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兴起,草根公共人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去年底,罗永浩因质量问题怒砸西门子冰箱,引来舆论关注。韩寒的三篇博文又引来滔天热议,接下来情节峰回路转,知名IT评论人麦田开始质疑一个13年的神话,接着方舟子加入质疑,舆论分裂。在纷争中,124名“学人”联名质疑方舟子的太太,罗永浩和方舟子则再开唇枪舌剑,又牵出学员向方舟子抱怨“老罗英语”的培训,老罗旋即退款,并把矛头指向和方舟子相关的基金。

  大戏虽然精彩,但评价各有不同。从中国文化自省、慎独、仁心的角度,这些质疑充满了恶意的目的、不循规则的、浅薄的争论、野蛮的粉丝,但换个角度,这种纷争本身也是实现求真价值观的手段和过程,可谓一种“仁术”。更深层的意义则是,这一过程体现了公众人物的力量来源以及制约机制。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加之各种诱惑、利益充斥,个人私德的范围更加宽泛而多变,仅仅靠慎独,已不足以自下而上地由私德建设公德。但这并未导致现代社会整体的公德(公共秩序)的败坏,相反,随着言论自由、民主等概念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发达,社会反而缓慢而坚定地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可以说是历史上对社会公德以及公众人物要求最严格的时代。这种“宽私德、严公德”之间的差异和共生,蕴含着商业时代的社会公德的全新进化、净化方式。

  在现代媒体环境下,对他人的质疑,同时也意味着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之下。对别人提出质疑的过程同样也是对自己提出要求的过程。罗永浩在怒砸西门子冰箱、对方舟子提出质疑之时,就必然同时对自己的商业信誉和公共行为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方舟子对他人的审视,不但是别人审视他和他太太的直接原因,而且,他的打假行为中暗含的道德优势,也迫使他更高质量地回应质疑。同样,代言者对政府的批评,也会使自己成为审视的目标,必然要求其更谦和、真诚地面对社会质疑。所以,在纷争中,质疑者会主动———或者更恰当地说———被迫去消除自己的瑕疵,否则,注定损失形象和力量。这正是商业传播时代,社会领域的达尔文式的残酷道德净化,除伪存真、去恶留善。

  事实也正是如此:罗永浩对学员果断地退款,砸完冰箱后打扫场地,这些改善自身、克制理性的姿态进一步完善、夯实了罗永浩的道德基础,进而带给他更大行动力和影响力。同样,桀骜不驯的粗话也变成了言语谦和的辩护。这正所谓:“改,而后得道多助”。有趣的是,用这句话考量纷争中主角们的改善行为,就会发现这不但是一个定性的结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精确定量的胜败程度判断。可见,这种进化和净化既是公共人物的力量来源,也是他们力量的制约,是商业时代的仁术。

  这种现象与生物进化类似,生物种群中的个体是多变的,但种群却相对稳定地进化,于是,种群变得更强———没有永恒的个体,但却有不断进化的种群。同样,没有永恒的个人私德,但却有不断进化的、因而更加健壮的社会公德和公共基因。

  不难理解,韩寒若真有人代笔,方舟子的基金若真有问题,则他们必然是虚弱的,这种虚弱性中孕育着妥协性,一旦压力足够,这种妥协必然显现。韩寒如果顶不住方舟子的质疑,那么,他如何能从容地站在人民大会堂外?方舟子如果顶不住罗永浩的质疑,那么,他在下一次打假中又如何能理直气壮?如果不经过狼,又怎么能面对狮子呢?所以,经过锤炼而幸存下来的代言者必然更健壮、更少瑕疵、更强大,也只有这样的代言者和大众,才能面对更强大的压力,谈论更多高层次的、严肃的议题,从奶粉到校车、从江湖到庙堂。最终才能淬炼出甘地、昂山素季、曼德拉这样的公众人物。

  无须讳言,这些纷争之中存在恶意,甚至恶意比善意更持久、更坚韧,就如一只尾随受伤斑马的狮子。不过,广泛传播的质疑之下必然涌动着公众好奇、知情的暗流,而其中混杂着的锋利的恶意坚冰,正是撞开堤坝和封堵的开路先锋———历史的善意,往往用恶意为自己开道,是仁术而非仁心。这正如种群的繁茂之善,正是以虚弱者被淘汰之恶为代价,生物、社会进化的残酷和最大动力均在于此。

  也不必害怕恶意强大摧毁公序良俗,决定事情发展的并不是恶意有多强,而是弱点有多虚弱,现实的例子贴切而鲜活:真正削弱方舟子的,不是陈村的指控,也不是声势浩大的124“学人”的质疑,而是对打假、安保基金的质疑。所以,本质上起作用的不是谁有更大的恶意,而是谁有更虚弱的阿克琉斯之踵。

  相同的人性产生相同的机制,相同的机制导致类似的行为。斯塔尔对克林顿、360对QQ、蒙牛对伊利,皆为恶之花上结出的善之果。两个互相撕咬的魔鬼好于一个天使,真相因之浮现,最终,在私德宽松的社会趋势下,发展出更加严格的社会公共道德,而这,正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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