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弯曲的脊梁》

  在忙碌的生活中,挤出了4天时间把这本书读完了,首先很感谢法星社的朋友陈烨,赠书予我,我也之前答应看完后写篇书评,为了履行诺言,决定写篇书评来谈谈我对这本书的感受。

  导言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 作者:马丁·尼莫拉

  对于纳粹方面的专著我之前没有看过一本,这是第一本,但是对于纳粹我是从小就知道,一提到纳粹可能很多人为之毛骨悚然,血腥,暴力在很多反应德国法西斯的影视作品中都有渲染,在我的印象中,如《血色童心》、《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辛德勒名单》等,那些场景确实很可怕。

  纳粹是可怕的,但是为什么会形成纳粹这么庞大的组织在德国的兴起,甚至在那个年代的德国是那么的癫狂,这本书从宣传活动来详细阐述。

  我也沿着本书的思路进行一点反思和评论。

  

  一、世俗信仰

  

  纳粹时期的德国是极权主义的国家,就极权主义而言,一切都服从于人类意志,极权主义的政党懂得,允许任何非政治的”孤岛”就等于提供了滋生异端或政治冷漠的土壤。在公共意识形态中,极权主义的世界观渗透于私人生活,其结果,几乎没有为政治上的反叛留下多少可利用的空间。

  在国家主义酷似宗教的崇拜下,”元首永远正确”,德国人深深相信希特勒神圣使命,他也这样做了。德国战士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宣誓对希特勒的个人效忠,保证绝对服从,就像在他们的上帝和其教友面前宣称与确定其信仰一般。在纳粹的岁月里,希特勒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普通的海报中,并配以如下一段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希特勒的灵魂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我把”希特勒现象”叫做造神运动,人们崇拜神,听神的话,神叫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没有独立思考,全国只有一个头脑就是希特勒,连报纸上战士阵亡的讣告被期望来表达他们是”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死的,实际上这是国家主义在作祟,难道人的权利是那么渺小吗?动不动就要为元首国家来牺牲。

  希特勒就是上帝,各种世界观都有依重要性程度不同的文本,而《我的奋斗》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与马克思和列宁的作品是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希特勒的书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纳粹党人的圣经。毫无疑问,《我的奋斗》中的观念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但是此书对纳粹主义者来说仍然具有中心意义。

  总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贡献给德国人的是一种发展了的,多少有些不明朗的世界观,向他们解释他们来自哪里,正在向何处去,为到达目的地应该做些什么,谁又在路上阻挡他们。它就是一种世界观,依靠的是熟悉的词汇、名字与价值。它为日常的行动提供理由,为未来提供希望。对于接受了纳粹主义显而易见主张的德国人来说,世界变得有意义了。他们被要求接受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德国历史、思想和文化中那些熟悉的方面。

  进而在东德早期,奉行”党总是正确的”原则,斯大林崇拜是强大的。把斯大林塑造成一个毫无缺点的、几乎超人式的人物:”斯大林是党的卓越领导人与导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战略家。在面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时,他毫不宽容,绝对忠诚于原则;在所有活动中,他表现出清晰的革命眼光与目标的结合,同时在达到这些目标过程中,显现出非同寻常的坚定与毅力。”两页之后,该书声称:”斯大林的名字就是苏联社会的道德与政治统一的象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奉承,虽然从没达到希特勒那样的程度。

  东德领导人是重要的,但是党才是绝对知识的真正来源。党的智慧就像教皇的一样至高无上,甚至还更高,因为教皇极少有机会以权威来发言,而党却经常这样做。比如,1959年,东德军队的一本训练小册子声称,当社会主义军队在听从党的意志时,既然它正遵守的是自然界不可更改的法则,那么我们不可能命令它的战士不按照这一职业标准来行事。既然德国统一社会党了解社会主义的含义,那么对社会主义军队行动之绝对正确性的如此自信便是纳粹战士宣誓绝对服从希特勒的等价物。在每个例子中,宣誓的本质就是它绝对正确。我想宣誓仅仅是对党的誓言,而不是对于人民,只是效忠于党而不是人民。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天堂,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取决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它从未被清晰地描述,因而总是在未来。在我看来这是很荒唐的理论,是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为政治服务,为愚民服务。就像纳粹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将其观念根植于据称永恒的科学规律中,它鼓励公民们为那些将会导向快乐未来的貌似美好的目标而工作和奉献,它还创立了各种伪宗教仪式和庆典,并且认为世界就是善对抗恶。

