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柯什:我们真的是现代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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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柯什 著 吴万伟 译

   虽然有这么多的技术突破,但我们仍然像启蒙哲学家一样挣扎在同样的基本问题中。

   我们喜欢认定自己生活在空前动荡的时代。只要看看我们世界里的常见特征就明白了,坐飞机旅行、电视、太空飞行、因特网等所有那些在一个世纪前都不存在。如果你将某人从1916年传输到现在,我们会不无骄傲地问,这个人难道不会对这些变化惊呆吗?当然他会,至少会吃惊好几天,直到他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止。不过,对这种时间穿越者来说,有一件事非常熟悉:我们作为现代人的骄傲和焦虑。因为20世纪初期的人实际上已经像我们一样意识到其现代性了,而且他们也有很好的理由这样想。毕竟,他们可能说,若想象一个从1816年穿越到1916年的人:那人会对铁路、电报、机关枪和蒸汽船等做出什么反应呢?

   现代性不可能被等同于具体的技术突破或社会进步。相反,它是一种主观条件、感受或者本能,我们有时候会非常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与前辈完全不同。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知识、财富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上的成就越来越多,但现代生活注定是建立在丧失的基础之上—与过去的接触的丧失,虽然依据你的视角不同而可能被视为文化传承的脱节或者一种解放;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政治就是基于你在此问题上的立场而决定的。但无论如何,你肯定会觉得有些迷茫和彷徨。

   如果寻找现代世界的真正源头,我们就必须寻找世界事实上处于迷茫中的时刻—即被剥夺了方向感的时刻。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在1543年由哥白尼提出,并得到16世纪早期伽利略的支持。这种启示很快使人感受到一种深刻的不知所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在1611年的诗歌“世界的解剖”中说“太阳迷失了,地球和人的智慧/能够给人指出前进的方向吗?难道我们不是在继续滑行吗?向后、向旁边、向前、向四面八方?还有上和下吗?”现代性是早在16世纪就开始的晕眩状态,而且没有显示出停止或减弱的任何迹象。

   尼采通常被归类为哲学家,多恩被归类为诗人,伽利略被归类为科学家。但是,安东尼·戈特里布(Anthony Gottlieb)的新书《启蒙的梦想》(这是利夫莱特(Liveright)出版的文笔流畅、通俗易懂的西方哲学史丛书的第二本)的前提之一是,思想不能用这种方式按学科分类。尤其是对哲学来说,这种区分会误导人。今天,我们往往认为哲学是一种专业化学术追求,哲学家就是研究哲学的教授。但戈特里布讨论的现代哲学的任何一位创始人都不符合这种描述。有些人是数学家如发明直角坐标系和斜角坐标系的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发明微积分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大约在伊萨克·牛顿同时代,但并不知道其成果是独立完成的发明)。有些人则是专业人士如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是镜片打磨师傅;约翰·洛克是医生和外交官。有些文学作家如大卫·休谟在世时以其《英国史》而非哲学著作闻名于世。通常,他们都是跨越多个学科的博学者。

   正如早先的文章中写的那样,戈特里布的核心见解之一是从希腊到文艺复兴的“理性梦想”和“哲学史更多是生性好奇者的探索历史而非严格定义的学科历史。”你可能说哲学是我们称为思想的东西,它原初是流动状态,之后有机会固化成为具有严谨科学性的学科如心理学或宇宙学。当科学家提出人们如何思想或宇宙如何被创造出来时,他们是在探索早在几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就被哲学家提出过的同样问题。戈特里布注意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抱怨哲学从来没有取得什么进步的原因。“任何一个角落若普遍被认为有用,它就很快被切割出去,不再被称为哲学了。”

   因此,哲学不应该被认为是长达数个世纪的象棋比赛,思想家们轮流上场进行抽象的思想比赛。比如,在谈及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时,非常方便的是将其视为“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的斗争。在这种描述中,从笛卡尔到休谟等人都是在进行长期的斗争,辩论到底真理是在“这里”—通过数学模式的严格逻辑推理找到还是在“那里”—通过观察世界而找到。该辩论后来被伊曼努尔·康德最终解决了,他在18世纪后期找到显示双方都正确的办法,因为所有认知都要经过心智确定的范畴的过滤。

