的官僚政客打交道。也就是说，先建设一个思想文化的基础，再革新政治文化以实现民主政治。当教育普及了，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那时再宣传民主会有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中国的‘民主共和’祗会被政客们所玩弄和利用。三天前，南方‘非常国会’决议取消广州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改行七总裁合议制，选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使孙中山先生失去大元帅的职权，而成为总裁之一，表面上似乎更民主，实际上不过是拥岑派的‘政学会’议员假民主之名玩的花招。”

“据最新消息，中山先生于前日声明辞职离穗以后，已取道台湾赴日本。”蔡元培插话。

“这就是民主被政客们玩弄的最新一例。所幸孙中山先生并不上当。请仲甫兄继续批评。”

“适之兄实际是主张，我们在改造中国文化时，可以先不必干预现存政治文化即专制制度的部分。这当然不是适之兄的初衷，然而却是我们实际分歧之所在。适之兄的主张在逻辑上或许说得通，但事实上却行不通。”陈独秀侃侃而谈：

“首先，一个民族接受民主之难易程度，与国民的读写能力并不一定成比例关系，而在于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民主思想的可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恰是反民主的。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类专制思想，并不会随着西洋科学人文知识的传播而自动失去效力。纵观中国社会史，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与人民几乎不生关系。中国政治所以至此者，正因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政治，群以为政治是从政者的事业，所以国民缺乏政治知识、政治能力，使中华民国沦为中华官国、中华匪国。而保持人民在政治上的放任和愚昧，正是每一专制政府生存的必要条件。专制政府可能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垮台，但若无民主力量起作用，孔孟之道的愚民教育，则可维持专制文化千年不败。在中国，抗拒民主知识传播的主要势力，正是受教育多之所谓文人，既有官僚政客，也有受过西洋正规科学训练的专家学者，前清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即为此两类人之结合。倘若我们主张民主之人士都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对民众开展民主教育，专制文化就会教育出更多人加入反民主的阵营，到那时候再宣传民主恐怕反而要事倍功半了。而国民生活若不加以政治采色，若不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

“其次，担心民主可能导致‘暴民政治’，不过是对民主之最坏假设，正如有些人担心科学的力量会毁灭人类自身一样。说它是假设，实因至今不曾有过基于民主的‘暴民政治’。历史上之所谓‘暴民政治’即民众暴乱，皆为专制之产品，是民众对暴政的反抗。那些暴乱的社会文化背景或有不同，但基本动机却是复仇和泄愤，并不在于民众对于民主之追求。对民主之浅薄理解可能会助长动乱，但决非动乱发生的起因。民主共和之乱，是过渡时代一时之现象，且为专制余波所酿成，决非民主自身之罪恶。王者仁政之治，乃专制社会短暂的闪光，其伤损国民自决自治之人格，实与霸者虐政无殊。所以，中国专制社会的动乱，较欧美民主国家既多且甚。吾人当宁取民主共和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至于近代革命暴动，则是专制政府用暴力封杀和平民主改良的结果。‘辛亥革命’与‘戊戌变法’之关系就是如此。若无民主变革，暴乱就成为由一轮专制至另一轮专制的过渡，惟民主制度能打破此种恶性循环。运用民主与科学，都需要积累经验。学生初做科学实验容易出事故，有人还用科学手段杀人，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不教科学。对于适之兄所批评的那些曲解和盗用民主的现象，显然要通过加强而非取消民主政治的活动来纠正。

“其三，学生有了科学知识，固然会自发地生出些许民主思想，但民主究竟不是一种道德修养，可以祗通过内省来实现。儒家‘格物、致知、正心、明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决非学习民主之道。学习民主必须通过社会实验，即参入政治活动。民主与科学的根本差别就在于，科学实验可以祗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而民主实验必须是集体活动且得到相当多人的支持。青年修养，固不在讨论政治；学生主旨，亦不在干预政治。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青年学生安能忍默不言？