  极权主义是一种试图影响社会各个淋雨的无所不包的现象,它把自身看成是一股被所有正确与真实之物所驱动的力量。从其精巧性和完备性上看,它几乎就是一种世俗宗教。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都通过宣传作为努力的一部分,以图将生活所有方面都纳入党的影响之下。显然,极权主义把大量花费用在宣传上。

  

  二、教义

  

  虽然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同属主张拥有绝对真理的准宗教世界观。纳粹主义宣称她建立在永恒的自然法则之上,但是其领导人反而把自信更多地放在信仰和坚定的意志,而非学术的细致论证上,然而马列主义在每一个主题上都产生了大量学术论文,并期望其中一些对职业的宣传员有其重要性和好处。

  一种宣传方式与大众越贴近,它争取他们就越直接,其作用越大,因此希特勒更喜欢演说而不是写作,很多人认为希特勒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具煽动性。同时,希特勒认为,比起小谎来,”大谎”更易被人相信,不过他的”大谎”观念经常被误解了。我想极权主义的国家往往一个谎言盛行的国家,将谎言作为一个普遍的政策,在一个谎言盛行的国度,人与人之间的毫无信任,更何况是政府的公信力呢,但是我想这样的国家终将从一个变态的社会回归到常态社会,当社会到达了临界点时将回弹,只是时间的问题,哪怕是一个小的问题,也会引发社会炸药桶的爆炸,正所谓否极泰来。

  东德的宣传建基于马列主义理论而不是有个性的人物,问题是理论过于宽泛,因而模糊不清。但是在他们看来理论是无比正确的,理论永不犯错,它很难改变,当改变发生时,它是领导人行动而非学术讨论的结果。他们的宣传就像达至内心一样达至头脑之中。据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大会则让代表们经受各种不间断的讲话,他们做出的决议将会指导这个国家直至下次大会召开,但是结果是预先计划好的,甚至”讨论发言”按照惯例也是事先准备好的,这是十分可笑,荒唐至极的事情,但是却又那么存在的。时常听见别人说西方议会是假民主,一个决议总是批不下来,两党吵吵闹闹的,甚至打架,效率低,但是我想那是对问题的在乎,否则他们开议会不如呼呼大睡一般,我想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政府就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但是结果又是如何呢?

  

  三、等级结构

  

  对于第三帝国宣传的控制在党和国家之间分开了,一些事务是党的责任范围,一些属于国家,还有一些则共同管理。但是这不意味着两种宣传方式,纳粹党人利用国家结构但是也使人明白谁拥有权力,只要希特勒不干涉,那些得到权力的人就有权力。

  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对新闻媒体说过:”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公众启蒙与宣传部……公众启蒙根本上是消极的,但另一方面,宣传则是积极主动的……只让人们或多或少与我们的政权保持一致,把他们推向一个对我们痴中立态度的立场,这些还不够,我们需要给他们做工作,直到他们对我们崇拜之至,直到他们同时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意识到德国正在发生的不仅一定是被允许的,而且确实能被允许。”可见他说的多么露骨,一切都是为了宣传,一切都是为了意识形态,说到底是为了巩固纳粹的统治,而这必不可少的就是宣传。

  纳粹和东德都发展了从地方到全国层次的复杂的官僚政治部门,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也迫使下属无条件地服从其上司的命令,纳粹的权威自上而下而马列主义是自下而上的。任何一个体系都符合德国的权威主义传统。