   这种描述有一定合理性—知识的起源当然是所有思想家关注的问题。但是,戈特里布认为它们应该被置于更广泛的世界。他不是学者,其大部分职业生涯是记者—他曾经担任《经济学家》的执行编辑。虽然哲学家的思想不仅仅受到从前哲学的影响而且受到政治、宗教和科学的影响,即他们时代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影响。这是因为这些是激烈动荡的喧哗时代,他们能用非常激进的方式思考。在百家争鸣、各方竞相发声的罕见时代,往往是哲学家辈出思想流派多产的时期。戈特里布指出,西方哲学中至今仍然对我们重要的很多思想都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公元前4世纪到5世纪的雅典和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的西欧。

   我们很难理解整体的西方意识在这第二个时期是如何转变的,原因恰恰是我们生活在它之后。就在此阶段之前的若干年代,世界赖以生存的每个固定地点都开始出现了松动。美洲的发现摧毁了现有地理学,宗教改革摧毁了现有教会,天文学摧毁了现有宇宙学。受过教育的人有关现实的任何信念都变成了错误,更糟糕的是,甚至变成了谎言。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还有任何东西能给当今的人们产生类似威力的影响,因为我们早就了解到要期待这种发现,但是,中世纪的欧洲人从来没有预料到美洲的存在或电的发明。

   或许,正如有些思想家设想的那样,若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我们的宇宙事实上是十分发达的智慧文明在电脑上巧妙开发出的模拟世界,那我们将感受到类似的困惑和可能性意识。那将提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以新的方式处于戈特里布的两个神秘阶段的哲学核心。首先,存在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有?这些形而上学问题从一开始就给予哲学披上了恶名,因为在讲究实际的人们看来,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难怪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剧本《云》中将苏格拉底描述为在讨论虫子是通过鼻子还是屁眼发出嗡嗡声之类问题。当然,没有人知道答案,但也没有人关心。

   但是,人类不可能不关心存在和意义之类问题,因为它们是决定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存体验的最根本概念问题。那些宣称不关心形而上学的人的实际意思是他们接受的相关现成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已经从意识中消失,就像根本注意不到自己的心跳一样。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人,柏拉图称为好奇心—他们不由自主地要把习以为常的东西变成稀奇古怪的东西。当他们试图向其他人表达最基本的、最普遍的怪异性和神奇性之时,常常发现其他人根本就不喜欢这些。就像苏格拉底的遭遇,有时候他们对哲学家实在讨厌至极,最后想方设法将其处死。不过,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对哲学家的话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但是,17世纪和18世纪就是很多人关心这些东西的罕见阶段,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戏剧性地分崩离析了。有文化的人—多亏了印刷技术和媒体的出现而比从前有大幅度增加—迫切渴望听到哲学家的观点,希望听听他们如何回答古老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你知道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怎么有信心相信你的知识正确呢?知识到底来自何方?物质是什么构成的?有上帝吗?如果有,他长什么样?

   这些问题是戈特里布讨论的自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们的问题。笛卡尔出生于1596年,当时他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者我们说的科学家。除了数学之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有光学、生理学和气象学。戈特里布写到,他“如此痴迷于机器和各种机械装置和新发明,按广泛流传的说法,他的身边常常伴随着一真人大小的机械人,其外表简直与他的私生女弗朗辛(Francine)并无二致。”

   这个传言非常合适,因为笛卡尔主张完全机械化的自然观。多个世纪以来,亚里斯多德式的科学一直在讲授存在的最基本单位是物质,世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因此,奶牛是一种“质料”,奶牛的红色是偶然性的“形式”。笛卡尔放弃这种区分,反而认为任何物理存在都是空间中的物质。自然的首要事实是像“厚和硬”的东西,这些描述的是物质的物理形态。第二类的性质如“光线、颜色、声音、气味”等都是主观感觉。它们呈现在人类面前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器官的构建方式,但它们并不是存在于物质自身的东西。

   另外一种表述方式是笛卡尔用能够通过数学测量的性质来描述现实。笛卡尔自己是著名的数学家,但他不是第一个认为数学家是真理黄金标准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早在两千年前就这样做了。在美诺篇的对话中,柏拉图描述了苏格拉底教一个奴隶男孩儿毕达哥拉斯定律(勾股定理)—或让这个孩子自己计算出来。对话显示数学的诱人之处在于,每一步都必然是从前一步推导而来,让人绝对不容置疑或犯错误。做数学题时,你可能出错,但当你是对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对的。

   “有时候,似乎一天里没有足够多的时间。”