“学生们今天的上书请愿活动，或许不过适之兄所谓汉宋遗风，但以民间清议干预政府专制，也是民主的萌芽。虽说幼稚，爱国热情却可贵可嘉。作为教员和校方，祗可因势利导，不宜泼冷水。当然罢课影响功课学业方面，我们应该教育学生尽量避免；同时，我想校方也可以设法补救，对缺课者予以补习和辅导。”

“仲甫兄对民主政治理解之深，令人不得不服。看来有仲甫兄督阵，我一点不谈政治是不行了。仲甫兄爱护学生的补课建议，我也赞成。不过，我担心这样是否会助长学生过多参加社会活动，从而打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加重教师负担倒在其次，主要就怕补不胜补，以致学生荒废学业。当年仲甫兄能做到革命、学问两不误，但多数人哪有这么高的资质。我就做不到，因此才有不谈政治的决定。”

“小兔子‘不谈政治’的理由是有些牵强，终于没有逃出中兔子的包围。我这个老兔子有些经验之谈，倒想与两位讨论一下。政治这个东西是很难逃得出去的，除非你躲入没有人迹的深山。躲政治有时也是一种政治，伯夷、叔齐逃入深山不食周粟，难道就不是政治？倘若普通国民都不过问政治，中华民国岂不徒具虚名？适之的担心也有道理，有几个人能象仲甫兄一样革命、学问两不误呢？……喔！许德珩到了。德珩，快进来！”

此刻，许德珩已到书房门口，进来后向三位导师各鞠一躬：“蔡校长！仲甫先生！适之先生！”三个人也连忙站起身来，蔡、陈点头答礼，胡适则回鞠了一躬。

“不敢当呀！适之先生！”许德珩不好意思了。

“我也不敢当哟！德珩兄，我们年龄相仿，以后彼此就不必太拘礼了。”胡适笑了。

“虽然学生痴长先生两岁，但师生之礼总还是要的。”许德珩正色地说。

“好了！德珩，师生之礼到学校去讲，在家里就不必客套了。大家还是坐下来谈吧！这是仲甫先生给你砌的茶。”蔡元培插话了，“我找你来，是想请你介绍一下你们今天请愿的情况。你们见到冯河间了吗？”

“见到了！他说……”

“这样吧！你能不能先从你们罢课请愿的起因说起？”

“哦！三位先生大约都知道，今年‘五·七’国耻日，我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被日本当局捕去学生代表三十四人。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留日学生一千多人全体罢课回国，组成归国请愿团，其中一部分到了北京，来各校串联。我们北大、高师、法专、工专四校共有约二千同学表示响应，经过协商，我们决定游行请愿，以唤起民众救国之心。……”

许德珩接着叙述了今天众学生如何游行去中南海，八代表如何进总统府上书，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如何接谈，学生们如何辩论，天津郭隆真如何控诉，最后大家如何决定返校等大致情节。然后，他表示，希望三位导师和校方能够理解并支持他们的行动。

“对于你等学生爱国之心，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也是过来人嘛！你到来之前，我们三个当先生的，正讨论学问与政治活动能否兼顾的问题。先谈点我个人的经验。我三十岁辞官前任翰林院编修，实际上还在做学问。在三十四岁那年开始组织反清的教育会以前，也没有太过问政治，没有搞过上书请愿，空谈政治则间或有之。那以后，我一度倒成了激进革命派，与仲甫先生都曾参加过‘暗杀团’。后来，尤其辛亥以后，我发现对中国而言，教育与研究，比之政治革命，更为重要，故走回办教育、做学问之路，名曰‘教育救国’。这并非说，惟有此路可行。如仲甫先生，学业未成即投身革命，亦能成为当今著名学者；他能成功，旁人未尚不能效仿。再如孙中山先生，医生不做而当职业革命家，当然亦可效法。‘条条大路通北京’。每个青年人，每个学生，无不可依各人之理想、兴趣及特点，选择成家立业与济世救民之道。

