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1
特区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劣迹斑斑，料不到浸会大学近日亦不甘后人，正修订处分学生的纪律准则，通过的话，学生他日“对大学声誉造成伤害”或“伤害大学与社会关系”，将会受到校方惩罚，严重者甚至可被开除学籍。
消息传出，校方立即澄清，强调没有预定立场，但亦变相承认正考虑此事。有学生质疑此建议是“辱校罪”，甚至视之为“浸大23条”，因为日后言辞上冒犯校方（如呼吁中学生不要报考浸大），或公开批评校政失当，说不定也会堕入罗网，给校方轻易以言入罪，然后小惩大戒。
表面看，校方针对的是学生的具体行动，若造成某些后果，如导致他人受到身心伤害、妨碍大学的正常运作、破坏他人财物、影响大学安全等等，造成实际损失，证据确凿的话，犯事者受到应有处罚，争议不大。又如学生犯了刑事罪行，如过去有浸大学生酒后乱性，在何文田马路边与女友当众交欢，最后被捕罪成，其有损校誉亦无人异议，也理该受到处分。
不过，建议更有不少地方冲着言论自由而来。
首先，建议要求，学生的反社会行为，若导致大学声名受损或损害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将受到纪律处分。问题是，何谓“反社会行为”、“大学声名”、“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假若都任由校方或纪律委员会成员随便演绎，一些表达意见的活动，如参加雨伞运动、反对大学毕业必须普通话合格的抗议行动、香港前途自决研讨会等，即使和平进行，也难保不被看成是反社会行为，而且损害大学声名，若引起“爱国”团体到浸大踩场抗议，更是破坏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到时即可家法侍候。
其次，行动只要可能（不是实际上）使大学声誉受损、可能引致大学正常运作受到干预，学生即受处分。校方无须证明声誉有何实际损失，运作有何具体破坏，那么学生的一些表达行动，如记者会、社交媒体发放资讯、公开批评校方等等，提出负面的看法，无疑都有“可能”损害校誉（因为要反证校誉不可能受损非常困难）。更甚的是，此惩罚规定不设豁免情况，换言之，即使揭露情况都属实，或者校政批评有事实根据，也不是辩护理由，因此依然受罚，显然要比现行诽谤法更为严苛。
其三，语言羞辱和恐吓，导致他人实际或潜在痛苦，可被处分。实际痛苦若由羞辱导致，羞辱他人者确要承担责任，但导致“潜在痛苦”则根本不知所谓（使人有潜伏但不发作的痛苦不知究何所指又如何知悉）。看来言下之意是，被羞辱者即使身心丝毫无损，但校方可主观推断，某些言词内容有可能损害他人，因此也需要制裁。至于恐吓，是刑事罪行，当然不容在校园出现，但有关建议中，主张不采用本港证据法的要求，刑事案件不必确证至没有合理疑点，只要入罪的证供比清白的证供较可信，即可入罪。换言之，是降低证据的门槛，提高入罪的机会。
连番建议，未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规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写明，限制言论自由，得由法律写明，以必须而非过份的方法，维护公众利益，包括其他人的声誉和权利、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等。
反观建议中不少观念没有清楚界定，部分则大张网罗，把“可能”、“潜在”的损害都包括在内，超过合理范围，并且不依普通法对证据的要求，在在说明，如此规训学生，不仅观念含糊、判断主观，而且放宽举证要求，看来宁枉毋纵，手段超过必须，不惜抵触人权，也要扩阔言禁范围，加强限制表达权利。
其实大学领导人若如此珍惜校誉，理应以身作则，再接再厉，把同样标准用到制造丑闻的高层人士。例如钱大康教授就任浸大校长以来，风波不断，由违法禁止讲师或以下级别教员投票选出校董会的员工代表，到有上司要胁下属自行辞职否则便劣评其表现，再到工会主席申请续任助理教授，毫不知情下变成申请升职及实任而被拒，而另一位敢言的校董民选代表即使各方面表现理想，校方却说有关学院没钱继续聘请他而无法留任，再到普通话政策引发学生跟语文中心员工冲突。凡此种种，不能尽录，是否已经或起码是可能损害大学的声誉？以钱大康为首的大学领导诸君，又是否该受到应有的处分？为人师表若“待人以严，律己以宽”，又如何令莘莘学子口服心服？
RFA