   对柏拉图来说,这或许能够通过下面这个事实来解释,即灵魂在出生之前是有生命的,在此期间它学习了数学真理,所以学习其实是一种记忆形式。这样的故事对笛卡尔没有用途,它提出的问题比能回答的问题多得多。但是,他也被数学能提供的那种确定性所吸引。在其《沉思录》中宣称他已经实现了确定性。笛卡尔写到,首先从绝对怀疑你知道、思考和感受到的一切开始;假定它是虚幻的,就好像在梦中。经过这场净化之后,还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确定的吗?他认为,有一件事的确为真:我的良心的事实。如果我不是作为心智存在,就不可能有被外观欺骗的“我”。如果我思,我就必须存在—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以此确定的基础,笛卡尔相信他能够正确地推导出另外一个关键原则:好上帝的存在,他确保我的感知的真实性,因此确定了世界的存在。但是,这里很多人相信笛卡尔误入迷途。戈特里布开玩笑说,“上帝的保证未必值得笛卡尔写在其上的纸张的价值”。如果上帝不存在,笛卡尔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个人陷入“自身观点的监狱”中,无法证明他的经验在外部世界中有任何基础。事实上,对于心智和物质之间互动关系的问题,笛卡尔从来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的著名观点是辨别出松果体(pineal gland)是连接点,但这个松果体是如何接触非物质的心智的,仍然没有搞清楚。

   戈特里布观察到,笛卡尔若得知自己造成了整体哲学新时代的开始,他会非常失望。他认为在他之后将不再有哲学了,因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剩下的只是实验性研究。但是,虽然在笛卡尔之后的年代,科学继续取代令人吃惊的成果,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波义耳(Boyle)发明现代化学,哲学并没有保持沉默。新科学越是确认笛卡尔的机械世界观,就越有必要提出物质和心智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

   这个阶段最有智慧的人得出的有些答案,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怪异。那是1646年出生的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的案例,戈特里布称之为“亚里斯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博学者。”当莱布尼茨试图解决心智和物质的互动问题时,他得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它们并没有互动。他相信,一切都是由被称为单子(monad)的东西构成,这些单子绝对没有办法连接或相互交流,莱布尼茨称之为“没有窗户”。每个单子都有自己的命运,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或移动。如果这个世界显得是一系列因果关系的链条,那是因为单子被编程而以一种似乎在互动的方式行动。这种“现成的和谐”是仁慈上帝的安排。

   如果哲学是挑战常识,那么莱布尼茨的观点就非常具有哲学意义—甚至对同时代的哲学家来说也太难理解了(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浪漫”)。但是,他显然被否认因果关系的荒谬性所吸引,迫切渴望解决笛卡尔无法解决的问题:非物质的心智如何影响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如何影响非物质的心智?甚至今天,认知科学家竭力弄明白意识如何从物质中产生,虽然很少人怀疑这个事实。同样,正如戈特里布所写,“物质身体并不像外表那样。。。只是单子展现出的形象的观点”在当今弦理论背景下似乎并非那么异想天开。它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单一维度的物体震动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被看作西方哲学最初观点即泰勒斯的大胆观点“一切都是水”的深化。就每个案例而言,理论否认了表面看起来的世界是根本现实,去寻求更原始的东西来解释它。要回答哲学提出的问题,通过科学的迂回道路是必要的;但是在旅行的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发现了同样的好奇心意识。

   对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最流行名称之一是上帝:上帝是我们无法用其他方式回答的创造和目的等问题的答案。当然,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都依靠上帝来平衡宇宙。他们相信,如果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就没有办法认识。哲学家的上帝未必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但他的确有一些给人安慰的熟悉特征,如世界的仁慈和神助的监督。但17世纪另外一位革命性思想家斯宾诺莎在重新认识上帝的观念中走得最远,甚至于连他的名字都已经成为危险的无神论的代名词。斯宾诺莎与有组织的教会的麻烦开始得更早:在23岁时,他就因为异端观点在阿姆斯特丹被驱逐出犹太人社区。

   他的异端观点,后来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中进一步阐述,并不是要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斯宾诺莎让上帝对这个世界如此重要以至于两者的界限已经垮塌。斯宾诺莎认为,宇宙中不可能有两种东西,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神,因为这意味着逻辑矛盾。如果上帝和自然是区分开来的,必然的情况是自然拥有上帝缺乏的某些特征,而至高无上的存在却有任何缺陷的观点似乎自相矛盾。因此,上帝和自然就是同一内容的两个名称,构成已经存在或者即将存在的一切的那个存在。