  在东德,一个人知道去哪里寻求答案,而由相互斗争的纳粹党领导人与组织所构成的令人费解的体系则使得获取答案更有挑战性。但是公众都清楚,对于什么能说能做有着严密的控制,每个稍加留心的公民早早就懂得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负责言论控制的部门非常清楚,这就让逃脱和忽略他们变得异常困难,层层监控,反复国家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只能顺从,否则会遭到杀身之祸,我想那些顺民内心未必心口一致,而敢言的人则需要勇气。

  

  四、福音传播者

  

  宣传员既是新社会的又是为了新社会的福音传播者。作为真正的信仰者,他们会通过言语与行动把党的信息带到每个公民身边,他们就像牧师将教会的信仰个性化一样,也将国家和政党的宣传个性化了。

  尽管大量的地方福音宣传者和过剩的福音传播文献,事情并未如党所期望的那般成功。即便党务人员确实服从了雷的训喻,公民们并未给予党它本可能赢得的尊重。党的宣传员经常成为讨厌的人,有时成为其公民同胞的一个威胁。同时,他们并不期望知道的比公民同胞更多,相反,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展现理念。

  对于学校的政治课,很多教授和党务官员也坦言,从未读过任何马克思著作中哪怕一行文字,但是仍然通过各种考试。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只是摆放在每个党务人员的书架上和图书馆中,就像政治局委员的讲话或纳粹政权中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样,它们是必读资料,不过在私下场合,它们都被抵制,尽管在公开场合受到更多的赞许。实际上这样的教育也是没有学术自由,也不允许学生的独立思考,教育蜕变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服务,但是时间一长,政治服务的药性慢慢消退了,再怎么用药也无济于事,因为公众有了抗药性,慢慢地也清醒过来,虚伪毕竟是虚伪,它的假面具也终将被揭下。

  

  五、现实的地图

  

  国家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对大众媒体的角色有着清晰的观点而上台执政的:它们为国家政权服务。德国的知识分子不应该自由讨论一些公众话题,而应该自我约束与责任,他们在精神上应该效忠的最高价值不是新闻媒体,而是以其能力和力量为之服务的国家。纳粹党人赞成媒体的私人所有权,但实际上却是反对这一主张。包括反对政府的杂志,出版物等都不能被刊印,控制极其严密。

  在东德时期,媒体私人所有权也是被禁止的,除去宗教出版物外,所有报纸和重要杂志都是由德国统一社会党,四个联盟党,或者如自由德国青年或者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出版。电影也由国家所有的东德电影厂摄制,广播电视也由国家垄断。

  不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东德没有官方正式的审查。新闻工作者是根据自身自由意志加入的党的前线战士,没有人是被迫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十分清楚,考虑到为报社撰稿和在工厂工作之间做出选择,新闻工作者会进行自我审查以维持其地位并避免不愉快的经历,否则后果是可以猜想出的。

  但是国家试图阻止一些人收听西德广播的习惯,尤其在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后,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让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发誓,不再接触西方媒体,在校的孩子们也被鼓励讨论在家收看的节目,借此收集信息,用作反对父母的手段。甚至拆毁了指向西方的天线,大梅沙许多人也可以通过室内和屋顶天线收看西方的电视,然而这样只会产生有限的作用,最后东德也放弃了类似努力,说一千道一万,人的思想是最难控制的,你越压制,往往回报的是反抗。

  极权主义总想操纵人们的注意力和态度,但是它们提供的现实图像是有缺陷的,但是糟糕的图像总是比没有好,至少读报者拥有某些信息,某些手段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是事与愿违。

  

  六、文艺与娱乐

  

  纳粹和东德体系把文艺看成是重要的,通过控制作为艺术生涯必要条件的专业组织的准入门槛,来指导艺术。在希特勒的德国,只有帝国文化协会相关组织成员才能受雇从事艺术工作。在东德,只有相关专业组织的成员才可能找到一个出版商或画廊。而这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艺术为政治服务,否则将被排斥。

  两个体系也对抗着艺术上的模棱两可,许可的艺术包含清晰的主旨以回应意识形态的元叙事。纳粹描绘赞美一个已然消失的田园世界,党的领导及其历史,伟大的建筑工程,以及军队。