“然而，凡事都有轻重缓急，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如仲甫先生革命学问两不误，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涉及资质与科门两个要素：其一，如仲甫先生资质者，为数不多。其二，资质好的学生，于文法两科，不难自修成才；于理工两科，若未经学校完整而系统的正规训练，能成功者，凤毛麟角。当年与我辈一起搞革命的学生，理工科高才生为数不少，但凡中断学业者，后皆难以恢复，无不顾此失彼。革命主要靠民众觉悟，无须太多职业革命家。革命之后要建设，中国却大量缺乏科学家与工程师。况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关重要，进而求之，犹有更重要者相关联。自甲而乙，又乙而丙丁，以至壬癸而子丑等等。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追日，永无止境。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自小学以至大学则维持如故，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军，或补充其它缺员之职业，难道彼等爱国之心就不如你们吗？诚然，你们质问得也对，国难当头，政府不救，学生焉能安心学业？故你们以救亡为重，上书请愿，我不反对。但你们今天罢课，必要性何在？我看大可质疑。难道请愿那么紧迫？为何不能等到星期天？晚五天有何不可？”

“蔡校长！我们担心大总统星期天不办公。”

“你们今天见了冯河间，又能起何作用？你们以为有可能说服他吗？这是其一。其二，即便能说服他，你们以为他能有独裁权吗？其三，倘若他有独裁权，你们以为应该鼓励他动用吗？你们若把向他面陈请愿书看得如此重要，事先至少对这三点应有肯定答案。德珩，你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这个……蔡校长！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三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作决定是过于冲动了些。当时我们至少能否定第二点，大家都知道实权在段合肥手里。这也是我们后来决定撤的根本原因。对于段祺瑞，第一和第三点更是否定的，我们倒也没有打算向他请愿。”

“单论上书请愿，亦有两点须加以考虑：一是能否打动当局，二是能否影响民众。倘若无此两种可能，上书请愿无疑是对牛弹琴甚至以卵击石，毫无意义可言。旧时‘文死谏’之愚忠，时人不足以效法。德珩哪！我与当局这些人都打过交道，有些还共过事。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前清官僚与军阀，你们若想靠请愿说动他们，根本没有希望。否则，我们几个当先生的，也会去上书；我甚至不会退出政界；孙中山先生亦不至于组织南方军政府。故请愿之作用就祗剩下影响民众一条，而据你刚才所述，今天的行动于此亦收效甚微。靠上书请愿来影响民众，积极作用本就有限。它可能唤醒部分国民的良心与勇气，却无法改变多数民众的无知与盲动。历史上一些得到民众响应的请愿行动，最后往往超出请愿者的控制，导致群众骚乱，以至当局之流血镇压。启谛民众觉悟，根本还在教育。这是一项长期活动，须有耐心。

“其次，就追求民主政治而言，上书请愿是一种很幼稚的行动，因它须以承认专制的权威为前提，无论成败如何，非但无损于专制，反为之提供了显示其权威的机会。你在学生里年纪较大，又起领袖作用，还是同盟会老同志，我对你要求就要严格些。我希望你今后再组织学生活动时注意三点：其一，作计划要周全，多想想功效及后果。其二，非学术活动尽量不要影响上课与作业。你们几个是文法两科高才生，也许不在乎这些，但你们至少要为理工科同学着想。其三，各种集会与游行活动尽量不要上街。你们要搞民主实验，如集会、结社、出版一类，先在校园里试，我一定支持。我们这点办学自由来之不易，社会上反对派本就不少，若因轻举妄动给他们找到太多口实，招致当局干预校政，则未免太不值得。因此，务必要学会忍辱负重。第三点尤为重要，德珩！我希望你切切不可掉以轻心。”

蔡元培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说得许德珩频频点头。他感动地说：“校长！学生铭记您的教导，回去就转告其他同学，今后一定多加注意，不给学校添麻烦。我们年轻幼稚，很希望前辈导师经常指导。祗是我们知道，校长还有仲甫先生和适之先生，除校务繁忙以外，又要勤于著述，时间宝贵，实在也不敢多打扰。”

四、北京政府　一虎称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