   这个被认为是泛神论的激进观点产生了奇怪和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它将宇宙神圣化,意味着让上帝离我们更近了—事实上,它说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无所不在的上帝并不是那种观察这个世界、聆听祈祷和惩罚罪人的上帝。在此意义上,斯宾诺莎的同代人称他为无神论者:他让上帝变得面目全非,已经认不出来了。他也比其他哲学家更大胆,说出了许多人肯定相信的东西,即《圣经》是人类的产物,里面包含了并没有特权地位的信息,如历史事件或神圣性本质。因此,它应该被当作其他书籍一样来阅读和研究,同样要关注作者的动机和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这种认识圣经的世俗的、理性的途径使斯宾诺莎成为圣经批判的鼻祖。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的更加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它消除了自由意志的可能性或者任何种类的偶然性。毕竟,如果一切都是上帝,上帝是绝对的,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形式。如果我们知道世界如何工作,我们“将发现一切都是必要的,就像数学那样被对待。”再次,在这么多人类知识都被怀疑的时代,数学确定性的观点特别具有诱惑力。斯宾诺莎渴望“我们拥有像三角学一样的上帝知识,”他写到,他的《伦理学》是像原子和数据推导一样标有数字的论证过程清单,是他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专著学来的形式。斯宾诺莎的“保佑”定义是“上帝的智慧之爱”,其中心智看到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必要性,就像柏拉图的奴隶看到勾股定理的必要性一样。

   如果斯宾诺莎似乎取消了人性中的形而上学自由,但是,他却给予空前程度的政治自由作为交换。在其《神学-政治论著》中,他称赞了阿姆斯特丹的宽容的多元社会,认为这是世界的榜样。但是他渴望走得更远。他认为,民主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自然的最能呼应个人自由的形式。”他坚持认为思想自由(libertas philosophandi),虽然他承认国家有权建立宗教朝圣的外在形式,但他坚决反对对良心的任何强制性干预。人人都有权决定上帝是什么以及如何伺奉上帝。总的来说,这些观念让斯宾诺莎赢得一种称号,第一位主张自由民主的伟大哲学家。

   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同样,关于此人本身还有一些非世俗的东西。戈特里布写到,“他的友好和高贵性格具有传奇色彩,”他引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斯宾诺莎的描述,“最高贵、最可爱的伟大哲学家。”但是,这种无可挑剔性很难做到,就像上帝的智慧之爱似乎是不可能得到一样。(伊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伟大故事“市场街的斯宾诺莎”谈到一位华沙的知识分子花费一生的时间试图获得超人的安详,结果却丢人地爱上了自己的护士。)

   在《启蒙的梦想》中,戈特里布用特别的温情写到自己的英国同胞,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传统的故事说,当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试图通过纯粹的演绎逻辑抓住现实时,洛克和休谟则看重感觉的重要性。他们的经验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带有特定英国风格的美德,确定了延续至今的英国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区别:一方面,对没有体验和实验的知识表示怀疑;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不受限制的推理基础上的古怪理论。

   戈特里布并没有围绕这种反对意见搭建其著作的结构,但是,他的确显示它在事实上有某些基础。在他讨论的哲学家中,他似乎特别喜欢在反对哲学的演绎的、几何学的理想方面走得最远的休谟。斯宾诺莎想拥有就像数学真理一样的确定性的世界知识;但休谟指出,这是范畴错误。我们对世界的所有知识都依赖于体验,这就意味着它是偶然性的,并非绝对的。当然,我们能够相信太阳明天将从东方升起,就像昨天或更早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证明它将以同样的方式升起。休谟的结论是,“因此,作为人生指南的不是理性,而是习惯。”

   在休谟看来,笛卡尔的通过怀疑拆解世界然后通过逻辑再重构世界的项目注定要失败。相反,我们必须接受世界知识并不是绝对的,虽然我们渴望如此。没有绝对肯定的方式来打破在我心智中发生之事与在世界发生之事之间的主观和客观鸿沟。对于下一个世纪来说,这同样是真实的:休谟令人感到舒服地怀疑宗教对来世的承诺。戈特里布讲述了大文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传记作者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在休谟临终时前往拜访的故事,希望看到这位哲学家在最后时刻放弃怀疑论,拥抱基督教。但是,鲍斯韦尔非常失望地听到休谟确认“我们长生不老的想法是最荒谬的幻觉。”在我们看来,现代早期哲学的大部分或许是另外一种没有道理的幻觉。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些思想家塑造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中。我们从来没有像自己认为的那样称为真正的现代人。

   作者简介:

   亚当·柯什(Adam Kirsch),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犹太人研究硕士项目。新诗集《过去世界的象征》。

   译自:ARE WE REALLY SO MODERN?By Adam Kirsch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09/05/the-dream-of-enlightenment-by-anthony-gottli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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