  德国统一社会党,因文艺形式表达意之微妙,事实上比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允许了更多文艺上的自由,电影和电视更直接处理时代的问题。

  文艺巩固两个体系,艺术家们时常被合作的收益所”收买”,甚至一些作家被”供养”,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少难以控制,比起合作的明显收益来,很少被明确的审查所指导,文艺的创作也富有宣传价值,为意识形态而服务。艺术不是为自身而存在,那些想法不同的艺术家也很难生存,也很快明白这一点。

  

  七、公共和私人生活

  

  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要弯曲人们的脊梁就要不断施加压力。宣传试图通过所有可能的途径来包抄个人,在感觉与观念的领域,通过作用于其意志或需要,经由他的意识或无意识,以及公共与私人生活中攻击他。

  在党内生活也是高度一致,元首反复强调,党的主要成员间的分歧无论如此必须控制以防进入公众耳中,这也反映出极权主义内部也是有斗争,同时也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也恰恰从侧面反映出极权主义的脆弱,他们惧怕民众,惧怕他们清醒,惧怕失去政权,为了巩固政权也不择手段。

  一致性在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中非常流行,党的领导人通常用一种充满马列主义行话的”党八股”发言,并引用恰当的原始记录,党的领导人通常用行话和标准的句子来填充其冗长的讲话。领导人内部一致了,那么下属的压力就沉重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允许少量公共讨论的规则下运转,它由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同龄,但是结果往往偏向集中,这一体系不少民主的而是中央集权。

  再如一书中记录的,一个勇于奉献和努力工作的人被塑造成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的人,他懂得党的意志是其第一义务,而不管个人偏好是什么。这也恰恰反映出一种党性高于人性的观念,实际上是党性扼杀人性。东德时期也强调无私奉献,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无私奉献,那么我们的私又去哪儿了呢,这个观念实际上是公权压倒私权,压倒人权。你不承认人的一点点可怜的私心,那么人一定是虚假的,社会也是一样虚假。

  另外选举也是很虚假的表面文章,都是高票当选,在投入大量精力鼓励投票者参与投票,选举甚至为普通公民提供了施加压力的机会。以错误的方式投票有令人不愉快的后果,而且收获甚微。大多数对政权无热情的人做出了实用主义的决定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抱怨,而且是经常性的。

  对于示威游行也是被禁止的,即便有正当的理由。比如1983年,莱比锡的教会官员被告知,对于像3个人以上的举烛祷告这样的公共集会需要批准。对于游行也会采取抓捕措施,这反映出政权的恐惧,它反对一场独立组织的示威游行,独立于它的宗旨。

  对于教会,不像马克思主义者,纳粹党人声称要推进和保卫宗教,他们意图吸收宗教,而非取缔它,希特勒通过有礼貌地提及上帝来点缀他主要的演讲。实际上,纳粹党人拒绝承认教会作为一个拥有世界观的组织的地位,只有纳粹才能谈及一切事情。国家机关也密切监视着教会,当监督不充分时,它们又会焦躁不安。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指望,一旦战争胜利,他们就会清算教会,但是在这之前,他们还须被迫容忍它们的存在,并且尽全力限制其影响。如同国家一样,马克思主义预测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亡,但是教会没有像该党所希望的那样迅速走向灭亡。

  两个体系都没有成功赢得公民们的完全忠诚,但它们通过宣传和武力结合迫使公民们行动,似乎他们本来就该如此一样,从而建立了足够程度的公共一致性。

  

  八、失败的宣传

  

  两个体系的成功在于两者在国内和国外建立起了,某种幻觉,这种幻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拥有它们实际上大得多的深厚支持。当然人们表面上都是支持元首,而实际上他们也明白各自的真实态度,明智的人不会公开表达敌对观点,但是源于多重压力的一致性的外观却具有劝说的力量。

  两个体系的失败主要原因和宣传无太大关系,不管纳粹声称如何,人的意志不足以战胜敌对方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存在的压倒性优势,没有任何宣传抵得住希特勒帝国在军事下的崩溃。

  哈维尔在1987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描述同样适合东德:”我们不再被盲信者、革命者或意识形态狂热者所统治。这个国家正被无个性的官僚们所操纵,他们公开宣称支持革命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照料的只是自己,而且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东德产生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他们都是些”职业的信仰者”。他们的生计取决于他们说或做正确之事,许多人是”伪君子”,向人呈现出的是掩饰虚伪的正面形象。领导者也知道党内的伪善,他们正在用弯曲的脊梁以取悦上级。

  在国家社会主义和东德的马列主义之下,宣传是强有力的和有说服力的。脊梁弯曲了。普通人有时会以各种方式行动,这些方式的性质跨度很大,从令人不愉快的到可怕的。然而,不管独裁政权多么努力地尝试,它们运转多长时间,都不可能创造出由充满激情地、毫无异议地服从于统治性信条的公民组成的国家–这一信条在其核心处已经腐烂不堪。借用圣经的隐喻,它们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

  以上是我对本书中的观点的描述和评论,截取了书中很多语句进行论述,下面将谈谈笔者对本书阅读后的思考。

  笔者之思:纳粹和东德都垮台了很多年了,我想当年把希特勒的尸体焚毁并不留墓是有一定的道理,这样的人被奉为”精神领袖”,他的墓存在的话也会有新的纳粹主义者去朝拜,被当作”靖国神社”一样所谓的”圣地”,如果新纳粹主义者形成一股势力蔓延全球那也是很可怕的,之前一些新纳粹主义者想买下希特勒故居,也被该镇所拒绝,新纳粹主义还是存在的,就好比文革余孽还想兴风作浪搞文革一样。

  读此书也让我对极权主义有了深刻的了解。百度了一下定义,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或称全体主义、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统治),则由totality(总计、总和)一字而来。具有集中权力的意涵。其指的是”权力主义”,通常意旨:某一人或政党、特定群体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政策皆由独裁者所掌控,没有第二人或是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例如:法西斯极权)。

  极权主义本质上诉诸宗教动机,并且满足了人类固有的需求。虽然作为一种替代性宗教,它很拙劣,不过尤其符合一种世界观的需要。正好埃里克.沃格林所写:”当上帝退回到我们不再可见的世界背后,其结果就是世界上的一些事物注定会变成新的上帝。”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并以实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它拥有一个愿做一切必要之事以达成目标的政党,一个源于天命或历史法则而选择的领袖,一种将其主张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种对大众宣传充满自信的依赖,以及对至少大多数制度的中央控制。

  尽管极权主义国家表现各异,但仍有一些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两点:存在某个意识形态,它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还要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该党的领导层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及教育等部门。不同声音受到系统的压制,而人民则生活在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历史上的独裁者为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军队。然而只有借助于现代技术,政府才得以有可能全面控制社会。

  对于巩固极权主义政权,宣传恐怕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宣传方式与大众越贴近,它争取他们就越直接,其作用就越大。因此希特勒更喜欢演说而不是写作:”在历史的车轮中,从古至今开启最重大宗教与政治巨变的权力总是口头语的魔力,并且这就足够了。”他强调,激情更容易通过演说者的直接在场而不是一页文字激发出来。书页只能一个个地赢得支持者,并且只有在读者有能力聚焦于论点本身时(希特勒认为大众无此能力)。口头语使听众成为演说者的同盟。演说者的激情变成了听众的激情,记得史料录下希特勒面对那么公众演讲的视频,可以看出他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充满激情,特别能够煽动人。

  同时纳粹统治下的政治宣传员必须承认反对方毫无美德可言。大众理解黑和白,而不是灰的阴影部分。戈培尔认为宣传更不应该试图去证明它最有争议的观点。在讨论1927年开办的一份柏林报纸《攻击》时,他写道:”它特意呈现它试图劝说读者相信的内容,然后从中推导出毫不妥协的结论。”这种宣传是一场独白,而不是一场对话。它压制了对立的观点与视角。按照当前的行话就是,它意图获取霸权,而不是只在观念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希特勒把领导力看成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一个名画家不能被取代,而由另一个人来接替他完成遗留下来的后半部分绘画工作一样,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和战士也不能被取代。因为他们的能力通常也牵涉到艺术的领域。它不是机械的训练,而是上帝恩赐的天生才能。”这种与生俱来的领导力同宣传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领导力意味着:有能力鼓动大众。”伟大的宣传,本质上就像伟大的领导力,是个性和天赋的问题,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原则问题。说到底,宣传就是工具,宣传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是为政治服务的,有效的宣传才能煽动起人们的激情,告诉人们什么应该说和做,什么不应该,同时宣传也配备了武力。公共一致性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一方面,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贿赂来鼓励所期望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恐吓与强力,它们阻止不期望的行为。其结果是,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广泛的公众支持。对于那些不弯曲的脊梁,和极权主义唱反调的人们必定是要被压制,被关进监狱,或者处死,因为它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它对公众生活各方面的监控极其严密,甚至利用孩子的天真去监控家人,我想这是极其反人类的罪行。

  正如书中所言,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它明白,它的支持可能是表面的,但是它用以施加公共一致性的方法越严酷,公民们隐藏真实看法和显示许可看法的行为就越勤勉,而这个体系就越担心它的公民不站在它这边。它们都宣称传达真理,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信的。它们都要求热情的支持但是只能勉强接受公开的服从。它们都讨论永恒价值,但没有一个配得上。它们制造的痛苦远比快乐多。它们的失败在根源上是一样的。它们要求宣传做的远多于它能做的。人们在强权压制下违心的说话,只是人性脆弱的表现,而私下生活中,面具戴久了也会拿下来透透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面对的只能是崩溃,日久失人心,武力再强大也没有威慑力了。唐太宗说的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在这里恰到好处。

  强权固然是强大的,但是强权也是有寿命的,如果没有寿命,那历朝历代的王朝就不会垮掉,同样强权是脆弱的,它也恐惧有天被人们所识破,所以它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来维护它的统治。

  现代社会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民主是至今认为最好的制度。一个良性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就是民主宪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健全法治,发展绿色经济,而这些恰恰在于政府要限权,限权在于分权,权利过分集中的后果必然是腐败,所以分权很重要。而且随着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之高,强权的寿命也在渐渐缩短,对于强权来说,武力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宣传则是内在的需求,甚至是灵魂。就纳粹和东德来说,光靠枪杆子维持的社会是不会长久的,所以他们配对使用的是宣传,是意识形态领域所谓的”法宝”,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与他们相异的理论被视作异端。可笑的是,真理掌握在某个人的手里?掌握在强权手里?那是不可能的,真理不可能掌握在某个人或强权手里,人都会犯错,人不是神,更何况由人掌握的强权呢?或许真理掌握在上帝手里。但是宣传往往依靠的是谎言,但是谎言说一遍可能人们还会相信,但是说一千遍恐怕人们就不会相信,反而觉得可笑,一个靠谎言支撑起来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气球在慢慢膨胀,最后终将破裂成碎片。

  我想一个国家的稳定是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互信支持,他们应该建立相互依赖的契约关系。当政府渐渐丧失公信力,与民众背道而驰,恐怕丢失政权也是迟早的事情,苏联垮台就是一个例子。苏联同样也是极权主义国家,也加强对人民意识形态的教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官场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增,官民冲突不断,都是苏共垮台的原因,尤其切尔贝诺利核电站事件以后政府公信力急剧下滑,也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另外,曾经看过一些文章写到8.19当天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演说,而不远处已经有克格勃成员的枪口对准了他,随时取他性命,但是最终没有开枪,包括苏联军队最后也没有向示威的人开枪。有书中记载了这么一幕: 莫斯科大剧院的左侧,停了几辆军车。警戒线前,站了几个士兵,拿着枪。有几十个市民走上前质问士兵:”你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士兵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市民又问:”那你拿着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要开枪?”士兵说:”枪里没有子弹。”市民说:”没有子弹你们可以发嘛。”被市民指责时,那些士兵都是很胆怯的样子,就让老百姓骂,没有辩解。 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孩子们回家去”,这是对士兵们说的,落款是”战士母亲协会”。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在上级的指示和老百姓之间做出了选择,他们内心的人性被激发出来,他们骨子里不愿意开枪,不愿背负历史的骂名,同时,在那种混乱情况下,没有人能够调得动军队,这也体现了强权脆弱的一面,再厉害的武力在此时也是废铁而已,士兵也是人,也有亲人,他们也不愿意用抢去镇压自己手无寸铁的亲人同胞。后来苏共垮台后,很多民众内心愤怒,要求清算政府的罪行,很多人追着秘密警察后面打,他们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对于那些秘密警察很多人平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敢言,只能弯曲脊梁做人,而这时他们挺直腰板去追打压制他们的人,他们被压的太久了,喘不过气来了,而且一瞬间爆发出来,这时形成了整体社会的无秩序性与民众情绪倾向的一致性。

  再如东德1989年,守卫柏林墙的警察,就是因为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最后的时候,边境的警察,地方的头目有意下令打开柏林墙的关口,柏林墙倒塌,然后十万大众涌向了西德,所以就造成了整个东德政权的垮台崩溃,柏林墙倒塌的是有形的墙,而民众内心无形的墙也倒塌了–对强权的畏惧。还有一个就是南斯拉夫,米勒塞为奇是一个非常独裁的暴君,最后也是因为全国的抗议民众涌向首都,各个地方的警察陆陆续续的都放开关口,让各地的抗议民众过去。历史上的希特勒、齐奥塞斯库,如今的萨达姆、穆巴拉克和卡扎菲又如何呢?独裁者们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不禁让我想起一段国外流传警察说的话:”如果你们是十个人上街,我们会毫不犹豫给你抓起来;如果你们是一百个人上街,我们会毫不犹豫制止你;如果你们是一千个人上街,我们就开始观望;如果你们一万人个上街,我们就开始思考,我们怎么去找我们自己的位置;如果你们是十万个人上街,我们会毫不犹豫的站在你们一边。”

  这里也给了我们很多警示,对于任何政府一定要减小老百姓的怨气,要让老百姓满意,他们的怨气好像一天天膨胀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大,如果你不从吹气口放气,它就会继续变大直至突然爆破,所以社会的炸药桶的引线随时可能因为一件小小的意外而引燃。政府一定要给人民正当的出路,如果没有正当的出路,那么一定会有不正当的出路,那样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层出不穷,那样社会迟早要分化瓦解。

  如今这个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纳粹那样限制言论自由的事情恐怕也很难控制,一个社会关键在于开放,不仅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对于公众事务,政府应该更多是时候是放权,这也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有时候政府的宏观调控被认为是闲不住的手,有些事情政府不去干预,反而效果会很好,市场经济更多的是自由的,自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重要的,只有自由,人才能去独立思考,才能发展的更好。

  龙应台:”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一个良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人人敢于负责的社会,只有我们去关心社会,关心每一个人,把他们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那么每一个人才会安全。

  在强权社会中,往往大多数人是弯曲的脊梁,因为他们内心也深深恐惧,不敢公开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苟活于世,这不怪他们,这是因为人性,我想我们的脊梁或许是弯曲,但是我想我们的心灵不能扭曲,有一颗强大的心是战胜恐惧的武器,一颗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才有可能逃离强权的控制,才有可能去改变。

  我们的脊梁可以隐忍弯曲一时,但是不能弯曲一世,像太史公司马迁隐忍地同自身遭遇抗争,终究成就那部巨著《史记》,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李白又有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胡适之先生也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笔者以为就是真实的东西,济慈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就是你们知道的一切,你们都需要了解。”

  最后,笔者想说生活中最可贵的就是”真”,在迷茫浑浊的社会中,不要看不清”自我”。

  2013年5月22日晚  

  于东南大学橘园寓所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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